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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头放着冰心老人前不久给我寄来的信： 字早已写好，并已取走。我从没有练过字。但老舍是我们一家大小的好朋友，也就只好应命了。 这是由于北京新开的幽州书屋（经售老舍先生和当代在京作家的作品）托我请冰心老人题匾所引起的书信往还。当时，老人病愈出院不几天，文藻先生又住进了医院，为了那封求字的信发与不发，我是着实迟疑了两三天的。 谁想，“求知”二字竟写好了，并加了朱红的篆印。后来，幽州书屋把它镌制了，悬在书屋临街的门楣上，同胡絮青先生题的店名相映生辉。 为了面谢这一片美意，中秋之前的一个午后，我陪书屋的负责人一起去看望老人。 在清雅的客厅里，冰心老人含笑叙及往事： “老舍在美国写《四世同堂》后半部时，我们一家正在日本。每写到一个新的章节，他总是要在来信里告诉我们……现在，又从屏幕上看了他的作品。《四世同堂》，我们全家坐在一起看的……”说到这里，老人竟一时无语了。 哦，每次来访，都曾听老人追忆故旧，娓娓叙来，无不缀语成趣。而就在她那追怀往事，突然无语，欲又笑意依稀的神情里，聆听者所感悟到的，岂止是念旧的温煦而已。 “我的孩子们称老舍伯怕。称舅舅的有两个：一个是巴金，一个是赵朴初。”大约是想让气氛活泼一点，老人接着说，“早年我就对赵朴初说过，你是‘未着袈裟嫌多事，着了袈裟事更多’……” 说着，老人先笑了起来。 幽州书屋的同志递上一枚书屋监制的老舍纪念铜币。这枚铜币的设计者志远从旁说，“书屋准备为您也铸一枚，祝贺您今年十月五日的八十五岁诞辰。” 老人温和地笑了笑，说：“文学界比我值得铸币致意的，可多了，譬如巴金。已故的，就更多了。” 这倒让我想起老人曾对我说过的话：“与我同时代的人，应该追念的太多了。现在人们还记得我，不过是我活得长些，又赶上了好时候罢了。” 临告辞，我还托老人女儿吴菁在文藻先生病榻前代致问候，欲没想到，十月四日再到冰心老人面前为她“暖寿”之时，文藻先生已病故十日了。 老人一如往日，扶着那架美国友人赠她的助步器，来到了客室里，神色安详慈婉，也与往常没什么两佯。一种无以言状的宽慰之感，从我心底漾出，不觉间竟略去了慰问的言语，只说：“明天是您的寿日，我们今天给您暖寿来了。” 老人竟略含笑意，说：“那应该带酒来呢。” “哦，”老人这句微带谐趣的话，全然出乎我的料想。仓促间，我只好指着幽州书屋主人送来的那只小巧的插着新鲜月季的花篮，说，“您看，今天是以花代酒了。” 我问起老人的近况。“我还在写。回忆录，小品，都在写。《中国作家》准备继续连载我的作品。我常想，活着，就要做事，为孩子们，为后人……”临别，冰心老人望了望篮中鲜艳的花朵，含笑说。 哦，古人曾有“仁者寿”的话。而面前这位立于花气中的高寿者，竟这样地让我深感可亲，可敬——不只因为她的银发和慈颜，也不只因为她几十年力求与日同新、与时共进；更因为她寿愈高而愈见其怀抱。老人之所怀，可以说，其容也广，其情也深，其思也远！ 一九八五年十月四日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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