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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呀……妈呀……儿子看您来了，您怎么不说话……” 他拍着一丘土坟，悲痛欲绝。 枝头呼啸的风，发出呜咽的悲鸣；刚刚发芽的小草，还没遮住这座新坟。坟前摆着四样祭品，点燃的香冒着缕缕烟雾。 他跪在坟前，呼天抢地，哭得天昏地暗。 在狱中，他朝思夜想，惦念着老母，妈妈的头发是不是更加花白？妈妈的皱纹是不是爬满了额头？妈妈的身体还是那样瘦弱吗？妈妈的音容笑貌常常出现在梦境…… “妈呀，儿子日夜想念您，您怎么不等一等不孝的儿子啊！”…… 从监狱逃跑出来后，在宝丰工务段以大哥的名义借了二十块钱，他乘夜色逃往20公里外的平顶山市——他不敢贸然逃回许昌，他也不敢白天行动。平顶山市有他五弟张立华的岳父张君舜家。 开门的瞬间，张君舜大吃一惊：他怎么来了！就是这个家伙，拉着自己的女婿张立华一起作案，撬盗保险柜，他被判了无期徒刑，女婿也被判了有期徒刑。 他怎么出来了？！ 张君舜的心提到了喉咙口，女婿的这位四哥，别看长相漂亮、风度潇洒，他可是只“恶虎”呀！ “恶虎”从开了一条缝隙的大门硬挤了进来，大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无耻地笑着：“我是从监狱里逃跑出来的。”他顺手从桌上拿起一支烟，嗅了嗅，点燃，狠狠抽了一大口。“你留不留我？不留，我就死在这儿！反正出去肯定也是死。” 张君舜哆嗦起来——自己是国家干部，理应报案；可是这只“恶虎”啥事都能做得出来。 张君舜跌坐在沙发里，双手捧头，心里开锅般翻腾：咋办咋办？ “恶虎”欣赏地看着老头儿发愁，心里乐不可支。 张君舜考虑再三，终于无奈地说：“好吧，等到晚上再说。” “恶虎”又一次得逞，当晚留在了张君舜家。 张君舜没有想到，作为一个国家干部，一个共和国公民，由于他的窝藏包庇，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当晚，张君舜赶到许昌，找到自己的女婿张立华——那只“恶虎”同父同母的五弟和他们同母异父的三哥张志淮。兄弟俩找了辆车，连夜赶到平顶山，接走了“恶虎”。 但是他不敢回许昌，此刻，许昌肯定布下了天罗地网，专等他上钩。他才不那么傻呢！3月15日凌晨，他让三哥和五弟把他送到母亲的老家——河南省商水县邓城乡百帝庙村。 到了舅舅家，他迫不及待地问起母亲的近况。舅舅哽咽着说：“孩儿呀，你妈已经去世啦！”好似一个晴天霹雳，把他震得头晕目眩。好半天，他才“哇”地哭出声来…… 他深知，百帝庙村一点也不保险，警察们肯定要追到这里。但是在逃跑之前，他必须看一看可怜的老母亲，给她老人家上一上坟。 痛哭一阵之后，虽然头发晕，喉咙发苦，但心里好受些了。 他呆呆地坐在坟前。29年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1965年8月，在百帝庙村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他呱呱降生。上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后来母亲又陆续给他生了两个弟弟。上小学时，母亲让他在籍贯栏填写“安徽省肖县”，他一直不解：自己一家明明是河南省商水县人嘛，爹爹是山东枣庄煤矿的工人，妈妈在家乡务农，咋要写“安徽肖县”？ 小时候，妈妈常常把他抱在膝头，疼爱地抚摸着他的头发，低声叹息：“孩儿啊，苦命的孩儿……”他仰起小脸看着妈妈慈祥的脸，看着那脸上渐渐生出的皱纹，看着那鬓角渐渐染上的白霜，看着那慈爱的眼睛里流出泪水……他的心被揪得生疼，想问妈妈的话也哽在喉咙里，不敢出口。 爹爹长年不在家，一家人的生活，全靠妈妈一双勤劳的手，尽管生活贫困，可只要有亲爱的妈妈，那座低矮破旧的茅草房就有无限温暖。他想念爹爹，也敬佩爹爹，爹爹虽然只是个矿工，可在他眼里，爹爹有本事，有路子，有能力，又很能干——他可以不下矿井，到处推销货物，能挣不少钱。 一个男孩子，小时候叶以依偎在妈妈怀里，长大了就成了父亲的崇拜者。初中毕业那年，他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男子汉了，16岁的小伙子么！ 就在那一年，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1年，他初中毕业回乡务农。那年12月，他和两个弟弟随母亲迁居许昌。 刚刚当上城里人，他欣喜万分。从小住惯了低矮破旧的茅草房，现在住进了城市的凡房；从小点的是煤油灯，现在电灯亮堂堂；16年来一直是“农民”，现在有了城市户口。街道是那么平坦宽阔，楼房是那么高大轩敞，市场是那么繁华热闹……最令他高兴的是，母亲常年紧锁的双眉舒展开了，她又成了国家干部，又领上了工资——虽然对于一家四口人来说，这工资少得可怜。 可是高兴了没多久，当他知道了自己的身世，知道了这场变化的原因，他沉闷了，陷入了深思。 母亲的前夫是安徽省肖县人，原来在河南省许昌县，是个有地位的县级领导干部；母亲当年也是县文化馆的干部，夫妻俩生了三儿一女。不料，一场政治风暴，原来的父亲被错划成右派，送农场劳改；母亲也被下放回乡，四个儿女留在了许昌。 好端端一个家庭，顷刻间四分五裂。更悲惨的是，原来的父亲病死在劳改农场。母亲后来嫁给了现在的父亲，生了他们兄弟三人。 现在，落实政策，父母的右派问题得以平反，母亲又回到许昌，又成了文化馆的干部。 本来值得高兴的事，但他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在他心里渐渐膨胀。他妈的！白白耽误了老子十几年！要不然，现在我不是煤矿工人的儿子，还是县领导干部的公子；我不会住在瓦房里，会住进高楼大厦；妈妈不会白吃那么多苦；我们的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清贫……吃亏，真吃亏！ 小小年纪，他心里却滋生出一缕怨、一股恨。 1983年18岁，进人了成年人的行列。他穿上了绿军装，应征入伍，成了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兰州空军某部，当上了一名军械修理技工。 坐在母亲坟前，回忆起那段往事，他周身血脉贲张——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四年呀！他聪明，武器修理和钳工技术熟练，使他成了军械所的技术能手。他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组织，多次受到表扬，1986年，终于在党旗下举起了右拳，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一切都那么顺利，一切都十分美好。他对自己很满意，觉得此生没白来人世一趟。部队的生活相当紧张，但他还是时时想念家乡、想念亲人：慈母身体还健旺吧？爸爸在矿上仍然挺吃得开吧？自己一定干出个样儿来，给父母增光！ 那年10月退伍回许昌时，真有衣锦还乡的味道，周围多少羡慕的眼光向他投来。他本来长相漂亮、风度儒雅，在部队锤炼几年，越发显得容光焕发。他高昂着头颅，装作没看见周围歆羡的目光；耳边听得窃窃低语：“看人家！啧啧……”“有本事啊！”他不回头，但心里甜丝丝的，一时觉得自己身价百倍，好像登上了云端。 他急匆匆往家赶。 “妈！妈！我回来了！”一推门他就高兴地大叫，但刹时便愣住了。 母亲怎么那样苍老？四年功夫，她好像老了20岁，身体显得虚弱不堪。 他丢下手中的行囊，扑到母亲身边，轻轻理着妈妈斑白的头发，凝神望着她的面庞。这就是我朝思夜想的慈母吗？她，她眼中流露出来的，不是看到游子远归的欢乐，而是难言的苦涩。 “妈，俺爸现在好吧？‘” 母亲打了个愣怔，片刻之后才迟疑地说：“你爸他，他死了。” 他一下跌坐在地上，大张着嘴，半晌说不出话来。父亲死了？父亲死了！咋会死了？！ “俺爸是咋死的？”他冲口而出，惊愕中带着愤怒——这么大的事，家里为啥不告诉他？他们知道他最崇敬爹爹呀！ “病死的。”母亲淡淡地回答。 “咋不让我知道？” “怕你在部队里分心，没告诉你。” 片刻的惊愕和伤心过去，他极快地冷静下来，精细的头脑里闪过疑点：不对！父亲病逝这么大的事，咋也不能瞒着他。 再说，提起父亲的死，妈妈咋一点儿也不伤心，就好像在说与自己不相干的人？妈妈的容颜咋这样憔悴，神情咋这样呆滞？ 不，不对！ 他很聪明，没有再问下去，但急于知道答案：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答案很快找到了，从老家的亲人那儿打听到，父亲因犯强奸罪，被逮捕判刑！ 大塌了，地陷了！这比父亲的死讯更让他难以忍受。 他匆匆赶往山东枣庄，在高墙电网中，父子相见了。 “孩儿呀，快救救我，救救我……” 父亲委顿的神情，嘶哑的哭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哭诉，没有引起他的同情和心疼，相反，他心中陡然生出了嫌恶和厌憎：这就是我的亲爹吗？这就是那个精明强干、八面玲珑、有能力有本事的爹吗？这就是我心中崇拜的偶像吗？ 他斜睨了一眼涕泅滂沦的可怜虫，一语未发，转身踏上了回程。 心中的偶像轰然坍塌…… 车厢外的景物—一闪过。金秋时节，遍野硕果累累，到处洋溢着欢笑，丰收的人们挥汗如雨，孩子们追逐嬉戏……他神情呆滞地看着这一切，心里充塞的不知是怒、是恨、是悲、是愁。汽车开进市区，沿着平坦的马路飞奔。两旁高大的楼房。 沿街繁华的街市、熙熙攘攘的人群，都使他望而生厌。混蛋！ 他们高兴个啥！生活是多么不公平，人生有那么多痛苦，那些傻瓜们一大到晚只知道笑、笑、笑！ 他心中的怒气越来越大，由怒而恨，他恨那些嬉笑的人群，恨那些穿着光鲜的红男绿女，恨那些高楼大厦，恨那些坐小汽车出出进进的官员——这些，本该属于自己呀！可现在自己只是个局外人。岂只是局外人，他成了罪犯的儿子！母亲年迈，弟弟们年幼，他心比人高，命却比纸薄！他本来想靠着自己的优势，成就一番事业，谁知命运待自己这样不公，他高傲的心被刺伤了。他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社会，心中生出一股恶气——既然命运待我如此，我就要对命运来一番抗争：既然社会里没有我的位置，我就要让社会不得安宁！ 1988年5月，他被招聘到许昌市区社会治安指挥部，当上了一名合同制治安员。退伍军人、共产党员的光环罩在头上，别人都对他另眼看待；他倒是也不辱使命，在维护社会治安工作中，将自己的聪明、才智都尽量发挥出来。有一次，为了追捕一名犯罪嫌疑人，他不顾生死，随着那家伙从二楼直跳下来，终于将违法犯罪分子抓获，受到了嘉奖。 如果在过去，他可以凭着他的政治资本、他的聪明才智、他良好的体能条件，好好干一番事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可叹的是，此时他的心理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任何人都不知道的变化。他对社会的不满、仇视，使他时时准备报复社会。他表面上仍然温文尔雅，对工作积极肯干，虽然不爱说话，可和周围人们关系都很好。谁也看不出他心中的阴暗，谁也没觉察到他对社会的仇恨。 工作之余，他也暗地里为自己积极做着准备。在社会治安指挥部，他们这些治安员经常抓到一些违法犯罪人员，在抓捕、搜查、讯问、关押等工作中，他都干得很认真，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看到那些人可以大把大把地花钱、挥霍享乐——尽管钱来得不是正路，但也令他羡慕。他对自己一家人的清贫愈来愈不满，他也要享受，也想大把大把地花钱。那些人的钱来路不正，但钱来得多么容易啊！钱来得快，花得顺手，啥样的酒店也敢进，啥样的饭菜也敢叫，啥样的姑娘都愿意找他们……人家才不枉活了一世！至于落进了法网，那是他们笨蛋！要是我——凭我的本事，凭我的智商，凭我的风度，凭我的体能，说什么也不会叫人家抓住！要干，就干大的！ 让自己今生今世享受不尽，也出出心中这口恶气！ 他是治安员，有警服，也常常跟警察们打交道，公安那套工作——凭他的智力——掌握得差不多了。他留神观察——一警察们虽然防范极严，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啥时候警察交接班，啥时候警察疲劳容易松懈，他都摸了个一消二楚。 他找了人量研究犯罪心理、刑事侦查的书籍，晚上回到家里，挑灯苦读，有心得处，还一一划上线、折上角，牢记在心。 在部队时，他就是射击高手，有百步穿杨的本领。为了不丢掉这手看家本领，他买了汽枪，关起门来苦练射击技术，把自家的门板都打成了蜂窝。 1989年8月，他被安排在母亲所在的单位——许昌县文化馆，成了一名正式职工。文化馆里的人们谁不夸这个小伙子啊！他年轻、漂亮、有风度，人又踏实肯干，苦活累活都不挑拣。他报考了成人自修大学，参加夜校学习。像这样好学上进的年轻人真是难得啊！ 人们啊，善良的人们啊！有谁发现了这是一只“恶虎”，磨牙吮血，为非作歹？！白天，当他温文尔雅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勤勤恳恳工作时；人夜，当他坐在职工夜校的教室里，如饥似渴地求知时，有谁能想到，一到深夜，他就变成江洋大盗，飞身上楼，别门人室，撬开一个又一个保险柜，将大量金钱攫为己有？！1989年7月到1991年6月，短短两年时间，他作案30多起，撬盗保险柜和居民住宅现金及各种财物折合人民币几十万元。 他在做这一切时，内心有一种十分痛快的感觉，一种对社会不满的宣泄。他自以为做得大衣无缝，殊不知，公安机关正睁大警惕的眼睛，法网正向他扑来。 1991年6月的一天晚上，他和往常一样，挟着书本走进职工夜大宽敞明亮的教室。他温文尔雅，仪表堂堂，两只大眼睛紧紧盯着讲台上的老师，眼中流露出的，是求知的渴望——这是个当代大学生的良好形象。 “嗨，外面有人找你！”突然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心里好生诧异：这时候，会有谁找我呢？我平时来往的人极少啊。 走出教室，几个人迎面向他走来。顿时，他心中明白了，“东窗事发”四个字从脑海中一闪而过。他强捺住心中的惊慌，镇定如常地发问：“你们找我有啥事？” “我们是公安局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对方亮出了证件，其中一个娴熟地在他腕上扣上了手铐，两名侦查员架起他就上车。 “我犯了什么罪？他们咋随便抓人！”他边挣扎边喊，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 但接踵而来的一切，使他很快明白，公安机关已掌握了他全部的罪证，尽管他铁嘴钢牙咬定自己没罪。法院根据事实，依法判处他无期徒刑。他被送到了洛阳某监狱…… 在监狱里的八百零二天，从管教干部到犯人，谁都看他是个挺好的小伙子，他不多言不多语，只是埋头干活；殊不知，他心中的恨与日俱增。晚上，他常常整夜睁大了眼睛，心中火烧般痛苦。他痛恨社会——毁了他美好的前途；他也痛恨自己——还没干出一番大事业，先就出师不利！那种刻骨的仇恨，使他整大像在滚油锅里熬煎，心灵得不到片刻的安宁。他必须重整旗鼓，必须向社会直战，必须再干出一番“大事业”，让所有的人知道他不是好惹的！ 恨到极点，他有时也忘了谨慎，向同监舍的犯人说：“我要是能出去，非得把许昌好好搅混搅混！” 为了这一天，他绞尽了脑汁，做好了一切准备…… 现在他如愿以偿，从监狱里跑出来了！ 跪在母亲坟前，心中的怒火渐渐烧干了泪水。母亲的死，也要算在社会的账上！这个社会对他太不公平，他要讨回“公道”！ 擦擦酸涩的眼睛，他从地上爬起身来，向母亲的坟墓恭恭敬敬地三鞠躬。转身向着许昌方向，冷笑一声：“这回定要把许昌好好搅混搅混，让那些办案人员知道老子的厉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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