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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平同志的这个答复，早在去年我就看到了。我一直是赞成发表的，现在终于在《文艺情况》和《丑小鸭》上登出来了，这是好的。 我说过，虽然《晚霞消失的时候》有严重缺陷，但产生这种思想有它的复杂的、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客观的社会原因，单纯地、过多地责备青年是不公正的；我们也该反省自己。因此，对于这种作品的出现是不必大惊小怪的。问题是要有评论来加以引导。评论可能正确，也可能不正确；不论正确不正确，如果作者不同意，都可能反批评。“双百方针”不同于“左”的做法的地方，不仅在于主张平等的、同志式的、说理的批评，而且在于承认反批评的权利，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有错误的同志的诚心的而不是违心的自我批评也是欢迎的。但是，如果双方都自认为正确，谁该作自我批评呢？我们总不能说，批评的一方一定是对的，被批评的一方一定是不对的。究竟谁是谁非，常常也要通过讨论才能弄清楚。我们不应该害怕讨论，真理是越讨论越明白的，错误是越讨论越暴露的。 八十年代初，有些小说受到评论界的批评（我不说小说界的成绩方面）。照我看，这些批评并不全是对的，当然也并不全是错的。今天来重新审议一下是有好处的。作者提出异议，这说明文艺界的空气活跃起来了。 现在谈谈我对礼平同志的答复的看法。 我想，礼平同志和他所塑造的南珊、李淮平都属于“思考的一代”，他们的哲学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反省的结果，但是他们是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总结经验的。由于“文化大革命”是在某种理论指导下发动的，于是他们就蔑视所有理论：由于“文化大革命”充满了野蛮的暴力行为，于是他们就诅咒一切暴力；由于“文化大革命”人为地在善良的人们中煽动仇恨，于是他们就不要任何仇恨。这种观点是贯串小说全篇的，在第三章中，楚轩吾和南珊进行了长篇的关于“生活道路”和“政治道路”的对话（这是小说点明了的）。楚轩吾告诫他的外孙女：不要“由于看书太多而学得只会以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生活的一切”，以免变得“心地冷酷”。对此，南珊的回答是：“我对书的喜爱在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一种习惯，就象您对植物的喜爱一样，用它来排遣时光和排解烦闷，并非桩桩件件都那样认真。”“这个世界的希望，更多地是在人类自己的心灵中，而不是在那些形形色色的立说者的头脑中。”“人的品格……不是任何强权所能诋毁的。既然我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丝毫没有受到损害，我又何必计较呢？乐得宽容所有的人……爷爷，这就是我的自尊与自信。它并不是建筑在仇恨他人或鄙视他人的基础上的。” 且不说南珊是否信仰宗教（这个问题后面再谈），单看上面这些思想，也是不正确的。礼平同志这次也承认这些是“消极的东西”，但又说，“整个小说并未赞同和肯定这些思想。因为到最后，他们双双将各自的思想克服了。”这恐怕不符事实，小说是十分明显地把这些思想当作正面的东西来写的，并没有在任何地方用任何方式来加以否定。相反，小说写的是南珊如何“克服”了那种对不公正的待遇和人格侮辱感到愤怒的感情。根据南珊的自述，她在童年时代受过同伴的歧视和欺侮，“我感到委屈，感到怨恨，感到世界不公正。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怀着敌视的心情来看待这个世界，如果我在这种心情下生活到今天，我可能早已被仇恨和嫉妒腐蚀了心灵”，但是在楚轩吾的人格影响下，她改变了，学会了“宽容所有的人，这种思想对于我这样的人是一种武装，因为类似的事情直到今天也没有中断过。正是这种思想，使我的心永远地平静了。”直到结尾一章，李淮平还对南珊这样说：“我相信你没有怨恨，这你大概还没有学会。”这里说的并不仅仅是南珊对哪一个具体的人没有怨恨，而是南珊根本没有“学会”怨恨。谁都可能看出，小说是把这当作南珊的一种美德来加以肯定的，就象《巴黎圣母院》里爱斯梅拉尔达对卡西莫多说“你还没有学会撒谎”一样。 我曾说过，许多红卫兵并不是“读书太多”，恰恰相反，他们只读一本小红书；他们也不是理性太多，恰恰相反；他们丧失了理性。我还可以补充说，他们也并非完全“心中无情”，“四个无限”中，就有一个“无限热爱”，问题恰恰在于他们的感情缺乏理性的指导。关于人的尊严是否可以“建筑在仇恨他人或鄙视他人的基础上”的问题，我曾引用过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话，这里我想再引一段，因为他实在说得太好了。恩格斯说，被当作牲口看的工人，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原意识和感情……只要他们还对统治阶级感到愤怒，他们就仍然是人，如果他们驯服地接受这种命运，“那他们就真的变成牲口了”。 的确，南珊作为孤立的个人，是无力抗争的，这一点不能责备她。可悲的是：她的内心连正义的愤怒（这并不是什么“怀着敌视的心情来看待这个世界”，因此，也不会“腐蚀心灵”）也没有，甚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也没有教她“学会”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憎恨，她学会的只是内心的“永远的平静”；她还觉得，这样做才是保持自己的人的尊严！ 强权是一种物质的力量，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才能打倒。革命的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这样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革命的激情也是这样，革命的理论指导群众，革命的激情鼓舞群众。天安门事件中的群众的内心是不平静的，他们有激情，他们有爱也有恨：爱社会主义祖国，爱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周总理；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唯其爱得那样深沉，才能恨得那样强烈。在天安门事件的基础上，当时的党中央才能一举粉碎“四人帮”，而这个行动靠的也是物质的力量。在这以后，南珊这样出身的“黑五类”“狗崽子”才获得了解放，才被当作和别人平等的人看待，南珊不应忘记这一点。如果说人道主义，这就是革命的人道主义，象南珊这样的出身，并不是不能有愤怒和憎恨的，问题是作者理想中的人物就是这样。 用“心灵”来贬低理性，用爱来否定恨，宽容一切人，所有这些虽然不等于宗教，但都可以从宗教的教义里找到。另外，从南珊的精神追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逃避现实的倾向，南珊追求的是所谓“至善至美的人洛”，至于她对祖国的未来、社会的未来有什么理想，我们看不到。南珊对改革社会没有兴趣，这也是受了楚轩吾的影响，楚轩吾对她说：“你将怎样选择自己的政治道路呢？……现在有许多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自命可以操纵他人。……”这当然说的是红卫兵。批评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可以；批评他们“自命可以操纵他人”，也可以；但为什么要用“动辄以改变社会为己任”的话来批评他们呢？“以改革社会为己任”有什么不好？就是前面加上“动辄”这个带贬义的字眼，我看也不算什么不可原谅的过错。问题不在“动辄以改革社会为己任”，而在那种指导思想是极左的，而且也不是改革社会而是毁灭社会。真正的改革社会是不能否定的，离开了改革社会就不能有什么“至善至美的人格”，因为人们只能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自己。今天我们多么需要青年献身四化，立志改革，振兴中华啊！ 既然南珊的思想同“以改革社会为己任”是背道而驰的，既然她并不强烈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这就难怪她会把“知天达命”当作“中国儒家风范中许多最优秀的传统之一”来赞扬了。礼平同志说，“知天达命”来自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这话似乎还有点进取性”。我想，如果有进取性的话，那就是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或“至善至美的人格”，和改革社会是无关的。我承认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起过对抗宗教的作用，但不知为什么作者挑选出“知天达命”的话来和宗教对抗。孔子的“知天命”和他的“畏天命”是不能分开的，何况他还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作者说，他说的“知天达命”并不是消极无为的老庄思想。接着又说，他写下这四个字时，想到的是陶渊明的“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我说，问题正在这里。陶渊明不愿富贵，不期帝乡，那么他愿什么？期什么？“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这样的“知天达命”，无论如何不是积极有为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陶渊明的归隐田园是值得称赞的，但我认为今天应当提倡的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是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富裕而奋斗的精神。 礼平同志谈到了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我想，如果不抬出马克思主义的话，抬出十八世纪的法车唯物主义来对抗宗教也比儒家思想有力得多，前者确实是战斗的无神论，作者抄了海克尔的《宇宙之迷》。关于这本书，列宁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但同时批评说，海克尔“非但不反对任何宗教，反而发明了自己的宗教”，“在原则上主张宗教和科学结成联盟”。可惜的是，礼平同志所抄的那些话正是列宁所批评的，而小说中的李淮平还被这一番话说得“无言可答”。 礼平同志在《青年文学》召开的座谈会上和在《谈淡南珊》这篇文章里对南岳长老的思想的评论，我觉得是可以基本同意的。不管怎样，这是站在一个比长老高的地位所作的分析和评价。可是这并不是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在小说里，长老在精神上比李淮平优越得多，作者分配给李淮平的任务就是向长老提一些问题，引出长老的一番宏论，然后加以尽情赞美。甚至那个据说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南珊，也对李淮平说：她答复不了生命循环的问题，但可以请教长老，这个人“能给你指点另一个世界”。不错，南岳长老毕竟是和尚，不能写成“南岳同志”（没有人这样要求），但写成“南岳导师”就是合适的吗？（我看的是最初发表在《十月》上的版本，作者说他后来加了一些话，这可能稍好一些，可是仍不足以改变整个小说的倾向。） 关于小说是否宣传了宗教的问题，作者的辩解也还不能使人信服。作者说，李淮平曾用了“混乱的因果”，“上万年的宗教史都讲不清楚的东西”这些话来说明“宗教荒谬的意思”。可是小说里的话是这样的：“是他（上帝）创造了她（南珊），还是她创造了他，她从此再也不会和任何人去纠辨清楚这混乱的因果，就象人类在上万年的宗教史中从来也没有讲清楚过一样。”这种思想，充其量也不过是不可知论（我指的是上帝是否存在不可知），而不是坚定的无神论。 那么，这些思想到后来是否改变了呢？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章。在这里，李淮平说他坚信人的生命是不能循环的，然后问南珊怎么看。南珊的回答是：“我不能肯定，因为我无法知道生命以后的事情。”这和第三章中李淮平的不可知论一样。 也是在这时候，南珊讲到她并不象西方人一样信仰上帝。可是在这以后，小说作者又让李淮平这样想：“世界上却有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之中包括了上尉，长老，或许还有南珊——虽然她绝不会承认——以及绝大多数的人类，都相信在那个由幂数无穷大的光年所维系的引力场的中心，还有一个至高无上者。”可见，连最了解南珊的李淮平（这个人物身上无疑有作者的影子）也不大相信南珊不信神，那么，怎么能责备读者和评论者呢？至于说南珊还发挥了一段否定太阳神的议论，这也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不崇拜太阳不等于不崇拜任何神。另外，说文明起源于河流，也并不是如礼平同志所断言的“没有一个资产阶级的学者接受过这样的观点，更不要说宗教了”。 我并不认为南珊是一个纯正的宗教徒，也不认为小说作者对于宣传宗教是那么认真的。我说，小说的方向是“从人道走向神道”，“在地上的神还原为人以后，为什么又要去寻找天上的神呢？”我用的是“走向”、“寻找”这样的字眼，这是经过斟酌的，是区别于“走到”、“找到”的。我以为，小说对宗教的态度，可以确切地称之为“亲宗教”的。从小说里既可以找出有浓重宗教色彩的话，也可以找出似乎是怀疑或否定宗教的话。怎样解释这个矛盾呢？我认为，作者自己显然也觉得有些关于宗教的话说得太过分了，于是加上另外一些话来冲淡它。但是作者在正面说到宗教时所用的语言是美丽的，辉煌的，充满感情的，而在否定宗教时所用的语言则是苍白无力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倾向在哪一边，是能够看了来的。礼平同志后悔地表示，要是他在作品里插是“无神论”或“唯物论”一类的标签就好了。我以为，这种想法，未免是把读者和评论者看低了。 为了补救过去的失策，这次礼平同志给南珊插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标签，甚至说我所阐述的恩格斯的关于文明和野蛮的思想“并非对南珊的思想的否定，而是对她的话的一些极好的。甚至是最好的注解”，用恩格斯来注解南珊？这，我就不想多说了。请读者看我的文章，再去对照判断吧。我只想补充一句：南珊用感伤和困惑的眼光看历史，认为诸如历史的动力这样的问题是解释不清楚的，这和小说中其它地方表现出的不可知论是一致的，和小说对理性的怀疑态度也是一致的。 最后还有一个南珊对恋爱和婚姻的看法问题。礼平同志说我不了解青年，反问我“有什么根据说她（南珊）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爱上别人？”那么，是我误解了。可是有这种误解的青年也很多，过去报刊上发表过一些青年对《晚霞消失的时候》的评论，也指责过南珊“因为错过了时辰就一辈子不恋爱”。1982年3月，《青年文学》编辑部召集部分青年理论工作者、青年工作者、青年工人和大学生座谈这篇小说时，又有一些人重复批评了这一点。看来，这些青年也是不了解南珊的。我更不明白的是，礼平同志参加了那个座谈会，听取了意见并作了长篇发言，可是并没有对这一点加以澄清。那么，到底是我不了解现代的青年呢，还是南珊不象现代的青年呢？本来，一个人结婚不结婚是各人的自由，别人不能干涉。可是，南珊对李淮平的批评却完全不象现代青年的观点，李淮平向她表白爱情，她不接受也就罢了，凭什么说对方是“庸夫俗子”？如果南珊已经结了婚或爱上了别人，就更加没有理由这样批评李淮平了。也许李淮平不该把爱情当作人生最宝贵的幸福，但爱情总还是一种值得追求的幸福。说人过三十就不该谈爱情，是可笑的。南珊的意思并不仅仅是批评“爱情至上”，而是要求李淮平不要再去追求爱情的幸福，这就难怪人们会“误解”南珊本人是打算永远独身了。 最后我还要重复说，为什么会产生南珊、李淮平这种消极的人生观，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不能单纯责备青年。即使是宗教信仰，也不必看得过于严重，我们的宪法毕竟是承认信仰自由的。但是，指出这种错误，也是评论界的责任，作者企图给南珊插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以为是大可不必的，对于南珊这样的青年来说，问题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而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因为她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并没有什么奇怪，在十亿人口中，马克思主义者毕竟是少数，即使象我，虽然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究竟是不是，也是有异议的。南珊是一个好人，她没有自暴自弃，随波逐流，而保持了自己的善良和纯洁，但是如果把她做为一个理想人物来歌颂，甚至把她的缺点也当作优点来赞扬，就不合适了。我希望南珊能够变成强者，我希望她解放自己的个性，我希望她把自己看成国家的主人，我希望她能够转向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我没有能说服作者，作者也没有说服我，那么，就让我们保留各自的意见吧。 （原载《文汇报》1985年6月24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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