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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庄子》，为向秀郭象所编定者，计有《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按，内外杂之分，一凭主观，既无逻辑为之差别，又无遗说为之依据，可谓注者之私识，无关庄生一书之弘旨。读者如不局促于西晋二君之藩篱，斯不当据为典要。即如《齐物》一篇，在庄书中独显异采，以文词论，徘徊幽忽，不似他篇之昭朗翱翔也。以思想论，决然无主，不似他篇之睥睨众家也。再以标题言之，《庄子》一书中，此篇之外无以论名者，自慎到荀卿吕不韦之前，亦不闻以论名篇，则此篇之可疑滋甚，此题之待证孔殷。无惑乎自北宋人发挥批评精神，此事遂为经籍批评学中一问题。 疑此篇名者自王安石始，（王说引见后代人书，原文今不可考见。）而王应麟等畅其说。《困学纪闻》（卷十）云： 《齐物论》，非欲齐物也，盖谓物论之难齐也。是非毁誉，一付于物，而我无与焉，则物论齐矣。邵子 诗谓“齐物到头争”，恐误。张文潜曰，“庄周患夫彼是之无穷而物论之不齐也，而托之于天籁。”（下略）（按，今本《柯山集》不载此语。） 又，钱大昕《养新录》十九云： 王伯厚谓《庄子·齐物论》，云云。（同上文所引，不重录。）按，左思《蜀都赋》，“万物可齐于一朝”，刘渊林注云，“庄子有齐物之论。”刘琨《答卢谌书》云，“远慕老庄之齐物。”《文心雕龙·论说篇》云，“庄周齐物，以论为名。”是六朝人已误以齐物两字连续，唐人多取齐物两字为名，其误不始康节也。 究竟谁误谁不误，今可考定，而本书作者亦可借此推求焉。 欲解此题，宜先究今本《庄子》为何如书。《世说新语·文学》章云： 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惟《秋水》 《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义遂零落。然犹有别本。郭象者，为人薄行，有俊才。见秀义不 传于世，遂窃以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乐》二篇，又易《马蹄》一篇，其余众篇，或定点文句而已。后秀义别本出，故今有向郭二庄，其义一也。 又《晋书·向秀传》云： 向秀……雅好老庄之学。庄周著内外数十篇，历世方士虽有观者，莫适论其旨统也。秀乃为之隐解，发明奇趣，振起玄风，读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时也。惠帝之世，郭象又述而广之，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又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云： 然庄生宏才命世，辞趣华深，正言若反，故莫能畅其弘致。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云，“一曲之才，妄窜奇说，若《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游凫》《子胥》之篇，凡诸巧杂，十分有三。” 《汉书·艺文志》《庄子》五十二篇，即司马彪孟氏所注是也。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类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其《内篇》众家并同，自余或有外而无杂。唯子玄所注，特会庄生之旨，故为世所贵。 据此，《庄子》一书后来以郭注为定本。前此诸家虽崔撰注二十七篇，向秀注二十六篇，司马彪注五十二篇，并著录于《释文》。向秀注二十卷，（原注，“今阙。”）司马彪注十六卷，（原注，“本二十一卷，今阙”。）并著录于隋志。崔向司马三家亦并著录于两唐书志，然《崇文总目》即已不载，陈振孙谓“向义今不传”，知先郭诸家均亡于唐世，或唐宋之际矣。今以现存各家庄子注对勘，不特篇卷无殊，即文字之差异亦复至少，知郭注既为定本，诸家从此沦没。今固不能见庄书面目于郭本之前，类书等所引《庄子》有在今本外者，必由唐人犹见司马本之故。（《御览》编于宋初，然实抄旧有类书。） 然郭本实删定本也。《释文》序录所引郭子玄语不见今本《庄子》注，意者当为《庄子》注后序，或郭氏他文，今不可考。此文谓“凡诸巧杂十分有三”，是郭氏本对司马氏本所删除者，十居其三。按释文叙录载司马本五十二篇（汉志同），郭本三十三篇，郭本正当司马本百分之六十三余，与郭氏删芟什三之数相合。所谓“《阏奕》《意修》之首，《危言》（或系《厄言》之误）《游凫》《子胥》之篇”，今皆不可见，是皆删之矣。且向郭二氏实魏晋玄风之中坚，文辞清华，思致玄邈，而考订之学，则非所论也。故上之不如汉儒之质拙，虽欲改窜而不能掩其迹。下之不如宋世朴学诸贤，如朱熹蔡沈王应麟，疑古辩伪可得其正。乃竟指挥由心，率尔编定，其失多矣。恐向郭之本不特篇章有选择，即词句亦有所删改耳。 又按《史记》庄子列传云： 庄子者……其学无所不阏，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按，《亢桑》，及《庚桑》当并是空桑之转。张守节《正义》以为《亢桑子》即今本《庚桑楚》，张守节生当司马本未亡时，此说当不误。其《畏累虚》一名，则司马贞《索隐》云，“按、《庄子·畏累虚》，篇名也。”是太史公所特为标举者，亦有为向郭所删落者矣。《庄子》一书，诚非尽庄子所著，然内外杂之分既不可据，向郭又非考定之才，其所去取，自是凭一家之爱憎而已。 今更进而论《齐物论》一篇之思想。齐物一篇，所论者甚多曲折，其文词又复张皇幽眇，诚不可以一言归纳之。然郭注颇得其要旨，其言曰： 夫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物莫不皆然，故是非虽异，而彼我均也。 此《天下》篇谓慎到“舍是与非”也。《天下》篇所云“决然无主，趣物而不两”者，齐物反覆言之，盈数百言，以多方作喻，其归则“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而“辩也者有不见也”，正《天下》篇所谓“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也。”《齐物论》更详申其义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至于“弃知去己”之义，《齐物论》中啮缺问乎王倪一节，所释最为明白，所谓“弃知”，并己之不知亦不知，并物果无知否亦不知。所谓去己，则罔两与景皆无所谓己，人之所美，则“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者也。凡此相同之点，无待列举。细以《天下》篇所述彭蒙慎到田骈所持义与《齐物论》比勘，自当觉其互为注脚耳。 儒家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非儒者务反是，以为物本齐也，乃有妄人儒墨者，自以为圣智，立是非，辩人我，于是乎不齐矣。以不齐齐其齐也，不齐，犹《庄子》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齐物论》一篇，在《庄子》三十三篇中，“块然独处，廓然独居。”文词既绝与他篇不同，思想亦不类。今以《天下》篇庄子所以自述者为准，知《逍遥》《秋水》诸篇最为庄子之本旨，所谓“外死生无终始者”《外篇》《杂篇》所载转多胜义。《齐物论》者，犹不免以齐为心，以齐喻齐，不若以非齐喻齐也，如是安得“上与造物者游”乎？故《齐物论》虽能“与物輓转”，而《庄子》犹以为“慎到田骈不知道”。 《齐物论》词句与《庄子》他篇偶同者，一见于《庚桑楚》，再见于《寓言》，皆抄袭齐物，无关旨要，盖后人敷衍成文者，此不足为齐物属于庄子著书之证，适足为《齐物论》混入庄学颇早之证。时至汉初，反儒墨用古之义及其认真之态度者，几皆托庇于黄老，于是乎《庄子》中甚多篇颇似为五千言作注脚者，而庄老之分乃不易见。慎到之学，当至战国末而微，以儒墨为对，自觉其近于庄氏，其混入亦复近情。今幸犹存《天下》篇，可据以探其异源耳。 《庄子》之学，在汉仅附《老子》而行，至魏晋则转以《老子》释《庄子》。吾尝以为老学凡三变，而阴阳养生神仙术数之比附者不与焉。其一曰关老，其义流行于战国末，乃道术之一派，如《天下》篇所述者是也。其二曰黄老，其义流行于盛汉，乃用世之学，君相南面之术也。其三曰庄老，其义流行于魏晋，乃与时俯仰之见解，衰代聪明自私之人之避世术也。（干宝《晋纪》总论，“学者以庄老为宗”，明庄学比老学在当时更居前列，魏晋玄谈，实以老释庄耳。）庄书虽称《老子》，并非老学，《天下》篇所论者可证。时至汉初，九流相混，庄义难行于盛时，遂成《老子》之附庸。太史公所见，乃当时之景象，一如班志叙墨家所释贵俭，兼爱，尚贤，明鬼，非命，尚同诸义，皆汉代墨者之义，非战国时墨学之真。自庄书之要义观之，此为庄学之衰微，然庄书正恐缘此而不失耳。在一派学术衰杀之日，其名犹盛，其理则识之者少，一切相干不相干者，从此附入，亦事理之恒然。人皆知《庄子》之名，而不识《庄子》之实，他家名稍逊者，若与庄义相邻，在无别择之时人观之，即为《庄子》书矣。然则汉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其中正可有他家书之混入，汉晋名贤无以识别之也。 今日考订古籍，仅可有《庄子》一书之问题，不可有庄子一人之问题。仅可以一篇为单位，不可以一书为单位。古者诸子著书，自吕刘诸家之外，多以篇为单位，集众篇以为一书者，后人之作为，每非著者及生可见之事。功出后死之人，或竟远隔数代，不能起古人而言之，即不能辨何者为原书，何者后录矣。庄子事迹，可考者少，其曾游稷下否，今不可断言（其不游稷下为章氏太炎臆说）。其真终身不仕否，今无术证明（见《史记》）。今日可得议而不辩者，只庄书之思想系统耳。 欲明此事不可不立一标准，标准惟何，《天下》篇所论者是也。《庄子》《内篇》七，固为魏晋名贤所重，然太史公所重者，乃在《渔父》《盗跖》《胠箧》。此由魏晋玄风，逍遥为胜。盛汉百家，老氏为先。各从其时，不关庄书之本。《天下》篇虽未必为庄生自作，然所举六派十一家恰与《荀子·非十二子》篇，《天论》篇末，《吕氏·不二》篇，及《孟子》所论者，大体相合，明其所述者为战国末诸子之形态，非如刘安司马谈所说为汉人之见识也。此《天下》篇早成之外证也。关老一派，慎到田骈一派，自后人观之，若不易分，而庄老之混，不特汉儒多作此想，即庄书本身亦每现此象。然五千文具在，不同《厄言》，道德义可据，无关《逍遥》。今庄书多篇竟若混同之水，而《天下》篇所示，乃为泾渭未合之上游，从此可知《天下》篇所示者，庄生之元意，虽《胠箧》《盗跖》，亦为后起之书矣。此《天下》篇早成之内证也。持《天下》篇为准，以别关老与庄氏，即可出《齐物论》于庄书矣。《天下》篇述慎到田骈之方术曰： 公而不当（崔本作党），易而无私，决而无主，趣物而不两，不顾于虑，不谋于志，于物无择，与之俱往。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骈慎到闻其风而悦之。齐万物以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载之，地能载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辩之。知万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选则不徧，教则不至，道则无遗者矣。是故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泠汰于物，以为道理。曰，知不知，将薄知而后邻伤之者也。謑髁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贤也。纵脱无行，而非天下之大圣。椎拍輓断，与物宛转。舍是与非，苟可以免。不师知虑，不知前后，魏然而已矣。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是何故？夫无知之物，无建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动静不离于理，是以终身无誉。故曰，至于若无知之物而已，无用贤圣。夫块不失道，豪桀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道，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 田骈亦然。学于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师曰，古之道人，至于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风亦然，恶可而言。常反人不见观，而不免于鲩（輓）断。其所谓道非道，而所言之韪不免于非。彭蒙田骈慎到不知道。虽然，概乎皆尝有闻者也。 据此文，则慎到著书，曾以齐物一篇为首也。所谓“马”者，谓首章，犹《国语》云“以那为首”。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 慎到，赵人，田骈，接子，齐人，环渊，楚人，皆学黄老道德之术，因发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论，环渊著上下篇，而田骈接子皆有所论焉。 据此文，则慎到著书，以论名篇其数凡十二也。合此两事，知《齐物论》者，慎到所著十二论之首篇也。 《齐物论》一篇中，仅末段见庄子名，然此段陈义乃与前文相反。此段中有云，“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前文乃云，“分也者，有不分也。”试取古卷子本看其款式，卷尾最易为传写者追加，此段之来源正当如是。 此篇除末节外，分作数章，皆为对语。最先最长之一章为南郭子綦与颜成子游之对语，此两人皆无可考。据下文南郭子綦名丘，颜成子游名偃，字子游。夫师名丘，而徒名偃，更字子游，俨然影射孔子与言偃。战国时，孔子与言偃，在儒家中最知名，荀子所谓，“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也。今乃仿其名号，改其主义，以为论议，甚矣慎到之吊诡，稷下先生之好事也！ 慎到之学见引于晚周诸子者，皆与前说吻合。兹列举如下。（荀子·非十二子》篇云： 尚法而无法，不循（从王念孙改）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 又《天论》篇： 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小，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 《吕览·不二》篇：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高注：“贵齐，齐生死等古今也。”） 今按，所谓尚法者，解见下章。所谓“不循而好作”者，仅谓其著书陈义，自我作古，是泛语，未能据以审断慎子思想。其谓“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者，疑谓在上位者，一任所凭之势以为治，无待乎辩贤与不肖，正如《韩非子·难势》篇所引慎到语“无以是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之不足慕也”。齐物之思想，若以之应用于人事，自必去是非，泯贤愚，而专用势。“上则取听于上”者，指似于居上者当取其力其自身所凭之势，“下则取从于俗”者，既不辩是非，等而齐之，自可顺俗为治。所谓“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者，但据本文颇不可解，观下文云，“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则易解矣。由《荀子》观之，慎子不能探本追源，以定是非，乃杂然并陈，以为万物皆可皆不可，群众对此，犹治丝而棼之，何所适从？故曰，“有后而无先，则群众无门”也。后者，众说之比肩，先者，原始之一贯也。 上文所释，诚非唯一可能之解。吾在此处所祈求辩证者，仅谓《荀子》此语与齐物，论为慎子义之一说不相违悖，非谓其相互证明，此中分际，不敢逾越。《慎子》书既号称十二论，齐物之外至少犹有十一篇，齐物固为道体之言，此外必有用世之论。以齐物之道论，自可有“无所归宿”之人事论，用势而不尚贤之政治论耳。 至于《吕览》所载，乃大可为吾解《齐物论》之证。陈骈即田骈（见汉志），田骈即与慎子同道齐名之人，庄荀论此一派，皆以二者并举。此语中所谓柔，仁，廉，清，虚，皆指抽象之德，不关政治之用，则所谓齐者，当亦如是。高诱注以贵齐为“齐生死，等古今”，不以为齐贵贱，甚得其旨。田骈既贵齐，慎到亦必贵齐，贵齐之义，正托于《齐物论》以传于今耳。 如此解《齐物论》，吾深觉其涣然冰释矣。然有一类事实，表面与吾说不合者，即汉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在法家，而今本《慎子》思想与《齐物论》既不相干，文词更绝不类，是也。 求解此谜，并非难事。由《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所示，慎到田骈乃一派之学，今汉志以田子二十五篇列之道家，《慎子》四十二篇列之法家，明二子之后世，学有变化矣。战国诸子，相反相生一传之后，本师之名号未改，此学之内容乃变，是以读其书者不可不论其世也。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子扶苏语，孔子为神仙方士所宗，据《非十二子》篇，子思孟子造为五行，据汉志语，墨以养三老五更为兼爱，以顺四时而行为非命。此岂所以论其朔耶？凡此持论者，皆据当时所见言之，既不可以为探本之谈，亦不便以为伪造之证。慎到田骈，在始本为一家之学，《天下》篇所著者其道论也。其用世之旨，政治之论如何，虽可略窥其端，究不能详考其说，惟既以绝是非摒知虑为说，自易流为任势尚法之学。意者十二论中先开其端，其弟子所记乃衍而畅之。道家之流为法家，本自然之势也。（汉志所谓道家者，虽以五千文为宗，实乃关尹老聃，慎到田骈，庄周列御寇之总名。）凡此慎田二子之支流，邻于法家引于韩非者，正是荀子所谓“尚法而无法”，汉志所以列四十二篇于法家者也。犹之自《文子》以降引《老子》言多出五千文之外者，因当时五千文之外，复有托名老子之传记，其书后世不传耳。且学风之变，动于时尚，成于利禄之途。在慎子田子时，世变未至其极，大国犹可安居，稷下先生开第康庄之衢，不治而议论，穷年清谈，块然可以为生。下逮战国末，交争之风更炽，利国之要求尤著，承师说者，自不能不迁竞时尚，以写新书，而资啖饭，于是解《老子》者，为申韩张目，承慎到者，助法家扬波矣。儒墨在汉皆曾如此承变，慎学在战国未容亦不免耳。然则韩吕所引，慎子后世书也。果汉志著录之四十二篇不绝，吾说当得直接证明。今幸道家犹著录《田子》二十五篇，高注以为“齐生死、等古今”，此中得其消息矣。（凡此所论详见拙著《变化的诸子》，未刊。） 至于今本《慎子》，不足深论。今行世著者二本，慎懋赏本最多，亦最不可据，其《内篇》已杂采群书，《外篇》乃纯系伪造，世有定评。守山阁本最谨严，然实辑佚之书，校以《群书治要》，多出者甚少，是此书之全佚久矣。凡此佚文，当在四十二篇中，吾所谓后世宗慎子者所写录也。 1936年5月6日 附记：余之蓄此说也，几近十年矣，人事鞅掌，东西南北，每思写出，而逡巡不果。本年5月2日，余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诸先生聚谈一室，涉及此书，乃发愤曰，“今晚回家写成。”于是尽二夜之力，成此一文。 此文写成后，同事陈钝先生为我抄录，因举《国学论文索引第三编》所刊山东大学励学社所刊之《励学》中王先进一文，名《庄子考证》，子目有《齐物论之作者问题》一项示余。适研究所无此书，立函山东大学索之。越一周，董作宾先生谓有此书，取而读之，知王先进先生所持之论与余说全合，即谓《齐物论》为慎到作，以《天下》篇为证也。（《励学》自题出版于1933年12月，惟首页有赵校长序，题1月10日，故知此书出版期当在1934年1月，或其后。） 余之初为人道此说也，始于1927年春，在中山大学教书时。1928年春，访胡适先生于其沪寓，谈中国古代哲学史之再版重写，因及此事。适之先生甚喜此说，勉以速写，哲学史再版时当引入也。其后适之先生见辄催之，如是二年之久，直至其返居北平之后，犹以为言。此外余又向同好者道之，如顾颉刚，冯友兰，罗膺中，罗莘田，丁山，容元胎及其他甚多友人同事，皆习闻吾说。在北大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亦每为诸生言之。其将此说写布者，则为顾颉刚先生。顾先生于所著《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一文中云：（载于《史学年报》第四期，1932年6月出版并转载于《古史辨》第四册，1933年3月出版。） 关于慎到，傅斯年先生有一很重要的发见。他觉得 《天下》篇中所云“弃知去己”，“舍是与非”，“块不失道”等义均与《庄子·齐物论》相合，而“齐万物以为首”一语，简直把《齐物论》的篇名也揭了出来了。 这是四年前他在谈话中所发表的。那时容肇祖先生亦举一证以证成之。他说：“《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慎到，赵人……著十二论’，齐物名‘论’，即是十二篇之一。”他们的见解都是极精确的。 按，王先进君文，未注明写于何时，然《励学》出版，既在《史学年报》第四期及《古史辨》第四期之后，再按以编者之“编后”，王君必预读顾文无疑：因“编后”引王君来信，自称“其材料是本诸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一段，在《古史辨）第四册三五七—八页，和罗根泽《老子及老子书的年代》一段，同书四四九页”。《古史辨》第四册刊于1933年3月，而王文自谓用其材料，则其写彼一文，必不在1933年之前可知也。《古史辨》第四册既为王君自认所熟读，所依据，而王君发挥《齐物论》为慎到书之一义，竟全不引同书中顾先生论此事之原文！然此亦不足深论也。 同年月19日 此意蓄之十年，以为不移之论，一旦写成，转觉可疑。《庄子·杂篇》中与《齐物论》之思想相应者甚多，不可以为偶合，然则《齐物论》之思想与庄生后学者相混久矣，《天下》篇所论，仅见其始耳。甚矣治学之宜毋意毋必也。 ——选自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1936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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