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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安徽大学中文系七七级同学对短篇小说《解瑛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在讨论中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认为，这篇小说通过解瑛瑶的悲剧，大胆地描写了爱情生活领域的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揭露了“四人帮”毁灭青年的罪行，主题深刻，形象比较鲜明；另一种认为，小说环境不典型，形象不真实，没有时代感，没有揭示出有意义的主题，不能给人以教育。主要分歧有三点： 一、关于解瑛瑶悲剧的根源。 部分同学认为，解瑛瑶的悲剧是“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正是由于“四人帮”实行愚民政策，搞乱了人们（特别是青年）的思想；颠倒了是与非、美与丑的标准，才使解瑛瑶这样纯洁幼稚的青年受骗上当，横遭凌辱而死；正是由于“四人帮”的包庇、怂恿，刘孺剑才能胡作非为，践踏别人的青春而逍遥法外。解瑛瑶的悲剧正是从一个侧面比较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一伙推行假左真右路线对于青年一代精神上的毒害和摧残。因此，从本质上讲，解瑛瑶不是自杀，而是他杀，凶手就是刘孺剑，就是“四人帮”。 另一部分同学则认为，解瑛瑶的悲剧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没有必然的联系。刘孺剑固然是“四人帮”的爪牙，但是他欺骗、侮辱解瑛瑶并没有什么政治目的。解瑛瑶本人有资产阶级恋爱观，她抛弃小陈，上了刘孺剑的当，这一责任主要应由她自己来负。她最后打了刘孺剑一记耳光，并不是觉醒的表现，而是绝望的报复。解瑛瑶的自杀不值得同情，是咎由自取，自作自受。 二、关于人物形象。 一种意见认为，解瑛瑶的形象是真实的，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她年轻、幼稚，工作认真，但缺乏社会生活经验和政治鉴别力。她本质是好的，向往革命，崇拜英雄，追求上进。但由于“四人帮”的欺骗性宣传，她对于什么是革命，什么是英雄分辨不清，上了刘孺剑这个政治骗子的当。象解瑛瑶这样被毒害的青年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并不少见。文艺作品描写这样的形象有一定教育意义。这部分同学在基本肯定解瑛瑶形象的同时，也指出作品对于解瑛瑶受骗上当的心理过程描写不够充分，因而显得说服力不强。这是小说的一个缺点。 持相反意见的同学认为，解瑛瑶的形象不真实。她开始很单纯，腼腆，和小陈关系密切；而在认识刘孺剑之后，突然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刘十分倾倒，对陈冷酷无情。这一转变令人难以置信。这只能说明作品开头描写的解瑛瑶的形象是虚假的，实质上，她和刘孺剑在思想上、作风上有某些共同之处。还有的同学认为，如果可以为解瑛瑶辩护，那么也可以为刘孺剑辩护，因为刘孺剑也可以说是“四人帮”的“受害者”。 对于刘孺剑，一种意见认为作品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他的政治野心、丑恶灵魂和伪君子面目，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四人帮”及其一伙的某些本质特征。小说对刘孺剑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激起了人们对“四人帮”一伙的强烈憎恨。但也有的同学认为刘孺剑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骗子并没有什么区别，不过是玛·哈克奈斯的《城市姑娘》中的勃朗特的翻版，他作为“四人帮”的爪牙的一些特征好象是从外面贴上去的，不真实，不深刻。只不过是“永恒的主题披上了时代的外衣”。 对于作品中的“我”即小陈这个形象，部分同学认为塑造得比较成功。他忠实，纯朴，富有正义感，对刘孺剑进行了斗争，他的苦闷、悲愤反映了在“四人帮”高压下一般青年的心情，具有代表性。也有的同学认为，在刘孺剑夺走解瑛瑶之后，小陈不反抗，不上诉，这不能说明小陈对解瑛瑶有什么深厚的爱情。有的同学说，小陈在爱情上失意后，只顾用埋头工作来忘却自己的痛苦，不去关注社会，这使人“怒其不爭。” 三、关于小说是否有时代气息。 一种意见认为，作者从前几年大量存在的社会现象中选择、提炼、概括出了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揭出了由“四人帮”所造成的社会弊病，对受害者寄予了同情，同时也批评了她的错误，目的在引起疗效。作品还描写了正面的健康的青年的形象。有比较强烈的时代气息，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另一种意见认为，小说没有反映广大人民和青年一代对“四人帮”的斗争，也看不到解瑛瑶周围的人们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反应，只写了环境对人的影响，没有写出入对环境的能动作用。这样就不能反映时代的主流和本质。小说给人以低沉、悲伤的感觉。我们要求的是悲而愤、悲而壮的作品。目前，讨论仍在继续进行中。 （原载《安徽文艺》1978年第1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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