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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那是1948年的深冬。 已经有些天没听见炮响了，这消停劲儿倒引起了北平老百姓的不安。 “八路军”——抗战胜利好几年了，可“国统区”老百姓还这么叫——把这古城给围了有些日子了。连“要员”们想逃出这座“危城”，也只能在那片由东单大操场匆匆改成的临时机场上起飞。当局为了飞机的起落，把东单菜市场跟美琪电影院（现在的青艺剧场）之间一座私人诊所的楼顶都给削了去——每天从我就读的北平二中下课回和平门外的住处，一经过东单，就见那座楼，活像砍头示众一样。只要不停电，广播电台由王杰魁说的《七侠五义》照播不误；可时事，尤其是战况，却越来越空洞。几张“看家”的报纸，像《新生报》，版面更是一片苍白。 老百姓只能从城外炮声的疏密和远近中间去推测北平的前途，无从知道中共方面推动的争取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放北平八项条件的斗争，正悄悄地进行着。 节令过了腊八儿。城里入夜却还是一片漆黑。停电早习以为常了。老百姓家里也都习惯了老早地吃过晚饭，就摸着黑儿，守着个小煤球炉子坐着。大街小巷，更听不见早该陆续响起来的鞭炮声。 过了腊月中，前门外头西珠市口到虎坊桥一带，人们猛地听见小鞭儿“噼里叭啦”地响了起来。老百姓里竟传着这么个消息： “八路军打进了天津卫啦！” “那……北平呢？也非打不可吗？” 许是鞭炮声惊动的，我曾见梁家园分驻所一个巡警吓得瞪着眼跑出来问： “怎、怎么回事？” “瞧您问的，‘怎么回事’？要过年了呗！” 话音儿里，把个“年”字说得有滋有味儿。 过了腊月二十三，又见有人在虎坊路北口京华印书局门前头挑起成挂的大红鞭放了起来。渐渐地，从学校里的几个进步同学那儿知道，解放军就要进城了。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了。 那天一大早儿，我们几个同学，聚集在前门五牌楼底下，每人打着一面自己糊的小旗子——记得我举着的那面，是拿过年写春联儿、写“福”字斗方儿用的大红纸糊的，上头写着“庆祝和平解放北平”的字样。当时，“解放”可是个实打实的“新名词儿”。 连那家邻近五牌楼的“通三益”老字号干鲜果品铺，都在门前摆出了茶桌儿，大木桶里沏着茶水。热气从桶盖的缝隙里缓缓漾出来。 市民们也越聚越多了。不少是短打扮儿的，中间也夹着些穿长袍儿的。天气冷。一说话就冒挺白的哈气，挤到前头的多是些学生模样的。学生手里打着旗子的居多。老百姓就揣着手，有的人脚下一双毛窝还“哒哒哒”地跺着。 等了好一阵子，还没动静儿。我们几个就往南转移，见天坛西门外甬路口上人挺多，才停下脚步。 “听说，”一个煞着腰的短打扮中年人，站到人群里，跟旁边一个穿半大棉袄的老者搭着话，“听说队伍要进永定门？” “进永定门。”老者重复了半句，才又说，“人家也有‘诸葛亮’，人家懂。北京城自古以来，发兵出的是‘安胜门’，班师进的是‘永定门’。几朝几代的老规矩了。” “进永定门，好，好，”那中年人点着头，“永定……” 等到大队人马真从永定门开进来了，列在路旁的人群倒一下子静了，静得人们多少有些发愣。事后回想，那一阵愣神儿，或许是人们看见了那队伍的气势和领头的几个解放军指战员的神情。 有个大个子战士，戴一顶皮毛翻卷在外的军帽，红黑脸膛，笑着，朝路边的群众招手，一双眼睛眯得挺细像是那篇《地雷阵》里写的李勇。 有个中等身材的，军装特别整齐，浓眉朗目的，又透着稳健——像是那本《新儿女英雄传》里的牛大水。 哦，记得当时执教于北平二中的一位历史老师，荣天琳先生，曾给我提供了一个秘密机会，读了一批解放区的文学作品。此刻竟有机会跟眼前这些生龙活虎的战士“对号儿”来了。 特别难忘的还是从一辆缓缓行进的美制坦克的驾驶舱里探出身来招手的小战士，只十六七岁的样子，见我跟着坦克跑，就一猫腰又一伸手，把我拉上坦克，扶着我，让我靠在了炮塔旁边——我心里一动，猜想他小时候或许跟着王二小放过牛…… 队伍经过亿兆百货商店门前，不少群众送上茶水来。那小战士接过一碗，却递给了我…… 那天，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和平解放北平入城式那天，是一九四九年二月三日。 那天，不知有多少人，从欢迎解放军的群众队伍里学会一首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直唱到一条又一条小胡同里去，直唱来北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新春，真正的新春！ 一九八九年一月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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