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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怀着很大的希望来看短篇小说《“我的罪过！”？》的。但是，读完作品，我不禁产生一些疑问，出于同作者、编辑、读者同志共同分析、商讨的态度，不妨和盘托出。 市文化馆的刘煜在遭到了残酷的折磨毒打后，为了活下去继续同那些人斗，他制造“跳河自杀”的假现场，潜身逃到二百里外的农村，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回到家中，而妻子苏颀已经改嫁了。读者不能不问一句：刘煜在乡下十个月左右的时间是怎样度过的？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他长期蹲在殷大伯家，周围的群众知道不知道内情？粉碎“四人帮”虽然是历史的必然，但究竟什么时候能云消雾散，一般的人还不可能推断，难道一个心中奔腾着革命激情的青年就这样消极地等待下去？天空中阴云不散，他就永远做“隐士”了？ 小说中的女主角苏颀“为了胆小怕事，与世无争”，“本来是个缺乏主见而感情脆弱的人。”刘煜，作为她的丈夫，对自己妻子的性格，以及她承受痛苦的能力，应该有个基本的估计。但小说竟让刘煜最后说出这样的话“……后来他（把殷大伯——引者按）要来告诉你，被我阻止了，唯恐你知道我还活着，无法装出伤心的样子，如果被他们看出破绽来，对你更会施加压力，就只好让你委屈着生活了。”一个真诚爱着自己妻子的丈夫，难道会这样忍心叫她承受“失去”爱人的痛苦？事实上，刘煜假自杀而真逃跑后，姚群之流一直未停止对苏颀施加压力。好心的李二婶奉劝苏颀改嫁，“趁早离了刘家”，就可摆脱追查，这只能是善良的人们的心愿。我不是指责“改嫁”，而是觉得把“改嫁”和“摆脱追查”凑在一起就令人不可信了。 刘煜“自杀”后，姚群之流逼着苏颀读“批判稿”。和刘煜中学时同过学、后来与刘煜、苏颀成了邻居的“书呆子”陈逸成，回到家来“终于憋不住了”，他不冷不热地对苏颀说：“在批判会上少骂几句，强如哭得这么伤心！”接着又“一甩袖子，生气地跨出门去。”看来，他对苏颀所受的委屈是不理解的，更不会想到和苏颀的结合。这中间误会消除的关节点在哪里？作者没有交代。刘煜“去世”六个月之中，陈逸成回避“瓜田李下”之嫌，不大到苏颀门上来，尔后，“他们终于同意在国庆节结婚。”这四个月的时间内，一个“失去”丈夫的女子，心中的痛伤尚未愈合，惊疑尚未解除，重新建立新家庭的感情要求能如此急趋上升吗？如果说，这种感情要求可以谅解、同情，但小说结尾那种自然主义的处理：刘煜回到家，苏颀“抢先一步拦住他：‘先别进去！你听我说’……”刘煜什么都明白了，“他那微笑的脸顿时变得铁青、飞快转过身来，用责问的目光瞪着刚跨进门的苏颀。”这又叫人怎么理解呢？ 我们的创作要坚持无产阶级文艺的真实性原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物性格的基调、对人物性格发展的自身逻辑有个比较准确的把握，一方面需要清楚地了解同这个人物有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了解这个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形势；另一方面，更要深刻地掌握这个人物所处的具体环境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的罪过！”？》也许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一定的影子和原型的，然而艺术的真实并不等于生活的真实。为了塑造好典型形象，一般地说，应该把思维的着重点放在人物性格的揭示，而不应该偏重于情节的取胜上。《“我的罪过！”？》为了说明情节的合理性、真实性，作了许多垫铺、交代，这些垫铺交代基本不是从塑造人物出发的，而是为了自圆情节的。 根据以上的粗浅分析，我觉得《“我的罪过！”？》是一篇违背了真实性原则的作品。此意见妥当与否，请广大读者明察指正。 （原载《雨花》1979年第3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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