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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那个异乡女孩儿如何描述未名湖之夜，林红的感觉我倒能猜出几分，她对我是彻底失望了，如果不顾及自己的涵养和风度的话，她准会管我叫“瘪三”。这种事情你能解释清楚吗？不能。何况我也他妈不想解释，我是说我的兴奋点变了，转移了，我得考虑一些比女人更重要的事情。那天夜里，我把家中存放的属于林红表达爱意的小东西一件一件收拾起来，装在一个塑料包里，打算在回头什么时间送还给她。我尽量不去看那些小玩意儿和字条什么的，因为心里隐隐作痛。我承认我很浅薄，我这人从来没有过什么特别深刻的感情，对爸妈没有，对姐姐没有，对其他人没有，对林红也没有。即使我们在一起最忘情的时刻，我也会忍不住突然冒出这样的念头：这个上海姑娘是不可替代的吗？我并不能很肯定地回答说是。所以我根本不相信海誓山盟的把戏。嘿，说那些鬼话简直是疯了。林红离开我我可能会痛苦几天，但为时不会太长，而且痛苦的原因大概是由于狭隘心理作祟，比如胡乱想象这个和我好过的女孩儿又和另一个混蛋男人好上了什么的（此时我正在忍受着这种煎熬）。我是说我的痛苦直接来自于那个我想象出来的混帐男人。想到这一点，我觉得很无聊。世界上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东西，身体会变老、变坏，连地球也会变老、变坏，总有一天，“轰隆”一声巨响，一切所有都将变成齑粉。每每想到这些，我的身体就会感到格外虚弱，觉得这一辈子怎么过都他妈无所谓。说老实话，我选择退学也跟这种心情有关。我想我总得他妈的能抵挡点什么，比如北大文凭。这很具体。决定退学那会儿是我这前半辈子最坚强最自由的时刻（有解释癖的家伙们会说我有心理障碍随丫怎么说去吧）。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与我无关，我就是要退学。我这人从来少有什么明确的人生目标，也不相信人间有一条所谓“进取”的正道。你越给我讲文凭如何重要，高等教育如何重要，我心里就越烦。在我看来，高等教育也许不过是把人培训成某种社会机器比较合用的零件而已，而焉知这种从教育得来的所谓智慧不是一种残疾？社会这类东西太抽象了，我无法确定它是个什么东西，我只能对我自己负责，如果我想活得稍稍真实一些，我就得亲自动手解决自己的内部困难，而不是借助别人的看法或某种存在于无形之中的既成的手术刀。我必须亲自动手。我决心用自己的力量把这些事情摆平。我无意做一个图谋反叛什么的个性化人物，我只想忠实于自己的感觉，听命于自己内在声音的召唤。嘿，下一步我要痛痛快快地玩上几天，然后泡到北大图书馆读一暑假的书，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兴趣，想读什么读什么。等下学期一开学，我就找一份工作，干活吃饭，争取早日获得经济独立。我还不信我他妈退学之后还非得变成大傻瓜不可了。人人都被告知：我们目前处在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 我就这样靠墙坐在地板上一根接一根抽烟，咬牙切齿地想事儿。想到后来我都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天底下最坚强最有理性的人。可当我无意间看见桌上摆着的我忘掉收拾的林红的照片时，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精神世界一下子彻底坍塌了，我的不争气的泪水夺眶而出。情感的力量骤然间占了上风，我几乎不能自已。我摇摇晃晃地挣扎着站起身，抽泣着拿起林红的照片，泪眼模糊地看着她那凝固的不真实的笑容，心都要碎了。过去的一切全都像幻影般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林红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又都变得那样亲切、可爱，我甚至闻到了她身上特有的那种温热清新的诱人体香。那一刻我真觉得自己失去她肯定活不下去了。我开始大声对着照片向她哭诉起来，我反反复复地告诉她我是多么的爱她，我是多么的亲她，我决心要用十年的长度赞美她的脸庞，十年的长度赞美她的小手，再十年的长度赞美她的纤足……直到彻底老死为止。有几次我抽噎着几乎说不出话来，满腹的委屈噎得我直喘粗气，一霎时我突然又变得冷酷起来，横眉立目地指责林红如何负心、如何势利眼、如何庸俗、如何小肚鸡肠……后来，我用铁一般冰冷的声音训诫自己：惜香怜玉诚可悲，好男儿志当存高远……折腾到最后我渐渐平静下来，瘫软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那天夜里——我完全可以把那个夜晚命名为“徐庄浪漫受难不眠夜”——唉，那天夜里，我觉得我大概只睡了一分钟，就又被炸雷似的电话铃吵醒了。不过这小小的一觉使我的体力恢复了许多，我重又获得了正常的心境。我真是个疯子。 “谁呀？”我好不容易够着听筒，差点儿翻下床去。我几乎要烦死了。 “徐庄吗？这里是徐微。”是我姐从美国打来的，我要知道是她，就不接了。 “还懂中国人习惯吗？这里是徐微，”我对我姐的美国做派一向不感兴趣，“这里还是茄子地呢。” “你倒是挺有进步，”我听见徐微隔着千山万水在傻笑，“学会挑语病了。我打扰你休息了吗？” “废话，”我说，“你知道神州大地现在才几点？首长又有晚睡晚起的习惯，赶明儿我得找个秘书了。”唉，我真不愿意把退学的事儿告诉她。 “你过得怎么样，自己做饭还是在食堂吃？” “站着吃，”我说，提起倒霉的食堂我的头就大，“你怎么样，美国佬有没有给你气受？” “你可是越来越贫嘴了，”她说，“是不是失恋闹的？林红好吗？” “好，好，好极了，我们俩都准备到派出所登记了。” “北大有什么新闻吗？”这都哪儿和哪儿啊，从美国打电话回来就为了问问她的出生地有没有新闻。 “有，当然有，”我说，“北大校园里目前最流行的口号是：呸，西雅图！呸，纽黑文！” “那怎么还有那么多人疯了似的考托福？”她笑道，声音宽得跟太平洋似的，“我们学校又来了好几个北大的，其中一个还是咱爸的学生。” “那都是被北大开除的，”说到“开除”二字我的心猛地凉了一下，“我说徐师傅，”我有些不耐烦地说，“您倒是有什么事儿吩咐在下呀，美国电话实行免费了吗？” “你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我听见电话里有喧闹声，我的头脑里反应出英文词“party”，如今中文节目中“聚会”不说“聚会”，也动不动就“party”，真令人厌恶。 “唔，我想不起来，”我最怕别人让我猜日子了，十猜九不准，“您直说吧。” “真是没心没肺，”听声音她有些不满，但依然快活，“今儿是姐生日，你不向我祝贺吗？” “祝——猪你生日快乐，”尽管说的机会不多，这话还是挺上口，“我口述个生日蛋糕送给你吧，请笑纳。”唉，这回我可把徐微的生日记住了。这是怎样的一天啊。 “谢——谢。”徐微好象已经把蛋糕接住了，“你要跟哈里讲话吗？他就在我身边。”我听见听筒里“吧”地一声响，我知道这肯定是哈里的臭嘴在亲我姐。 “好吧。”我说，美国佬哈里是我的洋姐夫，尽管我不爱答理他，但我不想扫了徐微的兴。 “尾，虚壮，你好马？”妈的，我还浮肿呢。 “我好我好。”我简直哭笑不得，“你怎么样，哈里先生？” “我很好，你的借借和我都很好，请你不要刮念。”平心而论，哈里除了浑身多毛以外倒还算个彬彬有礼的家伙。 “不挂念，我姐她是大人了。” “我和你借借商量过，等你大学毕业后也到美国来读书，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呃，呃，我这句成语——说的——怎么——养？” “说的不错——谢谢你们的好意——不过我从来没有去美国的打算——你们那个破国家是叫美国吗？” “——什么？你说得太快了，我没有弄明白你的意思——”哈里“吭哧”了一会儿没话说了，我听见徐微在旁边乐。我忽然觉得孤独得要命。霎时间我非常想念我姐。 哈里说：“对不起，你还是和你借借说吧，再见。” “姐，你这不是让那傻瓜受中国罪吗，”我说我姐，“他的汉语怎么他妈的一点进步也没有？” “哈里最近在学斯瓦西利语，有点狗熊掰玉米。”徐微笑道，“对了，我告诉你一件事儿，我今儿也给爸妈打了电话，他们明天早晨会跟你通话。” “唔，知道了。”老天爷。 “你就不能对姐热情点儿？” “你叫我还怎么热情啊，”我嘟囔说，我一点谈话的兴致都没有了，接连打了两个呵欠，“我总不能啃电话线吧？” “讨厌。好了，那就这样吧，抽空儿给姐写封信，姐很想你。” “好吧。” 这真是一个漫长的夜晚。和徐微通完电话后，我再也睡不着了，双手扣着后脑勺望着天花板发呆。 我和我姐徐微相差六岁，她能唱样板戏，而我不能，我是说她在“文革”后期就已经记事儿了。跟她相比，我简直是一个庸俗的糊涂蛋。她从小聪明伶俐，而且头脑敏锐，喜欢读书，真可谓博闻强识，娴于辞令。她居然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她说她是上小学时背会的。我觉得我和她简直是隔代人。尽管我有时也能说几句人们熟知的语录和“文革”套语，但那不过是一种时髦的学舌。而她好象真的懂，我是指切身感受，不是单靠阅读得来的经验。对我来说，这个世界一开始就是“物质的”，只要你兜儿里有钱，就能买到上好的东西。她呢，当然也喜欢时髦的东西，但她总显得比我高尚一些，她的境界好象是与生俱来的，不管她做了什么，她总能让你感觉到她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这事很奇怪。跟她这种人在一起，你只配庸俗。 徐微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88界毕业生，学的是英语，在校期间结识了美国佬哈里，89年年末就同哈里结婚到美国去了。我父母没有干涉这起涉外婚姻，我不知道他们的真实想法。我倒是不同意，可我管不着。哈里是那种比较腼腆的美国人（这种美国人比较罕见，他们通常是恶棍型的），据说还算个青年汉学家，长的足有一米九十，但个子比较瘦，一点儿也不英俊，我真不知道徐微看上这个洋书呆子什么了。 有一回我当着哈里的面儿对徐微说：“你和他用两个字就可以概括：不般配。” 徐微不理我。 哈里却追着问：“为什么说是两个字，你明明说的是三个字？” 瞧，他他妈连最初级的幽默都不懂，还忝称什么汉学家。我自信我的英语水平不比他的汉语水平差，读的英文书不比他读的汉语书更少，可我要是到美国去，美国佬能冠我以“美”学家之名吗？不能。我敢说肯定不能。 呀呀呸，美利坚。 你要是见过徐微，一定会认为她是一个漂亮姑娘，我也一直这么看。所以我说她下嫁给美国佬哈里是一朵鲜花插在了洋粪上。但我比较烦和她谈话，她是那种爱讲道理的家伙，新名词特别多，好象她对世界万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我很容易被她蒙住。尽管你知道她说的不过是一家之言，但你最后还是被她的滔滔雄辩给绕进去了。我觉得她们那一拨儿学生都这样，雄辩是他们的通病。他们把自己罩在语言后面，害的你看不清他们的真实面目。对付他们这种人的办法只有一个：不搭理他们。那时候你再看吧，失去了争论对象的他们就会变得傻瓜一样无所事事，呵欠连天。 徐微被捉弄的时候样子最可爱，我偶尔想起她，脑子里总是浮现出她被捉弄后的样子，只有那时候她离你比较近。 有一次，我用很小的声音跟她说了一句话，故意让她听不见，她抬起头，问：“咹？” 我听到“咹”字，立刻上前搬起她的一只脚，用事先准备好的小锤子打她的脚底板。 她骤然间失去平衡大叫：“你干什么呀你？” 我便理直气壮地回答：“我问你安马蹄子吗，你说安！” 我真喜欢她那种失去语言优势后的样子。 唉，你倒是有个姐姐，可她在洋鬼子的地盘上生活，那就简直跟没有一样。你有时想在她面前犯犯混，可你却找不到她。说老实话，我心里很同情她，可每次看到她回国后那副充满优越感的面孔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真不知道她的幸福感来自何方。她太精明，太虚荣，对自己的切身利益算计的太有把握，林红和她的性格简直太像了。如果她知道我退学的事一定会把我骂的狗血喷头。从小她就管我叫“猪脑袋”、“一根筋”。 我几乎是忐忑不安地在等爸妈的电话。七点钟电话铃肯定会响起来。先是爸爸的声音：“徐庄吗，我是爸爸。”像外交官一样有理有利有节，也像他的板书一样横平竖直一丝不苟。接下来会问一些生活和学习上的问题，于平和公允中透着关心，几乎无可挑剔，但就是不让你感动。他会让你觉得他很尊重你这个儿子，大家都是平等的人，可这并不能使你感动，如果他的课子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同他在感情上保持距离，那他老人家百分之百成功了。妈和爸的唯一区别在于她管我叫“小庄”。即使在我最令他们失望的时候，她也不会泪眼婆娑地望着你说：“你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妈是为了你好”什么的，她最擅长的事情是循循善诱，换句话说，她老人家最善于把老生常谈梳理的逻辑分明，层次清楚。有时候我真怀疑我是不是他们的亲生儿子，和他们在一起我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强烈的情感热度。细想起来，退学这件事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邪恶的快感。除了自己热血沸腾敢作敢为的冲动之外，我也着实想让与我相关的人吃上一惊。我得做点儿什么让自个儿瞧瞧，我也得把自己弄得真正深刻一回。不过，要是现在让我把退学的事儿告诉我的父母，我可是于心不忍。他们到春节才回国呢，我可不想一下子把他们气晕在高句丽的讲台上。唉，我将来要是有了孩子，我一定要……嘿嘿，孩子？算了吧，徐庄同志，我笑我自己，您这一辈子结不结婚还不一定呢。即使将来一时糊涂结了婚，也不能要孩子。我如果要孩子那至少也得三个以上，我要让他们像土豆一样满地乱滚，像杂草一样遍地疯长。一个孩子？嘁，想想都替他（她）寂寞。我还是让老徐家绝了后吧。哥们儿只活一人一世。我这么胡乱想着迷糊了一会儿。七点零三十秒，电话铃响了。 “徐庄吗？我是爸爸。” 老天爷，我真想告诉你那天我是怎样撒了一通春秋大谎，可是现在我他妈全忘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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