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目录 |
题记：抗日战争结束了，汉奸们的末日到来了。在这之前，李士群在汉奸们的狗咬狗中，被日军处死；汪精卫已病死在医院，逃过了人民的审判；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等人，或被处以极刑，或受国民党的包庇，躲过了人民的惩罚。不管他们的结局如何，他们最终都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李士群，1907年生，浙江遂昌人。李士群早年到上海求学，并参加了革命。1927年，李被共产党派去苏联学习，1928年回国。 1932年，李士群被国民党中统逮捕后，叛变了革命。 “卢沟桥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李士群本来奉中统之命“潜伏南京”，但贪生怕死的李却在南京沦陷前逃到了汉口。 日本帝国主义的烧杀淫掠让李士群吓破了胆，他认为中国会亡，于是把眼光投向敌人。逃到汉口以后，又躲过中统的耳目，绕道广西、云南，经河内去了香港。 李士群一到香港，便与日本在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搭上了线。中村丰一认为李士群在香港发挥不了多大作用，便把他介绍给日本在上海大使馆书记官清水董边。李到上海后，清水让他为日本大使馆搞情报，李满口应允。就这样，李士群完成了他投身革命，叛变投敌，到成为大汉奸的全过程。 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李士群当上了汪伪清乡委员会秘书长、“剿共救国特工总部”负责人、伪江苏省省长，成为显赫一时的人物。 李士群所控制的特工组织，在1939年正式成立后，除了镇压共产党和其他进步人士外，为了确保汪精卫伪政权，也与国民党中统和军统特务进行斗争。双方的特工人员，在南京、上海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李士群曾在中统里干过，他手下的那一帮喽罗也多出自军统或中统，他们对国民党特务的工作规律、行动方式十分熟悉，在争斗中，屡屡得手。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参议戴炳星、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吴开先等人，都先后被李士群逮捕。国民党在上海、南京的特务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破坏，经过李士群软硬兼施，不少军统、中统特务都倒向了汪伪政权。这使得戴笠、陈立夫对李恨之入骨，欲除之而后快。戴笠曾命令手下特务，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李士群，都因种种原因没得逞。 就在陈立夫为李士群大伤脑筋之时，一日他忽然接到中统特务赵冰谷带到重庆来的丁默的一封信，这封信使事情出现了转机。 丁默原是中统上海区的特务，后投靠汪伪，当上了李士群主持下的76号特工总部主任。在这期间，李、丁两人发生了矛盾，且积怨日渐加深。后来，两人又为争夺伪警政部长一职，结下了新仇。 丁发誓要干掉李，他指使其弟丁时俊于1940年暗杀李士群，因射击技术太差，未能命中。李士群以牙还牙，在这年的5月，乘丁时俊去南京夫子庙喝酒时，派出便衣寻衅斗殴，用酒瓶将其击伤致死。 从此之后，李、丁二人不共戴天。 1942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出现转机，日本帝国主义露出失败之相。丁默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便向昔日中统上司陈立夫写信，请求“悔过自新，效命中央”。 就在陈立夫接到丁默悔过信的同时，戴笠也收到周佛海请他转交蒋介石的自首书，表示要将功赎过。 这两封信使得陈立夫与戴笠大喜过望。但他们又担心周、丁二人演三国黄盖诈降之戏，便分别密电周、丁二人，务必设法翦除李士群，掩护地下工作人员，以此考验他们的自首诚意。 周、丁二人接到重庆方面的密电后，便开始积极准备。经商议，谋杀工作由周佛海主持，丁默从旁协助。 为除李士群，周佛海可谓绞尽脑汁。他先是指使李的对头罗君强下毒，李没有上钩。接着又让丁默向外散布谣言，逢人便讲李士群清乡毫无成绩可言，利用清乡地区的物资移动，发了大财等等，企图以此引起日本人的不满，干掉李士群。 恰恰在这时，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人晴气庆胤奉调回国。他的继任柴山中将对李不听使唤，桀骜不驯早就不满意。李士群掩护日本宪兵悬赏缉拿的军统特务余祥琴逃脱之事这时又被查知。周佛海乘机找到了日本华中宪兵司令部特科科长冈村少佐，请他帮助干掉李士群。冈村满口答应下来。 冈村原打算派人行刺，因为李士群防范很严，几次都没有得手。最后决定用下毒的办法。 这天，李士群接到冈村少佐的邀请，说是在上海百老汇大厦冈村家里为他设宴洗尘，也借机调解他与税警团副团长熊剑东的矛盾。 李士群知道自己结怨很多，且生性多疑，总怕别人算计他。所以，一般在外边的应酬，李士群很少参加。这次李本不想去，因是日本人请客，碍于面子，他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在去之前，李士群做了一些准备。他与随从相约，到了冈村家，什么都不吃，连香烟也不抽。还跟一块去的保镖打了招呼，如果过了两个小时还不出来，就冲进去。 到冈村家后，李士群以自己刚患痢疾未好为由，坐在席上任何东西也不吃。冈村也不勉强，一边与李说着话，劝他与熊剑东和好，一边与熊劝酒吃菜。 席间的谈话似乎很投机，熊剑东坦诚相见，向李承认了自己的不对，希望今后能携起手，为了共同的利益，一致对外。说着说着，冈村给李敬了一支烟，又给他打开了汽水。 熊剑东的一番话，使李士群很受感动，他觉得老这样坚持，反而会引起对方的怀疑和不快。于是，便放松了警惕，拿起酒杯高兴地与冈村对饮起来。 这时，有个日本女人从厨房捧出一碟牛肉饼。冈村介绍说这是他太太，擅长做这种牛肉饼，今天听说李部长来了，特地下厨。请赏光尝一尝，味道如何。 端上来的牛肉饼只一碟，李顿时起了疑心，放下筷子不敢吃，他便把碟子推给了熊剑东，说：“熊先生是我钦佩的朋友，应该熊先生先来。” 熊剑东又把碟子推过来，笑着说：“冈村太太是专门为你做的，我怎敢掠美。” 李士群又想把碟子推给冈村。这时，冈村的老婆用盘子托出3碟牛肉饼，在冈村、熊剑东和随李士群一块去的夏仲明面前各放了一碟。因为4个人面前都有了，李也就不好再推了。 冈村解释说：“我们日本人的习惯，以单数为敬。今天席上有4人，所以分成1、3作两次拿出来，以示对客人的尊重之意。在日本，送礼也是以单数为敬，你送他一件，他非常高兴。要是多送一件，他反而不高兴了。”冈村的一番话，说得在座的都笑起来。 李知道日本人送礼讲单数的习俗，经冈村这么一解释，他也就不再怀疑了。 席上，其他3人面前的牛肉饼都吃得精光，李士群吃了三分之一。这时的气氛十分融洽，谈着谈着，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李要夏仲明下去给楼下的保镖打招呼，楼上相安无事，时间过了，也不要上来。 李士群赴宴回来，已是晚上10点多钟，家里还有客人在等他。李给客人打了个招呼，连忙跑进卫生间抠喉咙，想把冈村家里吃的东西吐出来，可能是时间太长的缘故，没有吐出来。 两天后，李士群突然感到不适，开始是腹痛，接着上吐下泻，送医院抢救。经检查，李中了阿米巴菌毒。 阿米巴菌是用患霍乱的老鼠的屎液培育出来的一种病菌，人只要吃进这种细菌，它就能以每分钟11倍的速度，在人体内繁殖。在繁殖期内，没有任何症状，到了36小时以后，繁殖达到饱和点，便会突然爆发，上吐下泻，症状如同霍乱。病人到了这时，就无法挽救了。因细菌在人体内起破坏白血球的作用，使人体内的水分通过吐泻，排泄殆尽，所以人死后，尸体会缩小得如同猴子一般大小。 没过两天，李士群已气息奄奄，临死前他对人说：“我干了一生特务，没想到到头来却被日本人算计了。” 李死后，他的亲信和老婆派人到南京，向汪精卫提出了4条要求： 一、要把李士群“国葬”； 二、要汪派代表来苏州致祭； 三、要汪精卫送一件纪念品殉葬； 四、要汪为李题写墓碑。 汪精卫对这4条要求，除一条“国葬”经伪中央委员讨论改为“公葬”外，其他3条全部照办。 汪精卫送的纪念品是一方田黄石图章，墓碑是“李士群先生之墓汪兆铭题”11个字。 李士群死后，尸体已缩得像只猴子，可还是用了一口顶大的楠木棺材，装殓后移灵至上海，葬在万国公墓。 李士群的死，汪精卫心里很清楚，兔死狐悲，他私下曾对人说：“日本人怎么这样不讲信义。” 李士群入葬后的一个晚上，苏州日本宪兵队派人将76号特工总部的几个特务头子，以及伪江苏省政府的各厅、处长分别叫到李家，把这些人连同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召集到一起，宪兵队长当众宣布说：“李先生是我们的朋友，对于他的死，我们深表哀痛。但是，李先生死后，你们却说是我们日本宪兵队毒死的，这是绝对的造谣。这是对我们宪兵的最大污蔑，也是对我们天皇的大不敬。经过几天的调查，我们发现了几条线索，其中一条与李先生的妻子有关。” 宪兵队长说到这里，停顿下来。 大家一下子都把目光集中到叶吉卿身上。 宪兵队长接着说：“据我们调查，叶吉卿与储麟荪通奸，二人深怕让李知道，于是先下手将李先生毒死了。” 日本人当众把叶见不得人的事抖出来，使叶吉卿又羞又恨。明明是自己的丈夫被他们毒死，却还利用她与储的丑事，反打一记耳光。叶越想越气，有话说不出，放声大哭起来。 “其他线索，我们打算继续再查。谣言不止，我们只有先把人一一抓起来，查个水落石出，用事实来辟谣。但是这样一来，李先生的名声给败坏了，还要连累其他人。” 宪兵队长说着拿出一张纸来：“李先生已经死了，我们也不想把事情搞大，为了顾全李先生的身誉，对他家属的错误，我们可以原谅，但是不能再继续造我们日本宪兵队的谣。我这里有一张声明，请大家签个名，就说李先生是因病而死的。我们也不再追究此事了，何去何从，请你们立即决断。” 大厅里像开了锅似的，汉奸们立刻商议起来。日本人话里有话，其他几条线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说不定就会查到自己头上来。商量来商量去，谁也不敢得罪日本人，都怕惹火烧身，只好表示接受。 这时，叶吉卿仍在号啕大哭，她想借哭拒绝在声明上签字。汉奸们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连逼带劝要叶屈从。叶吉卿知道胳膊搬不过大腿，最后，不得不在声明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上下群情激奋，纷纷加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之中。汪精卫之流为了达到临驾蒋介石之上的个人目的，不惜牺牲民族利益，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当了可耻的汉奸。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开场，汪精卫当上“主席”，坐上了第一把交椅。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时任伪“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她以“汪夫人”自居，不仅是汪的贤内助，更是汪叛国投敌的得力干将。 1943年，国内外反法西斯形势大好。汪精卫和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知道末日不远。早在1935年，汪精卫被人行刺，大难不死，有一颗子弹一直留在背上。就在这个时候，那颗子弹时时发作，疼痛不已。11月，日本在东京召开大东亚会议，汪精卫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会见了首相东条英机。工作谈完之后，汪精卫请东条英机派几名内科医生去南京，为陈璧君诊治胃病。其实，汪是想借给老婆看病的名义，让日本医生给自己诊治留在后背上的那颗子弹。 东条英机答应了汪的请求，派出了黑川利雄一行，带着医疗器械，来到南京。 经过检查，陈璧君的胃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病。汪精卫便让黑川利雄为自己治枪伤。经过检查，黑川利雄告诉汪，后背的那颗子弹已伤至骨头，但并没有什么大的障碍，还是不取为好。 汪精卫仍不放心，子弹没有取出，他总觉得是一个威胁。没过多久，汪精卫跑到南京日本陆军医院就诊，坚持要医生取出子弹。日本军医部长见劝说无效，亲自主刀为他取出身上的子弹。 可能是手术伤及了中枢神经，术后，汪精卫的双腿变得不听使唤，一时大小便失禁，病情恶化。 陈璧君见西医看不好，便千方百计从民间请来了一位中医。这位中医姓刘，是江苏吴县人，他用祖传秘方治疗刀伤枪伤和无名肿毒很有名，外号“刘一贴”，意思是再难治的伤，只要他的一贴药，立马就可好。 刘一贴先给汪敷一贴“败毒散”。果然，第二天，汪的疼痛减轻了许多，两条腿也基本恢复了知觉。汪精卫看到刘一贴能够治好自己的病，非常高兴，请他接着为自己治疗，并说日后要重金相谢。于是，刘一贴为汪又换了一帖药。谁知这帖药帖上不到4个时辰，汪精卫贴膏药处火烧火燎发烫，接着四肢抽筋，浑身上下像有无数条鞭子在抽打他，疼痛难忍。再去找刘一帖，刘却杳如黄鹤。 刘一帖的这帖药，将子弹铅毒扩散入骨，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厉害，不仅脊椎骨和胸骨疼痛难耐，麻痹状态已从两腿蔓延到了整个骨盆，而且高烧的次数一天比一天增多。 1944年2月，黑川利雄邀请日本名古屋大学神经外科斋藤正教授一道来南京诊治，发现汪已病入膏肓，因受条件限制，无法控制其病情发展，当即决定带他到日本治疗。 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四楼的一间特别室里，把这间告别病室叫作“梅号”。日本政府把汪精卫赴日本治病当作最高机密，对外讳莫如深，医院内外军警密布，三步一岗，四步一哨，如临大敌。第二天，由名古屋帝国大学的专家胜沼精藏、整形外科教授名仓重雄和助手教户田君组成了治疗小组，由斋藤正主刀施行手术。 手术中，医生发现汪精卫的三节胸椎骨已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手术后，汪精卫的身体和头部全部用石膏固定。此时的汪精卫已元气丧尽，形如僵尸。 一周后，X光检查，汪精卫手术的地方非但没有愈合，反而开始萎缩。他的体温高至38．5度而降不下来。因为极度贫血，医院每天早晚两次为他输血。后来，医院血库的血用完了。这时，日本本土不时遭到盟军飞机轰炸，名古屋与四周城市的交通中断，无法从别处运来血液，只好由同血型的长子汪孟晋、二女儿汪文彬、三女儿汪文悌为父亲输血。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汪的病情日益严重，生命只能以日来计算。汪开始为自己的后事作准备。于是，由他口授，夫人陈璧君记录，留下了《最后之心情》的遗书。汪精卫在遗书中，极力为自己叛国投敌进行辩护，活现出一颗死不回头的花岗岩脑袋。 11月9日上午9时，盟军出动150架轰炸机空袭名古屋，陈璧君和子女们在一声声巨响和火光中，将奄奄一息的汪精卫连人带床送进地下室。这时，日本的天气已十分寒冷，地下室又无暖气设备。盟军的轰炸从上午一直进行到下午，汪精卫在地下室里熬过了难捱的一天，又惊又吓，再加上寒气侵袭，汪精卫的病情急剧恶化。到了第二天清晨，汪的体温上升至41度，心跳每分钟128次，呼吸极为困难。日本医生虽竭力进行抢救治疗，但最终回天乏术。1944年11月10日下午4点20分，汪精卫躺在病床上最后抽搐了几下，停止了呼吸。汪精卫1935年遇刺后，医生就说过，他只能再活10年，果然应验。 汪精卫死后，日本军方将他的尸体运回南京。在日本军警的监护下，汪精卫被葬在他生前选好的梅花山麓。 梅花山处中山陵左侧，是游人去中山陵和明孝陵必经之地，因多梅花而得名。这里环境幽静，鸟语花香，汪生前曾对人说过，他死后就葬在这里。 陈璧君自知汪的尸体日后难免被毁棺鞭尸，便亲自布置，在建造坟茔时，将5吨坚硬的碎钢块掺在混凝土中，然后浇灌成厚厚的坟堆，坚固无比。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派出工兵营，将汪墓炸毁。 炸坟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前3天，往中山陵方向的交通即被封锁，对外放风说是为了抓汉奸。工兵爆破分两步，第一步炸开外层混凝土，第二步炸开内窖。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坟墓炸成数块。 开棺时，由当时的南京市长马骏超亲自检查，其余无关人员避开。开棺后发现，汪氏入棺经防腐处理，尸体保存完好。除在汪的口袋里找到一张陈璧君亲笔写的“魂兮归来”的3寸纸条外，别无所获。 随后，将起出的棺木装上大卡车，运到清凉山焚尸扬灰。 工兵营当夜平整好坟地，在坟地上建了一座小亭，两边修建了长廊，随后又种上花草树木，使这里成为一处风景点，与中山陵遥相映衬。游人至此，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曾经埋葬过汪精卫。 军统人员把陈璧君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收缴，用一架军用飞机将陈、褚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25号看守所。从此，陈璧君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汪精卫死后，陈璧君带着一批亲信，回到了广东，她还想凭借其妹夫褚民谊是伪省长的地位，继续称霸广东。 没过多久，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陈璧君如丧考妣，惶惶不可终日。 陈璧君找到褚民谊商议应对之策。褚民谊也似热锅上的蚂蚁，哪还有什么高明的主意。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好决定向老蒋献殷勤，请蒋看在昔日一致反共的情分上，网开一面，将功赎过。 于是，以褚民谊的名义，向蒋介石发出了一份电报： 敌宣布投降后，共军乘机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 不多久，陈璧君让褚民谊紧接着又发一电： 汪夫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归还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电报发出后，石沉大海，迟迟不见蒋的回音。 陈璧君忧心忡忡，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据他介绍，此次，是奉戴笠之命，前来迎接陈璧君与褚民谊前往重庆。说着，取出一份附有密码的电报交给了褚民谊。褚展开电报，认真读了起来。 重行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 弟蒋中正 重行是褚民谊的字。读完电报，褚深信不疑，郑还告诉褚民谊，重庆的飞机后天就可抵穗。请他马上转告陈璧君，做好准备。 陈璧君闻讯后，喜出望外，特地让人上街买了一筐刚上市的杨桃，准备带到重庆，送给蒋夫人。第三天上午，郑介民通知褚民谊，专机已到，要陈璧君与褚下午3时等候在原省政府门口，有车来接。 3时整，郑介民带着10余辆汽车和一伙军统人员准时到达。他下车后，即宣布每辆车只能坐2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车队刚出省府，陈璧君就发现汽车不是朝白云机场方向行驶，她惊问：“这是去哪里？” 郑介民笑着解释说：“重庆来的是水上飞机，我们这是去珠江边，上船过渡到机上。” 陈璧君便不再疑。 汽车很快来到珠江边，早有汽艇在迎候。郑将汪、褚送上船后，称有公务不能陪同前往，便将两人交给姓何的中校专员，随后乘车走了。 汽艇刚一离岸，那位姓何的专员就从口袋里取出一纸，说重庆来电，委员长已去西安，旬日内不能回渝，陈、褚此时来渝，诸多不便，应先在穗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此时两人方知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又哭又闹，拍桌大吼：“既是老蒋不在重庆，我就没有去的必要。要是安全，只有我家里最安全。”她坚持要汽艇开回去。 军统人员见状，拔出了手枪。 陈璧君瞪着眼睛又对他们吼道：“连老蒋都知道我的脾气，让我三分，你们是什么东西？” 姓何的专员只好向她解释，这是奉命执行公务，要回去是断然不行的。 褚民谊知道再闹也无用，只好婉言劝陈璧君忍耐。 陈、褚二人在珠江边的一栋两层楼房里幽禁了半个月。随后，军统人员把陈璧君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收缴，用一架军用飞机将陈、褚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25号看守所。 从此，陈璧君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陈璧君刚到看守所时，受到优待。一日三餐，都由外面的饭馆供应，中午还有茶点。住的房间，也不上锁，可以自由行走。后来，随着关押犯人的增多，待遇便逐渐降低。除陈公博一人一间房外，其他都是二三人，七八人一间。房门开始加锁，每天除30分钟的放风外，终日不开放，伙食也变得很差。 因为陈璧君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症，再加上身体肥胖，生活难以自理，看守所破例同意她的要求，让其子女陪伴。陈璧君在自己的囚室里，以静坐休息为多，即使每天半小时的放风，她也不参加。 当时，苏州是江苏省的省会，江苏省高等法院设在这里。根据国民党政府关于被拘汉奸一律送各地高等法院审判的决定，1946年2月，陈璧君等人被移解到苏州。 3月28日，江苏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罪起诉陈璧君。 4月16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公开审讯陈璧君。 陈璧君性格傲岸，连蒋介石都惧她三分，今日被送上法庭，人们都想看看她的狼狈状。所以，未及开庭，旁听席上已座无虚席。 当法官宣布开庭，两名法警将陈璧君带上了被告席时，法庭里顿时鸦雀无声。 这天，陈璧君着意打扮了一番，她身穿黑色旗袍，架着一副细边眼镜，态度傲慢，目中无人地走上了法庭，丝毫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阶下囚。 在法庭上，陈璧君抨击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破口大骂蒋介石。当陈骂到蒋介石时，旁听席上时而一片笑声，时而一阵掌声。这笑声和掌声，反映了人们对蒋介石的不满。而陈璧君还以为是人们对她的同情和支持，骂得更加起劲了，并为自己的汉奸行为极力辩白。陈不仅不承认卖国，还把自己打扮成一名爱国英雄，一名受害者。 陈璧君的话还没有说完，旁听席上顿时嘘声四起，人们对陈璧君的狡辩嗤之以鼻。 一周以后，陈璧君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陈璧君表示强烈不服，她强硬地表示“有受死的勇气，没有坐牢的耐性。” 1949年春，蒋家王朝行将灭亡。此时，国民党对在押的汪伪汉奸作出了一项特殊的决定：除已执行死刑者外，凡判处无期徒刑的继续羁押，判有期徒刑不管刑期多少，一律释放。按照这个决定，陈璧君仍不能出狱。 4月苏州解放。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移解到公安局看守所。上海解放以后，陈又从苏州解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 陈璧君刚到堤篮桥时，身体十分虚弱，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高血压等症，头痛、头晕、失眠时时折磨着她。人民政府对她进行了及时治疗，病重时又将她送进监狱医院，入院治疗。 刚开始，陈璧君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触情绪，不承认自己是汉奸。监狱里的管教干部，对她进行了热情的挽救和教育，找她谈话，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管教干部的帮助下，傲慢的陈璧君情绪慢慢缓和下来，她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 1959年3月，陈璧君病情加重，被再次送进医院。陈在病榻上躺了3个多月，最后死于监狱医院。 陈璧君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上海一远房亲戚收殓火化，骨灰送到广州。第二年，由陈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将其认领。 陈公博早年投身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但不久即脱党，去美国留学。1925年回国后，投入到汪精卫的门下，成为汪派的核心成员之一。抗战爆发，汪精卫叛国投敌，陈随之下水。1944年底，汪精卫病死日本后，时任伪行政院长和上海市市长的陈公博坐上了伪国民政府的第一把交椅。谁知好景不长，不到一年时间，日本战败投降。树倒猢狲散，南京伪政府乱成一团。8月24日，陈公博得知国民政府的军事要员将于26日飞抵南京，急忙向日本总部联系，准备逃往日本。第二天，一架日本中华航空公司MC型飞机在晨曦中从南京明故宫机场悄然起飞，机上坐着陈公博及妻子李励庄、秘书兼情妇莫国康等7人，他们此行就是去日本避难的。 飞机在日本本州鸟取县西郊的米子机场降落。为避人耳目，陈一行东躲西藏，刚开始住在一个叫“水交馆”的小旅馆里。这家旅馆十分简陋，房间里连一把椅子都没有。陈公博只好在草席上安身。堂堂“国民政府”主席，如今连乞丐不如，陈公博的心里不是个滋味。 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派人将他们用飞机接到京都，准备把他们送到已安排好了的京都旅馆。陈公博认为京都旅馆人来人往，过于张扬，不敢入住，最后他们来到了比较僻静的出町寺田别庄。没住几天，又搬到了更为隐蔽的金阁寺里住了下来。 8月29日晚上，日本同盟社突然发了一条消息，称陈公博8月28日自杀受伤，送医院抢救不治身亡。这条消息经过路透社转播，刊登在国内外各报刊。 中国政府经过调查，发现陈公博之死纯属子虚乌有。 9月3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宣布，陈公博夫妇及其女秘书一行，受日本外交部及军事当局保护，出逃日本，行前陈曾交日方匿住日本时的生活费一万万元。当日方得知中国政府将向日本当局究办此叛国汉奸时，同盟社便别有用心播发了此假消息，意在掩护陈公博匿住日本的事实。 陈公博“自杀”的真相，国内早已尽人皆知，要求日本政府尽快交出汉奸陈公博的呼声越来越高。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时，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回国的正式要求。9月18日、19日再次向日方提出上述要求。经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向日本政府一再交涉，日方不得不交出了陈公博等人。 10月3日，陈公博在日本度过了战战兢兢的1个月零8天后，被押送回南京。一下飞机，陈即被逮捕，送往位于南京城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没过几天，陈又被转押至宁海路23号军统局临时看守所，开始了他的囚徒生活。 羁押在军统局临时看守所，与其他汉奸相比，陈公博是比较优待的。他独自关押一室，吃饭有人送，刚去的时候，伙食也还可以。只是有一点陈颇感不便，就是每天下午倒梗桶的时候，陈与众囚犯挤在一起，他感到有失体面，就向卫兵司令请求，说他曾任国府代主席，希望给他一点面子，准许他每天提前或延后单独倒便桶。此要求获得了批准，此后，陈得到了每天提前倒便桶的优待。 后来，看守所的伙食越来越差，一度用黑面粉做成面疙瘩当囚粮，嚼在口里如同木屑，难以下咽，关在这里的汉奸们称作“原子弹”。陈又提出改善伙食的要求。这次没有人理会他。 在看守所的几个月里，陈没有被提审过。他不甘寂寞，要来纸笔，每天伏案书写《八年来的回忆》，文章长达3万字。在这篇文章里，他竭力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护。 一天上午，陈正在写他的文章，军统局长戴笠突然来看守所看望他。戴把陈公博叫到办公室，与他密谈了两个多小时，戴要陈安下心来，答应要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他的问题。 与戴谈话后，陈公博似乎看到了一线生机，在囚室里喜形于色。平时一言不发的他，这时也无话找话地与看守聊上几句，高兴之情溢于言表。 可是没过多久，戴笠乘飞机失事身亡，陈公博的幻想破灭了。得知消息后，陈垂头丧气。这时他已与陈璧君、褚民谊等3人，被转押到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 4月6日下午2时，法庭开庭，公开审判陈公博。 这天，陈公博身穿深灰色布面夹衫，灰色呢西装裤，头戴黑呢船形帽，脚踩一双黑皮鞋。他手持两本卷宗，见记者前来拍照，连忙强打精神，故作镇定。 审判长宣布开庭后，由首席检查官宣读起诉书。 陈公博听完起诉书后，一副不服气的样子，问法官能不能当庭宣读他在看守所写好的《我的八年的回忆》。审判长同意了他的要求。陈连忙打开卷宗，朗读起来。 在这份自白书里，陈极力为汪精卫的叛国行为辩护，为自己当汉奸推卸罪责。最后，陈对起诉书提出了抗辩理由，即所谓“沦陷区人民创痛巨深，经汪陈政府予以‘抢救’，国家元气得以保存；日本投降后，本人维护南京治安以待国军接收”等等。 1个小时55分钟，陈才把这份自白书读完。 随后，审判长按起诉书询问犯罪事实，陈公博供认不讳。接着，又由法庭指定律师为陈辩护。 对陈的抗辩理由，法庭一一予以驳斥，铁的事实，使陈公博哑口无言。退庭时，已是晚上8时20分。 4月12日下午，江苏高等法院再次开庭，对陈公博进行宣判。当审判长宣读判决书主文：“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时，陈的双腿不停移动，神情紧张。审判长继续宣读：“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之生活费外，没收。” 这时，陈会过神来，回头向左右旁听席上四望，态度似不耐烦。当法官询问陈是否上诉时，陈回答道：“我上次审判时已说明过，无论如何决不上诉。审判长能在上次让我朗读自白书全文，我心事已了，应对审判长及各位表示感谢。” 陈公博知道，自己的案子是蒋介石铁定了的，申请复判只是徒劳。 可是，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不死心，向南京最高法院递交了《申请复判状》，请求重审重判。最高法院特种刑事法庭很快驳回了李励庄的上诉，核准了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6月1日，司法行政部也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次日，陈公博被移往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等待执行死刑。 陈走到指定的位置上，面东而立，双手整理了一下蓝色的士林布长衫，然后左转面北，双手插入裤袋内，紧闭双目，连声叫道：“快开枪！快开枪！” 6月3日上午6时30分，最高法院派人从南京赶到苏州，送来了对陈公博立即执行死刑的各种文书。法院院长立刻通知典狱长迅速安排临时法庭，布置刑场、警备等。 随后，几名法警来到牢房提人。陈公博见这阵势，知道死期已到。他整了整衣冠，取了一把自己用的茶壶，来到隔壁陈璧君的囚室，送给她留作纪念，对陈说：“我随汪先生去了。”陈闻言失声痛哭。 陈公博去刑场前，提笔给家属写了遗书。又给蒋介石写信，信写到一半时，陈突然决定不写了。于是，历史上就留下了一封陈公博未完成的致蒋信。 大约在8时半，陈被带到监狱设置的临时法庭上。法官循例问了问陈公博的姓名、年龄、籍贯等，接着宣读死刑执行书：“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判决35年度京特复第1229号……依惩治汉奸条例第2条第1项第1款……判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宣读完毕，法官问：“陈公博你有什么话要说？” 陈答：“我给蒋主席的信，只写了三分之一。” “可否在1小时内续成？” “不必了！” “你有多少动产不动产？” “你们可以调查。” “你还有什么要求？” “我有茶杯一只，是兆铭兄所赠：有一枚一等旭日大绶章，是日本天皇所赠。此两物都在我床上，要求随葬……” 陈又要求和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及褚民谊诀别。 法警带着陈来到褚民谊处，两人紧握双手，默默无语；又至陈璧君处，陈璧君掩面痛哭：“我们曾经共患难，岂知你先我而去。” 随后，陈公博向刑场走去。走着，走着，他忽然停住了脚步，回头对行刑的法警说：“请多帮忙，为我做干净点。” 陈走到指定的位置上，面东而立，双手整理了一下蓝色的士林布长衫，然后左转面北，双手插入裤内，紧闭双目，连声叫道：“快开枪！快开枪！” “砰！”枪声响了，陈公博应声倒地，浑身痉挛，一股污血从右眼流出，几分钟后，法医上前检查，陈已气绝。 这天上午9时，陈公博之子陈干偕汪精卫之女来到苏州，此时，死刑刚执行完毕。他们没有到刑场，只是嘱托陈公博的副官将陈尸体送到苏州殡仪馆入殓。随后，将陈公博葬至上海公墓，连墓碑也没有立。 陈公博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周佛海为人奸狡滑头，是个最能看风使舵的人，为了个人前途，周佛海决定向重庆靠拢。 周佛海早年留学日本时，便接触了马列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积极宣传者，周与陈公博一样，也是中共一大代表。1924年他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戴季陶搭上线后，于同年9月叛党，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重要分子。周曾任国民党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中央宣传部部长。1938年随汪精卫投敌后，历任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上海市市长等职。 在汪伪政权中，除汪精卫外，周佛海是最有实力的人物。周虽坐的是第三把交椅，职位不如陈公博，但实权却不在陈之下。他不仅负有财政经济职责，比较重大的对日交涉任务，也多由他完成。 周佛海为人奸狡滑头，是个最能看风使舵的人，在中国人民顶住了日军进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周佛海以其投机家的政治敏感，预感到日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曾私下对人说，他有两个没有预料到：一个是万万没料到日军在占领武汉之后，会停止进攻；二是万万没料到日本会向英美开战。 为了个人前途，周佛海决定向重庆靠拢。 周佛海先是偷偷给戴笠写信表示要将功赎罪，为军统效力。接着又派人秘密到重庆，向蒋介石“自首”，说他当初逃离重庆时，未向蒋请示，是对蒋的背叛，为此心中时常不安，请蒋宽大为怀，他愿粉身碎骨，报效党国，效忠蒋介石。 蒋介石接受了周佛海的“自首”，要周“戴罪立功”。 周佛海安排了一部秘密电台与戴笠保持着经常联系，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日军重要情报。 根据蒋的指令，周佛海开始大肆破坏沦陷区的中共地下组织，组织伪军，进攻我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对新四军茅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 日本投降后，周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负责国民党对上海的接收。蒋还命令周佛海指挥上海、杭州一带的伪军“维持治安”，全力阻止新四军收复失地。 周佛海又是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又是以上海市行动总队的名义发布布告。一夜之间，周佛海摇身一变，由卖国汉奸，变为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抗战胜利后，舆论界的首要话题，就是如何惩治卖国汉奸。周佛海因反共、“接收”有功，蒋想极力保他。但周佛海投敌当汉奸却是不争的事实，全国人民对蒋介石包庇汉奸的做法表示抗议，要求严惩大汉奸周佛海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国民党内的不少有识之士，也推波助澜，纷纷上书蒋介石，要求对周佛海卖国巨奸严惩不贷。 舆论的压力，迫使老蒋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周佛海的处置。 经过与戴笠的一番密谋后，蒋介石决定先让周远离上海这个是非窝子，将他送到重庆软禁起来。蒋认为这是一个两全之计，对周佛海，就说是避开舆论中心，送他到重庆进行保护；对外则宣称，把大汉奸周佛海送到重庆是进行关押，听候政府的处理。 送去重庆，是凶是吉，周佛海不摸蒋介石的底。周知道，不去是不行的。所以当戴笠故意用商量的口气将这一决定告诉周佛海时，他只好将信将疑地答应了。 1945年9月30日晨，戴笠的专用飞机从江湾军用机场秘密起飞，机上坐着周佛海、丁默、罗君强等汉奸，戴笠随机陪同。 中午11时半左右，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随后，周佛海被秘密安排住进了白公馆。 在白公馆，毛人凤准备了丰盛的午餐，为戴笠和周佛海等人接风洗尘。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满满一大桌。席间，虽然戴笠、毛人凤不断向周佛海等人敬酒、讲笑话逗乐，可周一行知道自此走进牢笼，前途莫测，一个个心事重重，气氛颇为尴尬。 酒吃到一半，戴笠事先交待好的秘书走进餐厅，故意大声对戴说：“侍从室来电话，委员长叫您马上去。” 戴笠站起来与周佛海打招呼：“很抱歉！不能奉陪，我先走一步了。”说罢，便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餐厅。 从此，周佛海就被软禁在白公馆里了。 白公馆的条件还算不错。周佛海住在二楼左边的一个大间，这间房曾关押过叶挺将军。房间里沙发、弹簧床等一应家具齐全。周在这里可以读书、看报，也可以与同来的丁默、罗君强等人相互串门、打牌。可以与家里人通信，但须经特务检查。生活待遇也好，有专人做饭，顿顿荤素不缺。只是限制到楼下院子里散步，严禁到院外行走。 天长日久，周佛海便感到这种不自由的日子难熬。加之听说白公馆原是看守所，里面死过不少犯人，更是心生烦闷。他便向戴笠反映，要求调换住所。戴虽然对周的要求颇不以为然，最终还是同意将他们搬到当年美军顾问梅乐斯的寓所。 这是一排10来间的平房，有新式卫生设备，有院子可供散步，四周有松林草地，鸟语花香。免除了那种与死人为伴的感觉，周佛海对这个地方，甚为满意。 优裕的生活，使得周佛海的心情一天天好起来，他对未来，又充满了信心，院子里有一株桃花，春天来了，桃花含苞待放，触景生情，周提笔写了一首咏桃诗： 春来无酒也微甜，绿树苍烟映碧岚。忽见桃花羞欲笑，心随流水到江南。 因为戴笠曾向周佛海许诺过，一定要用政治手段解决他的问题。所以，周佛海一直把戴笠当作自己的保护人，心想只要有他在蒋面前斡旋，老蒋对自己不会怎么样。 不料此后不久，戴笠因飞机失事，命归黄泉，周的“桃花梦”便化为泡影。 再说国民党的“肃奸”活动，忙碌了半年，到了第二年夏天，已经鸦雀无声，大汉奸周佛海仍逍遥法外。其时，中共中央、各民主党派、各文化团体及各界人民，纷纷发表声明，谴责蒋介石姑息养奸的行为。 蒋介石虽然有意袒护周，但他也知道，再这样下去，无法向民众交待，只得指示军统局将周佛海送交南京高等法院审理。 1946年9月16日，南京明故宫机场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民党派专机将周佛海、丁默等人由重庆押送来南京。飞机降落后，武装警察列队机门两侧，严防发生意外。 周佛海身着派力司深灰色长衫，最后一个走出机舱。他站在舱门口，呆了一会儿，便低下了头，神情十分沮丧。随后，周一行钻进早已安排好了的汽车，驰向宁海路23号军统看守所。 一周后，周移至南京老虎桥监狱。 9月20日开始，最高法院对周佛海进行了审讯。 最高法院院长金世鼎和高等法院检察官陈绳祖亲自审理周案。金、陈都是当时有名的刀笔吏，他们也都认为，根据掌握的证据，周佛海是非死不可的。 10月7日，最高法院在南京夫子庙开庭审理周佛海。 周佛海请了3位当时很有名的大律师为其辩护。法庭上，周对自己策划投敌的阴谋活动，矢口否认，不认为自己在汪伪政府任职是卖国的汉奸行为。对其在汪伪政府中的活动，也是轻描淡写，遮遮掩掩。而对自己如何找老蒋“自首”，如何效命重庆，却不厌其烦，叙述得十分详细。他还拿出戴笠写给他的亲笔信为据，表明自己是为重庆做事的。老蒋深怕别人指责他在抗战时期与汉奸暗中往来，周的所作所为，正好犯了蒋的忌讳。 在法庭上，周对起诉书称他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的罪行，一一加以辩驳。诡称：我参加南京政府（汪伪政府）的前半段是“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半段是“通谋本国，图谋有利本国”。周佛海的狡辩，遭到了法官的驳斥。 11月7日，最高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不服判决，提出抗告。最高法院驳回抗告，核准原判。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再一次呈请高院再审，经审判长、推事商裁，又一次驳回了杨要求再审的申请。 蒋皱着眉头，思索良久，以低缓的语调对杨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 戴笠身前曾对周佛海拍过胸，说已得到蒋介石的批准，保证周的身家性命安全。可是如今，法院一再驳回申请，维持原判，这使得周佛海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周佛海知道大限已到，随时都有被提出去执行死刑的可能。所以，每当监狱里法警走动，人声嘈杂，周就以为是来提他行刑，惊恐万状。 所有的法律程序都已进行完毕，周佛海要想活命，只有蒋介石的特赦令才能够救他。 当周佛海在监狱里坐以等死、度日如年的时候，他的妻子杨淑慧正在南京城里四处奔走。杨向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顾祝同等人托情，请他们向老蒋进言，周不再提与重庆联系的事，只看在周抗战胜利后，奉命维持上海秩序、阻止新四军入沪、协助重庆接收等，对周予以特赦。 这些国民党要员，与周都是旧日的同事与朋友，对周佛海一案十分帮忙。陈果夫、陈立夫，专门找到蒋，以周佛海在抗战胜利前后，能按政府计划暗中布置军事，不无微功，请蒋予以缓刑或减刑。一次，杨淑慧去找陈立夫，恰逢陈卧病在床，他便要秘书代见，告诉她，周的事陈已专呈报蒋，要她放心。 陈布雷是周的旧友，他给杨淑慧出谋，要她写一呈文，向老蒋求情，请求特赦，他可以代为转蒋。陈布雷谒蒋时，将杨写的呈文交给了蒋，并与蒋密谋，如何才能将周佛海特赦出来。 后来，杨淑慧又找到陈布雷，请陈代为疏通，她想面见蒋介石。陈布雷将此事报告给蒋介石后，得到了蒋的恩准。于是，经陈布雷安排，杨淑慧见到了老蒋。 杨淑慧一见到蒋介石，就长跪在地，抽泣不止，一句话也不说。其实，要说的话老蒋都知道，一切都在不言中。这大约也是陈布雷为杨淑慧设计的。 果然，这一招起到了作用。蒋皱着眉头，思索良久，以低缓的语调对杨说：“起来，安心回去吧，让他再在里面休息一两年，我一定会让他再归来的。” 杨得到了蒋的许诺，泪流满面，感激而归。 就在周佛海在监狱内惴惴不可终日，杨淑慧在南京城内上下奔走之时，1947年2月23日，蒋介石致电司法部，《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对周佛海进行了特赦改判。 电文摘要如下： 关于汉奸犯判处死刑一案。查该犯早经自首，虽未明令允准，惟在三十四年六月十九日戴故局长笠呈请前来时，曾令其奉谕转告该犯：如于盟军在江浙沿海登陆时能响应反正，或在敌寇投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不使人民涂炭，则准予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该犯似可免予一死，可否改判，即由司法院核办可也。 根据老蒋的指示，3月27日，周佛海被改判为无期徒刑，收押在老虎桥监狱。 周佛海死里逃生，不禁感慨万千。在狱中，他赋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情仍故吾；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从这着诗里，我们不难看出，周虽然改判无期徒刑，仍心不死，希冀有朝一日，东山再起，继续为蒋介石卖命。 1948年正月初五，周佛海油尽灯灭，在监狱里结束了他的一生，时年52岁。 周佛海患有胃病、心脏病多年。关押在老虎桥监狱后，胃病和心脏病时有发作，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虽然用了很多贵重药品，仍无济于事。 一天，杨淑慧像往常一样到监狱去探视周佛海，以往都是看守扶着周出来见杨淑慧，可是那天等了半天，也没见周出来。杨淑慧正感到奇怪，看守出来说：“周先生病重，扶也扶不出来。”杨马上找到监狱长，要求无论如何要见见周佛海。监狱长只好破例让杨淑慧进牢房探视。 杨淑慧见周佛海病情很重，探视结束，马上到上海找到了大律师章士钊，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章士钊说：“保外就医是监狱长所不能作主的，你只有去找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我给你写封信，也许他肯买我个面子。”于是，杨淑慧拿着章写的信，找到了谢冠生。 谢看过章士钊的信后，断然拒绝道：“我这个司法行政部长是有权批准犯人保外就医，但周佛海这个案子太特殊，我没有这个胆子。” 此路不通，杨就想法子走另一条路。 当时，南京城内有个姓马的巫婆很有名，这个巫婆家里设有一个娘娘仙女神坛，自称能包治百病。杨淑慧曾多次到这个神坛请神灰，送给周佛海服用。 有一天，马巫婆问杨淑慧：“你真想把周先生保外就医吗？” 杨回答说：“是的。” 马巫婆又问：“你愿意花很大的价钱吗？” “当然愿意，不过你要说说代价到底要花多大？” 马巫婆压低了声音说：“我认识一个能通天的人物陈小姐，她说，如果你肯出40根大金条，她就有办法使周先生保外就医。” 杨淑慧对此事半信半疑，害怕上当。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商定，先付20根金条，余下20根，等事成之后，再一次付清。 没过多久，这件事被军统局发现。军统派人几次三番来找杨淑慧，要她说明情况。杨知道事关重大，一口咬定决无此事。 杨淑慧认为事情的泄漏一定与马巫婆有关，就去质问她：“我们的事，军统局全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 马巫婆听了，脸色很难看，就向杨淑慧交了底：“我并不认识什么陈小姐。这只是毛人凤的老婆听说你保周先生心切，想敲你一笔。现在来调查的是军统局郑介民派来的人，郑介民与毛人凤是死对头。郑想利用这个机会，打击毛人凤。毛人凤的老婆要我告诉你，只要你什么也不说，郑介民也拿你没办法，她愿意将那20根金条还给你。” 杨淑慧思前想后，也不敢太得罪毛人凤的老婆，回去就照马巫婆说的做了。军统局再来人时，杨咬定没有此事，并且保证。后来，军统局再没来人调查，马巫婆就把那20根金条退回来了。 从这件事，可看出杨淑慧救夫之心是多么迫切。 最初，周佛海是心脏病复发，后来引起多种并发症，因没有人照顾，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情绪也一天比一天坏。监狱里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都劝他，赶快配合医生抓紧治疗。他总叹口气说：“我太相信政府了，太对不起那么多朋友，还是早点死了的好。” 周佛海的病情越拖越厉害。杨淑慧让周佛海保外就医的打算落空，看到周佛海病情日益严重，就想能否想办法改善周在监狱的生活条件。她听说监狱里有一间办公室空着没用，便向监狱长请求，能否将周从牢房里搬到办公室去。监狱长开始不同意，后来看到周佛海的病情恶化，经杨再三请求，也就答应了，并且撤去了看守监视，由杨淑慧在外面请护理人员进来，进行24小时看护。这时，周佛海已病入膏肓，全身肌肉销尽，形锁骨立。 周佛海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将近一年。他在死前一两个月，变得不能睡，不能坐，只好将被褥高高叠起，伏在上面日夜喘息、呻吟，痛苦万状。 这时，监狱为周请来了陆军医院的郭院长为其诊治。郭为他打针时，见其臀部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不得不改在大腿内侧为他勉强注射。注射完了，周竟浑然不知，还问打过针没有。此时，周身上的感觉已完全丧失，以至郭院长连连摇头，告诉监狱长，周佛海危在旦夕。 1948年正月初五，周佛海油尽灯灭，在监狱里结束了他的一生，时年52岁。 周佛海死后，他的尸体停放在南京新街口万国殡仪馆，杨淑慧用她珍藏了多年的一口贵重的楠木棺材为周装殓。随后，运到南京汤山永安公墓，在半山腰的一块空地方，找到一个穴位。 周佛海的安葬是在1948年的清明，送葬的人除了他的亲属和几名他过去的贴身副官外，没有任何人。 褚民谊的丑恶表演，激起了旁听席上人们的愤慨，在他答辩过程中，不时响起嘘声和斥责声，以致不得不时而中断答辩。 1946年4月15日，中午12时刚过，苏州市万民空巷，在苏州司前街看守所通往观前街江苏高等法院的马路两旁，站满了市民。江苏高等法院审判褚民谊一案这天首次开庭，人们聚集在一起，争看汉奸丑态。 褚民谊被法警从看守所带出后，坐进了一辆破旧的马车里。褚民谊在汪伪政府里任过“外交部长”、“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是个死心塌地的大汉奸。此时，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态，见到路两旁的围观的人很多，他时而东张西望，时而向人群点头招手：“明天还有一场呢。”意思是，明天还有陈璧君受审。 下午2时20分，法庭按时开庭，审判长、检察官、书记官按序入座。法官问过姓名、年龄、籍贯后，首席检察官宣读起诉书。 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处的起诉书，列举了褚民谊5大罪状： 1、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谋组伪府，担任伪职； 2、参预签订卖国条约； 3、实行对盟国宣战； 4、允许日本在占领区设立公司，统治行政、交通、粮食、矿产，供敌军用； 5、主政广东期间，征收关税，补助日军费用。 起诉书洋洋万言，列举了褚民谊卖国投敌的种种罪状。随后，法官宣布由被告答辩。 褚民谊拿出事先拟好的答辩书，开始为自己的汉奸行为辩解。 褚民谊先是对汪精卫的叛敌行为大加吹捧。他说：“汪先生为人克勤克俭，为党国竭尽忠诚，不顾一己之安危，抱吾人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之宏愿，筹组和平政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接着，褚就宣扬起汉奸理论来：“抗战是救国，和平也是救国，故南京和平年号不改，国旗党旗不变。和平政府成立之后，不仅土地、主权不受损害，又使国人减少受日人直接统治，免除诸多痛苦，实为挽救党国于万一，庶不致一蹴而亡国亡种，保持了国家民族元气。” 褚民谊还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报效国家的英雄：“本人在担任外交部部长任内，曾着力收回租界。本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为民兴利，还主持修葺过总理陵园，又曾在沦陷区恢复党部，宣扬总理遗教，检察官指控我通谋敌国，实是为党为国效忠。” 褚民谊的丑恶表演，激起了旁听席上人们的愤慨，在他答辩过程中，不时响起嘘声和斥责声，以致褚民谊不得不时而中断答辩。 褚民谊答辩完后，法官宣布休会。5时25分，继续开庭。 公诉人出示了各种证据，如委任状、文告、照片、会议记录、录音讲话，等等。这些铁一般的证据，揭露、证实了褚民谊出卖国家的罪行，批驳了他的狡辩与抵赖。 褚民谊知道自己罪大恶极，难逃一死。他贪生怕死，却故作轻松之态：“我早已置死生于度外，以前曾数次求死不成，如今和平运动已完成，可以一死，正好追汪先生于九泉。再说无期徒刑要吃囚粮，穿囚衣，太不经济。” 褚民谊自身难保，还故作姿态为其他汉奸请命：“参加和平政府者中，众多只是为生活计，对他们应减轻罪名，不必以汉奸论罪。” 晚上7时15分，审判长宣布辩论结束，一周后开庭宣判。 身在狱中的褚民谊知道这些消息后，不免暗自得意，以为获生有望。他在狱中，每天开始做晨操，打太极拳…… 褚民谊家属知道褚罪不容赦，已开始着手为他准备棺木和衣服。 4月22日下午2时45分，法警将褚民谊带至法庭，先入候审室等候。 褚民谊知道今天是宣判日，是死是活，马上见分晓，他神情紧张而呆滞，两眼直直地盯着墙壁。法警见状，递过来一杯开水，想缓和一下他的情绪，他都木然未知。 开庭后，法官让法警带上褚民谊，然后开始宣判：被告因汉奸案件，经本院检察官起诉，本院判决如下：褚民谊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此前，也许褚民谊尚存一丝活的希望。当法官“判处死刑”的话音刚落，他就浑身打颤，面无人色，全没有第一次出庭时的那份嚣张劲。 过了好一会儿，褚才恢复常态。 读完判决书，法官问褚：“被告还有什么话要说？如对本判决不服，可提起上诉。” 褚恢复了常态，表面上气壮如牛，对判决没有异议，下庭后，却让法官转告妻子陈舜贞出面，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申请复判。其理由是：褚民谊投敌，是以和平方式救国，任“外交部长”，不过虚名，所有订立中日各种条约及对英美宣战，并未签字。日宣布投降，即在广东保境安民，使粤省完璧归赵还中央，等等。 5月24日，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舜贞再次向高等法院申请复判，理由是褚民谊曾在保护国父灵脏及文献立有大功，足可抵罪。褚民谊想以此保命，说来不免让人好笑。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孙中山先生患肝癌病逝后，遗体送往北京协和医院，取出内脏，然后遗体作防腐处理。后来，中山先生的灵柩被移往南京，其肝脏仍存放在协和医院，供医疗研究之用。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和日本互为宣战国。协和医院为美国人开办，此时被日本人接收。中山先生的肝脏就落到了日本人手里。当时，在汪伪政权里任“外交部长”的褚民谊，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为了标谤自己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达到收买人心的目的，褚于1942年3月底，专程前往北平，从日本人手里将肝脏接收过来，护送至南京，交中山陵保管。 在去南京的路上，褚大事张扬，请来大小报的记者，一路继续报道，还拍摄了一组“国父灵脏奉安”照片，到处炫耀。随后，褚又去上海孙中山故居，把被日军封存的《孙文学说》原稿，孙中山《建国大纲》和《中国之革命》手迹，以及中山先生生前的佩剑等物，一并送到南京保藏。 事情过去了几年，此时，褚民谊想起了这段往事，想以此将功赎死，留下一条活命。这一招，还真起了作用。 就在人们等着褚民谊的死讯时，江苏高等法院发表了裁定书，认定褚上诉属实，保护国父灵脏及遗著“不能谓无功”，有再审的理由，获准再审。 法院还通过传媒，详细介绍了褚民谊如何与日本人交涉，如何获得中山先生的肝脏及文献，有意为褚表功。 身在狱中的褚民谊知道这些消息后，不免暗自得意，以为获生有望，他在狱中，每天开始做晨操，打太极拳，还教授关押在一起的汉奸打拳，一副洋洋自得的样子。 哪知江苏高等法院裁定书发表后，舆论大哗，认为褚民谊罪该万死，高等法院这样做，是袒护包庇汉奸，为汉奸遮丑，一致要求维持对褚民谊死刑的原判。 在舆论的支持下，原案承办检查官李曙东等人，向最高法院提出了抗告。 李曙东在抗告书中指出：效忠国父，不在灵脏之奉安，而在遗嘱之遵守；不在著作之保存，而在遗教之奉行。褚民谊与汪逆通谋敌国，组织伪政府，反抗本国，沦我民族于万刃不复之地，与国父遗嘱有违，不忠莫大。其领还灵脏、手迹等行，不过藉以笼络民心，达破坏抗战、反抗本国之企图，奸贼之惯伎，古今中外不乏。原确定判处死刑不错，申请再审完全无理由。 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惩罚汉奸卖国贼的呼声和检查官的抗告，大出江苏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意外。迫于外界压力，法院不得不重新考虑是否需要再审。 褚民谊在狱中得知消息后，像泄了气的皮球，他决定作最后一搏，让老婆陈舜贞，直接面见蒋介石。 有人说，老蒋写下手令后，反悔了，着特工将密令盗回。也有人说，陈舜贞拿到手令后，可能走漏风声，被憎恨汉奸的侠义之士所知，乘机将手令盗走。 在褚民谊以前国民党中老朋友的帮助下，蒋介石同意召见陈舜贞。 陈舜贞如约来到总统府，一见蒋介石，便在蒋跟前长跪不起：“多谢委员长救救民谊！救民谊的只有委员长您了！” 蒋见状皱着眉头一声不吭，良久，才说：“不用再说了，我都知道了。”说完，扯过一张纸条，用铅笔写下了“拟可从轻议处”6个字，递给陈舜贞说：“去吧，交江苏高等法院，不能告诉外边任何人。” 陈舜贞接过纸条，如获至宝，一把鼻涕一把泪：“多谢委员长恩典，多谢委员长恩典！”边说边退出了蒋介石的办公室。 陈舜贞走后不多久，侍卫官送来了当天的报纸。一条大字标题赫然映入蒋的眼帘：《立法院通过决议：战犯及汉奸均不赦免减刑》。 原来，褚民谊的所作所为，激起了国民党众多元老的的愤慨，要求立法院作出了这项决议。在当天的报纸上，还登有各公团负责人的谈话，抗议政府包庇褚民谊，企图使褚逃脱法网。 看完报纸，蒋介石脸色阴沉，起身在窗前踱起步来…… 再说陈舜贞拿到蒋介石的手令后，因还要在南京活动，便让女儿赶快把蒋的手令送往苏州。 褚的女儿坐上了南京开往苏州的火车，那张救命的手令就装在她的手提袋里。她时时抓着手袋，一刻也不敢马虎。 苏州渐渐近了，火车减速开始进站，她紧张的情绪逐渐松弛下来，眼望窗外，活动了一下手指。随后，又习惯性地将手袋抓到手上。没想手一抓却落了空，低头一看，刚才放在座位上的手袋转眼间就没了。褚的女儿顿时吓白了脸，前后左右寻找，哪里还有手袋的影子。 究竟是谁盗走了这手袋？ 有人说，老蒋写下手令后，反悔了，着特工将密令盗回。也有人说，陈舜贞拿到手令后，可能走漏了风声，被憎恨汉奸的侠义之士所知，趁机将手令盗走。手袋失踪，到现在还是个未解开的谜。 8月15日，最高法院公布了裁定书，否定了江苏高等法院准予褚民谊再审申请。 褚民谊在狱中闻讯后，知道死期已近，但他仍不甘心，22日晚连夜写了抗告，请典狱长转交最高法院院长。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8月23日晨，褚起床后正在洗脸，忽见几个挂着手枪的法警进来，他似乎已感觉到什么，本能地问进来的法警：“是不是提我执刑？” 因时间尚早，法警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褚洗漱完毕，放好牙具、脸盆，便在囚室里打起太极拳来。 打着，打着，褚发现与以往不同，进来的法警没有离开的意思，且手枪的保险都已打开，便收回出拳的手：“如是行刑的话，能否转告汪夫人。” 这是一句问话，褚紧张地等待法警的回答。他多么希望法警再次否定他的问话。 这一次法警却没有。他看了看表，表情严肃地说：“褚先生有什么话要对汪夫人讲，我可以代为转告。” 褚民谊闻言，腿一软，瘫坐在床上。 陈璧君听到法警的转告，急忙写了几行字，请法警速交检查官梁挹清。纸条的大意是，褚民谊的抗告刚送出，今天的行刑应该暂停待命。 梁挹清接到纸条后，不敢作主，马上向首席检查官韩焘请示。韩回答：“已接上峰指令，立即执行。” 法警接到命令，随即带出褚民谊。 当褚在法警荷枪实弹押送下，经过陈璧君的囚室时，陈正站在铁窗前。 褚民谊向她行礼：“夫人，我先去九泉之下见汪先生了，请您保重。” 陈璧君转身扑倒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 狱中设立了临时法庭。进门后，任监刑官的梁挹清问褚民谊：“你有无遗言。” “没有。”褚民谊的话刚出口，又改口说：“还有几句话。我生死俱极坦然，生无所惭愧，死没有价值，希望能将遗体送医院解剖，供医学研究之用，也算是死的一点贡献吧。” 梁检查官对他的话无置可否。再问：“还有什么话对家属说吗？” “我有一婿二女三子，希望政府能妥为教育子女。至于所判没收财产，希给家属留得宽裕一点，以免我妻晚年为衣食奔走。” “对你子女的教育，政府自会负责。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褚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执行！”梁挥手下达了命令。 这时，褚民谊已迈不开步子，法警架着他走向狱中刑场。 不一会儿，枪声响了，褚民谊应声倒地。 |
回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