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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旅馆在卡拉斯诺娃卡亚地铁站附近。这是张红卫、刘斌给我们在地图本上标好了的。据说莫斯科的出租汽车司机都对中国人下榻的几个旅馆地址记得烂熟。我至今仍保留着那个硬壳封面的小本子，附图上画满了圈点，我后来在很多地铁站都停留过。可刚到莫斯科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铺张，一直坐出租汽车活动。 我和吕齐第二天一醒过来，精神好了些，觉得老谢的面目也不再那么狰狞，他充其量也就是一老混混儿。我们几乎睡到了十点钟。老谢沏了一壶咖啡给我们喝，还准备了面包和黄油。我就着咖啡吃了两大块面包，感觉渐渐还了阳。 “你们可真能睡，”老谢说，“我打呼噜了吗？” “不知道，”吕齐边吃边摇头说，“谁还注意你打不打呼噜，——你平时打吗？” “打得厉害，”老谢说，“就为这，我老婆都不愿跟我在一屋睡觉。” “你也有老婆呀，”我笑道，“我还以为你是一老光棍呢。”嘿，我真不能想象老谢这种人也会有家室。 “岂止老婆，我还有两个儿子呢。”老谢说，问吕齐，“昨晚上你是怎么回事？怎么掉到床下了？我印象中你可是睡在里边的。” “我从小就有这毛病，”吕齐“扑哧”笑，“有一回晚上梦游我他妈冲锅里撒了一泡尿。” “以后睡觉得把你绑起来，”老谢说，一边嘿嘿坏笑，“免得你尿一咖啡壶。” “呸！”我一口把咖啡喷了出来。 心情正常起来看，老谢倒不是一个乏味的人，你甚至可以感觉到要不是我们有意不鼓励他跟我们交流，他还可能是个挺健谈的家伙呢。可我着实不想同这个老混混儿深交。我不停地在心里告戒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靠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自己。 吃完饭，老谢把我们送到路口，拦了一辆出租汽车。分手时老谢说，“回来时打个电话，省得扑空，我手里只有一把钥匙。” 我和吕齐敷衍着上了车，心想“白白吧您哪，”我可不想再回他这儿住了，我宁可挤在“黄河”旅馆。 司机是个年轻粗壮的小伙子，会讲几句英语，车开得飞快。我几乎一下子就转向了。公路两旁栽着壮茂的枫树，有的叶子已经变红，很是漂亮。沿途的建筑物却没有什么特点，也像北京大部分城区一样是整齐划一的规划住宅，而且显得破旧，呈一副衰败之相，只是楼与楼之间的空地要比北京大得多，绿化搞得也不错。我想起宋人笔记里的两句话：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氛所翳耳，心里突然有些难过。唉，你要是一味地执着于谋生手段，就没有那么多闲情可抒，生活的激情也会大大减少。 吕齐仰靠在车座上不停地绕动自己的手指训练灵活性，这家伙从来不放松益智健脑之类的活动。有那么一会儿我看着他，觉得他真好象是自己的血亲兄弟。 大约半小时后，司机在一座建筑物前面停下车，嘴里说了声：“OK。” 我们下了车，看到一幢破旧的四层楼，门口散站着几个皮肤黎黑状如瘪三的东方人。我和 吕齐面面相觑，感觉不大对头。我给司机点钱，吕齐前去打问。 “请问这是黄河旅馆吗？” 那几个家伙扭过头来，面无表情。 “诸位是中国人吗？” 还是没有人回话。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个家伙说：“vietnam。” 看来司机误认为我们是越南人了。 司机说了声“sorry”，重新开车上路，又带我们兜了半天圈子，才来到“黄河”。看样子这家伙是成心的。外国人到了北京也照样挨出租车司机的宰。这事并不那么稀奇。 “黄河”旅馆是一座六层公寓楼，建在一块低地上，旁边是一所中学，有很多十来岁的孩子在操场上嚷叫着踢足球。 旅馆门口出进着一些面目粗野、眼神冷漠的中国人，我不知道我和吕齐在这个时期是不是也给别人留下了这种的印象。 “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到啊，”一见面强子就说，“从你们住的地儿到这儿顶多半小时。”强子是个矮个子，长得非常结实，从小就是一副好勇斗狠的架势，至今分毫未改。 “甭提甭提，让老毛子司机给拉越南窝儿去了。”我和吕齐花插着说。 强子、张红卫、刘斌和几个不认识的家伙哈哈大笑，他们都有过被卸在越南窝儿里的经历。 强子说：“敢情东方人在老毛子眼里也是爷儿俩比鸡巴——一个鸟样儿。” 我环视了一圈，问：“大头呐？”我临来时他老婆托我给他带来一封信。 强子笑道：“大头出去打食儿去了。丫才不是东西呢。我给你们讲一笑话：上回我们俩回国，每人带了一条狗，我带了条京叭，他带了条沙皮，同包厢有一女的也带了条狗。验关时‘玻璃啐’打狗队一上来，大头就冲上铺努嘴——人那女的住上铺。‘玻璃啐’一下子就把那女的狗给翻出来了。问还有没有，那女的说没了，整个包厢就她一条。‘玻璃啐’不信，还翻。你们猜大头同志跟我悄悄说什么？还不把你那条狗献出来？我说凭什么呀，丫说我这可是沙皮狗。我说，嗤，贵贱也是老子花钱买的呀！” 大家正乐，大头抱着一堆吃食回来了，进门就嚷：“乐什么呐乐什么呐！” 强子道：“说你丫还不如一女的呢。” 大头笑道：“你们甭听他胡说，那都是他自己干过的事儿。”问我和吕齐昨晚睡得怎么样，我们说还行。 大头说：“回头让‘斯大林’同志给你们找只鸡卸卸火。” 见我和吕齐不解，张红卫笑道：“说的是这儿一‘鸡头’，留着撇小黑胡，长得跟斯大林同志一模一样。” 刘斌淫笑道：“莫斯科鸡真他妈浪，就爱让人嘬大奶。” 大头道：“那是你丫爱嘬。你也让她们嘬呀，别他妈净给祖国丢脸，八国联军的仇该报就得报。机不可失。”转头问我和吕齐，“我老婆给我捎信来了吧？” 我把信翻出来给他，说：“没想到你老婆跟你还挺磁的。” 大头摸索着信，乜着眼问我：“你们丫没少骚扰我老婆吧，——啊，趁哥哥我不在家？” 我笑道：“想倒是想了，主要是我们对鹌鹑不感兴趣。” 大伙儿乐成一团。 在家时我们把丑女孩儿按飞禽的形象分为五类，依次是猫头鹰、啄木鸟、黑乌鸦、麻雀，最后一位是尖头短腿窄脸肥臀的秃尾巴鹌鹑。 大头也笑：“操，这点儿小忙都不肯帮，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吕齐说：“你们俩好长时间没回去了吧？” 大头叹口气：“回去干嘛去呀。”吕齐还要问什么，我看见张红卫给吕齐使了个眼色。 强子往床上一倒说：“瞎逼瞎啦，我们俩输光啦，他大爷的，卡西诺（赌场）害死人。” 大头把老婆的信往床底下一塞说：“不他妈看了，明儿再说，反正也没什么好话。”问吕齐，“据说你数学不错，你说轮盘赌有没有概率上的猫腻？今儿晚上一起去玩玩儿？” 吕齐说：“原则上说常赌无赢家，人赌场就是吃这碗饭的。” 强子也在支着耳朵听，见吕齐这么说，骂道：“操，这话跟没说一样。” 张红卫问我：“老谢没起腻吧？” 我说：“他敢。”我掏出蒙古刀，“昨儿一夜我是枕戈待旦。” 张红卫道：“凭感觉老谢不是一恶人，咱还用得着他，赶明儿到机场提货正好让他给当个翻译。——你说当初咱怎么就没想着学学俄语？” 刘斌说：“刚才我和红卫把卢布兑成美子了，一比三百，没跟你俩商量，反正就这价儿。” 我说：“成。攥着绿钞咱心里踏实不是。” 说话间，门外突然进来一伙儿男女。为首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矮胖子，体态和凶蛮的模样真是我生平所仅见。矮胖子喘着粗气说：“给我点棵烟抽！” 强子连忙坐起身，递烟、点火。 矮胖子猛抽了口烟道：“昨儿晚上我被黑头发老毛子涮了！两只冲锋枪顶着我和那谁！两万多美子全他妈漂了！” 大头说：“护照呢？” 矮胖子说：“护照人没要，又甩给我了，一看就是老手！我操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集体的妈！” 一个装扮极美艳的女人圆展着腥红大口说：“抢！妈了逼除了抢没辙了！咱一出来北京治安太平了，咱他妈反倒在这挨了涮！” 刘斌悄声跟我说：“认识那爷们儿吗？” 我摇摇头。 刘斌说：“黄庄一带的，绰号蛤蟆。横扫北京多少年了。” 矮胖子又嚷：“强子大头你们给我瞧着点儿，看谁带的货多，抢丫的！我他妈真不客气了，爱谁谁！” 强子说：“甭急大哥，天无绝人之路。中午在这儿吃，炖着牛肉呢，还有几瓶二锅头，咱边吃边谈。” 矮胖子粗壮的胳膊断然一挥：“不吃！——你们给我瞧着点儿，过几天不制造点儿新闻我就不是蛤蟆！”说着气冲冲地朝门外走去，众人纷纷给他让路。 强子、大头、刘斌等送矮胖子——“蛤蟆”一行出去，张红卫对我和吕齐说：“不知道又轮到谁倒霉了，蛤蟆从来说到做到，听说都抢好几回了。他在国内蹲过好多年监狱，你想想他怕谁呀。” 吕齐说：“抢中国人自己吗？” 张红卫说：“当然。哪敢惹人老毛子？这是人家地盘。蛤蟆说的黑头发就是指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据说他们在莫斯科有地下组织，专门洗劫中国人。咱们提完货得尽快离开‘黄河’，另找出路，我他妈在这儿住天天提心吊胆。” 我说：“强子、大头他们情况到底怎么样？” “那俩傻逼！”张红卫自觉嗓门过大又赶紧压低声音，“那俩傻逼！”张红卫说，“他们早就知道莫斯科市场完了，也不通知咱们一声，害得咱们空运了那么多货——本来他们挣了不少钱，结果天天晚上去赌场，屡败屡战，现在基本上连本带利全捐出去了，他们的面前也只剩一条路了：抢。” 嗯，“黄河”旅馆简直就是一座匪窟。我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现在回想起那个杀气腾腾的地方，我都有点不寒而栗。可能在你的心目中“黄河”旅馆是一个比较豪华的所在，其实不然。从外边望去，这不过是一座灰秃秃的简易旧楼。而里面的设施就更为简陋。走廊两侧是用木板隔开的一个个小房间，水泥地面粗糙不堪，屋里横七竖八地支着几张吱呀乱响的破木床。在第一层楼的右手有一个仅能容纳十来个人进餐的小餐厅。管楼的俄罗斯泼妇不给点贿赂就不让你在房间里起火做饭。强子大头私藏了一个电炉子，做饭时时刻警惕泼妇的突击检查。楼道里天天晃着一些语言放荡行止粗野的中国倒儿爷，偶尔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俄罗斯地痞前来光顾。在“黄河”旅馆住的那两天，我甚至比在老谢处更神经紧张。人人都像一座一触即发的火药库。我自己也是。我真是讨厌这种生活。我想我真是个叶公好龙的家伙，我原以为自己喜欢过恶人的生活，以为只要气候适合自己也能成为一代枭雄什么的，我真是不自量力。我老实告诉你，你要是想堕落成一个心狠手辣无恶不作的歹人，可得事先好好估量一下自己的天分。我可不是吓唬你。我自己那点可怜的理论枭雄的胆气就是在“黄河”旅馆给吓回去的。那是一种非常粗野、质地极糙、毫无诗意可言的生活。在“黄河”旅馆住过的好几个人后来都出了人命，这事儿以后我再慢慢告诉你。 嗯，那天中午，就着著名的土豆炖牛肉，我们六人喝了一瓶北京二锅头（主要是舍不得多喝）三瓶伏特加。我喝不了混合酒，头有点晕，冲了个温水澡，昏昏沉沉地上床睡觉。他们几个想玩儿“敲三家”，逼着不让我睡，轮流进行骚扰。我差点被他们给折腾死。 强子说：“统共四张床，你睡了，我们怎么办？” 吕齐红着脸喷着酒气伏在我耳边劝导：“出国混事首先得克服睡眠坏习惯。” 大头、刘斌花插着说：“好你睡吧你睡吧，等你睡着了我们骟了你丫的，想清楚到底是除了根呢还是留着解解闷儿？” 张红卫理着扑克牌灭我：“不就是牌技臭点儿吗，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架不住他们几个折腾，只好爬起来：“操，怕你们怎地，不给你们点儿颜色看看不知道徐大爷长了几只眼。” 他们齐笑：“连屁眼儿仨。” 话是这么一说，我知道我牌技最臭，于是提议两红A带一黑桃A一拨儿，免得总受固定的埋怨。 吕齐知道我的心思，笑道：“颇有点儿自知之明啊。” 几把下来，果然输多胜少。吕齐牌打得极精，这家伙几乎记得住出过的每一轮牌，每每是我的敌方，我出牌稍一犹豫，他就诈唬：“打出他的隐私！” “人是贱虫，不打不招，着力打这厮！” 我被挤兑得只好嘿笑，几手好牌都被打飞了。最惨的一次我一人起了四张A，下剩一堆小牌，心里暗暗叫苦。连续的挫折已使我失去了作伪的从容和镇定，只出了两轮牌就被他们察觉，几个人做了个沟通的表情，异口同声地背诵：“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然后手舞足蹈地乐。 “乐得跟一帮小括弧儿似的。”我自知不敌，只好摊牌认输，乖乖赔给每人若干卢布，起身讪笑道：“你们几个玩儿吧，咱不是一重量级的，我承认我臭还不行？” 刘斌被我连累了好几把，没好气地说：“跟你丫玩儿也没劲，罚你旁边见习，你一睡大伙儿都得被传染。” 我说：“我他妈出去遛弯儿总成吧？” 大头起身说：“我也不玩儿了，跟徐庄遛弯儿去，你们四个傻子掐吧。” 强子牌兴正浓，摇头晃脑地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最后的分界就是看他能不能和工农大众战斗到底。少了你们俩，纯洁一大帮。好，你们两个臭大粪被开除了。”抽了口烟，又补充了一句，“出去注意点儿安全啊。” 大头说：“我们俩晚上直奔阿拉巴特大街赌场，你们到时候可得一准儿去。” 强子他们起着牌应了声。 大头是我姐初中时的同班同学，那时他就是个憨头憨脑的胖子。初中毕业他入伍当了三年武警，复员后在出租汽车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司机，而后辞职在中关村一带开了个小餐馆。我们上中学的时候经常到他那儿啸聚，因此混得很熟。无论从长相还是性格上看，大头都不像是个亡命之徒，可他后来在莫斯科干的那些事实在令人发指。现在我常常在梦中梦见大头，醒来后心情非常难受。我和大头去“遛弯儿”是我们俩此生最后一次单独交往。 那天，我们离开“黄河”，大头问：“你想去哪儿？”我想了想说：“去红场。”于是大头便领我下了地铁，因为坐地铁去红场非常方便。这是我第一次在莫斯科坐地铁。莫斯科地铁建筑简直就像地下宫殿。通道里有书报摊点，鲜花零售点，以及卖艺为生的流浪艺术家。我一进地铁甬道就听到一阵悠扬的小提琴声，我听得出是托塞里的《小夜曲》。我虽然音乐修养不高，但我也熟悉不少名曲。我父母都是音乐迷，唱盘里经常放世界名曲，我耳熟能详。 拉琴的是一位约摸十七、八岁的俄罗斯姑娘，身穿一套洗得发白的牛仔装，足蹬一双白色旅游鞋。一看便知那双旅游鞋是中国产的劣等货，因为鞋的前脸儿已经打了折，形成一道丑陋的黑线，这就是所谓的“星期鞋”。姑娘的脸非常出色，她侧着身拉琴，长长的睫毛低垂着，手指白皙修长，脸部的肤色柔美，健康，音乐仿佛是从她的身上自然流出的。你用亭亭玉立来描述也不足于形容她的纯洁美丽之万一。我一下子就被这姑娘的迷人气质给震慑住了。我敢肯定地说，她只要用眼睛撩上你一眼，你就会当场休克。姑娘的脚边放着一个小纸盒儿，里面放着一些小面额的卢布。我一时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抽出一张钞票放进小纸盒儿里。 大头看出了我的心思，他他妈笑了。他的笑使我有些尴尬。 “你怎么不给那姑娘点儿钱？”大头说。 “你以为我不愿意还是怎么的？”我说。 “你他妈真没劲。”大头冲我撇了撇嘴，快步向前走去。 我在原地愣了老半天，才转回身，从兜里掏出些钱放进姑娘面前的小纸盒，然后逃一般地离开了。我知道姑娘看了我一下，好象还微微点了点头，但我感觉很羞愧，不为别的，只因为她脚上穿的那双有折痕的脏旅游鞋，我他妈总觉得那双鞋是我卖给姑娘的。 在车厢里，我和大头相距大约有两三米的距离，我们没有交谈一句话。车厢里很安静，好多俄罗斯人一上车就将书报摊在膝盖上阅读。整个地铁火车仿佛是一个流动图书馆。 大头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身材也比较富态，他不说话的样子显得非常稳重，深沉，可你一旦了解了他，就会觉得他这副样子非常具有喜剧色彩。小时候我姐常给我讲有关大头的笑话，大头是他们班当年成绩最差的学生，有一次在作文里他擅自把“腹内空空”拆作“月复内空空”，在英文课上把“table”念成“忒拨喽”。想象着儿时的大头在课堂上的憨态，我险些笑出声来。 嗯，红场给我的印象是似曾相识，克里姆林宫的红墙，尖塔，莫斯科大剧院门前的雕塑马群，我都在许多图片中见过。我几乎觉得自己在这里不是生客，而且这些所谓名胜在我看来也不那么新奇。 大头带我到红场东侧的古姆商店逛了一圈。大头说：“这儿就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要什么你就敞开挑吧。” 我在服装店买了一身合体的西装和几件衬衣内裤，在试衣间披挂好，将旧衣服放在塑料袋里提着，焕然一新地走出来。 大头上下打量着我，笑道：“一副衣冠禽兽的样子。” 我说：“美国人到咱北京也就这感觉吧？” 走出人堆儿，大头说：“看看莫斯科这样子，平心而论，还得说咱北京好。你能想象人民币一夜之间贬几十个点吗？” 我说：“你还挺忧国忧民的啊。”我只是顺口这么一说，我对宏观局势从来没有什么概念。 大头眼一瞪：“操，当然啦！谁不念自己家好！”然后，叹口气，说：“说实话，我就不理解你和张红卫吕齐来这干什么。强子刘斌我们是废人，一辈子瞎混，完了，你们丫可都考上了大学，反而不念了，想什么？”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含混地说了声：“念书也烦。” 大头“嗤”道：“想钱是不是？我告儿你，钱是个蛋！我一晚上就输过五千美子！你们还没受过老毛子的欺负呢。操他大爷，我恨不得一个猛子扎回家去，我恨不得根本没来过鸟莫斯科！” 我想起了张红卫曾经跟我说过的话，便问大头：“那你事先为什么不劝我们别来？” 大头停住脚步，看了我一会儿，没有吭声。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过了好大一阵，大头说，“小时候有一次我们在外边玩儿，天刚下过雨，大家一齐往前跑，第一个人一脚踩进了泥里，不吱声，接着往前跑，第二个跟着踩进去了，也不吱声，第三个人也不吱声，直到最后一个人也陷了一脚泥，大家才停下来，哈哈大笑。” 我怔了几秒钟，醒过味儿来，不由骂道：“你们大爷。” 酒劲儿和大头的话一下搞得我非常伤感，对真切地呈现在眼前的异国风光丝毫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简直就是无动于衷。我觉得自己好象一下子触及到了冰冷丑恶的现实，我此行莫斯科不过是一出恶作剧中的受骗者，一艘愚人船上的呆傻乘客，一切冒险的激情都在瞬间统统化为了乌有。这真是个冷漠无情的世界。 缓步走进红场，脚底下高低不平的块几次险些把我绊倒。个体照相的莫斯科人向我们兜揽生意，我致以布礼（不理）。洒眼望去，正值列宁墓警卫换岗，两个全副武装的卫士迈着正步赳赳走过，夸张而无聊。一个衣衫褴褛的莫斯科汉子伸手向我乞讨“卢布里”（卢布），我漠然回答：“卢布里涅都”（没有卢布）不顾而去。我在心底突然向自己发问：我这是来干什么？感觉一片茫然。我的灵魂升至高空俯视着在红场上行走的肉体，觉得那是个可怜的小小爬虫。 傍晚，我和大头在麦当劳吃快餐，大头一直显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怎么啦？”我说，“把自己弄得跟他妈政委似的。”自从他说了那番话，我就不准备再跟他客气。 “没，没什么。”大头说，低头喝果汁，“那个地铁里拉琴的女孩儿使我想起了一个人。——你猜是谁？” “这我哪儿猜得出来？” “这人跟你有关系。”大头说，飞快地撩了我一眼，看上去还他妈有些羞涩。 “你他妈不是指我姐吧？”我忍不住笑起来。 “是你姐，”大头说，“你不觉得有点像吗？” “我不觉得，”我说，“一点也不觉得。” “我是指气质，”大头说，眯着眼笑，但样子并不猥亵，他他妈要是胆敢流露出一点下流的意思我准会扑上去扭断他的脖子。 “你姐从小就很出众。”大头真诚地说。 “你是不是从小就爱上我姐了？”我有意逗他。他那副样子实在好玩儿极了。 “我也说不好，”大头沉浸在往事里，“有一段时间我总是想着她，我第一次失眠就是因为——” 我连忙作手势止住大头：“别你妈说那么具体，别你妈说那么具体。” “真的，骗你是孙子”，大头认真起来，“我一点儿别的意思都没有，这事儿我没跟任何人说起过。” “那你跟我姐说过吗？” “你他妈借我俩胆吧，”大头笑，“说来奇怪，我那时候一见你姐就脸红，说不出话。” “我姐在家里倒是常提起你，”我说，“好象对你印象还不错。” “真的吗？”大头的身体可笑地挺了挺，“她都说过我什么？” “说你为人忠厚。” “这是骂我。”大头向后一仰，叹了口气。 “你姐比你强多了，”他突然还了魂似的盯着我说，“你姐比你强一万倍。” “那是忽然。”我打岔子说，“我们俩没法儿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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