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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和我一起来内蒙的吴山顶，自调到九连后，埋头苦干，默默无闻，却连团也入不了。后来被发现有演戏天才，让团部宣传队抽上来，演“智取威虎山”里的小炉匠。小嘴巴说得嘎巴脆，演得惟妙惟肖，名声大震，不但入了团，还评为先进。 雷厦调到十连后，继续放马。批林批孔时，他一通发言给团领导留下深刻印象。不久被政治处借调，成了团理论学习班的成员，四处给人辅导儒法斗争，以后就一直在政治处帮忙。他孤军奋斗，最后能混到这个地步，也相当不容易。过去最恨他的李主任，现在对他客客气气。我还记得李主任曾当众指着鼻子骂过他“反动透顶。” 金刚曾说有个好嘴巴赶上有个好老爸。千真万确！雷厦的成功是因为他嘴巴好，能说，能吹，能侃，极有煽动力，能把人说得热血沸腾。这一点绝对太重要了，当然，雷厦还有其他才能，如聪明、记忆力强、果断、百折不挠。他凭着自己的本事翻过身来，从贬黜的马倌儿成了全团理论尖子，决非偶然。 傅勇生在三连当了放牧班长，跟我一直不来往。他耐苦耐劳，能干能受。热心助人，刚直不阿，威信极高，骑马锁骨摔断，还坚持工作。连长想整他，也不敢整。但好事轮不到他头上，团入不了，先进评不上，就因为嘴巴功夫不够火候，几年过去了，还在下面卖苦力。 全团的风气越来越坏。营建连唐山知青和二连天津知青打群架，100多人混战一团，连女的也挥鍬上阵；团部商店后玻璃窗户让人整个撬下来，丢了好几百块钱；路过团部的林西包工队小毛驴车屡屡被劫…… 牧民老乡称兵团战士为黄皮土匪（因兵团战士穿一身绿兵团服）。眼睁睁看着有路子的一个个办回去，自己却回不去，一部分知青只好靠酗酒、打架、跟领导捣乱来出气解闷儿。有人公开感叹：“啥鸡巴上山下乡，我下了几年，别的没学会，学会了偷，学会了骗，学会了拍马屁，学会了满口脏活。” 6月，老孟从赤峰回来了。他说服父母又回到了内蒙边疆，除了一点营养品外，还带了满满一手提包书，死沉死沉。开始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办病退手续的，直到连长任命他为农工排长，人们才惊讶地议论起来。傻逼，符合病退条件，为什么不办？ 连里组织一批农工山上打石头，他自告奋勇带队。人们都劝他别上山了。肝炎刚好，上山打石头简直胡闹。但他非要到山上去，说那儿安静，是学习的好环境。 连长怕农工偷懒，同意了他的请求。 农工排长不是个好差事。整天跟农工打交道，婆婆妈妈的，特费心。这些农工都是没文化的农民盲流，拖家带口，麻烦事一大堆。他们干活儿能偷懒就偷懒，又愚昧无知，又老奸巨猾，油痞之极。老孟与这些人为伍，是够冒傻气的，少见。 8月的一天，我的车被派去团部送羊毛。在团部机关门口，看见了皮金生。他身穿崭新的蓝涤卡制服，低头缓缓走着，好像在想什么事儿，听见马车响声，他抬起头望了我一眼，又低下了头，面无表情。 李主任迎面走来，自停了职像得了一场大病，脸瘦了，背也驼了。天气很热，他却披着件绿棉祆，步履蹒跚，见了谁都特和蔼。皮金生彬彬有礼地向他打了招呼，然后聊起来。 听说皮金生在团宣传队混得不错，很受李主任的宠。七四年李主任去天津看病，他热心帮助联系医院。主任一出车站，就有出租车专候。李主任在他的一亲戚家住一个多月，被盛情款待……以此为转机，主任改变了对他天津油子的印象。出身不好也没妨碍他入团，据说今年很有希望调到运输连开车。这家伙起家的本领是变戏法，把团里的官儿糊得一愣一愣。再加上会来事，李主任出差或下连蹲点，常帮助主任老婆干活儿、挑水、哄小孩等。即使回家探亲，也忘不了给李主任写封信，一嘴一个“李叔叔，童阿姨。”在争宠激烈的团宣传队，终于站稳了脚。 六十一团的现实告诉我，不和领导搞好关系就不能生存。过去所有炸刺、傲骨嶙嶙的北京知青，经过几年的摔打，现在都驯服了，老实了，变得跟锡林浩特知青一样。 但骨子里我还是瞧不起那些爱溜舔领导的。看皮金生在团部混得很风光，跟李主任亲亲热热，心里只感到恶心。他那一身发亮的蓝涤卡下面，分明是一团没有固定形状的白花花，软糊糊的肉。为了达到目的，他可以把这团肉变成形形色色的样子。石头山的笑面虎、乌拉斯泰林场的打手、七连变戏法的、团部当官儿的小勤务员……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他都有勇气当。 大鞭一挥，马车棱棱地从团部大街跑过。 “林胡！”有人叫我。赶忙勒住马，定睛一看，原来是三连的刘毅。 “你好呀！刘毅，好久没见，听说你平反了。” 他微笑着点点头，黢黑的脸有一层细鳞般的糙皮；额上两道深深的褶皱又黑又厚，河马一样；枯干的嘴唇裂了许多小口。 “是平反了，可老婆嫁了人，留下3个孩子，啧啧……”他的眼圈红红。 我忙安慰道：“以后再想法找一个。这样的女人不值得难过。” 他苦笑了一下，没说话。 “你到哪儿去？” “腰给折腾坏了，疼得干不了活儿，我这是办手续去呼市治腰。” 看着他沉重的目光，我不知说什么好。 他轻声问：“你们连的那个老牧主怎么样了？” “贡哥勒给改划成贫牧。老头儿真亏，帽子刚摘不久就病死了。仅仅有18只羊就给人家定成牧主。” “唉呀……”刘毅难过地咧大了嘴。 被罗湘歌断言很有生命力的贡哥勒，终于让多年艰辛打倒。这个不为世人所知，牛粪般平凡卑微的老头儿，在宇宙中永远地消失了。直接原因是急性肺炎。六六年，他莫名其妙地成了牧主，七五年又莫名其妙地平了反。他像头小毛驴一样老实温顺，挨打挨抄一句怨言也没有。去连部批条子，连长有事让他先坐一会儿，都不敢坐，非要倚墙蹲着。 他又脏又瘦，黑不溜秋，如同地里的蚂蚁，悄悄地吃，悄悄地钻洞，悄悄地死，永远沉默。这一辈子除了干活，老头儿恐怕没看过三场电影。长年陪伴他的，仅仅是身上那层经久不洗的泥垢。死后不出一个月，老婆就带着4个小孩嫁到了九连。现在这张挨了我打，却还向我陪着笑脸的脸，已经在旷野里开始腐烂。 刘毅听完后，歪着嘴叹道：“折腾这么一个糟老头子图个啥？18只羊的牧主。” “林胡，快离开这儿吧。你还年轻，有奔头，我是不行了。” 心里酸溜溜的。 岁月和苦难，把刘毅的脸风蚀得凸凸凹凹；一道道僵硬的厚褶子，给那张干燥面颊切割出许多沟壑。嘴唇也干燥得满是皮屑。他的目光善良哀伤，像一只垂死的母牛。虽然平反，可谁能把老婆还给他呢？ 跟刘毅相遇让自己百感交集，不再那么盲目乐观。其实我和他一样，前面并不光明，青春无法索回，档案里还塞着个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自己所钟爱的姑娘仍不理我。 靠能摔善打在社会上闯，已被实践证明根本行不通。现在越来越想把这几年的内蒙生活给写一写。 我是个很敏感的人。记得初三时，割破手指申请入团，回家后让父亲狠揍一顿。气得我给周总理写一封信控告父亲，并且还咬牙切齿把他和母亲的一张合影撕成碎片。但比起草原上所受到的这一切，父亲的耳光算得了什么？李主任、赵干事恃仗权势，逼我扮出一副丑态，一趟趟卑躬曲膝地求他们，脸上挂着谄笑——这个侮辱才是最触目惊心的侮辱呀！ 我要把自己经历的这一切都写出来，即使不能咬他们一口，也要使他们的名声臭一臭。就算文学水平不高，没什么系统的理论见解，写出的东西粗糙无味，但如果它能反映出这个庞大社会的一角，反映出浩大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小小侧面，就没白费力气。 这一拳若打好了，比拳王阿里的拳头还有力！ 每天下午卸了车后，就坐着水桶伏在炕上写。内蒙木头奇缺，连队兵团战士宿舍不配备椅子。好在有皮裤，坐水桶不硌屁股。 经历的各种事太多了，根本不用虚构，不用编，照实写出来，就是一篇吸引人的小说。 对面屋子里又在打扑克，吼着，笑着……连里打扑克热已到顶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有闲空就打。来了客人，寒喧两句，最好的招待是优先让你上场玩牌。刚一下工，知青们就一窝蜂似地跳上炕，抢占地盘，开始“拱猪”，一拱就拱到半夜。 草原上几个月看不上一场电影，报纸刊物都是两个星期以后的，没有电视，没有球赛……除了几排土房，到处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一天到晚就是那么几十个人的小圈子，几十张看得烂熟的脸。女的又少，而且又不是都愿意在当地找朋友，想谈情说爱也没条件，下班后，青年人就只好靠打牌来消磨。 金刚也跟那些小青年在呛人的烟雾里玩扑克。我曾偷偷问他：“打牌有什么好的？浪费时间。” 他细长的眼睛突然睁大，意味深长说：“不会打牌就不会生活，打打牌年轻10岁。”然后压低声音：“老鬼，你也学学吧。这可是一种联络感情的好办法。” 我嗯了一下，摇摇头走了。 金刚知道我正在写这段经历后，劝我：“不要写你受的那些苦了，大多数人根本没兴趣。这年头，谁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而且你辛辛苦苦写的那个东西，官方肯定不给出版。你想替受迫害的人说话，不出版又有什么用呢？你要接受教训，别再当反革命了，多受罪啊！” “不，我得写，不写我气得慌。” “老鬼，算了吧！你的遭遇只不过是无数悲剧中的一个。比你更惨，更倒霉的有的是。我觉得，我们应学会忍耐，学会跟领导处理好关系。过去我们为什么受压？吃亏就在太没弹性，太书生气。我们仗着是大城市来的，不把土里土气的指导员看在眼里，耻于对他点头哈腰。我们真没有锡林浩特知青聪明，他们的处世态度是智慧的，无可挑剔的。跟领导搞好关系不是罪过，不是拍马屁，不是堕落。在这点上，我们应该向锡林浩特知青好好学习。” “对，锡林浩特这帮人虽是小地方的，但社会经验丰富，比我们北京知青实际。他们会混，其实就是比我们会溜须。” “如果这叫溜须的话就得溜，你也可以说这是生存的艺术，生存的本领。” “怎么溜呢？”我好奇地问。 “溜也有学问，不能像你背大石头那样卖傻力气。要自自然然地干一些领导喜欢的事，千万别过分，别让领导觉得假。有些人不懂，瞎溜，溜过了头，反让人讨厌。总之要研究领导心理，要让他感觉你真心对他好……”金刚咽口唾沫：“今后，我就打算这样干了。” 金刚变化多大啊！ 6年前，他刚来草原时，还是个文弱孩子，多愁善感。听见一群牛为自己同伴被杀觳棘悲哞时，他难过得睡不着觉，汩汩流泪，好长时间不吃牛肉。他爱幻想，在日记里细腻地描述着自己死后的情景： 小星星，小星星， 你来照照我。 我静静地躺在泥土里， 咀嚼着月亮的幽香。 一棵嫩草穿过我的躯体， 长成鲜花， 在晨风中挂着露珠笑眯眯。 沈指导员头次见了他就没好感，嫌他酸不溜秋。复员老战士们暗暗嘲笑他：连个马肚带都不敢系，锡林浩特知青也不喜欢他，干活没劲儿，像个上海小瘪三。他喜欢音乐、诗歌、鲜花、皮鞋。 和张芳铃的友谊对他是个沉重打击。 当他第一次收到那位山西姑娘的信时，快乐得想痛哭一场。他像一只小鸡衔着虫子，飞快地跑到没人的角落，愉偷看着。对这位健壮爽朗的姑娘，他充满着希望……自己父亲是个小职员，爷爷是个资本家。对方是个军分区司令的女儿，铁杆儿的好出身，两人结合足有力量摆脱出身不好给自己带来的苦恼。 他幻想着，窃喜着，脑袋发热，隔两天就给张芳铃写封信，一写就是六七页，在七连连部里秘密通着信……干活儿时，俩人总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人人都知道他俩正在相好……然而金刚本人从不承认，他总提心吊胆，有某种预感。 打击果然来到。王连长的家正好属于张芳铃父亲管辖的那个军分区。出于尊敬和礼貌，王连长探亲回家时专门拜访了这位首长，并汇报了金刚的情况。司令员一听金刚的出身就反对。考虑再三，决定把女儿调回来，办到一个工厂当工人。 于是当俩人正沉浸在喜悦中时，这姑娘突然被辆吉普车拉走，一下子远走高飞，金刚几乎傻了眼。 他的初恋就此结束。 金刚心里恨连长为了讨好张芳铃父亲透露了他，但表面上，对连长还亲热照旧。一次喝酒时，他很恳切地对连长说：“我根本就不相信这事能成，早就想和她吹了。” 夜里，他蒙着被子，泪水浸湿了枕头。 张芳铃走后，他一有闲暇就拉小提琴，用忧伤的调子来排泄苦痛，大段大段的写日记。他曾悒悒不乐地对我说：“这年头，搞对象政审比他妈的上大学政审还难！什么鸡巴爱情，全扯蛋！” …… 他学会了抽烟喝酒，手指甲黄黄的，身上那种文雅风度越来越多地混杂着粗鲁，常重复着大车老板最喜欢说的荤笑话。他的穿着也讲究起来，特别是鞋子，总穿上等的牛皮鞋，贼亮贼亮。他还郑重向别人介绍：“穿高级皮鞋有安全感，来情绪。”住在连部的一客人记不住他名字，就称他为“那个皮鞋”。 随和的言谈，亮得能照人的皮鞋，使当地的土老百姓和一大帮讲究穿戴的天津知青都能跟他说到一块儿。 王连长在张芳铃的问题上似乎有点儿内疚，加倍重用他。连里的提拔、表扬、处分等许多军机要事都找他商量。春播结束后又给他立了三等功。金刚感情平息下来后，因势利导，更积极了，整天忙忙碌碌，开会布置工作，到各排传达连长命令，管这管那，成为七连红极一时的人物。 王连长和赵副连长（地方干部）关系不好，他为了给连长侦察敌情，夜晚蹑手蹑脚钻到赵副连长家的窗户底下偷听。因为扣工资的问题，王英英到连部又哭又闹，摔暖瓶、砸玻璃……他得知后，迅速赶来，生拉硬拽，把她推出连部，并还草拟了要求处分她的报告。 我对那些当了官儿后，积极过头的人很有些反感，曾委婉地劝金刚：“地位变了，思想可不能变。” “我没变。”他不耐烦地说。 谁说没变？过去他见了连长，一副苦黄瓜相，现在见了连长，脸上直发光，笑得那么甜。过去团里首长下连视察，他矜持有度，从不主动打招呼。现在刘副主任下连蹲点，他没事也要蹭上去热情一番，并请副主任到自己的屋，打开箱子，取出保存半年多的牡丹烟招待，连茶水里也放了一大把白糖，双手捧给刘副主任。 他把连长研究个透！连长跟团里哪个领导最好，和谁的关系有了裂缝，最厌恶谁，隔多长时间给家里去信，一顿能吃几个鸡蛋角瓜馅的饺子，最喜欢哪种热汤面……全了解得清清楚楚。难怪连长信任他——自己生了病，端屎倒尿，比老婆还照料得好！ 他三天两头陪连长喝酒，一喝就到半夜，山羊脸上的每一个毛孔都焕发着尊敬。滔滔不绝地跟连长谈古论今，分析连里各个人。为巩固好感，他还通过天津的关系偷偷帮连长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 “人人都这么干，我也只好这么干。包惠琴送给连长3斤白糖，当上粮食保管。田春风送给连长两条大前门烟进了机务队。你知道皮金生给肥团长、李主任送了多少东西？少说也得有300！现在到处都是这样，否则什么事也办不成。”金刚理了理他的小分头说：“我的目的就是离开巴颜孟和回北京，现在只有上大学这条路。为此还必须混一张党票，所以我得戴着假面具去亲热！去溜舔！这年头，多激烈的生存竞争，你要是不溜，入党、提干、表扬、上大学、长工资、调工作、甚至请个事假，都没你的份儿！” 不容我插话，他又恶狠狠说：“我们家只剩下一个被赶到农村的母亲。不像你，有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家庭，我无依无靠，怎么达到目的？靠品行吃不开，社会上刘英红那样的人并不多，而且还被烧死了。大多数人都是平庸的。亲近领导便是平庸人的武器。齐淑珍怎么上的大学？还不是跟李主任甜言蜜语的，皮金生要是不拍胖团长马屁，他能进了宣传队？连长非整死他！” 金刚的两个眼镜片闪耀着刺目的白光：“你仔细想想，你难道就那么纯洁吗？有人大骂别人溜舔，是因为领导对他不好，想巴结也巴结不上。”他的山羊脸铁青，那嗑瓜子极麻利的尖锐小牙咬着薄嘴唇，死死盯着我。 想回他几句，心里又发虚。他的话太一针见血了。我确实不纯洁，为了得到我所热爱的姑娘，也在暗暗使劲往上爬。 赶车在巴颜孟和是最卑微的活儿。冬天冻死，夏天晒死，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自己装车卸车，长年孤零零一个，还得天天照料牲口……找老婆极困难，没人乐意干。结果五类分子、刑满释放的、犯各种错误的，全让赶了车。姑娘除非万不得已，绝少跟这些人接触。也难怪，赶车的光棍太多，太流气，从他们嘴中诞生了无穷无尽，说不完的流氓故事，见了女的也不住嘴。 更有甚者，个别大车老板儿熬不住光棍的苦，竟跟母羊、母驴、母马干！使人们一提赶大车的就面露鄙视。 我见此情况，非常害怕。当职业等级成为人的价值标准时，许多小事都在刺激着你的心。比如：团部招待所女服务员对老蒙是一个态度，对兵团战士是一个态度，对现役干部又是一个态度，泾渭分明，毫不含糊。随着官衔儿不同，笑脸也各不相同，如同卖香油的一样，不会多给你半两。这种观念催促着人在等级的台阶上奋力高攀。如果你要想得到周围人的尊敬，得到一个漂亮姑娘的好感，你就得在本单位里攻占一个尽可能高的位置。 表面上我很少去连部，也从不向连长点头哈腰，但心里却成天琢磨着怎么离开大车班怎么当上连队的统计。拉草时，连长规定一车必须拉40堆，我总要装43堆，为的是让连长高兴，调出马车班。 天天盼着白音拉能摔个残废，摔他个半身不遂，好由我来接替。唉，见鬼了，这么一丁点儿的小官儿都那么不容易弄到手。 我耍两面派，玩鬼点子是环境造成的，如果我所追求的那个姑娘喜欢赶大车的话，我死心塌地在马车班呆一辈子。 插队以后，知青都渐渐成熟，变自私了，每个人都在变。他们说这是生存竞争，自然选择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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