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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这话大概是一九四八年了，我也早上了初中。记得有个四合院儿，七间的格局，两廊各有四间，也豁朗了些。我娘跟我，就住在北屋。过了垂花门，有个南屋，只好租了出去，那就说说这南屋也好。 南屋一共也是七间，两厢又各有东西屋。贾先生就住在这儿，联同着妻子——哦，也就是南屋偏西边，两间的样子。 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天天都去上学。至于到下午，女人们也打个小牌儿什么的，我就不知道了。有时候大概又是“三缺一”，没了法子。我娘么，是不怎么打的，一个人总是躲着。这也就要看看男人的了，可多一半儿是个老头儿。不说也罢。谁又想，那竟是个炉——宋朝的炉呢？哦，那也当然是后话。 我娘早起总要烧香祷告。我却只求神、不求财了。娘是香烟缭绕着；我呢，也只磕个头罢了。至于香炉，什么“康熙”的，或是“光绪”的，也就不大管。记得那时候是冬季么，天还不亮，我已经起了床。反正我也只跪下了事。那时候，当然还是香烟缭绕着…… 到了礼拜六，我吃了晚饭，过了垂花门，也打个“八圈儿”——无非是打个小牌儿么，记得我每回必赢，那回也是。本来么，就是一个冲。女人们也笑了，说是非打个“散”的不行。好，来就来吧。可偏偏的还是赢，有什么法子！等打完了牌，这位贾先生也出来了。 他的妻子重新沏了茶。贾先生就拉着我，笑着，说是“你看，真麻烦你了，有个炉，是宋朝的。能不能托你帮个忙……”说着，就将这炉打了开来。 打开一看，见是小小的，白白的，就是个香炉，还有三个爪儿，像没一道纹。 我说：“先搁到您这儿，好不好？” 贾先生就说：“也好。” 于是又说了会子话儿，我才告了辞。回来我告诉了娘，娘也没说什么，就都去睡了。 到了礼拜日上午，我穿了墨绿大衣，记得是美军的，也炫耀一番；又去取了那宋炉，来到东城的王府井儿。我进去了，记得是西屋么，就说了一回。人家看了看我，又看了宋炉，说是“您拿来吧”。人家把那炉打开，端着看了看；就在这时候，又过来一个人也瞧了瞧，包上了，到了里屋去。等回来却说，“这儿有个裂纹，不好办”。到了第二家，人家摇摇头，“炉好是好，可这现钱也……”剪断接说，我又去了另一家。“这儿不收了，您拿走。”……唉，这倒干脆。 我又来到廊坊头条。记得那是南屋么，也就进去了。刚好有位老先生，坐在那儿，舒舒服服的，正打盹儿呢。我却开口了，可他么，才睁了眼：“您找谁？” 我笑了，就又说了一遍。 他也笑了。于是打了开来，见是个炉，哦，还是个宋炉；又翻过来、调过去的，说：“还有个人，也要看看，您瞧是……” 我连忙说是“没关系，没关系”，却竟不知道该怎么好了。 “那您看，可就要麻烦您了。”见他去立了字据，又把条子给了我，也不免又笑着，“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对了，等到下午三点吧，您再来……” 回到了家，我先去见了贾先生，把立的字据放到这里。这贾先生还笑着，说：“那原是我岳父的，让你见笑了，”又说：“就在这儿吃个便饭吧。”他的妻子也说：“吃了再走。”我就说：“回去吃了再来。”回来一说，我娘也不置可否。 下午临走，贾先生把字据又给我包上了。 到了廊坊头条，已经是下午三点还要多了些。再一看，老先生早从屋子里出来了。 “抱歉，真是抱歉！”老先生哈着腰，又拱了拱手，“进来呀，您进来吧？” 我呢，就进去了。老先生也忙过来，一面仍是笑着，一面说，“抱歉了，您瞧，这要是不去仔细看的话，还真是看不大出来，这不是么，您瞧瞧，就这儿呢……” 没有啊，在哪儿呢？我也细看了香炉，可这不是挺好么！ “这不是就在这儿嘛，您瞧瞧这儿，有个纹，是不是？……对，对，真对不起，给您包上吧？那您看我那个……” 唉，我只好将这个字据掏出来，把宋炉又拿了去。 “回见，您慢走，慢走……” 回到他家里，我把宋炉拿了出来。他妻子苦笑着，就连贾先生也忙说是“算了吧。回头咱们打它个‘八圈儿’”！ 事情也就过去了。以后么，解放了，真的解放了。我也走了各人的路。 那是一九八二或者是一九八三年吧，我去了王府井儿。那时候正是人来人往的，真热闹；反正是那个人哪，就别提了。记得那儿有个金店，买卖金银首饰，还有古玩。到了高台阶儿，我进去了。再一看，屋里却没多少人。当时有个三十多岁的男子，高高的个子，微低着头，背着脸，正把东西搁在了柜子上。有人打开一看，哦，这是个炉——炉，什么炉，是宋朝的么？或许不是，也未可知。等打了开来，竟是白白的，小小的，还有三个爪儿，难道真是一模一样？我愣住了。也不知怎么，我回过头去，出了屋子，下了台阶儿，慌里慌张的，赶快出去了。一去就到了金鱼胡同东口，心里头竟是茫然着的。至于那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又是什么人，谁能知道！ 贾先生还在么？他应当还在。说到那炉，就是宋朝的吧？不管怎么样，我就站在了金鱼胡同口，怅然若失…… 一九九四年四月五日写于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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