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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张的秋收一结束，指导员又让我上山打石头。同去的还有金刚、大傻。他俩都因为打架被罚上山。 石头山上，只有贡哥勒独居小棚，为连队看石头。打草季节，让他下山打草，不慎把打草机弄坏，给指导员气得要命，狠训了一顿，又轰上山。道尔吉因病已经回到牧区。 我爬上山顶。周围连绵起伏的群山，依旧那么平缓，那么静穆。我们干了一冬的石头坑，枯草丛生，浮土残石，像座坍塌了的废墟，满目荒凉。去年冬天和老蒋、道尔吉一起抡锤苦干的场面已被岁月永远掩埋。 我们3人住一破旧蒙古包。虽有点寂寞，但彼此都是挨整的，气氛还和谐，比在连里强多了。尽管我们没牧民的手艺，蒙古包扎得歪歪扭扭，风一吹，尽是窟窿。可也觉得很舒服，主要是山上自由。 这是我从团部小牢房出来后，最开心的一段日子。就我们3个，想什么时候干活就什么时候干，谁也不压迫谁，谁也不积极表现。 我终于有了时间细细观察周围的人。 大傻非常有特点。 他一米八的个子。皮肤黝黑，牙极白，剃个小平头，据说跟天津最有名的跤手大卫学了几天摔跤。说话很粗，动不动就：“我要你盒儿钱！”父亲是蹬三轮的，小学文化。学习时，班长问他什么叫哲学，明明不知道，可不好意思承认，老是咧着嘴笑着：“嘿嘿，哲学就是那个，嘿嘿，嘿嘿……”以后大家就用“嘿嘿哲学”取笑他。 他非常无知，啥也不知道。呼市知青刚来时，曾让他负责过一个班的新兵学习。念完《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后，一小知青问他：“什么叫流寇主义？”他一本正经回答：“流寇主义就是想留在大城市。” 问他马克思是哪国人？答曰：“苏联人。” 问他阿尔巴尼亚在哪个洲？他说在非洲。 难怪人们称他为大傻，基本常识一塌糊涂，可对斗蟋蟀相当精通，白话起来，一套一套。 在团部小牢房跟我打完架后，雷厦告诉他：“两个你也打不过林胡。”他有点慌。我一回连，忙向我道歉，握手言和。结果被老沈狠狠整了一家伙。以后他摇身一变，猛对我凶，使劲划清界限，满以为这样，指导员就能对他好一点。 他五大三粗却还像个孩子一样馋嘴。如果一顿饭没吃好，一天都无精打采。上山的头一顿饭，金刚把饼烙煳，再加上土豆丝里的肉不多，他脸马上阴沉下来。盛菜时，勺子拐弯抹角地移动，追踪着肉片，盛了满满一碗，吃得鼻头冒汗，脸还拉拉着。为了烙饼煳了，从下午一直嘟囔到晚上睡觉。把金刚气得要命。 金刚曾问过他，最幸福的事是什么？ 他眯着眼睛陶醉说：“啥最幸福？哼，大夏天晚上，光着膀子，摇着芭蕉扇，躺在竹藤椅上听听话匣子，跟前有壶茶，还有二斤桃酥，那啥劲头！” 对于蹬三轮的来说，可能是这样。 大傻虽长着一身肌肉，脾气可不像王连富那么暴，肉不稀稀。伐木时，他也跟着皮金生后面咋唬了几声，打我几拳，不过是瞎凑份子。这小伙子除了对犯人，自己绝不会一对一地单挑儿。 伐木回连后，一次在马厩抓马，他和马倌完登吵起来又动了手，完登是个瘦小的蒙古人，大傻把完登摔个大背胯，休息了好几天。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点他：“平常干活儿老嚷嚷腰疼，摔牧民乍就腰不疼了？哼，装病！”又第二次让他上石头山锻炼。 大傻虽不满意指导员，也没办法。到山上后，他又笑憨憨地拍拍我肩膀，第二次向我赔礼道歉：“嘿呀，咱哥儿们实在没办法。不对你厉害一点，当官儿的往死里整啊。那晚上幸亏你没回去，皮金生他们商量好，只要你回去，就把你给捆起来，非要好好治治你。” 这就是大傻。 金刚则是另一种类型。细瘦的身躯，山羊一样的尖下巴，尖鼻子，眉毛疏而浅，一双细眯而略微上吊的狐狸眼，嘴唇薄薄，头发细软。从外型到性格都像个啮齿动物。善良、敏感、胆小。 他初来草原，不骑马，怕马累。杀羊不要说动手，连看都不忍看。傍晚看见夕阳下坠，他满面愁容；早上碰着日出，他能边蹲着大便，边动情地吟诗；去司务处退粮票，司务长让他稍等一会儿，态度有些冷淡，他就快怏不快，回去噙着泪写一大篇日记。 由于出身不好，身体瘦弱，他性格忧郁，爱幻想，爱孤独，喜欢一人躺着，津津有味地欣赏自己脑中飘浮的各种小念头。《外国民歌二百首》里的歌几乎全会唱。没事时，经常哼些忧伤的调子。 他谈吐举止彬彬有礼，爱穿皮鞋，下雨天也穿。没块儿，干活儿不突出。在场院扬麦子时，他抡木鍬拿着架儿，像拉小提琴一样，为此许多人嫌他酸，瞧不起他。跟沈指导员聊天时，他不看对象，大谈鲁迅、托尔斯泰……不知是臭显，还是在启蒙指导员的文学细胞。指导员嘴上不说，心里很烦他。有阵子，为去掉酸气，他处处模仿我，不洗脸，说粗话，练摔跤，穿破衣服……锡林浩特知青嘲笑他是我的小徒弟，可我被抓起后，他处境尴尬，赶紧摇身一变，玩儿命与我划清界限。说我比海狼还海狼，是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者。 他因为和小四川打架，给了个警告处分，一直不服气。这次为点小事又和小四川吵起来。小四川猪一样的浑，没脑子，谁都骂，谁都看不起，自己那么弱小，屡屡挨打，还穷狂，四处见招。他最引以为荣的哥哥不过是个小营长，就这样牛逼哄哄，要是个团长，恐怕连指导员都敢打。他喜欢谈的是挣钱和搞对象，其实是披着知青外衣的四川小农民。他看出指导员不喜欢金刚，就对金刚格外横，这真是邪门了，弱的欺负强的——他体重不到80斤，一推一跟头。金刚克制不住，吵到最后又动了手，结果被指导员罚上了石头山。 小四川胡搅蛮缠，相当可怕。金刚两次都栽在他手里；老蒋因为和他吵，得了个留党察看处分。 金刚到石头山后，表面上对我不错，和我同吃、同住、同干活、同休息，没一点优越感。在干活儿方面，还挺尊重我的意见。 金刚看不惯大傻馋嘴。每逢吃饺子时，大傻总抢着吃头锅。不管多烫，别人吃一个，他已吃了仨。金刚常常学着天津话挖苦道：“宝峰，慢慢吃，不够咱们再着补一疙瘩面，可别把嗓子烫坏了。” 大傻对吃饭的挑剔，也让金刚不快，饭稍微差一点就愁眉苦脸。这样金刚就常和我聊天，对我比对大傻要客气得多。他主动借我看《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求他帮个忙，绝无二话。我发现两人闹过矛盾，若和好起来，比过去更好。此刻我就有这样的感觉。金刚见我衣服出奇的破，给我起了个外号：“老鬼”。因为3人里，我岁数最大，衣着最破，又是反革命，最吓人。 我感到这外号一点没歧视的意思。 一天，大傻去一连玩。我试探着想和金刚聊聊自己的事。不料他冷冷说：“我不跟你谈这些。”碰了我一鼻子灰！ 这表明他和我之间还是有一层看不见的界限。 “你是我毕生中第一个看错的人！”金刚这句话我一直耿耿于怀。他对我看法不好，自然是指品行而言。骨鳗在喉，上山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给他写了一封。 金刚： 赫臀黎说过：对人们反社会倾向的最大约束力，不是人们对法律的畏惧，而是对他周围同伴舆论的畏惧。一个人宁可忍受肉体上的极大痛苦，也不愿死。但被同伴轻蔑羞辱，却驱使最胆小者自杀。 正是这样，对我来说，个人所受的一切屈辱，苦痛都可以付之东流。但刘英红一年前在全团批斗大会上的发言，却实在难以忍受。 皮金生、刘福来他们使我蒙受了一个尚武男子的最大耻辱，被打成独眼龙，抱头鼠窜，但比起刘英红的凶狠批判来，也没让我这么心痛。因为在暴力面前，我可以昂起头，纵情大骂。 可被一个淳厚、温和、善良的弱女子这么骂个狗血淋头，有口难辩，实在心惊胆寒。我知道，她对我的看法主要是指我的私生活而言。尽管我品行不算优秀，可也数不上最劣。卑鄙、自私、虚伪这三顶帽子实在有些过分。 一、所谓道德败坏，无非是在日记里记下自己用手干的事。 事实上，那些大骂别人道德败坏的人，心里并非就那么干净。陈政委就是一例（据说因为有作风问题已被调走）。我的私生活全写在日记里，光明正大。而他们的私生活却躲藏在一身绿军装里，谁知道肚子里有多脏？要搞臭一个人，必须先把他的品行搞臭，从男女问题上突破，这是整人的诀窍。从刘少奇到小老百姓概莫能外。赵干事很懂得这一点，四处讲我如何下流无耻。好像我用手干比强奸还罪大恶极。 其实性欲没什么可耻的，鲁迅早就说过性欲跟食欲一样正常。用封建的伪道学压抑它，逼得人们用不正当的方式发泄；或把它当成一把政治斗争的杀人刀，那才最卑鄙可耻。 二、所谓虚伪，无非是表面上不近女色，心里却很想；表面上穿得破，心里却很爱美；照镜子偷偷摸摸。 对异性的向往和保持自尊是青年男女很普遍的矛盾心理。如果说这是虚伪，那虚伪的人多了。雷厦认为我故意装出不爱美的样子，破衣烂衫，几天不洗脸，心里却很爱美，是一种伪装欺骗。其实我爱的就是这种肮脏破烂的美。小学时，常把新衣服在墙上蹭了许多土后再穿。 照镜子不愿让人看见是不好意思，总觉得武松不会照小镜子。 伪君子这顶帽子轮不上我。 三、所谓自私，无非是花钱吝啬，别人借了自己的钱，念念不忘，要过债。当初我是自己跑来的，所带东西甚少，一些基本用品都没有。释放回连后，这点东西又丢了不少，几乎一贫如洗。自来内蒙牧区后，父母没寄过一分钱。这样的物质基础，逼得我不得不省着花钱。许多人一听说我出身就认为我有钱，总向我借。可是我穷得连枕头、脸盆都没有，哪有力量借呢？ 我从没有欠别人的钱不还，但同样，别人欠我的钱也应该还。我向雷厦要过债，没借给几个天津知青钱，拒绝了郭北索要拳套，能据此就说我自私、小气吗？ 社会上有一种人总喜欢用自己的毛病攻击对手。比如自己一毛不拔就攻击对手吝啬；自己见女的走不动道儿，就攻击对手好色；自己背信弃义，就骂对手出卖朋友。 我再次重申，我从没为一个女的出卖战友。在韦小立面前，是以非常尊敬的心情谈论雷厦的。 孟德斯鸠说过：一个人的名声好像他的影子，有时比他长，有时比他短，很少完全一样。 金刚，请你独立思考我这些肺腑之言。 林胡 1971年11月10日 金刚很严肃地看完，陷入了沉思。 我们每天只干四五个钟头活儿，相当悠哉。反正也没人汇报，都是被贬发配的，绝了拍指导员的念头。 闲暇，金刚时常双手抱着后脑勺，靠着行李，凝视哈那墙，不知道他想什么……有时还小声地哼着。 唉，你，命运， 我的命运， 我的不幸的命运， 送我到西伯利亚…… 晚上，大傻聊起斗蟋蟀，口若悬河。我俩都听呆了。什么虾青、麻蜂黄、紫三段等；什么斗蟋蟀前先要称体重，同级别的才能咬；什么好蟋蟀一条60块钱，4钱重；什么广交会上还专门出口蟋蟀换外汇等等都是头一次听说。 海哨半天，我都困了。大傻还滔滔不绝：“嘿呀，我抓过一条青麻头，宽肩小肚儿，六条腿刷白，六条脑线倍儿清楚。腹脐跟刀切的一样，拿探子轻轻一扬，大钳子就开牙。个儿头比油葫芦还大，一窜两米多就出去了，而且还是个雏儿……” 又黑又破的蒙古包里生机盎然。没有阶级斗争，没有整人请赏，乌拉斯泰林场的那次挨打的奇耻大辱渐渐被平静恬淡的新生活消融。 现在，我只要身体有点难受，也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休息。再也不必像去年冬天那样有病也不敢歇。 已经给党中央去了信，给兵团党委也去了信，以后怎么办呢一想到这些，心里就罩上一层乌云。干脆不去想它。管他呢，混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津津有味地吃着大傻烙的酥油饼，专心欣赏金刚炒的土豆丝，还跟金刚学拉小提琴。 大傻整天琢磨着做个什么新鲜好吃的菜臭显。他号称特会炸油饼，结果放了那么多起子，一点不好吃。 1971年11月底，连里通知他俩下山开会。 山上就剩下我和贡哥勒。老头儿穿着脏污的得勒，黑黢黢的，骨瘦如柴；脸上放眼睛的地方露着两个皱纹丛生的黑窟窿。他终日缄默，从不主动与我说话，比蚯蚓还安静。 漠漠荒野，沉寂无声。早早就躺下，但怎么也睡不着。开什么会呢？指名道姓让他俩去，留下我。一股无名的嫉妒，一种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悄悄袭来，噬咬着自己的心。过去对开会无所谓，现在是特别有兴趣。能开会是一种身份，一种资格，一种政治待遇。对五类分子来说，参加一次会等于对你的生存有次小小的承认。 3天后，他俩回来。大傻一进包就绘声绘色讲他如何机智勇敢，偷了食堂一大块猪肉。“操他小王八蛋的，你知道要点东西多难？司务长说，山上俩落后，一反动都是饭桶，仨人一个月吃一麻袋白面（180斤），太不像话了。指导员猛卡，白面只给60斤，其余全是粗粮；肉就批了5斤，还不够塞牙缝的！” 干活时，我走进金刚的石头坑问：“开什么会了？” 他温和又坚决地说：“你别问这个。不让跟你说。” 唉！有啥了不起的，周围没任何人，在这远离连部的荒山上，干吗那么正经？真让我失望。你怕什么呢？ 碰个钉子很不愉快。 自开这次会后，金刚明显和我疏远，与大傻来往密切。看来我的身份比大傻更难容忍。到底是什么事情搞得这样神秘？还专门发话不许告诉我……越发好奇，仔细揣测。常竖起耳朵偷听金刚与大傻的闲扯，隐隐感到像是有什么大的变故。但我做梦也没想到林副主席外逃，摔死在外蒙。 轰动全世界的林彪事件当时对五类分子严格保密，听传达文件的人员名单都要上报团里审批，泄密者严惩不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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