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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困扰的是我所过的这种双重生活，白天我是一个受人瞩目的议员，晚上我是一个快乐的情人，周末我又必须强颜欢笑地尽一个丈夫的责任。” 桑塔那钓鱼回来了，我对他只字没敢提去Disco的事情，否则，他一定会把我撕得稀巴烂。我的生活又恢复到以往的平静，我盼望着有些什么事情或是结识些新人，能给这种一成不变的生活带来新的冲击和刺激。这一天终于到来了。这天，桑塔那下班回到家中，他疲惫地坐在沙发上，将一个信封放在了茶几上：“快打开看看，你一定感兴趣。”他指着信封对我说。我打开一看，是一张请柬。“这有什么新鲜的，这类请柬我们收到的太多了，无非是参加某国使馆的外交酒会。”我心里暗自想着，一边读着请柬上的内容。当我看到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西大使馆几个字时，我的心开始激动了，我大叫起来： “下个星期是中国的春节，使馆邀请我们去参加春节酒会。”来到巴西后两年多，我从未读过中文的杂志或报纸。甚至连讲中文的人都几乎没有，更不知道哪一天是我们中国人的春节。我难以掩饰自己的兴奋，虽然离酒会还有整整一个星期，可我早就迫不及待了，每天都在思考着我将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型去参加这非同寻常的活动。 酒会的当天，我始终犹豫不定自己该穿什么，望着挂满一柜的衣服直发呆，桑塔那站在穿衣镜前试着两条不同颜色的领带，我有些绝望，不得不向他求救： “亲爱的，你能不能告诉我穿哪件衣服更好看？” 他看也不看我一眼，继续对着穿衣镜系着他的领带： “穿红色，中国人喜欢红色，尤其是春节的时候。” “红色？” “嗯，红色。” “对，红色！” 我冲到衣柜前，毫不犹豫地取下那条鲜红的连衣裙，这是我前不久刚刚订做的，一次都没有穿过。我把它套在身上。这裙子的款式有点象旗袍，是我自己设计的，长长的裙子拖到脚面，上下都很贴身，可以勾划出身体优美的曲线。显得十分典雅端庄。 为了不迟到，我们稍稍提早离开家。一月的巴西正是盛夏，虽然气温较高，但晚上却很凉爽，我特意将车窗摇下，任凭晚风尽情吹拂着我的长发。今天我的心情太好了，就象一个远嫁的媳妇初次回娘家的感觉。 中国大使馆真大，正面看很象毛主席纪念堂，而里面就像是一座宫殿，金壁辉煌富丽堂皇，几盏大宫灯挂在进门的大堂，迎面是一幅巨型画，画的是万里长城。两旁一边放着一个比人还高的大花瓶，好不气派！走过大堂，是一个宴会厅，已经挤满了人，男人们都西装革履，女士们也都穿着不同款式的晚礼服，大家都轻声细语地交谈着。几个训练有素的巴西小伙子手里托着酒杯彬彬有礼地招待着宾客。这里面也有许多中国人，看他们的装束就知道是这里的老华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对服装还不是那么讲究，最容易识别的办法是，看到穿着不合时宜的中国人，十有八九就是大陆人。 一九九○年初我第一次回国，在北京中医研究院学习针灸。当时看到街上那些穿着人时的北京人，令我惊叹不已：中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我离开的这五、六年的时“间里，它让我震惊、欣慰、自豪和感到陌生。 我和桑塔那刚一走进宴会厅，许多人都向我们投来了惊异的目光，大概他们很少在巴西看到这么年轻又穿着人时的东方女子。 我从身边的服务生手里的托盘上拿了一杯酒，我不喝酒，这只是在外交场合装装样子而已。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这高脚杯里到底装的是什么。 “桑塔那！”一个四十开外，官员模样的中国人向我们走来。 “李先生！”桑塔那也兴奋地叫道。他们热情地握着手： “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桑塔那不停地用手拍着他的上臂：“你什么时候来巴西的？” “有三个月了。”说着他赶忙从口袋里掏出名片，郑重其事地递上来，桑塔那双手接过名片，认真地看着： “你现在在使馆工作，也就是说你将在这里工作四年，太好了，什么时候来我家里做客。”说到这里，他才想起站在一旁的我： “噢，对了，让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太太。也是你们北京人。”按照巴西人的习惯，男女只要生活在一起就以夫妻相称：“这位是李先生，使馆的官员，我们过去在北京时就认识。” 李先生十分礼貌地同我握了握手，并补充道：“当时我去巴西使馆办签证，桑塔那正好在领事部负责签证，他很友好，给了我许多的帮助。”他看看我，又看看桑塔那：“你同中国真有缘，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现在又娶了一位漂亮的中国太太，将来再生一个中国孩子，真可以算一个地道的中国女婿了。”他们正说得起劲，一个个子不高头发修剪得很短一身白衣白裤看上去象南方人的中年男人走向李先生，他满脸带着笑容，两手双扣在在胸前摇动着，嘴里不断地说着：“李先生，过年好，新年快乐！”李先生也以同样的方式回敬他： “顾医生，恭喜发财！” 望着眼前的这位“顾医生”，从他讲话的口音里，我猜到他大概是江浙一带人。 他看到了站在李先生旁边的我，“哎，第一次在巴西见到这么漂亮的小姐，一定是我们大陆人。” “对，我是北京人，来巴西两年了，这位是我先生桑塔那。在巴西外交部工作。”我一口气介绍完了，免得他多问。 “噢，听说了，早就听说一个中国女孩嫁给巴西外交官，可就是没见过，今天终于认识了。”他脸上总是兴高采烈的，嗓音也十分洪亮，看得出来他是一个风趣、幽默、性格开朗的人，他随即递上了名片，上面写着： 中国中医针灸诊所，顾医生。 “你是中医师？”我好奇地问道。 “对，我是上海人，来巴西不到两年，在这里开诊所，我们家祖传中医。”他很不陌生地拍拍桑塔那的肩膀说： “以后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就来我诊所看病，包你针到病除。” 桑塔那说：“我在北京时看过扎针灸，看到那么长的针扎到肉里，我有点怕，所以从没有试过。” “你不必怕，在我的诊所里，我会让你安安静静、服服贴贴。”他夸张地用手比划了一个匕首那么长的距离：“用这么长一根针，从你的头顶扎下，再从下巴取出。”我们这一群人的笑声盖过了一切，顾医生一家成了我在巴西来往最密切的朋友之一。也是带我走进中医这个神秘大门的领路人。 自助晚餐开始了。望着长长的桌上摆满的精美的食品，我早已垂涎三尺了，我好像已有很久很久没有吃正宗的中餐了。平时在家里，我都是凭我的想象胡乱做，只要桑塔那不提出异议，就万事大吉。这里的中餐馆做的也是巴西式中餐，以至于后来我每次在家请客，只要是请中国人，我就做巴西饭，如果请巴西人，我就露一露我做中餐的本事，反正他们也吃不出好坏来，这叫扬长避短。 我坐在那里贪婪地吃着盘里的食物，肚子好像一个无底洞似的，装多少也填不满，完全忘记了我给自己制定的减肥，保健计划。一个个子有一米八五左右。五十开外的男人走到我面前，他一头银灰色的头发，梳理得很有型，一身藏蓝色的西装配上淡蓝色的领带，显得很讲究和得体，他的举止优雅，体态也没有老人的臃肿，面部表情和善，五官轮廓深刻，看上去有点象欧洲人。 “小姐，对不起，打扰一下，你身旁的座位有人吗？”他的声音低沉，洪亮有磁性，字句平稳，柔和有力。从他这句话里我断定他是巴西人。 因嘴里塞满了食物，我只是对他摇了摇头，并示意让他坐下，看到他手里只拿了一个高脚杯，我狠命将嘴里的东西咽下去，这才开口： “你不吃点什么吗？”他微微笑了笑，说：“我已经吃过了。我吃饭的速度很快，在别人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吃完了。”他又往嘴里送了一口酒。 “你不喜欢吃中餐吗？”我象审问一样。 “很喜欢，我去中国的时候吃了很多的中餐，最让我喜欢的是炸春卷，外面脆脆的，里面软软的，今晚我一口气吃了8个春卷！中餐里最难吃的你猜是什么广我睁大眼睛看着他，认真地听着：“就是在北京吃的黑鸡蛋。” 我被他一时搞蒙了，中国哪里有什么黑鸡蛋，他看我迷惑不解的样子，继续补充着：“就是那种每餐饭第一盘端上桌，切成一块块的，里面又黑又绿黏呼呼的蛋。”噢，现在我终于搞明白了，他说的是松花蛋，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什么黑鸡蛋，世界上哪里有鸡能下出黑色的蛋，那叫松花蛋。” 他一边笑一边认真地说：“是啊，松花蛋也是鸡蛋做成的呀，你有没有听说过世界上有叫‘松花’的鸟类动物？”我们俩笑得前仰后合。 “对了，你去中国干什么？”我继续审问着：“该不是专程去吃春卷吧？” “不，两年前我随政府代表团去那里考察。”他顺手递给了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 “巴西国会议员罗伯特”，我望着这位平易近人的国会议员，想起了国内的那些高官，他们总是板着严肃、高傲的面孔，讲起话来也是慢条斯理，声音拉得很长，让人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感觉。我从小在学校的时候就怕和领导打交道，他们那种严厉不可一世的目光看得我心直发虚，所以，每一次见领导总让我下意识有一种犯了错误的感觉。 “你来巴西几年了？”他问我。 “两年多。” “两年多葡语讲得这么好。”他惊讶地说。 “谢谢！我有一个巴西的男朋友。”我用手指了指站在远处正和几个中国人谈得火热的桑塔那。 “噢，难怪，你有一个全天侯二十四小时的葡语老师。”我们俩全笑了。 从这以后，我和罗伯特成了很要好的朋友。我们时常一起吃饭，听音乐会，有时他也来我家里做客，吃我做的那不三不四的中餐。他和桑塔那也常常为不同的政治见解而争得互不相让。听桑塔那告诉我，罗伯特是巴西的首富，前几年任巴西的商业部部长，后竞选为国会议员。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和他有这么大年龄上的差异，而我们却能谈得很投机，尤其是他对古典音乐的爱好和理解，更把我们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就象老朋友一样总有讲不完的话题。 一天，我正在店里工作，快要收工了，我正清点着账目，罗伯特打来电话： “晚上有空吗？我请你和桑塔那一起吃饭。” 我看了看时间，已是晚上七点钟。 “恐怕不可以，桑塔那去了里约热内卢。我也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结束。” “没关系，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过一小时后我去接你。” 一小时后，他的车准时来到了我的店门前。他从车里径直向我走来，手里抱着一束鲜花。旁边酒吧里喝酒的人们还象往常一样大谈着政治、经济和足球。突然，他们看到了罗伯特，每一个人都露出惊异的目光。罗伯特在巴西的知名度是很高的，他不仅仅是一个曝光度极高的政客，还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大富翁。没有人相信罗伯特会光顾我这个平平常常的小礼品店，更让他们惊讶的是：我这个从中国来的小黄毛丫头居然被大富豪恭恭敬敬地请上了他的豪华汽车。我心里当然知道，酒吧今天整个晚上谈论的话题将会是什么。 司机将车停在了湖边一家高级法国餐厅。餐厅里很幽静，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每张桌上都放着一个精美的蜡烛台，乳白色的盘子和银制的刀叉按顺序整齐的摆放在桌上。白色的窗帘垂挂在一扇扇落地窗的两侧。最引起我注意的是餐厅的中间摆着一台白色三角钢琴，琴师正弹奏着优美的法国乐曲。带着领结身着白色上衣的侍者为我们送上了菜单，并点燃了蜡烛台上那支白色的蜡烛，我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洁白的世界，那么纯洁、清新、幽雅和宁静。 罗伯特今天的话不太多，他好像有心事，眼睛里有许多话要讲，可他却什么都没说。 “你今天是怎么了？有什么不舒服？如果你信任我或是认为我可以帮助你的话，就痛痛快快地讲出来，别忘了，我是你的朋友。”我们双方已经习惯了这种直率的表达方式。他停顿了片刻拿起酒杯，喝了一口法国红葡萄酒，这才开口： “做一个有钱人不容易，当好一个政客就更是难上加难。我每天的压力很大，我的一切都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很难有隐私，我的生活是公开的、虚假的，因为我面对的是一个国家。有时我真羡慕你，真希望能象你这样自由自在、快快乐乐地生活。” 我始终不明白他到底想对我说什么，只是静静地听着。 “你也知道，我的家在圣保罗，工作在巴西利亚。每星期一早上我都要坐一个小时的飞机赶来上班，星期五下午再飞回圣保罗。我也想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我从未做到，在这点上我一直觉得有愧于我太太。”望着眼前的这个温和的男人，我简直不敢把他和电视里看到的那个义正词严、锋芒毕露的罗伯特议员联系在一起。 “我和我太太早就没有感情了，但我们必须在一起，因为在众人的眼里，她是被大家所认可的议员夫人，这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我自己不能做任何选择。”他又喝了一口酒，露出一丝苦笑。 “可我也是人，象每个人一样，我也有痛苦、孤独的时候，我也需要有人爱，需要倾诉内心的苦闷。在巴西利亚，我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改变了我的生活，使我变得青春，变得有朝气。”说到这里，他的眼里放出一种异样的光芒。 “这姑娘是谁？”我问道。 “她是一个十七岁的大学生。” “十七岁？”我脱口而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年纪的女孩完全可以做他的孙女。 “对，十七岁！”他十分肯定地又重复了一遍。“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她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年轻了几十岁，心态象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他眼里充满了喜悦。 “既然如此，你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呢？” “最困扰我的是我所过的这种双重生活，白天我是一个受人瞩目的议员，晚上我是一个快乐的情人，周末，我又必须强颜欢笑的尽一个丈夫的责任。” “那你为什么会告诉我这些呢？”我不解地问。 “要知道，在商场和政界是没有朋友可言的，当我第一次见到你时，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你聪明、美丽、直率、独立、幽默，最重要一点，你有思想，不虚假又善解人意。一见到你，我就有一种早已相识的感觉，你同其它人不同，在别人眼里，我是一个有钱的议员，而在你眼里，我只是一个和你谈得来、可信任、能够称之为朋友的普通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很难得，也很舒服。”悦到这里，他如释重负的长长舒了一口气：“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这种友情，希望它能够长久的保持下去。” 离开餐厅以后，他带我去了他的公寓，这是一个环境优美，安静、别致的豪华公寓，房间很大，布置得简单但整洁，里面没有过多的装饰品，但看得出，每一样家具，都是十分昂贵的。想不到对一个象他这样有钱的人来说，却住得这么简单！我心里暗暗想着。我当时甚至有些怀疑他是否真的像别人说的那么有钱。几年之后，在我即将离开巴西途经圣保罗时，他带我去他家和他的庄园，他那宫殿般的豪宅和欧洲式带有雕塑、喷泉、楼阁、游泳池、网球场、足球场一眼望不到边的庭院，以及近二十位训练有素的仆人的确让我真真切切看到了巴西富豪的奢华。 “安娜”，随着他的声音跑出来一个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她的五官长得很精致，好像一个洋娃娃。 罗伯特为我们相互做了介绍，安娜是一个热情、开朗的姑娘，尤其是她的笑声，好像银铃一样，和她在一起，每一个人都会被她这种热情所感染。她总是象小狗看着主人一样用无限崇敬和爱慕的目光望着罗伯特。 “在圣保罗，我生活在舒适的宫殿里，可我不快乐，可在这普通的公寓里，我却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他无限幸福地对我说。 以后，我便成了他们这里的常客，安娜也把我当成了知己，对我无话不谈。有一次，我甚至好奇地问她： “你和罗伯特年龄相差这么大，难道真的有很深的爱吗？” “我爱他！”她十分肯定的说，“实际上他的心态比许多年轻人还要有活力，他既是我的爱人又象是慈父，这种安全感是我从同龄人身上所找不到的。” “这些我都能够理解，但是，”我的问题更尖锐了：“他能不能满足你的性生活？” “当然，他壮得像一头牛，在床上丝毫不输给年轻人，”她自豪地说。 作为朋友，我为罗伯特在晚年能找到自己的真爱而感到高兴和欣慰。我们的友谊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离开巴西去了澳大利亚，他都时常打电话到澳洲。但后来，因为我一次次的搬迁，生活也不稳定，我们就失去了联系。直到多年后的一天，我的一个在巴西的女友来澳洲玩，我才从她嘴里得到了一些有关罗伯特的消息。听说他在大选中失去了议员的职位，他不得不返回圣保罗，安娜大概是无法忍受孤单和寂寞，离他而去。他的太太也同他离婚了，他在生活和事业上都受了很大的打击。我的心顿时揪在了一起，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在这个时候他需要朋友，我必须给他打电话。”我脑子里所能想到的只有这一个念头。可我没有他的电话号码，过去他给我的号码，我在很久以前就试着打过，被告知已不存在。我该怎么办？忽然，我想起了罗伯特的朋友卡斯多尼议员，过去我们时常在一起，我们之间也很熟悉。我赶忙翻找旧的记事本，终于找到了他家里的电话。我试着拨着这个号码，这是我找罗伯特唯一的线索。我很紧张，拿着电话的手有些出汗。电话接通了，一个巴西女人接电话，不知是因为几年不讲葡萄牙语还是因为心情紧张，我讲话有些结巴： “请问这…这里是卡斯多尼议员的……的家吗？” 对方答到：“是的，请问您是哪一位？”我的心一块石头落了地，由紧张转为喜悦，讲话也比刚才流畅了许多： “我是克丽斯蒂娜，议员的朋友，从澳大利亚打来。” “请稍等。”不出半分钟就有一个洪亮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 “克里斯蒂娜，真没想到是你打来的电话，太让人兴奋了，你好吗？是在悉尼吗？什么时候再回巴西？”他一口气提了一串问题，我顾不得同他寒暄，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罗伯特的消息： “我一切都好，谢谢！今天去电话主要是想得到一些罗伯特议员的消息，你和他还有交往吗？最近有没有见到他？有他的电话号码吗？” 对方停顿了几秒钟，然后声音低沉地说：“他死了。”电话听筒险些从我手里掉下去，我不相信这是事实，卡斯多尼议员又肯定的重复一遍：“他三个月前死于车祸。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他大选落选，太太又同他离婚了，他当时的情绪很低落和沮丧，相信他是在情绪波动的时候开车以至于引起车祸。真的很遗憾。” 我的脑子里嗡嗡乱响，没有任何头绪，泪水也布满了眼眶，我匆匆与卡斯多尼议员在电话里话别。那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觉。罗伯特那慈详的微笑总是在我眼前浮现。我后悔当初因为忙于生计没有随时同他联系，懊悔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没能给予他帮助和安慰，想不到当年曾经那么风光的国会议员罗伯特，却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我不敢再想下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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