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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林和平创作短篇小说《乡长》的初衷。不知道他是把主人公梁义乡长当成一种什么样的人来写——是被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可怜虫，还是善于投机钻营的小丑，甚或是主持正义的英雄。我觉得作者的创作初衷有时可以不去讨论，尤其是当他笔下的人物已经成为成功的“这一个”的时候。梁义式成为“这一个”已经是无可非议的了，他的确是生活中一个很具普遍意义的典型。梁义的性格是真实的有代表性的。他的性格比较复杂因而较为深刻地反映了生活的真实。对他很难作一个简单的评价因而这一性格所要引起的社会效应也就肯定不会简单化而且如何写复杂的改革局面中的正面人物这一点一直令人关注，作者的这一创作实践似乎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我们以后的创作可不可以将这作为一条新路……这一切都说明很有必要探讨这篇小说。 我想，梁义来自农民，懂得农民，多年来他也一直是在农村工作。对于农民的辛劳他是完全了解的。皑皑冬雪，作为文学家的带职副乡长颇觉银装素裹的乡野的美丽，梁义却不然，说：“我没你那么高雅！因为我是农民，而农民一年到头，只有冬天才能歇歇……没有谁比他们更辛苦了，可他们生活得并不好……”深知农民辛劳的梁义为官之后，显然还是对农民的疾苦冷漠了，所以他可以在一席公费盛宴之后，一边感叹“这一顿饭，够老百姓过半年的”，一边剔着牙。 梁义的“为官”目的，应该说也是多元的。他凛然宣告，“为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也曾默想，若把乡里的企业搞上去，或者把公款吃喝的十几万元节约下来，补贴农民生产中的政策性亏损，该多好。为人民作公仆的道理他并非不懂，公仆意识也并非全无。但他还有第二重目的性，那就是个人的荣辱进退。他向挚友袒露肺腑：“我们家，祖祖辈辈土里扒食，到我们这辈，出了我这个小官，我爷爷和我父亲，满足得不得了。”他有一个同学，当干部时，记数字绝对厉害，汇报工作时一串串的，因此受器重，“上去了”，于是他也潜心练习精心表现自己的“数字能力”。这二重目的之中，应该说，他的“第二目的”占上风。 正因为他要向上爬，要保住个人和家族的荣耀，保“乌纱”，所以尽管他深深懂得农民的需求，知道农民的疾苦，却并没有去实打实地为农民群众办事。懂得农民反而成了他的一种工具，一项法宝。刚从外乡来，遇上乡里的罗秘书蒙哄搪塞告状的农民，他大发雷霆，一番话道尽农民群众心中的酸辛，从而使他声名大振。汪家村江老三父子抗售征购油料，与村长动武，梁义带着警察去，却并不真用强力，反而怒斥挨打的村干部，痛陈农民种地交粮的苦衷，再度使他盛享“清官”的赞誉。实际上对告状的老齐头，他顶多也就是几个补助钱打发了事，却并不追究贪赃枉法的乡干部，真正解决群众的冤屈疾苦。由此看来，他几度巧妙自然地标示自己与农民血肉相连，深深理解农民的疾苦，也就不无浓厚的自我表现，扮出一副令人起敬的“好公仆”嘴脸的成分。 应该说，梁义在工作中是有“政治谋略”，有手段艺术的。但这些所谓的艺术谋略，几乎无一不是向歪风邪气妥协。“痛斥罗秘书”之后，离开了公开场合，梁义又大耍拉拢手段，尽力找关系把罗秘书的儿子“往县广播局办”。似乎是缓解与下属的矛盾，实际上是“当面打板子，背后再赔情”的“二面光”的老技法，而且拉拢的诱饵也是一种不正之风。曲县长来检查工作，他表演了一番“数字能力”，结果引起众人的忌妒，造成一场新的政治危机。他急忙见风转舵，几句笑话，打自己的嘴脸，“力挽狂澜”。这一套精彩则精彩，但委实有几分在小人面前的畏琐，实在没有一点点正气凛然。最典型的是帮乔副乡长杀猪。群众反映副乡长有问题。根据乔副乡长个人的收支情况分析，乔肯定经济上不清。但梁不敢查究，一是因乔副乡长与县委组织部苗部长“关系不一般”，怕扳不倒姓乔的。二是乔副乡长的问题一追查，“势必牵连”包括田书记在内的其他乡领导，得罪一大帮子，自己难站住脚。于是堂堂梁乡长自愿请缨帮副手乔杀猪。在乔的家里一番评头品足巧妙地透出亲昵。开玩笑要搬来乔家与乔同住那不清不白建起来的私宅，暗示对乔的建宅问题的容忍。最后大讲他如何在监察局为众人开脱，如何要回揭发乡里某些干部的告状信，并宣布“这事就这么了”。这完全是向邪恶的妥协，对民众的出卖。这样的“谋略”、“技艺”，有还不如无。 很显然，梁义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为官”有术，扼危难有术，但是这些“术”并没能帮助他站稳脚跟与歪风邪气战斗，而只是一些灵巧的妥协，是对不正之风的节节退让。 作品很可贵的一点，是比较清晰地道出了“为官”之不易。梁义这样的人物并非是心甘情愿干上述违心事的。每一次妥协退让之后他都难以压抑自己的隐隐痛心。外界的压力的确也是太大了，个人与社会性的庸俗风气搏斗确实不容易。小说开头细细叙写的“喝酒”，故事就很有象征性。梁义天生不善喝酒，以至欢迎新来的副乡长的公宴，因他不喝，致使众人扫兴。乡里送往迎来应酬颇多，公家天天摆席，梁义顿顿陪客。因无喝酒这一宝贵的应酬手段，他便只有“干陪着”，有时是“三四个小时”，“不断地点头，不断地笑，不断地找活聊”。最为严峻的是陪县委组织部苗部长，梁义与苗部长这位顶头上司有隙，偏偏苗又极能喝极爱喝。梁义不喝，老头子便翻脸，责怪他“对我这老家伙有意见”。无奈梁义拼死去喝，换来老部长的几丝同情。自己却呼吸急促，心跳过速，大肆呕吐，难受至极。显而易见，有些干部的本心不意有时候并不那么坏，要说其是心甘情愿很乐意去搞那些歪门邪道也的确有点委屈了他们。但是的确自觉拗不过歪风的包围，也不敢去违拗歪风。虽不情愿但也还是尽心尽力去迎合自己本不赞同的东西。小说中“帮乔副乡长杀猪”，“数字表演”后的赔罪，以至最后不敢见将死的昔日的恋人，都有这样的揭示。 要我说梁义，我觉得：第一，这样的人物性格很真实，很有代表性，生活中有那么一批。他们恐怕不能归入坏蛋一类，但也绝对不够理想。尽管他的初衷并非很坏，有时似乎是形势所迫，但最终他是妥协。如寄希望于这样的掌权人，那么党风绝能扭转，国家、人民没有希望。第二，粱义们不管性格如何复杂，起码他不是勇敢的斗士，也难成勇敢的斗士，因为其“为官”有私心。要真正匡正党风、社会风气，恐怕不光要干部有“才”，更要干部先有“德”，要真正大公无私，凛然正气。第三，梁义之“才”，之“谋略”，实在不是斗争的谋略，改革的谋略，而是妥协的谋略，保护自己的技艺。文学创作要写有智谋的改革者，梁义不能成为蓝本。第四，梁义对大形势的估计是过于悲观了的。真要拼力斗争，并非不能战胜乔副乡长们。我不知道作者对此的估价究竟如何。不过从作品本身来看，给读者的是压抑的东西居多，很难得让人鼓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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