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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被叫到赵干事办公室。 “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 我点点头。 “说说吧。” 我又重复着背了一遍给政委的那封信：“来牧区后，由于不注意思想改造，犯了许多错误……” “啪！”赵干事用手拍了一下桌子，睁圆眼：“什么错误，你犯了罪！” 停了一会儿，我轻轻地摇摇头：“没有犯罪。” “你小子还这么猖狂！告诉你，这回可不是海淀分局了。你不老实就甭想出去！党的政策是重证据，轻口供，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们照样能判你！” “赵干事，”我恳切地说：“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虽有错误，可并不是敌人呀。” “你林胡不是个好东西！” 我依旧客气地说：“赵干事，您不要偏听偏信哇！” “你交待不交待？” “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又没偷东西，杀人放火，你让我交待什么呢？” 他腾地站起，皱着黄瓜鼻子恶狠狠问：“球毛的，我问你，为什么偷听敌台？” 我惊了一下，脊梁上袭来一股凉气。 “说啊，你为什么偷听敌台？”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我想知道中苏会不会打仗，就听了。为的是了解形势。连里很多人都听过。” “哼，你小子还说什么，只有两边都听听，才能判断谁对谁错。明目张胆地攻击。” “但是毛主席说过：研究问题忌带片面性，比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 “那毛主席让你偷听敌台了？” “可毛主席也没说不让听呀！” “住口！林副主席指示：部队里严禁偷听敌台；六零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明文规定禁止偷听敌台，你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偷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行为。你不但听，而且还散播，罪上加罪。” “那连里有很多人都听过。” “他们反革命，你也反革命？” 我额头上直冒虚汗，心扑扑乱跳。过去看的判刑布告上，偷听敌台确实是常见的一条反革命罪状。 赵干事严肃说：“你除了偷听敌台，还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问题。最近锡林浩特召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俩，一个岁数比你还小，都是现行反革命。哼，你可别是这个下场！” 我的头紧张得直发晕。原来以为就是打架之类的事，满不在乎，现在政治上又出了问题，胸膛里如同塞了一堆死老鼠，又腻味，又惶恐。 “你回去考虑考虑吧！”他递给我10张纸，上面都编了号。严厉说：“听着，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问题，不许写别的。” 背着冲锋枪的哨兵，把我押回小牢房。 赵干事不提审，盼着提审，赵干事提审了，又惶惶然，六神无主。天天戴着铐子，龌龌龊龊，蓬头垢面，真跟小人书上的罪犯差不多了，情绪非常非常灰暗。 第二天。阳光透过窗户上的木板缝，射进屋内细细一缕光线。给小牢房带来光明和温暖。快中午了，我仍旧裹着皮得勒，蒙头躺在大毡上，表面上一动不动，脑子里却异常紧张地思索。 一想到自己变成了政治犯，心里就发毛。政治问题的可怕在于，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七零年，对反革命是最不客气。流氓小偷可以任其泛滥成灾，反革命却宁可错抓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偷钱包，打人行凶的很少开批斗会，可说错一句话却大会批，小会斗，甚至能要了你的命！ 听哨兵闲谈，全国各地都在陆陆续续开公判会，毙了不少。大部分都是反革命，毛主席说要杀一小批。“批”就意味着不是一两个，只有达到一定数量的，才能叫“批”。山西著名造反派头头杨成效就是这次运动中给毙了；内蒙呼市的一总闹翻案的中学老师也给毙了……这样的形势，哪一个在押犯不害怕？ 政治问题的可怕还在于它不像刑事问题有一个衡量罪恶大小的客观尺度。它完全随着领导人的好恶而变化。文革前，反刘少奇就是反革命，要杀头；文革后，反刘少奇就成了英雄，被人四处邀请作报告。而且政治问题还有无限的伸缩性，如想整你，喊毛主席万岁，也可以说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政治上整一个人太容易了，连一个小麻雀都能被打成反革命，全国共诛之，何况一个大活人？ 所以，当赵干事说我偷听敌台，真是吓得够呛。这明摆着要往政治上整！ 我紧张地盘算着，努力寻找理由为自己辩解。 过了3天，针对赵干事说的那几个问题，一口气写了10篇。中心就是：我错误有，但反革命，远不够格儿。 继续用毛主席那段语录给自己偷听敌台辩解。 赵干事怎么知道我偷听敌台的？准是有人揭发了。谁呢？我一个个地琢磨。估计金刚可能性最大。记得，他曾劝我别老听敌台了。我说：“只有两方面都听听，才能知道谁对谁错。”那时，我们刚来内蒙，消息闭塞，老在被窝里偷听。 一到节骨眼儿上，人都自顾自了。我不希望雷厦也干这种事。如果他能挺住，我们的友情就神了，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电影。 在戒备森严的海淀分局，我曾给雷厦传过小纸条，现在，在兵团的土牢房，给他个纸条更没有问题。潜意识里也怕雷厦揭发我，很想提醒提醒他过去对我的许诺。斟酌了半天，写了一纸条。 记得大意是： 雷厦： 向你陈述以下几点： 一、我会履行你的朋友在我的处境下所应履行的一切义务。 二、我们的所作所为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三、雄武的革命理想之花，永不凋谢。 四、当心身边的两面派、小特务。 五、在一切一切词汇中，“叛徒”两个字最肮脏。 希望以此给雷厦一点鼓舞，暗示他如果迫不得已揭发我，也要留点情面，别太绝。 严曙对我一直很尊重，老在我面前，攻击任长发，嫌他整天哭哭啼啼，嫌他小肚鸡肠，心胸狭窄；嫌他不学无术，什么也不知道。 这天，赵干事找严曙谈完话后，严曙喜气洋洋回来，偷偷告诉我，他要放了，问我有什么事没有？看这孩子确实很同情我，就问他能否帮我把一纸条转交给雷厦。他非常爽快答应。为不让别人发现纸条，我俩想了半天怎么伪装。 后来，他想出了一个法子：进牢房时，他口袋里有一缕白线。就把这缕白线缠在纸条上，缠成了一个圆线团，完全给纸条包了起来。 “谢谢你哇，严曙。” “小意思。”他腼腆地说。 这孩子皮肤很黑。抓起后，急得写了四五份检查，还让我给他提供态度诚恳方面的词儿。他整天整天守在门口，望着外面，渴望着近在咫尺却得不到的自由。他静静地站着，细细观察着外面的景物，一站就是半天。 他曾神情黯然地说：“林胡，只要放我出去，哪怕是狗洞，我也钻。” 叶挺将军被囚禁时，曾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我渴望自由，但我深知道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哨兵打开门，让他走时，激动得手忙脚乱，连话也顾不得跟我们说，飞快收拾行李，飞快走向门口，一分钟也不愿意在里面多呆。但在临跨出牢房的一瞬间，他还记得摘下钢笔送给我。 严曙走后，使我和任长发无限惆怅。我俩趴在窗户上，羡慕地望着外面，什么时候，轮到我们这一天呢？ 外面，春风呼呼地吹着，我们感不到一点春天的喜悦。 铐子还不给我摘下，每次解手时依旧由任长发帮我擦。 政治问题像条吃人的老虎，步步向我逼近。每天都得冥思苦索对策。一句一句检查自己对赵干事说的话前后是否一致；能否从毛主席语录中得到一点对自己有利的根据；琢磨着那些有矛盾的地方如何悄悄地衔接好，顺得天衣无缝。 脑子实在太累了，就躺在皮得勒下面打会儿瞌睡。或轻轻地哼一会儿歌。 远飞的大雁， 请你快快飞， 捎个信儿到北京， 红卫兵战士 日夜想念毛主席…… 这是首文化革命中很流行的歌曲。挨整的，处于逆境中的造反派常常唱。严曙在牢房时，也特别爱哼。他走后，我也被传染，有时竟然哼得热泪盈眶。 想当年，毛主席他老人家支持我们中学生造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1967年12月，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批斗“三胡”时，我亲手押着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走上主席台，威武地站在数千人面前。万万没有料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如今我又成了六十一团头号罪犯，昼夜上铐关在小牢房里。 前途黑暗，政治问题的刀尖已经快碰到了我的咽喉。 毛主席呀，毛主席，您知道内蒙兵团六十一团的小牢房里关着我吗？您知道我偷偷地含着泪唱想念您的歌吗？ 赵干事拿着我上次写的材料，气得脸发青，大耳朵直颤，眉毛拧出一个疙瘩。 “你小子是狗鸡巴抹香油，又好又滑，你那是写得什么？恬不知耻，谁让你给自己评功摆好了？要你交待你的反动言行，你写别的干什么？” “赵干事，我没有反动言行。”真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他看看。 “什么？你没有反动言行？”赵干事故作惊讶地睁大眼：“哼，你很会演戏呀！”脸色陡然一变：“你的三反言行多的是！” “谁说话能百分之百的符合毛泽东思想呢？不能无限上纲呀！” “哈哈，你说的那些话不用我上，自己就在纲上呢。” “我确实没有。” “你老实点！站好了！”赵干事喝了一声。“就说你给韦小立写的那封信吧，反动透顶！革命群众挖出了党内走资派，你却说是不幸。这反动不反动？” “老干部犯错误，被打倒了，就不是一件高兴的事，就是不幸嘛！” “那我问你，革命群众挖出了刘少奇，也是个不幸吗？” 沉默。 “揪出一小撮党内走资派，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大好事，怎么能说是不幸？” 沉默。 “站好了！” 我无可奈何地立了正。 “说！揪出刘少奇是不是不幸？” “我没说刘少奇，我指的是韦小立他父亲。据说没什么问题。” “谁告诉你的，你看兵团介绍信了吗？” “没看。” “那你扯什么蛋？你对文化大革命是什么态度？对群众运动是什么态度？” “群众运动也不完全正确呀。” “谁说的？” “陈伯达说过。” “哼，林副主席指示，群众运动天然正确！” 没词儿了，只好不说话。“你的腿怎么老打弯儿，站好了！” 我乖乖地挺直腿。赵干事非要我站得笔直，接受他审问。 “说！交待你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赵干事，我真的不反毛主席，不反毛泽东思想。尤其是现在，特别怀念毛主席，常常含着眼泪唱想念毛主席的歌。我没有，你让我说什么呢？” “没有？哈哈，你真会演戏。”赵干事的大金鱼眼眯成了一条缝：“你还是老实一点，少给我玩儿这一套！实话告诉你，别说你小小的林胡，七、八级的高干我都闹过。” 赵干事原是山西军区保卫处的。他咬着嘴唇，狠狠地瞪着我：“快说！老实交待！” “赵干事，我确实不反毛主席呀！”脸上露出一种不被人相信的痛苦表情。 “你这副可怜相装得蛮像。你打你们班长的时候，怎么那么凶呀？哼，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别装洋蒜了，你再耍滑头也没有用。” 这辈子，还没有人骂我是“滑头”。 “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美的你！快说！” 我歪歪嘴，表示痛苦不堪，无可奈何。 “说！” 沉默。 “狗日的，你是一点儿也不认账啊！七、八级的高干，我都弄过，你算个什么东西！坦白交待才有出路。” 赵干事口口声声说他对付过七、八级高干，我猜山西省里有谁是七、八级高干呢？刘格平？陶鲁茄？ “站好！”耳边又传来赵干事严厉地喝斥。 赶忙站直腿。 “啪！”，他用桌上的一副手铐猛地一砸，正颜厉色问：“你说过毛主席有缺点没有？” 我吃了一惊：“这也不算是反毛主席哇。” “你这是对毛主席的诬蔑！” “可是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缺点，除了死人和没出生的婴儿。” “林副主席指示：只有毛主席除外。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可是毛主席自己说自己有缺点。” “那是毛主席的谦虚。应该以林副主席指示为准。”他用力拍了一下桌子，表示不容争辩。 “可是毛主席说过，世界上任何人都有缺点，这一句也是真理呀。” “住口！你真是反动透顶，在这儿还恶毒攻击主席，气焰太嚣张了。”他吼道。 我只好沉默。 “说，交待你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 沉默。 “说！” “赵干事，我没有，你让我说什么呀？” “妈的，你当我们是白吃饭的？快说！” “赵干事，我没有，你硬让我说，这不是逼供讯吗？” “谁逼供讯了？哼，你说谁逼供讯了？好吧，我再提醒提醒你。革命群众出自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创造了各种形式来表达自己对领袖的热爱。而你却说这是个人崇拜。有没有这回事？” 我点点头。“有。可我们党中央一直不赞成搞个人崇拜。”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对毛主席就是要无限崇拜。” “五六年，党中央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明确指出，搞个人崇拜是反马列主义的。” “住口！毛主席说过，搞一点个人崇拜是必要的。你脑袋别老晃，给我站好了！膝盖不许打弯儿。” 我只好再次挺胸立正，双腿跟柱子一样直。 “林胡，我再问你，你说没说过林副主席的讲话不如毛主席的和气？” 为了表示自己态度好，我只好硬着头皮承认。 “林副主席号召我们对毛主席要三忠于、四无限，你却说三忠于、四无限不应该强迫搞。这话你说过没有？” “说过。毛主席说过，权威和威信是在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不能由人为的去树。还说过不能强迫人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我是根据主席的思想才这么说的。” “那么林副主席的话说错了？哼！你为什么处处和林副主席唱反调？你长几个脑袋？” 全身热得直冒汗，这一顿咄咄逼人的讯问，把我问得心惊胆战。 “你长几个脑袋，说！” “一个。” “那就老老实实交待吧。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到时怎么处理，全取决于你的态度。你年纪轻轻，可不要走上绝路。” “我是要好好交待。”低声下气说。 “哼，你的三反言行多了，我这只不过随便点一下。” 上次审问，赵干事骂我男盗女娼，就倍感狼狈，士气大跌。这次赵干事的凌厉攻势，又把我镇得魂飞魄散。我耷拉着肩膀，垂头丧气，一副打败仗的架势，也顾不得形象美了。 形势太被动，很有点绝望。我感到自己好像是条被绑住了的猪，眼睁睁看着一把刀割开了自己肚皮。 “你说过邱会作什么？” “我，说过他搞了……十几个女人。” “还有呢？” “还说过他是个……老流氓。这是我看大字报上说的。” 一个记录埋头刷刷地记着。 “时间，地点，跟谁说的？” …… “你说过陆平什么？” “我说过他……没什么历史问题，将来可能要解放。” “时间，地点，跟谁说的？” …… “个人崇拜是怎么说的？” “时间，地点，跟谁说的？” …… “毛主席有缺点这句话是什么时候说的？” 脑子完全晕了，木了。 夜深人静，人们都已进入甜蜜的梦乡。惟有团政治处保卫干事的这间屋，还亮着灯光。 此刻对我来说，屋里正进行着一场生死大搏斗。防线被炸得四分五裂，阵地一块块失落，但我还在拼命挣扎，不愿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治生命。 唉呀，雷厦把平常聊天说的话都揭发了！“毛主席有缺点”、“林副主席讲话不如毛主席和气”、“三忠于、四无限不应该强迫搞”等肯定是他揭发的。为了生存，我能理解他揭发我一些问题。就像海淀分局那次一样，只要不置我于死地就没什么。可是，朦胧中却有一种预感，后背上好像碰着一把来自朋友手中的刀尖。 关押、背铐、抽嘴巴，这一切都不能比朋友的无情揭发更可怕。可以蒙保卫干事，蒙指导员，却蒙不了朋友。他太了解你了，连你多看了哪个女的一眼，都知道。 我像大猫利爪下的老鼠，惊恐万状。雷厦是我在汪洋大海中能站住脚的一块礁石，如果脚下没有了这块礁石，就要葬身海底。 两天后的一个晚上，那抽耳光的复员兵把我叫出去。他是直属连的排长，和哨兵们都认识。给我带到西山墙的一个黑暗角落。 “干什么？”我低声问。 “你混蛋！”没有任何开场白。上来就是一拳，打在腮帮上。我踉跄了两步，就势倒下。大头鞋踢了我一脚：“起来！” 我双手捂着腮帮，慢慢爬起。 这几天，赵干事对我的审讯，非常有威力，元气大伤，跟王连富打架的雄勇气概全无。 “把手拿开！” 我只好把双手放下。一耳光呼在左耳朵上，把头打偏九十度。 “扭过来。” 只好硬着头皮把那边脸扭过去，摆正。 “啪！”的一声脆响，右耳朵又挨了一下。我倒在地上，学王连富装死。我发现挨打时，倒下比站着好受一点，只要别上脚，他打不疼。 “不是厉害吗？不是狂吗？不是没人敢惹你吗？起来！” 我不理他，继续躺在地上，双手抱住脸，蜷成一团，像挨打的狗，夹着尾巴，尽量把身体缩小，缩小。 他见状，只好用脚踢了几下。但我团成了一个球，他踢不坏。 “妈妈的，才两下就瘫了！什么鸡巴玩艺儿！是松做的吗？” 远处，有个人询问：“嘿，谁在那儿呢？” 这复员兵忙住手，竭力装成没事的样子说：“嗯，我呀，焦军。刘副政委吧？这么晚了，您还没休息。” “焦军，你在那干什么呢？打架呢？” “没，没有。” 一个瘦削的身影走过来，仔细地看了我一眼问：“这是谁？快站起来。” “林胡，犯人。” “你刚才是不是打他了，可不能这么干哟！快送回去。” “刘副政委，我没打。他不老实，穷横，我推了他一下，就躺在地上装死。” 刘副政委点点头：“快送回去。不要胡来。” 复员兵愠怒地把我押回小牢房，嘴里嘟囔：“娘的，老王差点让给敲死，也没见你们当官儿的管。” 刘副政委的形象深深地烙在我脑海里。 哨兵换岗时，杨班长听说我挨了打，愤愤不平道：“这个王连富也真他妈的够呛，没完了，人都抓起来了，还煽惑着焦军打……焦军是他的老战友，也是个二杆子。回头我跟焦军说说。唉，忍着点吧，老老实实的，有啥问题就交待啥问题。没有也别瞎说。前几天，西乌旗开公判会，毙了一个反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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