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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是对自己说心放宽点。 ——题记 我看见一轮很大的粉红的月亮嵌在离地平线半寸高的蓝天上，地平线很低，只是一线蓝褐色，一个裸体的女人贴紧月亮站着，是个紫灰透红的背影，很丰腴迷人。这幅形式感很强的油画，创作意图是相当明确的，它是在表现母亲这个伟大的题材。这幅题名《月魂》的油画，参加了1988年底省美协举办的湖南省油画作品展览，然而在技巧和内容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评价。这幅油画现在就挂在我脑后的壁上，占了半面墙，画中的女人就是我母亲的写照。我这一生最敬重的就是我母亲。 我母亲出身于中农家庭，这种家庭的成员是想削尖脑壳往上钻的。我外公在世的时候就是这种人。外公长着一个尖脑壳，一双混浊的三角眼睛，还有一只小时候被老鼠咬过一口的烂鼻子。外公一心要攀权贵，丝毫不把女儿的幸福放在眼里，母亲长到17岁，外公就托媒人向本县一个有名的地主兼官僚说亲。那年我父亲已有47岁，而且既有正房又有填房，但对女人们有兴趣。父亲让媒人第二天带母亲去见见面，于是在一年后的一个秋天的深夜我呱呱落地了。母亲说我生下来时鼻子是黑的，后来才慢慢转红。算命的说我脸上有紫霞之气，长大将成个人物。这纯粹是为了取悦于我父母。 1949年夏的某个大雨滂沱的下午，父亲开着一辆敞篷小汽车回了家。他淋得一身透湿，从车上下来时整个脸是红的，头发不断地往下滴水，像只从水里爬出来的老猴子。他一进屋就盯紧我（当时我12岁），目光憔悴且凄然，同家里那只老黑猫一样。“光宗，”他说，“共产党就要打进长沙了，我们得走。”那时父亲仍是国民党的一个处长，当时奶奶还活着，不过已病得奄奄一息了。母亲一直住在乡下服伺爷爷奶奶（等于父亲是娶了个忠实可靠的女佣），不是母亲照料，奶奶早给病魔带进了地狱。我一直住在乡下陪母亲和奶奶，与父亲形同路人，当父亲那猫一样圆圆的眼睛盯住我说要带我走时，我果断地说：“我要跟妈妈奶奶在一起。”父亲绷紧他那张糖尿病患者的肥肥的红脸，“共产党会把你杀鸡一样杀死的！”父亲吓我说。我知道父亲的心情，他只有我一个儿子，他大老婆只跟他生了两个女儿，二老婆一个蛋也没下，我是他企图依赖的根。他的那双眼睛已经老得同蜘蛛网样的了，他还不断咳嗽，他盯着我时脸上那很肥的两块在焦急地抽搐。这是我父亲留在我眼中的最后形象。（这个形象很差！）父亲见我铁板一块，撬都撬不开，住了几天且同母亲吵了几天，终于开着那辆破烂的小汽车走了。临走前，父亲还最后一次问我：“你真的不跟爸爸走了？” 我点点头，父亲就转过了背，那背宽大厚实，留在我记忆的土地上好像一座远远的山，萦绕着一片哀愁的山岗。 1950年初奶奶死后，我和母亲便上长沙投奔我舅舅（舅舅当时在长沙坡子街开了家弹簧厂），舅舅告诉我们我父亲把他在长沙的那幢房子卖给了一个教书的（500块光洋），带着大老婆和我同父异母的二姐去台湾了。 我童年时那段生活就这么简单地交代一下吧。下面我要说说我前妻——尚青青。 1986年底，我们一些身在湖南的浙美同学在湘江宾馆搞了个同学聚会，由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同学资助组织的，我去了，尚青青也去了。吃酒的时候尚青青不断拿眼角瞟着我，那种眼光是让我很想体现出一点男人的气质的，我身上这套正宗老爷车西服帮助我恢复了自信，我注意到很多同学都穿得不及我讲究和不及我有男人色彩。在舞厅里跳舞时，我有一种预感，她会找我。如果我跳完第三支舞曲就告辞，像我走进舞厅的那一刻所想的，那我和她就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但我太想在她面前表现自己的风度了。 在跳第四支舞曲的时候，乐队刚奏起过门，她便从我前面几排的椅子上起身走来，白净的脸上挂着一抹生硬且凄然的笑容，“我们是老搭档”，她夸张地说。我搂住了她腰，我感到我的手和她的腰上散发的热气像浆糊样粘到了一起。“我们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她健忘地说。我说：“1967年我画毛主席像时，在你们局的食堂里，我们见过面。”“那也有8年了，”她一笑，“你没有显老。”“一个人不是想老就能老的，”我说。她的舞步起先有些松疏，有几下踩了我的皮鞋，但跳过几支舞曲后，她的舞步就轻快了，身体便随同舞步轻快地转动起来。在跳《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慢三舞曲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充满青春活力的大学时代。我不自主地搂紧了她，一种岁月流逝的伤感岩石般压在我心头。她看着我，那种眼神也是伤感，她把头缓缓贴到了我肩上，握着我的手很烫人。“你还恨我吗？”她猛然这么说。我说：“不恨。” 二十多年前的往事浪潮般扑到我怀里。我同尚青青结婚九个月后，一天傍晚她一脸土色地回来了，倒在铺上，脸上虚汗直淌。 我母亲问她哪里不适，她把脸狠狠地扭到一边不回答，母亲让我去问。母亲把我拉到厨房门口低声嘱咐：“你态度要好。这么大一个人要懂得体贴。”可是我也问不出任何一点东西来，她望都不望我。这事是有回我同她吵架，她自已翻出来的。她为了深深刺伤我，说：“你晓得呗，那天我去打了胎，我就是不愿为你生孩子。” 要不是母亲抱住我一条腿，那天我就会让她进医院躺半年。母亲被我气愤地推倒。可仍趴在地上死死箍紧我一条腿，“看在妈的脸上，不要打她……”我不能让母亲过于伤心。另一次是我去劳改农场后不久（她做了两次人工流产）。她坚决不为我生孩子，她曾愤怒地说：“我就是要让你们何家绝子绝孙！”语言够凶猛的！！ 我在1957年做了件违心的事，那时我在浙江美术学院读大学二年级，20岁，年轻然而没有头脑。当时我和另一个同学肖克勤部爱尚青青，当然还有人爱她，她那么美，脸上有一种一般女人没有的冷峻的光艳。肖比我讨她欢心，肖会讲，是班上的中心人物，总有一些同学乐意为他效劳。肖的《耕耘》在1956年举办的全国油画作品展览中荣获二等奖。肖太聪明了，于是有人恨他。 1957年新学期一开学，肖就写了份大字报，为李凡讲师鸣不平。李讲师是留法归国的华侨，因同一女生关系暖昧，系主任就让他到食堂卖餐票。肖的大字报直指系主任，并说共产党的作风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他还把秦始皇拉扯进来做文章，还谈到了孔子。这就是他走背时运的开端，我不过在他背后无意中推了一把。 我只能说我是个猪。 系主任开始调查肖克勤的言行了。他把肖周围的同学一一找到系办公室个别谈话。我是其中一个，那天我记得是落雨，风把门窗吹得叮叮哐哐响，屋里要开灯才感觉舒服。系主任让我在他对面靠椅上坐下，泡了杯茶递到我手上。他说他知道我出身不好，他说我能做到尊师爱友团结同学。然后他呷口茶，把茶杯轻轻放到桌上，很严肃地瞧着我话锋一转：“据有些同学反映肖克勤在寝室里大肆宣扬共产党狭隘，你当时也在场是吗？” 肖克勤这句话是这样说的：“我发现共产党里有些人有种狭隘的农民意识，容不得能人。” 当时寝室里有五个人。我把这句话的来龙去脉对系主任说了。 为了证明肖克勤为人正直，我把我们同来时在火车上的谈话内容告诉了系主任。肖的母亲在县城一所中学教书，校长是参加过平津战役的南下干部，但他是个管得极宽的老粗，就连年轻老师谈恋爱也要管，谁要是有轻视他的神色他在关键时候就找双小鞋给你穿。他在全校师生大会上专门谈他如何打仗，要不就谈他小时候如何害地主等等，就只字不提教学。肖克勤嘲笑地说：“这种人应该扛起背包回家种田。”后来这句话成了肖克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条罪状之一。“肖克勤希望党的好干部回家种田，其用心是要把老革命用生命和热血夺来的无产阶级政权交回到资产阶级手里去。”系主任在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接着猛拍一下桌子，“那还了得！肖克勤你站起来！”他咆哮道。 我愕然。肖克勤就坐在我前面。他的脸绯红如夕阳，他慢慢站起身，勾着头，瞥了眼我。 现在回想起来，肖克勤打成“右派”，我并没什么可内疚的。 在社会上混了这么多年，又工作了这么多年，阅历告诉我领导要整人就跟老师整学生一样简单，老师瞧着那个学生不顺眼了，老师就要找个由头整他，找个由头是很容易的。然而有好几年，我一直感到心里有愧，感到有个障碍物横在我心坎上，无法清除。 我想清除出去。 1960年某个深夜，当几个在我家喝酒的同事走了后，我瞅着如花似玉的尚青青，心里抑制不住一种偷窃的富有感和深切的内疚。我说这种内疚压在我心头有两年了，晚上一睡觉就腾起一层灰。我求她出自内心地理解我。她的表情越来越愤怒，像一块逐渐烧红的铁。“你不是人哩！落井下石的东西！地主的崽就是坏！” 这是她的原话。母亲就躺在外房，她把我喊出来，她怕我不冷静。 “今天晚上你就睡在我床上，”母亲说，“她说的是气话，你莫往心里放。”20多年过去了，我怎么也揎不掉这几句话在我心田上筑的城墙，特别是在劳改农场，我一想起这句砖头一样砸在我心坎上的话和那个使我羞惭不已的场面就禁不住要潸然泪下。 1961年10月我去白莲湖农场劳改，因为一句话（我以后会要提到它）。1963年我提前半年释放了。看管我们这队劳改犯的邢指导说：“我们觉得你一直表现好，你回家去过‘五一’劳动节吧。” 他递给我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农场表现很突出。他要我把这张盖了红戳的证明交当地办事处，请他们帮我安排工作。 我回了家。 母亲不在家，尚也不在。隔壁邻居告诉我，我母亲早住到自来水站守水去了。那时不是家家户户有水龙头，用水要上自来水站挑，一分钱三担。我扛着背包走到了用竹篱围拢的自来水站，当时那儿正有很多人在排队挑水，母亲坐在水龙头旁收水筹，一只手把着龙头，眼睛盯着水桶，怕水漫出来浪费水。母亲一见我眼圈就红了。我说：“这么多人咧。”母亲马上用苍老的手背揩干了淤积在眼角窝的浊泪，背过了身。 我劳改回来后便同母亲住在自来水站那间狭窄阴湿的烂房子里，和母亲同睡一张床，那间小得可怜的房里只能摆一张两尺宽的床。 我急于找工作找房子。 办事处要我在家等安排。我闲着相当苦闷。有天母亲说对门黄老倌问我愿不愿意赚点力气钱。我瞅着母亲那磋商和委屈我的神情，“没关系，我愿意。”黄老倌父子都是搬运工，一到傍晚就有二辆乌黑的板车斜斜地靠墙立着。次日我便随黄老倌上北站运煤去了。黄老倌瞧我不来，他从人家口中知道些我和尚的事。“年轻轻的不要泄气，”他说，“我在你这个年纪，窑子里进窑子里出，看得多。”母亲在我释放回来的那天告诉我，尚和一个四十岁的男人关系暧昧，那男的是个什么处长。我说：“莫讲了，我同她不在一个层次了。”我想忘记她，我下死力帮黄老倌拉车，好让疲惫的利爪抓住我的思想以免胡思乱想。然而我老挂着她，在梦乡里我也常常见到她。有几次我在梦中大喊大叫，把母亲也吓醒了，母亲打醒我说：“你叫得吓人！”“我不知道。”我说。母亲用粗糙的手揩着我脸上的虚汗，“你在喊她。”“我搞不清。”我惭愧不已。 有天天气凉快，我和黄老倌多拉了一趟煤，天快黑了才回来。 我打着赤膊，一身臭汗和黑煤，拿起搁在车轮头上的脏衣，一折身看见了尚青青。她立在路灯下，那种目光让我想起惊疑的兔子。 我感到天快塌下来了。“何光宗，”她喊了我一声，走上来，“我写了份离婚报告，你看下吧。”我傲气顿生：“不必看。”她把离婚报告递到我手上，“你还是看下，同意就请你签个名。”她把钢笔递给我，我立即在离婚书上写下：“同意”，签了名，把钢笔狠劲地往地上一丢，快步走进了自来水站。我从篱笆的缝中瞧见她弯腰拾起钢笔看了看又扔下，朝前面走去。不远的树荫里走出个高个男人，俩人消失在黑暗中。我走出去捡起钢笔，笔尖弯了，我心里一阵热浪翻滚，想吼叫。母亲走拢来说：“你洗个澡会好点。”我坐在水龙头下，任水冲着我的头，洗完澡我就躺在铺上睡觉，边想我要杀了那高个子男人。天热，母亲便倒下竹板睡在坪里，母亲的鼾声一会从窗口阵阵送来，像遥远的轮船声。我要杀人的念头使我浑身火烧火燎。很不是滋味。阴茎硬挺挺地顶裤衩炽热胀疼。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手淫，往后还背着母亲手淫过许多次，直到我娶上第二个妻子才终止。 我跟黄老倌拉板车拉了三个月，随后街道上安排我进了“土夫子队”，所谓土夫子队就是挑土的人，我在土夫子队认识了我第二个妻子秋兰。秋兰是市政公司的测量员，为我们排土她算方。土夫子队跟农村一样计工分。我在土夫子队干了五个月，头个月拿七分，后四个月拿十分。土夫子队里劳改犯很多，队长同他的几个把兄弟都是刑事犯，政治犯好像就我一个。我在土夫子队不大入流，那些男人喜欢把女人那个挂在口里谈论，我插不进话。歇气时我多半坐在稍远的树荫下抽烟，也盯女人的屁股看，但我比那些男人目光去得含蓄，扫一眼就飞开了。那些男人的目光是充分具有想象力的，使一些姑娘走路不由得要夹紧腿。 一天，太阳白得耀眼，让人疲乏，大家便坐到树荫下扯谈。我同一个姓彭的青年（这个人我以后会要提到他）坐在一株梧桐树下闲聊。彭比我小，很瘦，长相给人一种滑稽感（这主要是他的嘴巴长得太大的缘故）。秋兰从我们眼底经过时彭喊住了她：“秋姐，来罗。”秋兰折过头来瞟着彭，彭又说：“来罗，跟你讲件事。” 彭说我工分太低，队长欺负我是读书人，只给七分工一天比有些女劳力还低。“队长只听你的话，”彭瞅我一眼又盯住她，“你要丘队长多给他几分罗。”秋兰同情地瞧着我，目光像飞来的麻雀落在我脸上，“你大学生，怎么进了劳改农场？”我大器地一笑：“一句话说走了火。”“什么话？”我闭拢了嘴巴，自从一九六一年我因说话遭殃后，我把一句古训凿在脑壁上了：“言多必失”。 次日，丘队长拍着我的肩膀，“老弟，从今天起，你十分一天，够朋友罗。” 后来我同秋兰谈得就比较多。 后来她母亲死了，她喊我去写挽联。她街上的人称赞我的毛笔字写得好。后来她嫁给了我。她说：“真的，我真的搞不清楚我看中了你。开始我只是想跟你接触接触……”我打断她说：“越接触就越发现我有魅力呗？”“你那个姓尚的前妻，未必从没注意过你的优点？”她说，“我觉得你应该是逗女人喜欢的。”“她只注意她自己，”我说，感到心底有股凄凉浮了上来，像只鸭子在水上游着。 1986年在湘江宾馆同尚青青分手时，我告诉了她我家的住址（她也告诉了我），没想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她上我家来了。她说她是办事经过这里顺便来拜访，她说她主要是来看看我现在的家庭，说得很冠冕堂皇。她手里拿顶白太阳帽摇着（这是不自然的，那天很凉快），身上藕白色真丝绸夏衫把她丰腴的肌肤衬得很健康，她的嘴角悬着一抹轻笑，嘴唇是涂了口红的。“你爱人呢？” “她上班。”“看看女大学生的照片，”她指我女儿。我迈进卧室拿出了影集。“像你，”尚翻开影集便说，“但比你漂亮，真长得好。” “马马虎虎罗，”我已习惯这种夸奖了。尚又盯着秋兰的一张照片，“你妻子也漂亮。”她合上影集说。我说：“对得住人罗。” 她站起身，在我称为“老鼠窝”的房里转悠，这间房子那间房子地看，这件东西那件东西地摸，赞不绝口，连我的厨房和卫生间她也赞不绝口。“抽水马桶的颜色淡雅，粉红。”她称赞得不是地方地说。我说我原想买白的。我们是在找话说，她夸大她的感觉，故作天真，她是害怕我们一并掉进回忆的陷阱里去。当我们把所有的话都说完后，沉默就如毒蛇爬到了她身上，她跳了起来跟鸡飞了起来一样。“啊呀，我得走了。”她煞有介事的形容。如果我要留住她，她是不会走的，但我感到那是玩火。她拿起搁在沙发上的白太阳帽，走到门口又偏过脸来说：“到我家来玩罗。”我答应了，她把太阳帽戴到头上，轻盈地走了。神经病，我这么想。 她来找旧感情吗？这个疯子。 我做完晚饭秋兰就下班回家了。她进屋就把衬衣脱了，换了件男式汗衫，把解下的两个海绵乳房扔在茶几上。我等她洗完手脸，坐到饭桌旁时说：“下午尚青青来过。”秋兰一时没反应过来，我说：“就是我前妻，这个神经！”她望着我：“她跑到这里来干什么？”“鬼晓得！”“你没跟她有别的事呗？”她像豹子一样盯紧我。 我感到好笑：“我哪里还有心情同她磨阳寿。”吃过晚饭，我走到晾台上抽烟（自从她的乳房割去后她对烟味就反感了）。天是紫蓝的，有几缕灰云，遥远的树梢上吊着一个弯月，有一股铁锈味从天上飘来，很重。 月亮巴巴，肚里坐个妈妈， 妈妈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 我忽然忆起这首童谣。我小时候常听见一些年轻母亲吟唱这首童谣为婴儿止哭或催眠，如今也偶尔听见。它充满魔力，世代流传。 这首童谣全文是： 月亮巴巴，肚里坐个妈妈。 妈妈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 奶奶出来绣花，绣个糍粑， 糍粑跌得井里变个蛤蚂， 蛤蚂咯咯咯，和尚吃菱角， 菱角溜溜尖，和尚望着天， 天上四个字，和尚犯哒事， 事又犯得恶，抓哒和尚砍脑壳。 秋兰走过来斜乜着我，“你在想她呗？”“想月亮巴巴。”我我告诉她母亲讲的一个故事，那时我还校母亲说一天有个细女孩在家做作业，忽然有人叩门，咚咚咚，细女孩走过去把门一开，原来是只老虎。秋兰笑了。我们迈进房里，坐到沙发上，我说我真希望我们年轻20岁，那样我们就有精力去创大业。秋兰说：“你可以想象罗。”她有点不高兴，因为她不可能回到二十年前去，她的两个奶子做了切除手术，现在胸脯上留着两条棕色疤印，像两条蜈蚣伏在那里呈凶险相。好几年前她的乳房内就有两团硬块，手摸上去能感觉到。后来奶头黑了，整个乳房萎缩了，现出皮拉扯的形容，乳腺癌。前年做的切除，好像没留下后遗症，然而做为一个女人她却越来越不像她的过去了，从前那时常抚慰着我的温柔逐渐荡然无存，换之而来的是暴躁脾气，有时候为一句话竟同我真刀真枪地干（砸碗摔椅子）。她的乳房丢失了，造物主就改变了她整个人。我想，于是原谅了她。 那天晚上睡觉时，秋兰忽然警觉地盯着我，目光如一盆开水泼过来，烫人。“她（尚）邀你到她家去玩冒？”“她说是说了。”我答。秋兰立刻说：“你要是去了我就对你不客气。”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浪费力气，我把手放到了她的大腿内侧，想逗起她的情欲，但她把我的手推开了，“莫动我，我没兴趣。”我敢断言，她并没意识到她整个人改变了，她那平板的胸脯使她成了个不伦不类的女人。她从前的那双眼睛是很美很女性的！ 秋兰的眼睛眼白占据的空间较大，眸子如两粒黑豆，像狼眼睛，且有几分斜视，因而目光特别亮。她瞧我时头总偏着，眸子搁在眼角，撅着多肉的红唇。那种目光热切大胆，喷射着爱的火焰，我很喜欢。 一个阴霾霾的傍晚，秋兰走进了我家。当时家里已点了煤油灯，母亲坐在灯下补米袋，我坐在床上吸烟。她穿条能充分表现曲线的红宽边灯芯绒裤，上身一件天蓝衣服，比起在土夫子队里她要显高些且迷人些。这是她第一次来我家，我愕然。“你怎么晓得我住在这里？”她一笑：“彭告诉我的。”母亲为她泡茶，“妹子，呷茶。”她接住茶杯放下，又拿起我母亲搁在床边的米袋，“你屋里好挤啊，又黑。”“这不能叫做屋。”母亲说。秋兰斜瞟我一眼，那种目光拿母亲注意到了。她走后母亲认真地说：“这个姑娘比尚青青懂事些。” 几天后秋兰又来了。她扛着捆白纸，拎着半铁桶浆糊，汗水涔涔且红光满面。那是大清早，我坐在门坎上吃面。她冲我一笑，步入房内时把我手中的筷子撞落了。“对不起，”她做下媚眼说（她是有意），然后冲我母亲娇柔地一笑，“早几天我托熟人从造纸厂买了捆便宜的纸。”我望着她，拾起筷子往裤腿上一揩，又要夹面。“邋遢！”她抢过我手中的筷子走到桌前，提起热水瓶倒了杯开水，把筷子插进水中烫了烫。“病从口入。”她斜视着我说。母亲眼睛湿润了，望一眼我又瞅着她，“妹子，你坐下吧。” 秋兰不肯坐下。她在我家忙了一整天，先是把鸡毛掸子绑在竹竿上打扬尘灰，然后拎着浆糊桶往墙上刷浆糊，凳子搭在桌上，站得老高，很起劲且娇媚地撅着滚圆的屁股。她刷浆糊我贴纸，后来我刷浆糊她贴纸，直忙到天黑。屋里亮堂了许多，煤油灯格外显亮。母亲为她专做了几个菜，吃完晚饭，我们便坐在灯下聊天。 晚上9点钟我送她出来，俩人在冷清清的小巷里走着，空气拥着春天的清新抚慰着我们。她异常高兴，脸上撒着娇媚和得意的网。 “我今天一点也不累，”她说。我说：“我是腰都断了。”“你没用，”她打了我一下，看着布满星星的深幽幽的天空，“我有时候觉得天空很可怕，总怕它会塌下来一样。”“应该不可怕！”我说，“天就是天，想都不要去想。”“明天你来我家玩不？”她说。我说：“看情况。”她说：“我等你。”这时晚班车来了，她登了上去，在车门将关的那一刹那，她斜瞟了我一眼，那仿佛是扔过来的一把铁钩。 第二天，我好像是被她的那把铁钩一路拉扯进去的，我一进门就似乎迈进了一个柔软的口袋，我嗅到了一种很刺激神经的肉香，那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她为我买了斤兰花豆，一斤饼干，半斤油炸花生米和一包大前门烟。“我不吃零食的。”我说。她一笑：“那我不变成为自己买了？”“我抽烟。”我坐到桌前点燃一支烟。我感到有股情爱的洪流在冲击着脑壁，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搂住了她，像个歹头样的对她施展着男人的威猛，她起先有点扭捏，很快在我强横的疯劲下屈服了，成了只绵羊。事后她对我说：“我都是你的了，开始我还以为你会把我搞死，你真粗野。”我很惭愧，我说：“对不起。”“没什么，”她娇声说，“反正我是你的了。” 那天我听从了秋兰的主意，用她那当街的房子开个“画像”铺，用自己的特长养活自己。她的房子是她爷爷留下的私房，在书院路的街口上（后来我平反回校工作后把它卖了）。我把当街的两页窗户下了，扩大一半，安了活动木板，在窗口上面钉了块白漆木板，用黑漆写了两个醒目的方体字“画像”。 如今平躺在我身旁的秋兰早已失去了从前的光色，没了乳房，四肢也干瘦了，思想和温柔以及一切美好的肌肉均退化了。她现在生活在自己的心地里，她的世界那样窄，连一个交心朋友都没有，看人也是从门缝里看了。“你怕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她说，“没有一个，包括你在内。”那是一个灰蒙蒙的傍晚，在那种傍晚老鼠子也会吵架，我们面对面坐在饭桌前。那天她摔碗了，那是她第一次摔碗，为一句话。“你应该活得精神点，”我说，“莫这么一副晦气相。”“我就是这鳖样子，你看不得我就滚！”她很理直气壮，把手中的碗往地上一摔，叭。我倒不是心疼那只碗，我是觉得她不应该拿碗出气。我喊醒她说：“碗又没得罪你！”于是她把菜碗也拂到了地上，那砸烂的碎片像一朵百合花。“看你还砸！”我火道。她拿起一个菜碗又一扔，砰。我一伸手揪住了她的头发，把她直拉到沙发上按住，“你这臭鳖，不要以为老子欠了你什么！”我吼道，但是我攥紧的拳头没有砸下去。她没有乳房，我想。 我在学校里教书一星期里只有一天课，六节，三个班每班二节。教美术课，对于我这只伸开翅膀扑打了几十年的老麻雀来说，完全是小菜一碟了。所以有很多时间我都打发在画国画上。1980年，在社会上打了将近20年流的我，又平反回校工作了。然而我一回到学校又感到工作是多么乏味，当老师是多么无聊。为了这种无聊不至于像沼泽地那样把我吞噬掉，我就用画画来消磨时间，正好我在土夫子队里认识的彭找上门来了，彭需要我的画，他把我的画和收购的一些工艺品打成包，运到日本和东欧一些国家去卖，赚外国人的钱。彭在日本定居，他有个叔叔在日本，专做这种生意。1983年，彭穿件不大合身的洋装，戴副变色眼镜，手里夹一根长达半尺的大雪茄出现在我眼底时，我还以为是来了个小丑。“何教授，”他给我封头衔说，摘下了宽大的变色镜。凭他那宽大吓人的嘴唇和额下的马眼睛，我顿时认出了他，“彭哥。”我说。彭看着我桌上壁上画的一些国画花鸟和山水，大为高兴：“你的画绝对能卖钱，”彭说，“我骗你是崽，我叔叔专干这行的。”秋兰一听说我的画能卖钱，立即就笑了，“真的哎？”“我就是来找何教授的，”彭说，“我还想要何教授介绍我结识几个湖南的画家，不然我不得来，秋姐。”那天彭在我家吃的晚饭，他为了显自己有钱，把西装内口袋内的一大叠美元和人民币拿出来展示给我看。“如今的彭宝，”他得意地说，“用不着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他走后，秋兰说：“人真是三十年河水轮流转，他现在牛屎样的了，我以前最看他不起。” 彭现在是我的财神，我的工资七七八八加起来勉强两百元，只够我一个人用。彭以十元一张从我手上买去，他在那边怎么干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他半年来我这里收一次，边数画边点钱，简简单单。画国画等于是耍把戏，十几分钟就可以画一张，一上午可以画十几张。我和彭已经成交了五次，彭已经付给了我两万多元，就是说我已经有两千多张所谓国画被彭运往国外去卖了。 彭最近来信说，他不久将回国，要我准备一批画。他的信是从匈牙利寄来的。于是我停顿了有一向的画笔又拿了起来，很自信地站在桌前，画青蛙，画麻雀，画鸡等等，又铺满一地。 那天上午尚青青又来了。她穿一身束腰的西服米色裙，挎着个漂亮的小包，烫了头发，戴副太阳镜，像个三十来岁的女人。 “是你？”我拉开门时愣住了。她一笑，“不欢迎？”“欢迎。”我让她进了屋。我手里拿着支中号毛笔，“我在玩把戏。”我走到桌前说。她低下头瞧我画，我本来画画是很随便的，她站在我一旁我立即显得很认真，比比划划，其实我心里一塌糊涂。她指着我画的一只麻雀说：“画得好活。”“是有点味。”“这张画给我？”她瞟着我。我说：“你拿去罗。”她弯下身去拾画，翘着屁股，她的腿让我目光一热。我猛然看见了湘江宾馆里的她，那种目光投过来有如一江春水直泻到我脸上。我瞅着她把画折叠成手帕大放入她的皮包里；她那烫过的头发显出一种装修过的美，她的脸也是装修过的，透出一种好嗅的香气。只有她的眼光没有被现代文明强奸，那是蛇的目光，进攻型的目光，带点荒原的气味。从她的眼睛里我知道了她的生活。“跳个舞吧，干站着显得蠢气。”我说。我打开音响，放了盒家庭舞曲磁带，《美丽的村庄》便从六个喇叭里扬出来。我把音量拧小了些，走上去轻轻搂着她的腰，很精神地跳起来。“你跳得真好，”她说。我盯住她的眼睛，“我没有什么不好。”我说，“抱着你，我回到了过去。”她的目光躲开了，我继续带着一种残忍的心看着她，“你怎么又想起要来找我？”“我说不清楚，”她咕哝道。我忽然想侮辱她。她有个笑话似的婚姻，她同一个香港男人闪电似的结婚了，从认识到完婚还没有一个星期，但是那个香港男人只睡了她四天就离去了，从此杳无音讯。“你是不是不舒服了？”我损她说，“你的第三任丈夫走了，你就来寻我是呗？”她后来告诉我那个香港男人用春药弄她，自己也要借助春药，那个老男子汉把她的心搞野了，她是因为气闷和感到在我面前她不会有什么羞耻（我们结合过）而回过头来找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理解和不理解都是这样。”她说。 那天我说：“你不怕我强奸你？”“你不会这样，”她说，脸红了。“我会！”我说，强横地搂住了她。她用手抵着我的颈根，我火了，给了她脸上一巴掌，“你以为你真的蛮巧？！”我带点旧有的仇恨说，“你不过是被别人抛弃的娼妇。”她的左脸至耳根顿时出现了五个红肿的指樱“在这种事上扭捏，我最反感！”我继续说。 她被我逼人的气势慑住了，她望着我，泪水从她眼角无声的滚落下来。“我走，”她说。她拿起包，真的转身往门口走，我从背后把她抱住了，“你莫走，”我觉得这句话是从胸腔里蹦出来的，像一汪水，从她迷人的发型上流下去，经过她圆润的脖子往下淌直至脚底。“我要走，你打了我。”她说，声音很凄凉，“你嫌我。” “不，这更证明我仍爱你。”我坚决地说，把她的脸扳过来，“你是不可能从我心中抹掉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在湘江宾馆一见到你，我就感到我还爱着你，因此我恨我自己不能忘记你，恨得要死。” 1982年二姐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时候也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一直没有忘记过你，”二姐说，“还记得那次你跌倒在田沟里吗？那是个冬天，你跌得满身泥水，我脱下红棉袄包住你，还帮你揩裤腿上的泥。”我不记得了，我说：“记得。”“那天我病倒了，”二姐回忆说，“发高烧好几天，爸爸还骂了我，我印象很深。” 二姐很胖很黑，我猜是马来西亚的太阳要毒辣些。二姐满身绫罗绸缎，戴着金耳环，金项链和宝石戒指，但仍掩饰不住岁月流逝的痕迹。二姐在我依稀的记忆中是俊俏的美女，父亲很爱她，当她为掌上明珠。“小毛”二姐唤我几十年未用的小名说，“爸爸死在马来西亚，他老人家死前说他的骨灰要葬在故乡，他不愿埋在马来西亚。爸爸是1979年死的，活了80多岁，寿终正寝。”我对父亲已经没有记忆了。“我和爸爸呆在一起的日子不多，”我说，“我只记得爸爸最后一次开辆油绿色的小汽车来乡下接我……”“爸爸经常念你，”二姐说，“尤其是后面几年。”我很惭愧，父亲在我记忆的荒岛上一点面积也没占。“我不记得爸爸是什么相了，”我说。 二姐是先到乡下老家，找到我姨妈（母亲的妹妹），由姨妈和表弟陪来的。二姐在我家住了五天。她走的前一天拉着家云（我女儿）买来了冰箱、录像机、照相机（彩电，洗衣机和收录机我有）和一辆给家云上学骑的女式凤凰单车。她叫了辆出租车送来，使秋兰高兴得同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唱个不停。“小毛，你还需要什么只管说。”二姐说，“我还有些钱。”“全齐了，”我说。二姐走的时候给了家云二千美元，给了我五千美元，给我母亲也五千美元，而且她用我的名字（瞒着我）从马来西亚汇来二万美元给伺家垅中学建教学楼，当何家垅中学校长和支部书记向县教委要辆吉普车，跑来请我去剪彩时，我还以为他们找错了对象。“没错，”校长说，“你二姐在信上注明白了，这二万美元就当是你捐的。”校长把设计的教学楼平面图一张张给我看，我费力地看也看不懂。校长说。“我们来请你去破土剪彩。”我拒绝道：“破土剪什么彩？要剪彩等建好了我替我二姐去剪彩。”我给二姐去了封信，责备她没把捐钱的事告诉我，代替她回信的是我侄儿国荣。二姐于那年回去不久就因肝癌死在马来西亚了。“病是突发的，”国荣说，“从发病到死只三个星期，快得闪电一样。” 1984年5月侄儿国荣从马来西亚回来了，从的士上下来，手捧两个骨灰盒。他身后还钻出个金发女人，国荣称她“太太”。秋兰脸上的笑容多得掉到了地上，“我一眼就认出你了，”秋兰仔细阅读过二姐带来的影集，“比照片还结实，像拳击运动员。”国荣有拳击家的体格，肩宽腰圆，一双手很大很厚，握着我的手时我感到我的手太小气了。“舅舅，”他说，声音同打雷一样份量很足。 他30岁出头，他的侧面像使我想起电影里的彭德怀元帅。“舅舅，妈妈常说起你。”国荣说，面对面地望着我，显出一副老于世故的相，国荣的眼神有点像二姐的，只不过比二姐的更坚定，看人时似乎是有东西砸在你脸上。“你妈妈有福气，一看你就是有出息的相。”我说。 第二天我们一并去了乡下我姨妈家。 父亲和二姐的墓与我外公外婆的为邻。爷爷奶奶以及曾祖父曾祖母的墓已找不到了，那片坟山七十年代给下乡知青改造成了梯田似的果林园，种满了西瓜和桔子树。那天——那是个万里无云的五月天气，阳光充满烟草味，世界一片新绿。上午10点多钟我们到了姨妈家的禾塘上。我捧着父亲的骨灰盒，国荣抱着二姐的骨灰盒迈下车时，一挂五千响的鞭炮就把鸡鸭炸得东奔西蹿。我和国荣扑通跪下，等表弟擎着的那五千响鞭炮（昨天我打电话告诉了他）炸完，才爬起身来。父亲和二姐热热闹闹地回来了，我想。表弟说他已请了4个人在后山掘墓穴，问我是不是去看一下。 我说：“不必。”我们迈进了姨妈家。姨妈家这几间房屋在村里算破旧的，这幢房子还是50年代舅舅死前出钱建造的。家乡的山水田野树木在五月的阳光下透出一种忧伤的新绿，我离开家乡30多年了，似乎一切都没怎么变动。我瞅着我童年时就沐浴着阳光的一株大樟树，它可能有几百年历史了。我猛然被大树的神秘拉动了情感，我想起了那首童谣：月亮巴巴，肚里坐个妈妈，妈妈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母亲走拢来说：“光宗，你陪国荣去看你二姐捐建的那教学楼罗，又不远。”我说：“没有必要呗？”母亲说：“还是带他去看看。” 学校离这里有三里远，在何家城镇上。这所中学占地面积比城里的大多中学均大两倍，且同花园果林园一样，树木成荫，花坛鲜花怒放，还有几处用竹篱围住的桔树林，桔花香散布在学校各处。二姐捐建的教学楼在操坪前，二层，共10间教室，银白，很醒目，面墙的基石上刻凿着：“何彩娥女士捐建”，下面是年月日及基建队的名称。“何彩娥女士捐建”七个字是浑厚的魏碑体，镶了金粉。何彩娥就是二姐的学名。校长起先要遵照二姐的意思用我的名字，他把“何光宗先生捐建”的字样拿来给我看，那是瘦瘦的柳体，他介绍说是乡下一个字写得很好的专门写挽联的老先生的手笔。“这种体学生写可以，但没有劲。”我说，“魏碑有力些，再说不要用我的名字，用我二姐的名字才名符其实。”校长为难道：“您二姐强调一定要用您的名字。”“你不要这么认真！”我说，“捐钱的是我二姐，就用她的名字，不要把我拉扯进去。”1983年8月26日，何家垅中学开学的第一天，我去剪了彩。我剪彩时有千把学生站在操坪上，排着整齐的队伍，他们中的有部分学生就等我一刀剪断那根红绸子，好把新课桌椅搬进新教室上课。校长讲了一些话，教委主任也讲了一些话，谈到了努力学习也谈到了要爱护这栋新教学楼的话。我也扯开嗓门胡谄了几句。“你们是中国的大树，中国的繁荣昌盛要靠你们，而真正的本领就是知识……”我说完，神气地走到教学楼前，接过一女生递到我手中的大剪刀，剪断了由两个女生拉着的中间扎朵大红花的绸带，一女生冲我敬了个美好的少先队礼，把那朵大红绸花系在我胸前。那一瞬间我很辉煌，有种又伟大又惭愧的幸福感。 现在，这栋教学楼的墙上呈现不少球印和脚樱有的地方还有显五指的脏手樱“在马来西亚的一些正规的中小学，墙上一般都没有这种脏樱”国荣说。我说：“乡里学生就是这样，对环境美不太认真。”我们绕着教学楼走过一圈，随后又停在“何彩娥女士捐建”这块黑底金字的牌子前面。“你妈妈是个好强的女人，”我说。国荣说：“我妈妈一生都好强，这也是她死得早的原因。”校长走过来打招呼，他说他在办公室的窗口认出了我。我说：“这是我二姐的儿子国荣，他来是安葬我父亲和他母亲的骨灰盒，顺便来看看她母亲捐建的这栋教学楼。”校长脸上的笑容就跟浸开的墨汁一样，握着国荣的手不肯松开。“您母亲为家乡人民做了巨大的贡献，很了不起。”校长说，“家乡人民感谢她，离开家乡这么多年，还惦记着家乡人民的教育事业，不愧是家乡这块土地的好女儿。”校长是个语文老师，高级职称，很善表达。他领我们到接待室喝茶，还叫一个老师买来了点心和水果。他对我们大谈教育事业，还谈到教育经费不足的苦衷，我猜到他是想在我侄儿身上打主意。果然，他说家乡学生的身体素质很差，学校一直想把操坪旁的那栋四间教室的旧教学楼拆掉，把那块桔树林抹平，修建一个有350米跑道的运动场，增强学生体质。他们向教委打了多次报告，可是……“林先生，”他望着国荣：“您是否可以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做份贡献，您虽然不在这块土地上生长，可您的根却是从这块土地上发源的。您母亲和舅舅都在这所中学读过书……”校长咬文嚼字他说了一大堆，国荣手中夹根粗大的美国雪茄熏着，等校长把话都掏尽后，国荣将雪前的一截烟灰掸进烟灰缸，“既然这所学校是我母亲和舅舅的母校，当然就等于我的母校。”国荣说，“出份力也是应该的。五万元人民币够不够修运动场？”“够够够够够，”校长脸上的墨汁又浸开了大片且流了一地。校长坚决要留我们吃午饭，他早已让食堂里准备了，吃完午饭我们驱车往回赶的途中，国荣说：“校长厉害，可以去搞外事工作。”我说：“你是少见多怪，中国的中学校长几乎都是这样哭穷。”我对侄儿捐款一事既不反对也不主张，钱是他的，他爱捐就捐，我不会怂恿他捐也不会阻止他捐。家乡在我心目中业已淡漠，我想在二姐的心中可能浓一些，因为她在国外。 下午三点钟，父亲和二姐的骨灰盒才上山。山不高，只能说是山包，栽满了杉树，龙柏，七里香和雪松。这是姨妈家的副业，等这些树木花草长成规模就挖去卖钱。山坡的东面有几个墓，墓周围种满了花，估计是祖先作祟，开得比我一路上见到的花都要艳丽迷人。“真美啊，花。”金发女人用我们听来很可笑的中国话抒发感情道。大家笑完后，就把骨灰盒分别放进两个一米来深的墓穴里，这时鞭炮响了，把青天也炸昏了头，太阳在一阵又一阵的鞭炮声中阴了下去。来了很多乡里人瞧热闹，这主要是有个金发女人的缘故。我想父亲和二姐的灵魂现在可以睡好觉了，人死是一种困苦的解脱。母亲那天被姨妈留住了，姨妈对我说：“你就让我们两个老姐妹说几天话吧。” 母亲这一留住就没有再回来。半个月后表弟来了，递给我母亲的一封亲笔信。母亲说她老了，城里生活关门闭户，她一个老人感到乏味，在姨妈家一些老人玩玩纸牌，麻将，一天时间飞快就完了。母亲说姨妈家破败，在乡下挂不住脸，她想帮姨妈家，要我把她的五千美元取出来兑换成人民币送去。我对表弟说：“我妈妈被你们诱惑住了。”表弟脸血红如气球。表弟走后，秋兰说：“你妈妈也是，住在城里不蛮好，又不要她想事！”我说：“随我妈妈的心愿吧。她想为她娘家的人争口气，这也应该。”母亲一生都是为了我，把我看成了她的精神依托，从没埋怨过我一句，我当然不能贪她这笔钱。我把母亲的五千美元连同利息兑换成二万多点人民币取了出来并送去了。在1984年物价还没有涨以前，二万元是能做点大事的。姨妈家就是用这二万多元建了栋三层十二间的楼房，粉刷得也客气，直到现在，在远离城市的我们家乡方圆五十里内仍是算比较威武的。 秋兰在我身上嗅到了另一女人的气味。那天我从尚青青家回来，很晚了，面前的楼房，只有我家卧室的灯亮着。我开门进屋时，秋兰扔下杂志，坐起身问我：“你到哪里去了？”她那两颗没有光泽的眼眸定定地望着我。我说：“到一个朋友家喝酒去了。”我讲话是没有书对的。她说：“你又呷不得酒！”“陪他们好玩。”我太疲劳了，躺到床上想休息下再洗澡，然而一躺下我便被梦魇一把带了进去。醒来时已是早上了。“你昨天晚上到底到哪里去了？” 秋兰看着我说。我说到朋友家喝酒去了。她讥笑一声：“喝香水呗？ 你身上有种女人的香水味，还是那种高级香水味。”“你自作多情，”我说，“肯定是你的错觉。”“你在外面玩女人，是呗？”她望着我，含着怒气。“有这份爱好，还要有这份精神。”我换种口吻说，“我都快五十的人了。”“越老越色！”她愤然道，“你自己说你同哪个女人睡觉？”“我要上课了，我第二节有课。”我站起来说。我洗完脸漱完口就拿着备课本出了门。那天上午我三节课，上完课回来已是中午十二点多，秋兰也回来了，她没有在这事上缠下去。“我知道你不会承认，”她站在我面前说，“不过下次你再在外面乱搞，我就要杀死你。” 我觉得她不会有下次。我不再按尚青青的洁癖：干那号事往身上洒香水。尚的身体是美的，她也是快五十岁的女人，但她的一切机能都还是年轻人的，时间在她身上停留了。时间对有的女人是格外关注的。总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她有50岁了？她看上去还只三十几岁呢。世界上有两种女人，大多数女人步履琐碎且均匀地朝衰老走去，另种女人（少数）在时间的长河中是跳跃式衰老的，某几天，时间这位人类的大师在她身上做了番手术，让她那少年女子的面容一下成了青年姑娘的面容，然后大师不辞而别，甚至十几年也没光临这个女人等等。尚就是后种女人。那个从我手上把尚抓去的男人活得毫无诗意，文化大革命的铁拳轻轻一敲，他的精神支柱就粉碎了，成了妄想世界里的可怜虫，住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他的残生。1977年尚从浑沌世界（丈夫的世界）里走出来时深感自己的生命被丈夫毁掉了整整十年，可是几年后，她带着心头上的这片黑云又步入了另一个梦境。她第三个丈夫是个骗子，在香港有家室。然而当他俩在公司的舞厅里相识时，他却说他是个老光棍，且做出一片痴心相，一双眼睛泛亮地绕着她转，像指针绕着钟盘。后来如传闻说的，他们结婚了，四天后香港男人接到一封电报，只有两个字“速归”。尚想同他一并去香港，他显出了烦躁，脸像水泥地样冰冷。“我在香港的老婆还没死，要等那老鸡婆死了你才能去。”他说，折过头来一笑，那是种极猥琐的笑容，像一块腐烂的木头。 尚想用死来了结生的烦恼。她坐在办公室里，觉得她做为人事科副科长是个丝毫不能体现价值的人，再伟大的人也有把腿伸直的一天，你我他还能怎么样？不是也有个死？1986年底的某一天，尚终于把坐在办公室里反复权衡了很长日子的念头付诸了行动。那天她坐在办公桌前，把一个五分的硬币轻轻一抛，她想“国”就是活，“粮”就是死。结果硬币落到桌上滚了滚，碰在一本杂志边上扑倒了，是“粮”。她凄然地站了起来，走进楼下的医务室要了一瓶安眠药，借口她这一向都失眠。然后她向街上迈去，径直步入了面前的一家百货商店。她买了一套内衣内裤，连胸罩和长丝袜也买了，还买了一瓶进口高级香水，然后她走到卖纸张和胶水的柜台前，买了两卷宽宽的胶带。回到家里，她把门窗关死，拿把剪刀着手往窗户的缝隙上贴胶带，认真地忙了好一气，她把四个窗户的缝隙全闭死了（她住一室一厅），然后她开始贴通往晾台的那张门。在贴通楼道的那门缝时，她的手颤栗了。“神都不主张我活，”她对自己说，“死了舒服。”她把通楼道的门缝也战战兢兢地贴好了。这时她感到有股冷气从背脊上往两边蔓延，下半身也开始麻木了。死神已经来了，她想。她迟缓地坐到了沙发上，现在是下午五点。她坐了一刻钟，然后迈入厨房把煤气打开，拧燃热水器，便脱光一身衣服进卫生间洗澡。她觉得自己是只拔了毛的鸡，只等下锅。她把镜子上的水雾抹掉，瞧着镜子里自己的上半身，觉得自身的肉体还很有弹性很丰满，又觉得自己死了可惜。洗完澡，她就穿上新买的内衣内裤，戴上项链和耳环，便躺到铺上拿床羊毛毯裹紧全身。等整栋楼的人睡下后，我就拧开煤气，吃了这瓶安眠药，安安稳稳地到另一个天地去。她想。 七点钟的时候有人敲门，咚咚咚。她不想开门，但敲门的声音很执著，时断时续地敲个不停。尚穿上狗皮大衣去开了门，却是楼下同事一7岁的女孩，她手里拿着个信封。“你的信，我妈妈要我给你。”女孩说。女孩的妈妈同她一个办公室，是她下级，见到有封信就顺手带来了。尚把信随手扔在桌上，又躺到铺上睡觉。 但她被桌上那封信深深吸引了。她终于抵制不住这种诱惑，爬起床，走到桌前拿起信封撕开了，竟是一张请柬，写着：“尚青青同学，您好。请于1986年12月30日下午5时湘江宾馆参加1954、55、56级浙美同学会，届时务必光临。”12月30日就是大后天，她眼睛一亮，伟大的好奇心驱使她把死期推迟到了大后天深夜。我要打扮得最漂亮，在同学的心中留个好印象，她想她脸上还有青春。 她后来对我说接请柬的那天她并没想起我，她什么同学也没去想。在湘江宾馆一看见我，她感到这个世界里她有了一片可以走进去看一看的树林。当我和她跳《友谊地久天长》这支慢三舞曲时，我记得她陡然说：“我要活到50岁再死。”当时我并没留意她这句话，我的心田已被音乐的雨水所浇灌，而且流遍全身。这支舞曲让她又一次改变了死期，她决定把她满50岁的那天定为她自杀的那天。事实上她不会再死了，一个人错过了自杀的机会就没有了再自杀的勇气，尤其是像尚这类婚姻和爱情生活磨难跌起的女人。正因为尚置自己于死的境界，反倒爆发了新的热情和青春，就像一个狂热的赌徒，只是她在下赌注的时候仍不乏拘谨（选中了我），她完全可以把注下在比我年轻健壮的任何一个男人身上。很久以后我仍感到她第一次踏进我家门时，脸上确实挂着一种冒险家的笑容。后来（也就是秋兰在我身上嗅到香水气的那天）我有点困惑地问她，她怎么会主动先踏进我的家门时，她媚媚地一笑说：“我有一年多没干那事了，那天我特别想，就去找你……”“就像一只春猫，”我打断她说。她说：“那段时间我满脑壳都是这号联想，连上班都打精神不起来。”“你现在确实值得我爱，”我说。她把头发盘好后坐到了我身边，跟着又坐到了我腿上。我把她放在了床上，她拿起枕头下的一瓶法国香水往我身上喷洒。 “我喜欢在香雾中死去，”她说。我猛然感到从下午起到现在我听到她说“死”字这是第五次了，“你尽说死做什么？”我盯着她。于是她就同我说了上述的东西。“我不会让你50岁死，”我不在乎他说，“你满50岁那天我守着你。”“你又不晓得我生日是哪天。” “我知道。”其实我只知道她是今年12月份满50岁，她只比我小两个月。她说，“那你说我是哪天？”“到了12月份，我会想起的，我保证。”我说。 到了12月份，秋兰病重住院了。11月下旬的某个早晨，秋兰在被窝里说她肚子很疼，她说话时脸都歪扭了。我劝她去解个大手，“有时候是屎胀得肚子疼，”我估计道。她爬起床按着腹部去了。隔会她从卫生间转回来时黑瘦的脸上露出了惊谎。“我屙血，屙好多血。”我说：“是来月经呗？”“月经才去一个星期，应该不是的。”她说。我想女人屙血无需大惊小怪。我那天上午三节课，上课的时候我时不时想她要是屙血死了倒省得我和她离婚，我和她的生活连情趣两个字都没有了。上完课，回到家里，见饭桌上压着张纸条，写道：“我上附二医院看病去了。即日。” 我倒有种轻松感。 秋兰这一向是同我真刀真枪干的。我陷在尚青青的泥塘里了，人生反正有个死管他娘的三七二十一。有时候尚执意要喷洒香水，我也没硬性拒绝，反倒感到好玩。只是过后细心洗个澡，然而法国香水不是那么好洗掉的，它浸入了我的毛细孔，总有一种暗香要钻入秋兰的鼻息，让她死细胞。“你又去玩女人了？”“世界上只有你有这种联想，”我说，“我是忠实于你的。”“那你身上哪里来的香水气？”她愤慨地瞪着我。我说那是你鼻子有问题，有的人对气味有种幻觉敏感。我觉得我那一向有些似自鸣得意的座山雕，眼睛太不看事，秋兰就在我十步后“吊尾线”我也没察觉，结果她的怀疑成了事实。那天尚青青站在一家百货店门前等我，穿件海马毛羊毛衫，下身一条白西式呢子裙，一见我就说：“我等了你有一刻钟。”我同她约好今天我送她一件呢子大衣，由她上哪儿挑，我口袋里装着一千五百块钱，昨天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尚年轻姑娘样挽住了我的胳膊，我有点不好意思，我说：“莫挽着我的手。” 这时我听见身后一声尖嚷：“何光宗，好啊！”我一回头，只见一张黑瘦凄然的脸嵌在一家商店的门上，冒着热气。 还说什么呢？？ 那天她把所有的饭碗都砸了，还把煮饭的电饭煲也砸成了一只可以踢的橄榄球，还把热水瓶和杯子砸了，她那劲头是要砸烂这个世界。“何必呢？”等她疲劳下来的时候我说，“得罪你的是我，你拿这些东西出气并不能证明你有能耐，说穿了你是心虚。”“你的心是猪变的，”她说，“你不是人。”“女人就是这样，劲总不用到点子上。”我说。她回击道：“男人是猪变的你晓得不罗？”“晓得，”我说，“我就是猪，这总要得了呗？”我动手清扫地上的碎片，竟撮了白花花的两大撮箕，那只铝橄榄球和两个热水瓶铁壳还不包括在内。随后我去洗了个热水澡，洗澡的时候我想这个世界上条条框框太多了。洗完澡关掉热水器，从厨房的门望过去秋兰已躺在床上了。当年是她往何光宗那快枯死的心树上浇水，是她让何光宗的心树茂盛且挺拔起来，如今我却折磨她，我忘恩负义得真的是猪了。我把头发揩干后走到床边看着她说：“莫把我想得太坏，多想想我的优点看，你会舒服些。”“滚开些。”她不看我说。 我指导她的思路说：“你要把思想往潇洒的路上走，我的优点就自动出来了。”“潇你妈的X洒！”她倒是很痛快。 这事发生在她屙血的头三个星期的一天。 秋兰一进医院就没有再出来。医生告诉我她患的是子宫癌，而且肠胃上都有瘤子，要是动手术她会死得更快，现在只能稳定病情。我每天把便盆塞到她尖瘦现骨的屁股下再抽出来时，便盆里总有些从她阴道里流出来的鲜红的血，那种血让她恐惧地看到了死神。“我知道我快要死了，”一天她说。我不屑道：“空话，想这么多干什么？”她看着我良久，“你这家伙身体太好了，”她说，无血色的脸上露出了一片柔情，“我到底还活得多久，你告诉我真话。”“真话就是你会比我活得还久。”我宽慰她说。隔了会她说：“何光宗，我死了你还是可以同尚青青再结婚。”“结他妈的卵婚！” 我烦躁道：“现在你把病养好是最重要的。”那天傍晚，她要我扶她下床到外面去走走，她虚弱得自己都不能走路了，靠在我身上，我搂着她一步步走出了病房。“你现在很想我死吧？”“不是。”我觉得她又回归到从前那样温柔了，“还记得你那次到自来水站为那间烂房子贴白纸吗？你站在搁在桌上的凳子上，屁股一动一动，显得很活力……”“记得。”“你知道我当时在想什么？”我说。她望着我，我说：“我真想日你。”她一笑，“还说这些痞事干么子！”她把话题转开了，“我中午睡觉的时候，梦见你被抓进了牢房，真的很奇怪。”“不奇怪，”我说，“上午我同邻床的丈夫说了我在社会上打流和进劳改农场的事，所以你做这个梦是正常的。”“我梦见你在牢房里哭脸，他们还用脚踢你的脸……”“我在劳改农场的时候生活很自由，”我说，“我在那里得到了尊重。” 1962年我在白莲湖农场劳改，农场里大多是刑事犯，少数几个政治犯睡在一间牢里。一个是中学校长，一个是作家老李，一个是大学语文老师，还有我。我是他们三人（他们年纪都比我大）讨好的对象，因为我有权有利，我的饭都是他们三个人轮流打，而且还主动帮我打开水和洗脸水。我在劳改农场混得最有式样，自我进农场的第三天起就没再沾过体力活。场干部翻阅我的档案后就叫我去画画写字。白莲湖劳改农场里那面坚固如铁的十米大墙上的马恩列斯毛五位伟人像就是我的手笔，下面一行鲜红夺目的黑体美术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也是我的手笔。场办公室，会议室，食堂里的毛主席像和字画都是我的手笔。我还教劳改犯们唱歌。《黄水谣》《黄河颂》《国际歌》《国歌》等等革命歌曲都是我在广播里教唱的。只要下雨，我就被场干部叫到广播室教唱，劳改犯们坐在号子里一句一句地跟着唱，唱得很认真，场干部要抽查的，唱得不好要关三天真正的黑屋子。我这个反革命成了劳改农场里一个很有用的人才，极受场领导赞许和器重。 我刑满释放前，农场管文教卫的杨副场长找我谈过一次话，极想留我在农场工作。我没同意。“不喜欢我们农场？”他是南下干部，说一口北方话，“农场哪点不好？”我说：“农场好。我很喜欢。” “我们农场什么人才都有，就缺你这种能画擅写又能唱的人，想你留下来工作。”“我不留下，”我说，“我妈妈和妻子不会同意。” “这你不要担心，我们会去做工作，场领导专门开了个会，决定重新起用你做干部……”“最好莫，”我不想听他说下去而打断他说。 杨副场长板起了脸，审犯人样盯紧我，“你出去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你信我的话吗？”“我信！”我不在乎地说，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顺便提一句，我在农场时杨副场长对我很客气，给了我出入自由的方便。他是个正直的好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几个劳改犯活活打死了。“好人的命总不济，”这是作家老李的话。 老李身上有两处枪伤，一处在腰上，那是日本鬼子留下的罪证；一处在下身，那是解放上海时给国民党土兵瞄准打的，那歹毒的一枪干掉了他一粒睾丸。作家老李的脚很大很宽，走路脚步又重，很费鞋子。劳改农场不是制鞋厂，不可能一双又一双地发给他鞋子。一双新鞋常常只能穿十天半月就拿他那两只硕大的脚挤得五马分尸了。冬天里他常常是穿着自打的草鞋挑土，那两只大脚又红又肿，生满冻疮，脓血直流，疼得他龇牙咧嘴，满头是一粒粒黑汗。我常常同情地大笔一挥，多为他画几个“正”字。我在农场的那两个冬天都是修洞庭湖的防汛堤。逢到没有画和标语要写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缩在工棚旁背河风的地方，戴顶冬帽，用围巾围住脖子，手中捏支笔舒舒坦坦地给那些囚犯画“正”字，挑一担土画一横再挑一担画一竖，挑五担就是一个“正”字。这是一件有油水可捞的美差，那些狡猾的犯人总是瞒着场干部往我大衣里塞几包烟或半瓶酒，无非是请我画“正”字时勤奋点。因为场干部规定每人一天必须挑满五十担。在那段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囚室的烟酒都是我提供的。作家老李是个烟鬼，一天要抽包多烟，常常拿着犯人进贡给我的烟不做烟抽，一手夹一根吸着。那些刑事犯也不知是从什么途径弄来的烟酒，总是往我棉大衣里塞，冲我媚笑。顺便说一句，若我信了杨副场长的话留在农场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无疑也给刑事犯们劈开了脑壳。记得一天下午我坐在堤下工棚旁画“正”字，刚起身走前两步（打算把一个犯人塞给我的半瓶酒给老李暖暖身子），身后工棚“轰卤一声巨响，整个工棚倾塌的位置正是刚才我坐的地方。工棚顶上码着五吨水泥，若是我晚离开三秒钟，就是有三头六臂也将给砸成烂泥巴。作家老李丢下担子跑过来，把他那粗糙的大手放到我肩上，捏了捏我肩头，“你真命大，天老爷有眼，这你应该看出来了。”我瞧着身后倒塌的工棚，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我确实命大。 我常常想我活着毫无意义，我画画与他人无关痛痒。我丝毫不能给人快活。我侄儿国荣却能。他在马来西亚有两个大商场和一栋大厦，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有商场和公司，他养着三千多人，他能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发财，他想要谁当经理就可以提拔谁当经理，他可以让人感激涕零。他脾气不好的时候也可以让人破产。他是马来西亚广达旅游服务有限公司至高无上的活神。 他还只30几岁，活得很够劲。 我30几岁却是个疲于奔命的画匠，穿着汽车司机那种蓝工作服，拎着烂油画箱，像个漆匠，到处画毛泽东像，站在脚手架上，一丝不苟地画着，汗水涔涔。话说回来，画毛主席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件最幸福的事，它可以使我大把大把地捞钱。1966·67、68、69、70这5年里，我平均每月的工资少说也有六百元，若是把那些钱存起来，我提前十年就成了“万元户”。但我没法存，因为红卫兵小将和街道上的造反派知道我劳改过，还出身地主，常常对我进行突然袭击。1967年某月的一个寒夜，长沙市二中的红卫兵小将突然包围了我家，刀枪闪晃，破门而入，把我，秋兰和母亲从床上吼起来，命令我们立正站在屋中央，还必须把两手的中指贴紧裤缝。他们翻箱倒柜，把我舅舅遗留下的老式架子床拆开，锯断，看是不是藏有金条。最后他们在厨房里找到了钱。他们因找不到金条，找不到“变天帐”，其中一个家伙发脾气地一脚踹翻了放在碗柜下的一只绿坛子，还极不解恨地一榔头砸在坛肚上，坛子破了，一叠叠拾圆的钞票显了出来。“这你怎么解释？”那位小将大步走拢来，目光如炬地问我。我说这是画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所获的报酬。他们要把我带走，我说：“明天我要去市公安局画毛主席像，你们把我抓走，市公安局的找来，会说你们不是真爱毛主席，市公安局的礼堂里急需要幅毛主席像。”他们迟疑了，他们骂了我几句，要我老老实实好好生生地画毛主席像，然后他们走了，那笔钱当然也带走了，说是没收做活动经费。 我记得是4500块钱。 我学乖了。我赚了钱就用。我把十块钱当一块钱用。那时候十块钱能使人活上一个月，我却在一天中花掉几十。那几年我的苦恼是怎样把钱用完。我把过作家老李500元钱，还寄给他过500元钱；把过街坊一个拖儿带女的大嫂300元钱，把过另一街坊200元钱。我把过很多人钱，有不少是我瞧着可怜的陌生人。我像大亨二样乐于施舍。那时候画毛主席像钱给少了就意味着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不忠。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不会明白。我画了许许多多幅大型毛主席像，没一幅低于过100元的，最高的达500元一幅。当时人均生活费12元一月就够了，一个学徒的月薪18元，省委书记张平化也只200元一月。我是三个省委书记的收入。我是文化大革命的局外人。那些年凡是我所认识的好人都挨过斗，挨过整，挨过牛皮带抽打。我在那些年除了被红卫兵小将抄过几回家外，一切都很自在。画主席像是我的专长。那个年代街道上常常组织“二十一种人”办学习班，一边把“黑五类”揪到台上批斗，我既属于二十一种人又属于黑五类（我是地主出身兼反革命），按说我应该在文化大革命中九死一生，那种时刻要自我反省自我交代和检举揭发的学习班可以把人折腾得人不人鬼不鬼死去活来的，我却轻易地躲过了。每次居委会主任来通知我学习，我总是借着画毛主席像的由头一走了之，谁也不敢阻挡我去做最神圣的事－－画毛主席像。 我要感谢我学的这门专业。 1955年我如果信了我舅舅的话去读北京师大（那年我同时考上了北京师大和浙美两所大学），文化大革命中我肯定会被历史的车轮碰得伤筋折骨或者饿死了。舅舅对我学美术大为光火，有几回把我画画的书和工具扔到阴沟里去了。舅舅是匹性情暴烈的马，他死得早是因为他想死。舅舅得的是肺病，这在当时已能治好了，但他不愿配合医生吃药，他把药都从窗户里扔了出去，他说这样了结一生很好。三十年前，他曾很理直气壮地冲他爱慕的一位门第很高的千金说：“我不会自杀，你放一百个心，最多我只是病死。” 他死的时候刚满50岁，那年我上大学二年级。 舅舅没有结婚，他把我当亲儿子看，对我要求极严。他对我要去浙美读书又气愤又伤心，强迫我把美术学院的录取书交出来。 他拿出一副杀人相威逼我把录取书烧掉。他说上北京师大数学系，凭我出生的时候脸上有紫霞之气（鼻子是黑的）的兆头，也许能做个教育部长。“学画画有什么出息？”我说齐白石很受周总理尊敬。舅舅横我一眼，“那只有一个。”我说徐悲鸿也受周总理尊敬。 “闭嘴！”他咆哮道，“什么东西不好学？嗯？我问你？”他从我左边走到我右边，又从我右边走到我左边，“学美术造化再大也就是画画，”他小看已极，“那有什么光宗耀祖的？！”我对舅舅一味地要我光宗耀祖心里很不舒服，“你又不是我父亲，你没权管我。”我顿感眼里金星一冒，半边脸火辣辣地，他一个巴掌拍在我脸上。 “你这黄眼畜生！”他眼睛充血地说，“你要是我崽，我就一菜刀剁死你！”母亲怕我和舅舅打起来，求和道：“算了，随他去。”舅舅指着我母亲，“你懂个屁！”母亲抽泣起来，拿枕巾捂着脸说：“由他去由他去……”舅舅就一副强盗相瞪着我，形同一只狂怒的猫，“没有志气的东西，你们何家就断送在你身上！看你怎么有脸上黄泉路上去见你的祖宗？！” 我死后确实无脸去见爷爷父亲他们，我曾祖父在清朝年间做过湖南的学政（这在省志上是留有大名的），我爷爷在地方上也算个大乡绅，我父亲做过国民党的县长，我家上辈人都或多或少有点头脸，所以我很希望阴间地府还有另一扇门，让我不至于同爷爷，父亲，舅舅碰面。 话说回来，倘若舅舅在九泉下获悉中国大陆上发生了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我想他对我学美术就不会怀恨了，因为就算我遵循了舅舅的旨意上北京师大数学系读书，即便我在1961年没有打成反革命分子去劳改，单凭我这地主出身和特务两顶大帽子，（文化革命中，我所知道的不少在海外有关系的人，尤其是解放前夕跑出去的国民党家属，几乎全被戴上了隐藏的阶级敌人和特务的帽子。）我的日子就会如热锅上的蚂蚁般难熬，若再添上反革命分子的身份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再一次要说我要感谢美术这门职业。 毛主席的光辉直接照耀着何光宗。 1968年10月我在长沙市商业局革命委员会画完“毛主席去安源”的大幅油画像，又被请到省商业局画毛主席胸像，在那里我遇见了尚青青。尚青青当时已给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冲得乌呼哀哉，罪名是叛徒的老婆，她丈夫历史上有污点，被造反派打成叛徒且关黑屋子里反剩我在那儿画毛主席像时，尚的工作就是打扫食堂内外的卫生，抹桌子，扫地和运垃圾等等。我画的那幅毛主席像有半壁大，是我这辈子画的最大的一幅，是打格子放大画的，我常常得退到卖饭菜的窗口观看画面效果，好及时修改。尚总是低着头扫地或抹桌子，不敢看我，脸上是那种麻麻木木的表情，让我极其同情。我在那里画了将近一个月，同她说话只有一次，那是我快要完成这幅毛主席像的前几天，那天下着滂沱大雨，食堂内充满一股油腻腻的猪油气。中午吃饭的人刚走完，尚下身透湿地走了进来，她的裤腿都打湿了，脚上的一双解放鞋还咕唧出水，那可是11月初冬的日子，我一连听见她打了几个喷嚏。 “尚青青，”我终于克制不住自己感情地走上去，她抬起头瞧着我神气像条鱼，我脸顿时血红，声音都哑了，“你回去换双套鞋罗，”我说，“你会病了去。”她看着我，没说话，她又低下头扫地，随后她走出食堂消失在雨雾中。后来的几天她都没有来打扫卫生，她病了，代替她的是个白发老头。后来，我完成了画像，过了两天来拿钱时尚青青又在食堂里抹桌子扫地了。那天上午我去找他们革委会伍主任批条子，伍主任一个饱嗝打给我，“你来得正好，”伍主任严肃地说，“伙计，你的画有点问题。”我想不出会有什么问题，“除非是反革命分子搞的破坏，”我说。伍主任瞟我一眼，“在我们商业局的黑五类里还没有一个不怕人民的铁拳的。”他说，“问题是出在你自己手上。”“不可能。”我说。伍主任霍地起了身，“来，我们去看。”他先我一步出门，我跟着他，一路上又有几个人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于是一行人走进了食堂。伍主任对我那幅毛主席像指出的毛病，是我这一辈子也忘不掉的，因为他忠于得过了分。“你看，毛主席像，应该眉心，鼻子，下巴，领扣和第二粒扣子成一条直线。”他站在毛主席像前指手划脚地说，“你没画直，这是路线问题，伙计。”他是指风纪扣，领扣和第二粒扣子这条线没有对准鼻尖和眉心。我拿出毛主席像给他看，“又不是我没对准，是像上没对准，这我不能随便改。”我说，这时我蓦然又瞅见了尚青青，她望着我们。伍主任的脸挂不住了，“哦哦是这样的。” 他感到自己丢了丑。后来他想在钱上面卡我一下，也让我不痛快。 “好多钱？”回到他的办公室后他问我。我说：“四百元。”“四百？” 他的眼镜都从马脸上掉了下来。他拾起眼镜又说：“没有那高吧？” 我瞥了眼墙上的毛主席像，“我是画毛主席他老人家。我在很多地方画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我加重语气说，“还从没碰见过革命造反派在绘制领袖像的报酬上同我讨价还价过！不信你可以去问。” 伍主任盯了我良久，忽然从抽屉里拿出信纸和笔，伏在桌上写道：“伟大领袖毛主席巨幅画像绘制费四百元整。” 回到家里，我把四百元钱塞进一只烂纱袜子里，又把袜子塞进旧套鞋里，把套鞋扔在床铺下。“我想那些红卫兵小将总不会怀疑这只烂套鞋里有名堂吧。”我对秋兰说。次日秋兰又把400元钱从套鞋里拿出来，塞进一只废弃了的藕煤炉的夹层里，用煤灰埋住，再把几只烂鞋子烂碗放在炉子上。这笔钱直到1975年才起出来用。当时已不兴画毛主席像了，当时我在工艺美术社画蛋壳画古色古香的花瓶和茶壶，工资是80元一月。这笔钱救了家云一条生命。那年春天家云患了急性肺炎，发高烧打摆子，全身摸起来烫手。我和秋兰急急把女儿抱到三医院，医生说：“要先交200元住院费。”我感到一种茫然，我的工资是80元，秋兰是36元一月，活得还是比较宽松（那个时候生活水平仍很低），但也没有余钱。 医生看我愣着，强调说：“细妹子得急性肺炎是很容易死人的，你得赶快跟她办住院手续治疗。”秋兰蓦地把家云放到我手上，转身就飞跑了出去。半个多小时后她满头黑汗水流地跑来了，出着粗气，手里紧攥着一只鼓鼓的袜子，衣袖上还有煤灰。我猛然记起这笔钱的来由了，顿时心里很舒服。 “钱来了，医生。”秋兰气喘吁吁地说：121988年4月一个阴雨绵绵的上午，秋兰抛下我和家云去了另一个世界，死的时候身体轻得如一床棉絮，我怀疑只有8斤。我打电报把家云唤了回来，她一见我眼睛就红红的且浮肿。“爸爸，”她叫了声，泪水就珍珠般往下掉。我安慰她：“你是未来的医生，要学会把生生死死看淡些。”我瞅了眼油绿色的铁棺材，秋兰就平躺在里面，已躺了两天，只等家云见最后一面便火化。“你看看你妈妈，”我说，棺材的两旁搁着四团冰，地上已溶了一摊水。家云走过去，我的两个朋友就把棺材盖揭开了。家云哇地大哭起来。 “妈妈，”她哭道，“妈妈妈妈……”秋兰就同一根枯柴躺在里面，脸变黑且干了，像一朵老香菇。我两个表妹使劲把家云拉了开去，家云还挣扎着要扑到棺材上去。我感到家云哭得太认真了，眼泪多了并非好事。 那天晚上开了个追悼会。秋兰单位来了很多人，秋兰生前倒没有人来，就是她住院的那段时间来看她的人也少，然而那天晚上却来了很多人。秋兰单位的工会主席致悼词充分体现了“夸张”二字。按他悼词的内容判断，秋兰起码也是“劳动模范”，可惜秋兰生前什么都不是，连“工会积极分子”也尚未评过（秋兰不擅于搞好群众关系）。追悼会完毕，两班乐队闹得不可开交，一班国乐一班管乐，一个劲较劲。国乐锣鼓时不时喧声震耳，唢呐二胡京胡悲悲切切，唱挽歌的中年汉唱得如诉如泣，然而没有人听。铜管乐圆号小号拉号黑管萨克管大鼓小鼓声音威猛不已，可是吹的乐曲与丧事风马牛毫不相干，《运动员进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血染的风采》《南泥湾》等等，还有一个尖嗓门女人唱，如果没有花圈和祭帐，你还以为这里是举办舞会。我开始总有味道不对感，好像你呷咖啡，却是牛奶味。后又觉得这反倒好些，何必造出那种并没人想同你一起悲伤的悲戚氛围呢？就让《八月桂花遍地开》吧。 秋兰死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天上午，上完第三节课，刚走到办公楼的门口，有人喊住我说：“何老师，你有电话。”我走进办公室接电话，一拿起听筒，原来是尚青青打来的。自从秋兰住院起，我同她几乎没联系了，并不是我忘记了她，而是一想起她心里就出现了障碍物。这种障碍物就是我总感到她是我头上的灾星。 1961年我同她做夫妻时，许多好事都同我失之交臂，牢房的大门倒对我很敞开。现在同她一重修旧梦，厄运就又找来了。“你现在忘记我了吧？”听筒那边送来一种自嘲味的声音。我说：“天天都想。”“你吹牛皮呗？”“不是。”对方沉默了几秒钟，“我给你打过七个电话你晓得吗？”“不晓得。”“好罗，就让你装一次蒜。”对方宽容道，看来你还没醒，你来我家吃晚饭，我给你洗洗身上的晦气。”她挂了电话。 傍晚，天上下着毛毛细雨，空气里有尿臊味，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好像一群鸡鸭跑动。出门前母亲问我哪里去，我说：“我去同尚青青结束这种关系。”此刻我一迈进尚青青的家，心里那根柱子就动摇了。我走到窗前，拧起淡紫色的百叶窗，点支烟，给自己那困顿的大脑提神。窗外雨淅淅沥沥下大了，天灰蒙蒙的，远处的房屋隐隐绰绰一片使我徒增一种人生荒凉感。我想起了那首童谣：月亮巴巴，肚里坐个妈妈妈妈出来买菜，肚里坐个奶奶……尚从厨房走过来，身上飘着一股肉和药的香味（她用天麻炖鸭子），坐到沙发上，她瞧我半天都不吭声，便问我：“你现在讨厌我了吧？”我说没有。她继续沿她的思路说：“真的你莫勉强自己。”她骨子里残存的一片高傲抬头了，宛若一抹残阳远远照过来。 我猛然忆起在大学里的时候她有一根又粗又长的辫子直落到她纤细的腰干上。那是我第一天走进教室时她第一次落在我眼底的身影。此刻，这遗失多年的一页猛然放出一种清丽迷人的冲击波，足可以把我心中的障碍物形成的大树推倒。“你不要赶我走，”我说。 她垂下的头又抬起来瞥着我，那双眼睛像一塘被糟踏了的浑水。 “我只是这一向脑壳没转过来，秋兰的死让我想了很多。”“我也想了很多，”她别开脸说，“我这一生活得很不抵！”“你很抵的。”我盯着她红润的下巴，“你有我爱你。有了爱，还要什么呢？在湘江宾馆同你一见面，我就感到埋下了几十年的爱又复活了，感到如清泉一样向你流去，生活的引力又把我拉向了你……”尚走拢来坐到了我腿上，把头贴到我脸上，任我那任性的手抚摸她的腰和背……我感觉到她的泪水流到了我脸上，“你哭什么？”我问她道。她反倒真哭了，身子蜷缩成一团，像只熊猫。我扳开她的脸，就用手掌揩她脸上那清亮的泪水，“我们很好的埃”“我不是哭现在，我是觉得我从来没安排好过我自己。”“不要想这些，”我说。我想起早几天我在《读者文摘》上读过一篇外国人写的文章，对人类的成长阶段和年龄进了重新划分，并从某些动物的寿命延长到人类的寿命延长列举了大量实例。这篇文章使我兴奋。“按外国科学家对人类年龄重新划分来看，我同你还是青年人。”我做出满有把握的模样说，“40岁以下属青少年，40至70是青年，70至100岁才算中年，100岁以上才是老年。人可以活140至160岁。我们还是迈入青年的第一个十年。日子还长，要有信心。”尚说：“人哪里活得那么久！”“所以要有意识地活。”我安慰她道，“古时候说人到七十古来稀，现在七十岁以上的婆婆老头到处都是，已不是稀了。这证明人类的寿命确实延长了。我们就要这样去想，我们就会活得年轻不想事。” 厨房里炖的鸭子送出了糊味，尚赶紧奔进厨房拧灭了煤气炉。 我走过去揭开锅盖，结果一股更浓的糊味充塞在房里。我推开了两边的窗子，“现在是吃空气了，”我说。尚笑着走过来，“吃我吧。” 她那从未哺乳过后代的乳房还很丰腴地挺着……那天晚上我很晚了才回家，母亲仍没睡，在清着什么。“我还是打算同尚青青复婚。”我说，疲倦地坐到了沙发上。母亲望了我一眼，“你不是说她尽给你带来厄运？”“我看那没有科学依据，再说，人走背运的年龄也过去了。”母亲叹口气，“我随便你，”母亲说，“反正过几天我就到乡里去了，我也管不了。”母亲血管里还流有旧恨，当年尚青青把她老人家看成一堆狗屎，这堆狗屎在她脑海里形成了一片无法淹没的岛屿。即使如此，母亲也没阻止我，她的宽容和好脾气已慢慢注入我胸膛了。“对什么事情都不要盯死去看，”母亲曾教育我说，“你应该活得有男子气。”在很多年里，母亲这番话如同除污剂一样宽慰着我，把沾在我心上的积怨一点点清洗掉了。母亲这番话是在我得知尚青青去做了人工流产后的第二天说的。在那一年，我的老同学肖克勤从遥远的地方伸过来一双强有力的手，把我们的婚姻生活搅得一团糟，直至破裂。 肖克勤。 1988年10月1日，我去德园参加同事的婚礼，不料碰见了多年不见的肖克勤。 当时酒席尚未开始，我站在德园门前抽烟，边同几个老师聊国际大事，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轻轻拍了下，“何光宗。”我一回头，一乡下人模样的长脸大汉仁立于我一旁，手上捏着两个馒头，头上戴顶旧草帽，腋窝夹着个烂黑皮袋，嘴角挂着憨厚且迟钝的笑纹。“不认识我了吧？”“肖克勤！”我伸出了惭愧的手。 我们握着，紧紧地！ “我一直站在马路对面认了你半天，”肖克勤说，目光在我眼底寻找旧的友情。我立即给了他：“好多年不见你了。”“我也是。” 肖瞥着我。这个被大学同学遗忘的人（因为他没毕业就未把他列入湘江宾馆同学聚会的名单里），脸上有种深沉的憨厚，让我同情。 “你小孩有多大了？”我找话说。他一笑：“我没小孩。”我以为他还未结婚，忍不住问他：“你老兄怎么回事？”他把笑容放进了口袋里，“我老婆有心脏病，不能生孩子。”“没有孩子好，省得自己找麻烦。”“我们带了个女孩。”他说。 “那也好，”我顺着他说，“人老了，有什么苦恼病疼，想想自己的子女也能化去一点。”他说：“我正是你这样想。”我觉得他完全不是他了，生活的利爪在他脸上留下了些抹不掉的爪樱大学时代他是何等活跃，何等引人羡慕和嫉妒啊，生活的铁拳把他打扁了。我还不至于那么不经打，继而感到我比他坚强。“你这些年还画画没有？”我换个话题说。肖脸上一塘死水似的笑容，“一直没画了。大学出来后跟村里一个模具师学做模具。平反后，进了县鞋帽厂做鞋模。这几天在长沙联系销路。”我问他住在哪里。他说他住在同事的叔叔家里。我说：“你们出来销售，厂里还不报销住宿费？”“厂里每天补贴12元，我想尽量省下来，为家里增加点收入，我妻子是农村户口，身体又不好。”“其实你应该幸福，”我同情地瞅着他。他丝毫不在乎我的同情，“并不是你想象的，相反，我觉得很轻快。”“那就好。”我说。我等着他问尚青青，但他始终没提尚青青一个字，我怀疑他把尚青青从他记忆的仓库里清理出去了。“你们厂做什么鞋？”我找话说。肖眼睛一亮，“什么鞋都做，皮鞋，旅游鞋，球鞋都做。你要是能联系到业务我可以给你百分之二的回扣……你鞋帽店有熟人吗？”“没有熟人，”我抱歉地说。 肖的目光又暗了下去，像一支蜡烛灭了。 这当儿新郎走过来请我入席，我和肖的谈话便结束了。我告诉了他地址和乘车线路，我要他到我那儿去住，但他没有来。 我估计肖克勤这一生是确实不走运，只要有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他是那种精明且会表现自己价值的人。而我这一生却接连丢掉了两个机会像人家扔可乐瓶子。 1959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把肖克勤打成右派的系主任想要我留校。我得知尚青青分回湖南后，很干脆地说我想回湖南。我若留校，凭我的小聪明混个系主任和教授当是不会有困难的。紧跟着我又丢了第二个机会。我分配到省文化厅文艺处工作，可是没有尚那动人的身影我坐不住，继而痛恨八小时坐班。我打调动报告前后打了三份，一年后终于调到了离尚很近的一所中专教书。我要是不调学校就不会打成现行反革命。我若在文化厅，现在再糟也混了个处级。我或许是个好领导，我能设法理解人，我会尽量替别人排忧解难。我是1960年夏调学校的，一年后，我像肖克勤一样因为一句话成了反革命分子。报应。 那年5月，物理老师吴从湘西奔丧回来，瘦了一圈肉。他一进办公室就唉声叹气，当时办公室里除我以外还坐着三个人。老吴说他母亲是得水肿病死的。他说农村里到处饿死人。他说了件令人呕吐的事。汽车开进凤凰县车站一停车，一胖女人下车便蹲在树下呕吐。一个衣着破烂肌黄寡瘦的孕妇等胖女人走开，便走上去抓着呕吐物吃，紧张地吃着，生怕别人抢似的。我很恶心，于是冲口说了些在当时过头的话，“旧社会还没有这种恶心事。”我说，“旧社会一个叫化子每天讨一碗饭吃是随便的事。那时候一逢年过节，我家门前就叫化子排长队，我奶奶叫一个佣人给叫化子一人舀一碗饭。现在人人都喊肚子饿，其是实在有点瞎胡闹。” 我同肖克勤一样的命运，只是更惨。在全校师生大会上，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红卫兵小将整死了）很起劲地分析着我上述的这段话，把它列为三条。“第一，何光宗大肆宣扬旧社会好，其用心是妄想变天。第二，何光宗无视事实，恶毒攻击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人人饿肚子。试问，我们肚子饿吗？我们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哪里饿了？第三，何光宗侮蔑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是瞎胡闹，梦想国民党蒋介石打回来，让人民受第二遍苦，而他好回到那种剥削阶级的生活里去！地主阶级的传声筒——何光宗，给我站起来！”他凶凶地吼道，猛击了下桌子，砰，仿佛是一个雷劈在我脸上。 我吓得腿发软，尿也出来了。 在德园门口与肖克勤相遇后，下午我在家里画《月魂》那幅油画时尚青青来了。我告诉了她。“假如肖克勤今天是出现在你面前，”我审视着她说，“你会不会感情转移？”她一笑，“我记都不记得他是什么模样了。”“那就好，”我说，不觉一种妒意飘然而至。 这种伟大之心理在我身上遗失许多许多年了，现在它却像雨露滋润禾苗样滋润着我，并且在抽穗。“我喊他来我这里住，如果肖克勤真的来了，你不要再有非分之想。”“不得，”她脸上红喷喷地透出一股兴奋，“我真没想到你现在还有年轻人那种心态，”“我们还只是年轻人的第一个十年，你要明白。”我说。我又拿起画笔画画。 有一段时间月亮巴巴总在我脑海里晃悠，牵着童年的梦，我决定把它画下来。正好有天我和尚青青上酒家跳舞，碰见一位老同学。他在省美协工作，他劝我认真画幅油画，看能不能选上今年的全国美展，“我会助你一臂之力，”他说道。于是我年轻时候想当画家的愿望又抬头了。回到家里，我便出钱找校木匠做了个150X120厘米的画框，绷上画布，画起《月魂》来。我总觉得这个世界是女人的，其实男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女人，男人对女人的爱是伟大而又奴性十足的。任何一个伟大的男人他终究要被女人征服，而不是他去征服了女人，即便他征服了女人反过来他又被女人征服了。男人可以为女人拼命，经常有这样的血案发生在世界各国，而女人很少去为男人动刀动枪，因为她们是征服者。她们装出懦弱的样子（骨子里却比男人坚强和耐劳十倍），享受着自以为自己勇敢和坚强的男人的爱。她们才是真正的老虎。 我画《月魂》的时候，满脑壳就尽想着这些。“事实上占有这个世界的是你们女人。”我对尚青青说，“男人什么也没有。”她坐在我一旁瞧着我把月亮的色块画成了粉红，“月亮应该是白的，”她说。 尚青青已经很多年没画画了，她的感觉也迟钝了。“月亮是女人的肉色。”我说。 那天晚上彭来了，骑着一辆铃木125，穿得很讲究。他有大半年没来过了，他还不知道秋兰的死。“秋姐呢？”彭东张西望道，把他手中的头盔放到了茶几上。我说秋兰已经死了，彭惊诧得兔子样蹦了起来，“秋姐死了，好久死的？”“4月份，”我说。彭瞪圆的眼睛像两颗板栗，“真没想到，”彭说，“秋姐是个很好的人咧，性格真的好，一下就死了……”这时尚从内房里走出来，头发绾在顶上，穿件无领口的紫色羊毛衫，露出了圆润丰腴的颈脖。“这就是我同你常说起的彭，”我对尚介绍说，又望着彭，“这是我旧情人，姓尚。”彭的眼珠子又瞪圆了，“你好，”彭说，起了下身。尚一笑，“你还没泡茶，”尚对我说，就走过去泡茶。尚把茶递到彭手上时笑着说：“呷茶，久闻你的大名了，何老师经常对我说起你，真的哩，说你常常给他点业务。”“哪里哪里，”彭客气道，“是我经常麻烦何教授……只是这一次我确实不知道何教授家庭有了变化……”彭对尚的印象很好。“你妻子是生活型的女人，蛮好咧。” 出门后彭夸奖道。我说：“你看得起罗。”彭又问我什么时候结的婚，我告诉他还没正式结婚，要等秋兰一年祭日以后才结婚，“反正就这么回事，”我最后说。彭说他这次回国可能会呆一到两个月，要办些事情，还要帮两个朋友办出国手续。彭要我画点画放在家里，他走前来拿，“最好是多画些。”他说。我说：“看吧。”自从秋兰病以后我一直未画过一张国画了，这样一懒下来，又觉得赚那点钱没意思，我又不缺钱用。再说我自己想认真画几年国画，挑200幅好作品自己办画展，玩点名气，说不定还真能玩出点名堂来。我没有把这些想法告诉彭，我只是说：“看吧，等我把这一阵子忙过来再说。”又补充道：“你的这位新嫂要重新布置房子，还要搞新家具，女同志就是这样，你只能就她的势。” 尚青青一心要把秋兰涂在我身上的阴影抹去，她很天真，以为把家庭重新布置了，把家具换了，秋兰就会从我记忆里一并换出去。这是无法人为的！?元钱卖给了一乡里人。简直是送！她花5000多元订做了三间房子的组合家具，客厅还请人吊了二级顶，晾台也用铝合金和茶色玻璃做了封闭式晾台。她把卧房布置成粉红色，墙上贴了花纹图案的粉红墙纸，地上铺着粉红地毯。“这是情感色彩，”我看着说，“这很刺激性欲埃”“国外的卧室都是这种颜色。”她强调说，“粉红是一种舒服的美。”但是在家云的睡房布置上，我坚持白色。“莫让这种色彩影响她学习，”我说，“女孩子兴奋起来还看得书进？白色是纯洁无暇的象征。”因此三间房子三个色调（客厅是紫色的，连百叶窗也是紫色的），虽然乍看不伦不类，却别有一番情趣。家里原先的东西除了一个两尺高的花瓶（那是我在工艺美术社时自己画自己跑到铜宫去烧的一只古色古香的花瓶），什么也没留下，所有的家电她都折价退给了朋友或同事（换了新的），就连窗帘布、台灯、钟、茶具、酒具她都换了。 她开始还打算把那只古色古香的花瓶也送人。“你莫动它，”我火道，“这只花瓶等于我从前留下的梦，这同秋兰没有半点关系。 你想把秋兰从这个世界清洗掉，你莫把我也扔掉罗！我还要活命呆。”尚青青就让这只花瓶留下了。于是这美好的花瓶就成了秋兰的象征，高傲地挺立在赭色的矮柜上，不论是午睡或早上起来，我总要盯着它看片刻，回想一点我过去的生活。“你是美的，”我对花瓶说，“我的过去全装在你瓶肚里了。” 1989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和尚青青又结婚了。我们没办酒席，只是买了些糖和水果，来的人也不很多，不过是些同事。他们对我的新房大加赞赏，认为布置得舒雅客气，继而又称赞尚能干并且会生活。他们对什么都是满意，只对门框上的对联不满意。 “怎么贴幅这样的对联，何老师？”“那要赶快撕了，丑，真的丑。” “这对联真的要不得，太好笑了。”他们大声议论着，很高兴的样子。这幅对联的上句是：“破镜重圆”，右联是：“老夫老妻新风景”，左联是：“新郎新娘旧家伙。”这幅恶作剧似的对联是我楼上一语文老师的手笔。结婚前几天，我请校工会的同事出公告时，楼上那位语文老师正好在常“我帮你写幅对联？”他毛遂自荐说，“你先拿一包洋烟垫底，我包你满意。”我把口袋里一包“希尔顿”（已抽了几根）递给了他，“呷烟小意思，”我说，“只要你对联写得好，再呷两包烟也无所谓。”语文老师屁眼里都是劲，“明天晚上给你，保准对得住你两包烟。” 第二天晚上，语文老师把他写在红纸上的墨迹未干的对联拿下来给我看，当时正有几个同事在我家打量新房，他们瞧着这幅对联牙齿都笑跌了。“敢贴不？”语文老师大为得意地直视着我说。 他存心是要出我的洋相，这个水平就跟锅底一样深的狗杂种。如果没那几个同事在场，我会说“要不得”，还可能骂他有点“宝气”，但既然他们都看见了我就不在乎了。“贴，还好玩些。”我装做大器地说。语文老师就把他的手迹很得意地贴在了我门框上。 “拿烟来罗，”这个狗杂种还没忘记两包烟的许诺。尚青青要撕了它，她觉得这幅狗屁不通的对联太露骨了，等他们一走，她就冲我说：“你去把它撕了。”我说这幅对联倒是很真实地揭示了实情，“新郎新娘旧家伙”这又没说错，既然贴上去了，撕下来反倒让他们笑话。“又不会死人，”我劝慰尚说。 这幅对联在门上贴了两个多月，直到家云暑假从上海回来才从门上撕下来并揉成一团扔进了垃圾桶里。家云恶狠狠地干的。 家云不理她这个后妈，脸绷得像块黑布，吃饭的时候她的嘴巴翘到天上去了，像只鸭子，无论我怎样打趣她都不搭讪。吃完饭她就把门一关，缩在她的睡房里看书。她的桌上摆着秋兰的照片，特意从影集上取出来，嵌在一个镶金花边的小镜框里。那张相片是我拍的，是1982年二姐从马来西亚回来时，全家人上桔子洲头游玩，秋兰站在一株柳树下看船时我抢拍的。照片上的秋兰形态丰腴潇洒（那时候她胸脯上还有乳房），脸上溢着灿烂的笑容。 家云时常盯着它发呆。我理解家云，她认为父亲背叛了母亲，在感情上还遗弃了她。她现在连我都恨了。“你这没用的东西！”那天中午我吼道。那天中午是我做的饭，炒了个子鸡，一碗蕹菜，一碗辣椒炒肉，尚回来时怀里抱了个十斤重的大西瓜，一身的汗，她放下西瓜洗了手脸就过来吃饭。“怎么不打个汤？”尚问我。家云扑地把筷子放下，转身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门一关。尚很难堪地瞥我一眼，我说：“我们吃我们的。”吃过饭，尚没有休息就走了，她心里怄了气，我一脚把家云的房门踹开了，锁口被我那一脚的威力踹到了墙角。“你有什么资格摔碗摔筷子！”我吼道，“你这狗日的，吃现成的你还不满意？！”“我没摔碗，”她不看我，望着小镜框里秋兰的相片。”“你只差摔碗了！”我说，“姨（我要她叫尚‘姨’）哪点不好？我跟你姨过日子又没犯法！你80年代的女青年，明年就喊90年代了，还是大学生，一个思想就跟老古董的一样。 真岂有此理。”家云回嘴说：“我就是不喜欢她！你对我发什么脾气？你看不得我我走就是！”“那你滚！” 家云真的“滚”了。当天下午她拎着个旅行包走了，气冲冲地。尚回来时见我坐在沙发上抽烟，房里有很撑鼻的烟气，就明白发生了什么。“我跟你说了让她去，你去说她做什么？”尚打量了下家云的房间后对我说。我没有搭话，尚又问我：“她到哪里去了？”“鬼晓得。”我叹口气，“我朋友说崽没有养场，我看女也没养常”“家云只是恨我，”尚望准我的眼睛说，像一只狗盯着另一只狗。“其实过一段时间她就适应了。她对她母亲的情感转移总要有个过程。”我望着尚，觉得她真是我的安慰和依赖，觉得她很美。 这十几天由于家云在家，我同尚都很本分，晚上睡觉都是伸开四肢平躺着，连肉也不挨到一起。我把她抱到了身上，“你让我先休息一下，”她把我的手推开道，“我热得很。” 于是我去破西瓜。 一星期后，母亲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家云在她那里要我放心，她还责备我不该凶女儿。信写得很短，几句话。尚青青看完信说：“我去把家云接回来。”“你接得她动的？”我说，“她跟秋兰一样是个死脑筋。”“我会做得比她妈妈还好。”尚想想说。尚坚持要去，她想把我母亲和家云都接回来。我们结婚的事写信告诉了母亲，但母亲没有来，也没回信。她想把我母亲心田上的疙瘩铲平，让我母亲重新喜欢她。她要我画了张线路图。“你是去氽死，”我说。 这句话应证了，事先却没有半点预兆，没有一样东西让我联想刻不吉。那天中午尚青青冲着穿衣镜打扮了下，把天热而好一向没戴了的金耳环戴上，往脸上摸了点“爱求”，往嘴上抹了点唇膏，随后换上了一套橄榄绿的夏装，像平时那样朝腋窝和头发上打了点香水就出门了。那天下午我睡了个好觉，梦见了两个小时老虎，四点钟才醒来，吃了半边西瓜，然后坐在沙发上看一本齐白石画册。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我心里丝毫也没有不安感，还边想着白石老人的一些画。当“长沙新闻”栏目里播放出“本台刚收到一条消息，今天下午四点，在长浏公路盘石口路段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时，我的心一下蹿了出来，浑身起了疙瘩。“……从浏阳开出的一辆载满水泥的东风140货车，与从长沙汽车东站开往浏阳的客车相撞，客车被撞下山坡，翻倒在距公路面40米的深沟里，造成17人死亡，28人受伤，目前还有5名受伤的乘客未脱离生命危险……死者中有6具尸体身份不明，现已运至就近的浏阳县火化场存放……”我哭了，因为在摄影机在死者身上挨个扫射中我见到了尚青青的尸体，只一瞬间，可是那身橄榄绿的夏装和那苍白的脸……我日他妈的。我哭道，这个鳖世界，什么好事都落到我头上了。 我悲痛地往浏阳县赶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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