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
跟同学们总搞不好关系。 我嘴巴很笨，特别不会吵架，这方面没熏陶。跟人吵几句，就没了词儿。平日马马虎虎，从不记别人干的坏事，一跟人吵时没短可揭，缺少杀伤力。既然嘴皮子不行，就用拳头弥补。 于是我老打架，跟人一吵不过，就爱动手，脑袋上的疤瘌更多了。 此时我的身体在同学中已算很强壮，打架胜多负少，不再怵高年级的。班里已有弱小同学向我靠拢，想跟我好，换取保护。李振学就是一例。他个子很矮，朝鲜族，精瘦。但我不敢轻易相信。记得曾命令他到宿舍外面站着，考验他对我忠诚不忠诚。那是冬天的夜晚，他为了表示对我的忠心和坚强不屈，果真站在寒风中一动不动，把他冻得流着清鼻涕，四肢冰冷，最后生活老师救了他，狠狠批评了我。之后，不知怎的，他渐渐与我疏远。 在本班里，我的最大打架对手是赖小危，他个子比我高，体重比我重，脑袋比我大，手指头比我粗。他也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琢磨打架窍门儿，从不服我，我也不服他。我明白如果要能打过他，就是全班的打架第一，我非常垂涎这个头衔。 他又高又胖，身上老有股汗味儿，群众关系不像姬军那么好。父亲赖际发虽是个部长，资格很老，却不如姬鹏飞出名，老上报纸，许老师特爱训他，常给他挖苦得灰灰溜溜。 打架的具体原因早已忘记。可能是赖小危比我会挖苦人……把我挖苦急了。这一架是在食堂门口开战的，打得不分胜负。他给我鼻子抠破了一长道儿，我揪着他头发，把他按弯了腰……这样僵持了半天，我们都很悲壮地屹立在食堂台阶上，全校有近百名同学围观。 我很满足。能和赖小危打平，那班里就没人再能打过我了。鼻梁上的疤像个！，差不多存在了二十多年。 我觉得只有会打架才能成为一名好战士。 现在，我不再怕五班的邓东进。他仗着烈士子弟，身高块儿大，谁也不放在眼里。一次，他欺负我们班的林小平，我上去打抱不平。先互相撞膀子，力度一次比一次大，撞了一会儿，眼看就要一触即发，他却没敢上拳头。或许他已听说我的打架名次提前了，哥哥会武术，我擅长揪头发。他留着长头发，很容易被揪住。 四年级时，全班只有两个不是少先队员：我和赵石垣。他跟我一样淘气，缺少自制力，敢公开唱爱情歌曲。但他对入不入队无所谓，不像我这么渴望，所以也没有我这么痛苦。 五年级时，赵石垣转学走了！全班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是少先队员。 不知为什么许老师就是不让我入。 看了《永不消逝的电波》后，我也模仿地下工作者吞咽文件，不让敌人拿到。我先在一纸条上写：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然后揉成一团，放到嘴里，嚼烂，吃掉。我吞了许多个纸条，霍小华等同学可以证明。当个地下工作者完全够格了，可许老师却还不让我入队！ 《革命烈士诗抄》我会背十几首，课本里画满了革命烈士的头像，没有谁比我更崇敬革命先烈了，可许老师就卡着我，不给入队。 暑假前要派一部分同学参加北京市少年宫举办的夏令营，从没我的份儿。 开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时，要选出席开幕式的同学，绝轮不到我。 功课太差，成绩都是3分，只有体育5分；卫生太差，生活老师三天两头向班主任告状我不洗脚，不洗澡，口袋里塞着有臭味儿的荧火虫、死蚂蚱；守纪律也太差，许老师一不在，就本性毕露，上自习玩儿东西，睡午觉时说话，用小刀把课桌划得伤痕累累；和同学团结太差，今天跟这个吵，明天跟那个不说话。 我以敢破坏纪律，偷偷喝凉水为荣。下课后不做作业，爱去沙坑里修暗堡、挖陷阱。或偷偷钻到学校西北角捅马蜂窝，脱了褂子包着脑袋，呼喊着，用草棵子打。 我的语文、算术课本还不到期末，都变成了一团毛卷卷的烂纸。我的字也特别丑，好似癞蛤蟆身上的疙瘩，软绵绵的，没一点骨头。 但小孩的自尊心都很强，我望着别人带着红领巾羡慕极了，特别是每当少先队员过队日时，我就得离开教室，自己找地方呆着。这是最痛苦的时刻，感到自己低人一等，受到侮辱，发疯般地想入队，想和大家平起平坐。差不多每一学期都写一份入队申请书，却总是碰钉子。 同学刘自卫最知道我的心理，他每逢和我吵架时，对我最致命的杀伤不是说脏话，而是嘲笑我：“你入不了队，你就是入不了队！你永远入不了队！” 这话比骂我妈，骂我奶奶还刺我的心。每逢此时，我都气得全身哆嗦，马上扑将过去。但他早有防备，骂完后，撒鸭子就跑。 只有寒暑假，我住在家时，可以把姐姐的旧红领巾戴上，过过当少先队员的瘾。脖子上一戴红领巾，顿觉自己高大了一块，神圣了几分，不再是坏学生。出去和院里的小孩玩儿也神气活现，俨然以少年先锋自居，美得不知姓什么。记得有一年暑假，我老带着姐姐的旧红领巾去景山公园玩，挺着胸脯，满像回事，可谁也不知道我这个少先队员是冒牌的。 越是得不到的，越想得到。 一开家长会，许老师就告状，说我坏话。父亲对我越来越经常地打，他很忙，平时甚少管我。但不管是不管，一管就大打出手。 记得有一年期末考试，我因为功课不好，引起父母大发雷霆。 父亲吼道：“撅起来！” 我哽咽着，无可奈何地撅起屁股。 父亲抡圆了胳膊，狠狠地打了屁股一下，我被打歪了身体。 “撅好了！” 我只好向前深弯腰，把屁股挺起来，对向父亲。母亲在旁边喝斥：“这么不听话！真气死我了！再揍他几下。” 我哀求着，哭喊着，却无济于事。父亲一边拳打脚踢，一边吼：“你成天都想什么呢？不好好用功！” 母亲气冲冲说：“你再不努力学习，就把你扔到大街上，送给拣破烂的！ 父亲打完后，要我写检查，反省这学期所犯的各种错误，还要制订下学期的进步计划。 我只好噙着泪写，但哭喊一阵后，特别困，写了几个字后，就睡着了。 过了几个钟头，父亲走到我住的屋，看我就写了这么一点点，气得又抽了我几个耳光。他下手很重，抽耳光又响又准。常抽得我眼冒金星，耳朵轰轰响，什么也听不见。 有一段时间，奶奶也住在北京。一次父亲打我时，奶奶拦住父亲，父亲竟把奶奶推倒在地，冲过来继续打我。事后，奶奶伤心地哭了半天，死活要回老家。妈妈劝了好长时间，替父亲辩解。但奶奶最终还是回到老家，几年后病死在那里。死的时候，父亲因工作繁忙也没回家看望。 还有一次，父母带小胖去看话剧，本来说让我也去，后来临走时又不让我去了。他们走后，我委屈地哭起来，父亲不知何故回家拿东西，看见我哭，上来就抽我一大嘴巴。多少年过去了，父亲这次打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相信自己的胆小怯懦，迷信武力与父亲的爱动手打人肯定有关。 父亲有一把左轮枪，瓦蓝瓦蓝，小时曾看见过他用绸子擦，上育才后再也没见他拿出来过，肯定藏起来。但他的子弹却放在一书柜下面的小木盒里，被我发现，偷了十几发。看了《把一切献给党》后，对军火很有兴趣。我把这些偷的子弹泡在瓶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扭下弹头，将火药倒出来点着，像放烟火一样，看着它吃吃燃烧，玩儿得很开心。当然也带到学校偷偷向几个同学臭显过。 这些子弹，后来都玩儿丢了，到文化大革命时，父亲为此倒了大霉。 我淘气是因为不喜欢学习，不喜欢上课。喜欢在沙坑里玩骑马打仗，喜欢到野地里抓大蚂蚱，喜欢到天桥看摔跤，仰慕红军、八路军的战斗生活……反正我将来当解放军，学习不好也能当英雄。 六年级时换了班主任，终于结束了许老师对我们班的严酷统治。 这几年，班里先后有好几个孩子转学，都因为不堪忍受许老师的严酷管教。她是我们班的毛主席，说一不二，为所欲为。靠女人的拧、掐、揪建立了她的绝对权威。全班同学被修理得温温顺顺，见了她像小蛤蟆见了大蛇，骨头瘫软，跑都不敢跑。 全班惟有王春雷敢跟许老师顶撞，被掐被拧的次数最多。他曾为躲避许老师追赶，紧急中躲到男厕所里，可许老师照样冲进男厕所把他揪出来，又扭又撕，咆哮道：“哼，王春雷，你以为跑到男厕所就不敢抓你了吗？” 我们都害怕之极，徐老师无所不能，男厕所也敢闯！ 小胳膊斗不过大腿。勇敢无畏的王春雷最后还是低下了头，在全班同学面前一字一字地念了自己的检查。过一段时间，这小个子无声无息地在学校消失。 总讥笑我入不了队的刘自卫后来转学了。他是烈士子弟，少先队小队长，临走时偷偷对同学说：“我转学就是为了离开许老师，一见她，腿肚子就发软。” 其实，许老师对他算不错的。 新来的班主任宋老师眉清目秀，三十多岁，性情温和，宽厚慈祥，身体单薄。同学们再调皮，她也决不会把同学拉出教室。更没扭过、掐过、撕过我们身体。 因为宋老师跟我说话时轻声细语，从不瞪眼，总面带微笑，我感受一新，不忍淘气，有了一点点进步。可时间长了，又管不住自己，上课时玩儿东西，画小人。并欺软怕硬，在背后议论宋老师，说她是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特软弱。还讥笑宋老师家就住那么一间小房，里面堆满瓶瓶罐罐，像个小市民（这词儿是从小胖姐姐处学来的）。看见宋老师穿一件浅蓝色旗袍，就骂她资产阶级臭美。受电影影响，以为只有国民党官太太才穿旗袍。 宋老师听说后，一点没整我，却以德报怨，照旧关心体贴我。她送给我一很漂亮的日记本，精装的，让我好好记日记，还送给我铅笔盒、尺子、铅笔等物品，鼓励我进步。比较起许老师来，她美丽的眼睛是那么的仁慈、善良，从没闪过一丝丝凶光。领教了几次后，就实在不好意思闹了。 宋老师对我有一种不敢违逆的威慑力。 因群众关系不好，中队干部一提到我的入队问题就不同意。 入不了队就矮人一等，就是全班的垫底儿，第一落后。每逢跟别人吵架时，自己特被动。只要对方挖苦我连个少先队也入不了，就卡壳了，无言以对，被最狠毒的打杀。 我整天梦寐以求的就是入队，挖空心思想入队。 宋老师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思，小学临毕业前，终于说服了中队干部，让我入了队。她明知我不止一次地背后骂她资产阶级臭美，还替我说话。 那天下午举行了入队仪式。全班同学都穿得整整齐齐，戴着红领巾参加我的发展会。出旗，敬礼，敲鼓，唱少年先锋队队歌……土儿是旗手，端着鲜艳的红旗，有两个护旗的，两个鼓手，绕场一圈。接着中队主席霍小华宣布接收我的申请，批准我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我激动地站出来，在咚咚的队鼓声中，美丽的霍小华为我系上红领巾，并向我敬了一个队礼，我也向她敬了一个队礼。之后，我站在鲜红的队旗下宣誓，霍小华念一句，我跟着念一句。心里很激动，觉得这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红军战士入党宣誓的场面很有点像。誓词早已忘记，好像最后一句话是：为了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快40年了，还记得那天教室里被队旗映得格外鲜红，窗户、墙壁、课桌都弥漫着红光。身边的同学们也都沐浴在血色之中。 会后，我格外高兴，比连抓了三个特大个儿的蚂蚱还兴奋，比栗山岩头次与我悄悄握手还甜蜜。对任何同学都客客气气，满怀感激，包括打架对手赖小危。因为在发展会上，他们没有一个公开反对我入队。 一般同学都戴三毛多钱一条的布红领巾，我却买了条一块多钱的绸子领巾，天天都戴，一天不拉。有时在家洗完了后，还要用熨斗熨平。我猜全班没有谁比我更心疼这条红领巾了，因为这是我小学最后一个学期，渴求了3年才得到的。夏天无论多热，也要带，上体育课怎么流汗，也舍不得摘。如果脏了，一定头天晚上用香皂洗干净，以便不耽误第二天白天带--我比别的同学少戴了4年红领巾，一旦入了队必须使劲戴，把少戴的时间捞回来。 心里真是万分感激宋老师啊！使我由二班的第一落后生跟大家一样地戴上红领巾。否则填毕业生表时，政治面目一栏连个少先队员都填不了。 我的淘气纪录是：育才小学3年，6个学期，我的操行评定全都是"中"，一个"良"也没得过；还曾被叫到全班面前检查对女生流里流气。 全六年级2班最后一个入了队。 |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主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