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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没有冬天，但和许多地方一样有梅雨季节。雨一点点落着，像无数张小嘴在说话，像那天站在海边的她。她缓缓地走着，说着，声音夹在雨丝里如同一条颤动的飘带。 当她说到这儿时，她就哭了。 “你知道吗？新加坡把我们这些中国来的女人都叫做小龙女。小龙女是什么人呢？小龙女就是妓女。不过我想，只要成为有钱人，只要换了身份不回来，被叫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唉，只是当一些女人真的实现了她们的梦想，变成了有钱人，或者成了新加坡人的老婆时，别人也就忘了她们曾经是小龙女。久而久之，就连她们自己本人，也真的认为她们不再是了。” 她转过头定定地望着我，又说道：“我就是想成为这样的女人，你不会笑话我吧？” 我抓住她冰凉的手，告诉她我也和她一样，即使曾经是小龙女，但无论被叫做什么，都并不妨碍。 如今梅雨又下起来了，海边再没有了她。她去了哪里无人知晓。有人说她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回中国。那么在中国某个城市的角落，她还记得那些丢失在梅雨里的声音吗？还有她的哭泣，还有紧紧握住她的我的手。 有人说，像我们这样的女人是世界上最糟最坏的女人。 是的，确实，还有谁比我们更坏呢？我们与你们不同，与你们所有人都不一样。我们很坏。有些女人变坏是被社会压的，被生存逼的，她们本来都是好女人，而我们从一生下来就是坏女人，糟女人，有时我们也想说我们变坏变糟是因为这个社会，但无论如何还是说不出口，我们不好意思这样说。我们就是天生的坏女人，但是我们这样的坏女人却又渴望世界上的花能为自己开放，我们每日每夜地这样渴望着，哪怕仅仅是一朵，红色的，黄色的，白色的，蓝色的…… 实际上，世界上的任何一朵花也都不会为我们而开放的。 那时我们不知道这些。 三年前的一个秋日上午，在北京电报局里，我握住电话，怯怯地告诉我的经纪人周某我晚上十点到。他问你的票是哪家航空公司的，我说我不知道。不知道又怎么去接你……他的声音异常寒冷，如同冬天里被白霜遮掩的小草。 我什么也说不出来，想把票翻出来看，不料包是劣质品，拉链卡住了。继而想到这是昂贵的国际长途，我便慌忙放下了电话。走到门外，心里寒酸得不行。确实，连哪家航空公司都不知道。可他如果不接我，我怎么办？在那边我不仅不认识人，口袋里也并没有多少钱，就连夜里做梦都梦见自己哭泣着徘徊在一个旅店旁。 望着明晃晃的蓝天，我拎着红皮箱只好上路了。 一路上我没有回头。我知道我的过去是一盘隔夜的剩菜，再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即使是三年后的今天我还是这么认为。 三年后的今天，对我来说有些不寻常，我望着不断落下的梅雨，第一次发现这样的细雨也是发着光的，只是过于微弱，颜色过于浅谈，在四周暗淡的空气中，似有无数奄奄一息的萤火虫在悄然彷惶，发出簌簌的叹息之声。 这就是我们这些女人的哭声。这种声音对于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一种灾难呢？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发着萤光的充满着欲望却又不无凄惨的哭声，这个世界才变得如此复杂和美妙。 那个秋日的上午，我拎着红皮箱，来到首都机场某地下候机室里。尘土般的阴暗的气流立即拂面而来。虽然屋顶上也是有一盏黄色的灯泡，但那只是夏夜将要凋谢的玫瑰。里面有许多人，某一个角落处正放着电视。窗外的汽笛声和飞机的嗡嗡声，夹杂在室内的嘈杂声中，像一团乱麻在空气中悠然旋荡。我低着头向前走着，对一个胆怯的人来说，候机室设在地下，犹如在他的前方设下了陷阱。 我穿过人群，想找一个偏僻的位置。我看见在放置电视机的左侧有一个空位，便向那儿走去。挨着那空位的是两个女人，她们正头挨着头窃窃私语，当看见我时便迅速交换了眼神，止住话头沉默了。我把红皮箱放在脚旁。红皮箱里是些随身物品，梳子，磁带，擦脸油，衣服，还有几本随时用来消遣的书。 我从箱子里取出其中一本书，一边又看了看我的邻座。 我知道年轻女孩总是一些老女人的敌人，而占着优势的我，总想看看她们的表情。我悄悄地打量她们，她们都是已四十出头的女人，穿得都很随便，也许是旅行的疲惫，两张脸上都带着明显的黄色的倦怠。屋顶上照射出的光射在她们的脸上，投下了淡绿色的病态的影子。在这影子中，她们的眼睛里充满了烦躁，那是秋天长了刺的篱笆，我只消看一眼，就有一种被刺的感觉。紧挨着我的这一位，着一件绿色T恤和棕色仔裤，偏瘦，一头短发紧紧贴在头皮上，知道我在看她，居然不安地挪动了一下身子，想与我保持着更远一些的距离。 我无辜地坐着，再次环顾大厅，电视里发出的光线使我感到前方只是一片混饨。我低下头看书，书上的字就像屏住气息的孤独的动物，碎然使我感到亲切，仿佛只有这些动物永远与我无怨无仇，我随时可在它们身上寻找慰藉。这是一本有关作曲家普契尼的书，我从没把它看完过。当看到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在子夜时分去看大海这一段时，我不禁微微笑了起来。子夜时分的大海是什么样子？ 这时两个女人又开始交头接耳起来。一个抱怨说这趟旅行不愉快，到处那么脏，去商店买东西找回的零钱根本不敢要，公共厕所也没有门。 “但是现在来了很多小龙女，这比战争更可怕，她们不是把我们的饭碗砸了，就是把我们的老公抢了。”那个瘦的幽幽地说。说完之后，发现我在听，便又盯了我一眼。 我打了个寒颤，随即移动了一下身体，也尽量离她们远一些。不知为什么，我对她们有些害怕，刚才莫名地滋生出的优势又莫名地离去。小龙女是些什么人呢？我抬起头来，这时，一阵寒颤又通过了我的全身……就在刚才，我的目光随意扫向前方时，那儿混饨的一片中，在上百张因为等待而显得无聊的面孔里，有一张苍白的脸，一张上了年纪的脸，带着不可捉摸的神色正盯住我。我不知道这张脸究竟在人群的什么方位。我想再看一下，但是很快，我的眼前又是混饨一片，心里思忖起刚才的印象：那是不是一个幻觉？ 瘦女人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小龙女们像一块块糖粘在男人身上，想拿都拿不下来。” “现在移民厅不是对她们有了许多限制了吗？现在她们能拿上签证已经不那么容易了。”另一个说。 “昨天我先生来电话，说是一个小龙女杀了人，你知不知道？” “真的？” 猛然间只觉小雨靠集。杀了人？为什么要杀人？怎么会杀人？而谁是小龙女？我咳了一声，引得两个女人把吃惊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我，我低下头去，两颊热热的。 我顾不得她们又在说些什么了。此刻就想像我书中的主人公那样躲避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偷偷逃出这个陷阱，在子夜时分到达某一海滨……那时的海面在月光下悄然发亮，渗透出青铜一样的色彩。 我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前方，在这个候机室里，当我这样想着的时候，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忘了那两个女人而仿佛真的沐浴在一片冷冷的月色中。 但是一张苍白的脸，浮出了海面，那脸上有潮湿的雾气凝固不动，使我看不清楚，而那神秘的眼神似乎又是我所熟悉的，这使我又寒颤了一下，很快，我又看不见它了。 当我和人们通过一个管道走上飞机时，我的眼睛像两只害怕的小鸟时啄着那张苍白的面孔，它浮在我的后面，离我很远。我不时转过头去。她穿了件丝的用薄薄料子做成的西装，大红颜色里掺夹着黄和蓝这两种突出的色彩，五官看不清楚，额头闪着亮，脸部轮廓呈椭圆形。她正倒过脸去贴着窗口向外看，那微微上扬的脖子在几根由宝石镶嵌的闪闪发光的项链的映照下，似乎藏匿着几丝寒气。她是谁？是新加坡人吗？她究竟有什么使我感到奇怪的地方？她的脸为什么会出奇地苍白？ 我看到坐在她身边的是一位年轻的男性旅客。望着她的脸，我突然苏醒过来，站起身，顺着过道走过去。四下里也突然变得静悄悄的，大家都默默盯着我，只听到我的长裙子像树叶一样飒飒作响。我恍溜走着，像在密林深处迷失路途时战战兢兢的心情，低着头，手里还提着那本书，忽而产生一种错觉，似乎在座无虚席的机舱内，我变成了悬挂着的电影屏幕，我不断飘动着，像一个暧昧的亡灵。我忍住了几乎想回头的欲望，终于来到那个年轻人身边，对他小声说了句什么，他便客气而大方地和我互换了位置。 妇人依然对着窗外，眼皮耷拉着，像是在睡觉。她全然不知道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我坐在她身旁，待旅客们惊讶的目光逐渐变得平谈时，我打开手中的书看了起来。 但是看似平静的我，想着随之而来的残酷的任务，内心在一次一次战栗。我又心怀鬼胎地朝四周看了看，生怕刚才候机室的那两个女人神秘地藏在离我不远的某个地方。即使她们不再说什么，但一接触到她们的眼神和她们散发出的秋天篱笆的气息，那种莫名的羞臊感就会传遍我的全身。我又瞄了瞄身边的那个人，她依然一动不动，保持着原来的姿态，显然她有些疲惫。她五十出头，鼻子不大，嘴唇较薄，窗外的光线在她额头上印出明亮的斑点。在她微微上扬的角度中，那尖长的下颌似乎在无限地向前伸延着。我低下头一边看书，一边听着她微微的喘息声，仿佛从那儿传来一股雾气渗透在我与她之间。这种雾气有一瞬间突然使我不明白自己身处何地，新近的状态和过去的记忆混杂在一起，我又像是在上午的电报局里，又像是仍站在讲台上讲课，也像是在刚才的候机室里听着那两个女人可怕的说话声…… 这时，身边突然发出声音：“啊……” 我遽然惊醒，手中的书滑落到地上。我带着恐惧弯下腰一边捡书，一边看到她对着我目光炯炯，一副单刀直人的样子，我甚至觉得那眼神里有一种近乎嘲弄的神情，好像她刚才根本就没有睡觉，她似乎还听到我和那个小伙子请求对换的谈话。我局促地说：“刚才坐错了位置。” 我的脸热烘烘的，只感到她仍以刚才的目光仔细看我，从头到脚地打量、瑞祥和审视。我穿了一件丝质的淡黄色长裙，长得几乎盖住了我的脚面。我还在头上包裹了一块同样颜色的丝巾。据说那边的男人非常喜欢这种具有风情的打扮。也许正是这块丝巾，她问：“你是中国人吗？” 我朝她点点头。瞬间几丝讥讽的意味像一层烟雾掠过她的眼球。……我的脸更烫了。为了掩盖我的可笑，我对她说：“前年我随我父亲去了一趟东欧，我很喜欢沙特阿拉伯人的扮相，以后只要出门，我都包着这块头巾。” 我竟然提到了我的父亲。他是谁？我心里惊恐着。 她依然困惑地盯着我。我又说道：“其实我是不想让别人看到我的真面目，这样似乎安全一些。” “但这样会让别人觉得不安全，你看当你全身只剩一双眼睛时，这眼睛就显得可怕，里面似乎还藏着另外一种东西，这我在候机室里就注意到了。” 我再一次涨红脸，她的脸也微微红了起来，又缩了缩了肩膀，摇晃着似的笑起来，颈上的珠链闪现起无限的光华。 “那里……藏的是什么？”我嗫嚅着，不禁有些心虚，手心里也沁出汗。 “确切地说不上来。”她的笑在扩展到某一角度便收住了，也许出于礼貌，她又补充道，“当然你的眼睛很清澈，很美。” 飞机发出沉闷的嗡嗡声，前方那无声的电视正放着一个有关警察的喜剧故事，戴着耳机的旅客一边看一边笑。 餐车顺着过道推来了。她要了一杯咖啡，我把书塞到一旁，要了杯矿泉水，手里握着，水中偶尔映出的我的脸色是那么荒芜与颓败。我暗暗思忖着她话语的含义。我的眼睛怎么了？为什么只有中国女人才会有她所说的那种东西？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时，两人都不说话，或者都在考虑什么样的词语能通往彼此内心的道路。一条阴暗的皱纹横搁在她的额上。 她注意到了我塞在一旁的书，顺手拿了起来，随即脸上出现惊讶的表情。 “普契尼？你学的是音乐？” “不，我学的中文，在一家报纸当记者，但喜欢普契尼。” 我喝了一口水。 “这次会新加坡是不是采访？”她把书放到我的手上。 “我是去读书，学英文，以前在大学里不好好学，我爸爸说现在这个时代连大街上的狗都在讲英文。” “那你住在哪？” 她的声音枯叶一般，但落在我的心上却有千斤重。我微微低下头，心中再次感受着我的经纪人从电话里向我侵袭而来的寒意。他会接我吗？ 她询问似的望着我。我再次听到了她微微的喘息声。沉默的几秒钟里，像陷入了无底的沼泽。我放下水杯，突然绯红了脸，对她说：“我爸爸这个人不但不管我，还不许我告诉别人我在新加坡。那些人都是他的客户，他怕他们因为照顾我而又反过去再麻烦地。实际上我也不需要。” 说完，脸上现出不满的样子。一会儿又朝她苦笑了一下，以观察刚才一席话在她身上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 “那你爸爸一定是个高干了？”她问，声音显很平淡，她又转过脸去看窗外。 我也朝那里看去，透过斑驳的光影和浮动的云块，我想我离我的父亲是否越来越近了？我亲眼看见他的躯体化为一股浓烟，从烟囱里缕缕飘去，和天空化为一体。那么他现在看见我了吗？ 身边的妇人又回过头来，以揣度的目光盯了我一眼，同时又扬起头将那尖长的下颌无限止地向前伸延过去。 “他也可以算叫高干吧，”我望着那下颌，也扬起头，平淡而又沉着地说道，“可正因为这样，做子女的都倒了大霉，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连去新加坡都要偷偷摸摸的。” “偷偷摸摸的？” “中国一直在反腐败。不过，我不用靠他不是也照样来到了新加坡？即使那边没有人接，我就先住一晚酒店，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说完，我又不屑地“哼”了一下。 她没有回答，却盯着我，仿佛在考虑我每一个字的可靠性。 “那你的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依然盯着窗外，只听我的声音像一根飘带在空气中悠悠忽忽的，像蛇在舞蹈。 “他专门管进出口生意，这些年干得很不错，中央对他挺满意的，干得不错主要是因为他的廉政。你看廉政这两个字是不是很可笑？” 她没说话，只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笑了。 “不过我现在倒真像个孤儿，一切都得靠自己。” “靠自己没有什么不好，你知道吗，几十年前我刚去新加坡时也都是靠自己。新加坡和别的国家不一样，和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都不一样，那是个花园城市，开满了鲜花，有一种花很特别，叫胡姬花。“ “胡姬花？” “对，是我们的国花，很像中国北方的马兰花。我的童年就是在开满马兰花的地方度过的，那时我母亲总教我唱一首歌：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善良的人们在讲话，请你快开花。她说，只要马兰花一开，你要什么它就会给你什么。所以到了新加坡，你就唱胡姬花胡姬花，它也会为你开放的，哪怕仅仅是一朵。” “胡姬花，胡姬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善良的人们在讲话，请你快开花。”我说着，不加掩饰地快活地笑起来。 “当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现在移民厅对中国去的学生非常严厉，能拿上签证很难。你到了那边靠什么来维持生活？” “可能还得让我爸爸寄。不过我是想找一份教中文的职业。” “教中文？现在新加坡人材济济，前几年从中国要了许多人，你好像是来晚了。而且这是一个英文社会，虽然是由华人领导的，不过，”说到这里她又笑起来，“我想胡姬花是会为你开放的。” “为什么？” “因为你有一个好爸爸。” 面对她做如此解释，我咬了咬嘴唇，整个胸腔莫名地阴郁起来，就像有什么穿过了我的全身，冰凉冰凉的。这时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说道：“一定会有机会的。” 我握住了她的手，这是一只新加坡人的手，虽然皮肤里隐约藏着些斑点，但指甲洁净，光亮，轮廓的曲线非常柔和。在中指和无名指上分别戴着钻戒和红宝石戒，使这只手充满了光彩和支配力量，我悄悄在上面捏了捏，仿佛那儿集中了我所有的渴望与梦想。 夜晚降临了。当我壮着胆子和她随着旅客走进新加坡机场时，我就像是一个演戏的演员走下舞台来到观众中间。我向四下望去，但是机场里就像有无数个镁光镜向我扑扑闪动起耀眼的光。我想起儿时在小礼堂看完电影全场骤然灯亮的情景，猛烈得像雪崩。我胆怯地看着四周，它是美妇的一件由无数珍珠钻石金子银子组成的睡袍，而这睡饱仿佛承受不了这许多的光终于燃烧起来。我就在这燃烧的睡袍里走着，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只觉双腿有些虚幻，根本就落不到地上。一个月前，或是几天前，甚至就在几分钟之前，这一切还是些空想，现在好像还是空想，而在这空想的背后，那可怕的特质马上就会被我揭示了。这时我一抬头，在四面八方的如镜的钻石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形象。我又惊又喜。在那闪出的反光中，我发现我的眼睛在睫毛的衬托下，又黑又亮，那神情既不害羞，也不害怕。 “我到了新加坡，到了新加坡。”我的腿不再颤抖了，我到底来到了这块土地，我本以为我根本不可能。我微微眯起眼睛。过去所有的不快都隐没在光的背后了，我和它们以及所有的仇人将一刀两断，就连经纪人带给我的寒冷也被这块耀眼而猛烈的光融化了。 但是当我和我身边的妇人通过海关继续向前走时，大老远我就看见迎机的人群中，有一块牌子非常明显，上面写着某某小姐。举着牌子的是一个男人，正挥动着长大的胳膊。 他身穿一件淡蓝色条纹的衬衫，领口敞开着，上面架着一张灰暗的病态的长方脸，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他莫不就是我的经纪人周某？在这一片光的海洋里，他似乎是漂浮在水面上的一截干枯的树枝，如同他在电话里传给我的声音。 但我没有在他面前停住，而是擦过他的身体和我的同伴一直向前走。我不知道和她在一起，等待我的是什么。 在机场外面，面对前方灯火闪烁的炎热的夜晚，面对身边的妇人，我觉得那么寒冷。我再次感到了那电影屏幕的飘动，似乎我就是我自己的裸露的亡灵。我感到这亡灵内在的一种东西，从朦胧不安宁的夜晚冒出来。 “您能告诉我这里哪个酒店比较合适我？”我鼓起勇气说。 她来回走了两步，回过头望着我。那瞳眸里明显地照见闪现在我眼里的光华。 “你还真的打算去住酒店？” “先住一晚，明天再说吧，我的行李也只是一个小皮箱，这么拎着很方便。” 她沉吟了一会儿，像在思索什么，好给我一个她印象中不错的一旅店名称。我的心猛地发起抖来。旅客不断从身边穿梭，卷起一阵阵蒸发似的热风。 “去我家吧。”她说。 “去你家？”我惊讶道，脸一下火烧起来。 “我家里还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女孩，叫芬，也在这里读书。你就叫我麦太太吧。” “可是，可是，”我嘟哝道，“这不太好吧？” 麦太太笑起来，露出细密的牙，在夜晚灯火的映照下，闪烁出漂白的光。望着她真诚的的表情，我脸上的灼热扩展到全身，像是真的回到了子夜时分的海边。于是我也没有顾上朝机场里接我的经纪人周某看一看，就跟着麦太太上了一辆红色出租车，飞驰而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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