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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一少，两张脸相对。两双眼睛不约而同地打量对方。 老者，一米八的个头，高大魁梧，只是微驼的脊背，让人想起风剥雨蚀中的老松。黑红的大胜盘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头发早已花白，也谢了顶。因为天热得邪乎，他没穿警服，又赤了背，只穿条大裤头，肩上搭条毛巾，看上去和街上那些退休老工人没任何区别。 但是那双眼，长寿眉下的一双眼——右眼还微微有点斜睨——却像鹰隼。这张脸上整个的表情是慈祥，是随和，可是那双眼却透出精明，熠熠生光。心里有“病”的人，在这双眼的直视下会觉得浑身不自在。 年轻人，一米七高。长相也还算清秀，脸盘微胖，肤色微黑，头发是自然的偏分发型。只是这张脸上除了愚蠢，没有多少其他东西。 此刻，年轻人也在用眼打量面前的老人。但是一接触到对方那双眼，他蓦地一惊，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那双眼好像能看穿人的五脏六腑！ 是的，这正是一双能看穿人五脏六腑的眼睛。 这是七里店专案组驻地。当张建华、张豫皖兄弟还在庆幸自己隐藏得十分巧妙之时，“一号专案组”早已将张建华列入视线，他的战友已被拘禁；供出了诸多线索。为了落实证据，专案组随后将张建华两个兄弟——张立华和张豫皖拘传到案。分局副局长刘广仁说：“这个案子太大，任务重，压力也大，我们来不得半点疏忽。如果这个案子在咱们手里办砸了锅，没法向党委和全市人民交代。任务给咱们了，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审张豫皖，要用最好的预审员。虽说张立华、张豫皖都是张建华的亲兄弟，但张建华对他这个六弟最溺爱，他们兄弟俩关系最密切。张立华过去供出过张建华，他对张立华不一定太信任。” 这个分析，得到了专案组的一致同意，大家也接受刘副局长的建议，让老预审员金万福审张豫皖。 此刻，一老一少对面相视，两个人都在试对方的水深浅。 张豫皖转动着眼珠，千方百计想套出这个老头的话来——他们到底掌握了我们多少情况？ 金万福笑笑——他笑的时候非常慈祥。哼，小子呀！我一眼就看穿你心里在想啥！想套我老金？你做梦吧！我当警察的时候，你孩子乖还没出世哩！我在你这个年纪开始当警察——是的，那年我也正好二十三岁，连头带尾三十六年了，什么样的犯罪嫌疑人没见过，什么样的案子没审过？！ 他当过交警，当过刑警，在派出所干过内勤。“文革”期间，公安局被砸烂，他调到火葬场抬死尸。直到1972年，许昌发生了大案，军管组无奈，又将他调回公安局干预审。 干预审，没学过，他又拿出当年学文化的劲头，自己摸索，下辛苦学习。 金万福出生在鲁山县农村，幼年时家里非常贫穷。念了二年书就不得不辍学。每当他放牛路过学校，看到别的孩子读书时，心里十分羡慕。他常常向学生娃们问几个字，边放牛，边用木棍在地上划。就这样，吃尽苦头，自学了文化。在学预审中，他也是这股劲头。他好琢磨人，一边审案子，一边琢磨对方的心理。有罪行的人也要琢磨预审员。往往预审员一句话不慎，就会被他们摸到底细，他们就要千方百计地抵赖、顽抗，就会给办案带来意想不到的难度。在金万福干预审的二十三个年头里，他遇到不知多少这样的例子。长期的积累，使他有了丰富的经验，对犯罪嫌疑人的心理，他总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然后对症下药，迫使他们就范。 1987年2月，许昌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市郊一个七八岁的小妮在早晨上学途中被人强奸。小妮认识这个人，指认之后，犯罪嫌疑人落网。 派出所审问这个人很顺当，金万福审问他也很顺当，真正叫“供认不讳”。过于顺当反而使老金产生了疑问：“噫，这家伙咋恁坦然哩？是不是还有更大的事，他想利用这一件事蒙混过去？” 老金审案子，有时倒像拉家长。他和那家伙抽着烟，喝着茶，不紧不慢地“聊”：“你还有些啥事儿没有？” “真的没啥事儿啦。” 老金慢慢问他工作、家庭。他告诉老金，自己是新峰煤矿的工人，住在许昌是搞煤炭运输。“聊”得高兴了，他思想上对老金放松了警惕——这个老头可和气哩。他忘了老金是预审员，开始顺嘴“跑火车”：“有一年——是86年吧，俺在新峰矿上，夏天到人家地里摸玉米，回家烧烧，老香哩！” 老金真的像个和气的老头，满脸慈祥的笑容：“是哩是哩，哎呀烧玉米，老香老香的！” 那家伙高兴起来：“妈的，俺到了玉米地里，噫，被一个小妮看见了。俺怕她不依，一把把她推倒在地边上，俺跑了！” 老金两眼放光——好你个鳖孙，你快露馅儿了！可他还像个和气的老头，笑得前仰后合。 “你们矿离玉米地老远的，你咋去哩？”老金开始不露声色地套他。 “不远不远！”那家伙毫无觉察，出了矿，往东往西，咋走咋走，给老金说了个备细。 那时候办案，条件十分艰苦，并不像电视剧中演的，出门就是警车。老金坐公共汽车先到禹县县城，再租了辆自行车，一路跋山涉水赶到新峰煤矿。按照犯罪嫌疑人所说的方位，找到了那块玉米地。他不能直接问谁家有小妮被强奸了，他问地里干活的人们：“这是谁家的地？”按照人们的指点，他找到那家。这时候可以问当时的情况了。 那家人说：“别听那鳖孙胡说，啥摸老玉米呀！那天中午时分，地里干活的人们陆续回家做饭。那家伙躲在地里，发现一个小妮在摘地瓜叶，就扑上去摁倒了她，打算强奸。小妮大声呼救，惊动了地里的庄稼人，那家伙一看不好，跑掉了。” 按法律讲，这是强奸未遂。老金取了证，写了材料，回到矿招待所。服务员好奇，问他：“您办啥案子呀？”老金告诉她办强奸案。服务员说：“是不是去年10月，山南一个十来岁的小妮被强奸的事？” 嘿，又是一条线索！他赶回许昌，继续审问犯罪嫌疑人，可是那家伙死活不承认。 不承认就行啦？老金又坐公共汽车赶到禹州市公安局。 办案人员正为这个案子发愁哩，当时派了十几个侦查员，查了半个月，竟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几乎成了个死案。老金这么一问，人家赶紧将被害人姓名地址告诉了他。 老金又骑上自行车，赶到山南杨庄，找到了被害人——是个才十一岁的小妮。小妮讲了发案的经过：那天她与六岁的妹妹到老陈沟放羊，被一个坏家伙强奸了。当时孩子大出血，幸亏被人们发现，及时送到县医院，才捡了条活命。 老金问闺女：“那家伙长啥样？” 小妮想了想说：“嗯，他右眉弓上有个疤。”拿手比着，“像黄豆大小。” 老金此时真像个慈祥的老爷爷，他轻声细语地问孩子，那人眼睛啥样，嘴啥样，脸盘啥样。慢慢地，小妮又回忆起：“对了，那人说话时好嘬嘴。” 老金又是详细地取了证，写了材料。赶回许昌，仔细一看，犯罪嫌疑人这两个特征与小妮说的分毫不差。可他就是抵死不交待。 老金知道，就是他交待了，没有确凿的证据，随时都会翻供。办案子必须办扎实，必须有如山铁证，才能不枉不纵。他三下新峰——又是公共汽车、自行车，一番长途跋涉。来到被害人家里，征得小妮家长的同意，他决定带小妮到许昌去指认。 在许昌看守所里，被害人从一群人中认出了那名歹徒，她哭了：“就是那个家伙！” 三起强奸案（其中一起未遂），因为老金办得扎实，铁证如山，那家伙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有人背地里说：“其实一起强奸案就能判了那人。”言外之意老金多此一举。 老金没说啥，可他心想：包拯一生杀人不少，没一起错案。 黑老包不是糊涂蛋。要不怎么几千年了，老百姓还敬仰包公呢！老金虽然读书不多，看古书却不少，他最佩服包公。何况咱们是人民警察，办案不扎实，办个糊涂案，跟谁也交代不过去。 他不怕跑路，现在有些年轻警察，跑郊区，才十几里的路，没车就不行。他，总骑辆自行车，跑得比谁都不慢。有一次，为了取一个证，下雨天他骑着摩托车跑了二十多公里。其实这个案再过一个月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他却按照三十多年当警察养成的习惯，能早办一天，决不拖延到第二天。 “嘿，我说老金，跑恁快弄啥哩？是想当市长还是想当书记？”有人半开玩笑半说风凉话。 “我是想给人民干点好事。我今年五十九了，干的时间不多了，想抢着多干点。”老金不在乎人们的风凉话。 自从当警察那天起，他就受着公安机关良好的教育，培养出了良好的素质。虽然写不了大块的理论文章，但他的“理论”既通俗又高深。他常说：“宁叫使死牛，不叫打住车。”这是他的信念，也是他人生的座右铭。 在办案中，他还有一句话相当形象：“宁舍千镢，不舍一窑。”这是句河南土话，“窑”就是小坑。这句话的意思是，宁肯自己多下功夫，也不能漏掉一个疑点，对于案情，非“刨”清不可。 1989年3月15日，许昌市所辖的禹州市发生一起重大抢劫案。 “嗨，你看人家白刘记多有本事，哪次来不带个十万八万的！”禹州市大同街上住的乔爱芳，眼热地对好友张明亮说。 白刘记是个专门收购头发、加工“挡发”的专业户，“挡发” 就是假发。他和一个伙计常常到四川去收头发，路过禹州停停脚，然后再从许昌上火车。每次到禹州市，总要找乔爱芳的丈夫喝酒闲聊。看到人家兜里带的大把钞票，乔爱芳眼红心痒，想“捞”一把。她就和邻居张明亮商量——他俩关系相当不一般。 “你就不能给他偷了？” 张明亮可不是个省油灯——他因盗窃坐过牢。听了这话，思谋了一阵，说：“中！他再来时，你跟我打个招呼。” 3月15日下午，乔爱芳下班一进家门，正看见白刘记和丈夫聊天呢。她假装买菜，转身出来就告诉了张明亮：“嗨，来了哩。俩人，带了总有十来万。”这个女人兴奋得微微有点气喘。 张明亮会意，马上出去找伙计。找到孙宝平——这也是个被公安机关多次处理过的家伙。孙宝平一听，正中下怀。 可他还有点担心：“光咱两个不中吧？” 孙宝平又找到了自己的两个伙计，一个叫吕维亚，一个叫张建。这俩人是郑州市的，来这里准备找朋友买枪。听孙市平一讲，他俩像野兽闻见了血腥味：“抢吧！” 三个狐朋狗友开始研究行动方案。他们想到了塑料厂的司机靳国强：“抢了钱就坐他的车跑。” 再一想：“干脆找枪把那俩人打死算了。”立即找了一支小口径步枪。 又商量分工：等白刘记两人吃完饭喝完酒，走到大街上时，乔爱芳咳嗽三声为号；张明亮听到信号就出来通知孙宝平们；孙宝平三人预先埋伏在附近；靳国强开车负责接应。 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周密。 当夜，孙宝平、吕维亚、张建三人在浓浓的夜幕遮掩下，悄悄送入现场，借着树木和电线杆的阴影藏身。吕维亚持枪。 子时将临，白刘记二人告辞，提着装有四万九千元钱的提包离开乔爱芳家。他俩喝得有点过量，脚步踉跄地穿巷过街，朝着胜利街走去。他们做梦也没想到，这趟竟是在向黄泉路迈进了，在他俩的身后和四周，几双俄狼般发红的眼睛死死盯着他们，一个黑洞洞的枪口准备喝他们的血了。 乔爱芳早就捺不住心中的激动，眼睁睁地注视着他们。 一俟他俩离开家门，马上咳嗽三声。张明亮立即向孙宝平发出“来了”的信号。 夜色漆黑，胜利街上昏暗的路灯照出两个长长的身影——白刘记二人摇摇晃晃地一步一步走近了。“砰！”火光一闪，子弹出膛。白刘记二人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接着又是“砰砰砰”一连九枪，两人鲜血迸射，饮弹身亡。 树后迅疾闪出三条人影，抢了地上装钱的提包，转身就跑。靳国强早已在外围接应，孙宝平三人飞身上车，汽车一溜白烟，迅速逃离。 当公安人员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只有流淌的鲜血和僵卧的死尸，向人们诉说着罪恶。 经过侦查员们大量艰苦的工作，先抓获了孙宝平。但是这个家伙抵死不承认。 就在这时，靳国强在他哥哥的劝说下，向公安局投案自首。但他只是个外围接应的，中心现场的情况一无所知。 顺藤摸瓜，几经周折，侦查员们抓获了张明亮和乔爱芳。 经审讯，弄清了案件的来龙去脉，掌握了犯罪嫌疑人名单。但对于中心现场的情况，这两个人也不清楚。 究竟是谁开的枪，竟成了悬案。 在郑州市公安局的协助下，侦查员们查到了吕维亚在郑州的窝点。4月5日，两市公安人员协同作战，包围上去，准备抓捕。不料狡猾的家伙狗急跳墙，开枪还击。郑州市出动特警，调来消防云梯，在省厅领导的指挥下发动强攻，将吕维亚以及两名同伙击毙。 金万福受命审问本案，重点突审孙宝平。 此时孙宝平已落网多日。对他审讯也已将近一个月。老金接过来的可算是半锅“夹生饭”。 老金问案子，从来都像医生看病那样，通过“望、闻、问、切”，先把握“病人”的脉搏，弄清了“病情”才能对症下药。 他先不忙与孙宝平接触，而是仔细阅卷，以期从案卷中发现矛盾点。案卷中，靳国强说：“下车时是吕维亚拿着枪，至于是谁开的枪，我不在现场，不知道。”乔爱芳说没看见；张明亮说，自己只是负责联系的，确实不知道现场的情况。 审问孙宝平，他一口咬定是吕维亚开的枪。 老金觉得摸到了孙宝平的“脉搏”——他知道吕维亚已被击毙，张建在逃，其余三人不知情，想避重就轻。看来，不摆出铁的证据，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罪行的。 老金又一次来到胜利街发案现场。他不惮辛苦，挨门逐户走访周围群众：“请您谈谈3月15日晚的情况。”大部分群众说：“都那么晚了，半夜三更的，谁也没注意。” 老金不气馁，俗话说“人过留迹，雁过留声”，案子发在大街上，总会有目击者。果不其然，一位姓沙的老太婆说：“那天夜里我都看完电视了，出来倒垃圾。忽然听见‘啪啪啪’几声，我直发低：这是放鞭炮吗？扭头一看，我的妈呀，打死人了！” 好，功夫不负苦心人，总算找到了目击者！老金拿出十分的耐心，跟沙老太婆细细聊：“您再仔细想想，有几个人，开枪的人长啥样？” “咳，一看打死了人，我吓得腿都软了。三步两步跑回家，从窗户缝里偷偷看。开枪时，那人在树影里，我没看清。后来他窜出来抢提包，这回才看清。” 老金眼睛发亮：“您看见他啥样？” 老太婆说：“嗯……那人穿的豆沙色毛衣，外面是黑西服，没打领带。” 老金一刻也不敢迟疑，马上分别提审同案犯，那几个人经一番思索，还是细细讲明了案发那天晚上自己的穿戴以及问案几个人的打扮。而根据他们的供述，穿豆沙色毛衣、外着黑西服、没打领带的，只有一个人——孙宝平。 老金心里已经有了底，再审问孙宝平本人。不问别的，只问当晚他穿的哈。孙宝平说，穿的件灰毛衣，外面是军绿棉袄。 老金心里更有底了——连自己穿的啥都不敢实说，可见这里有鬼！他知道孙宝平是块难啃的骨头，决定采取“激”的办法：“孙宝平，那天晚上你到底穿的啥，我劝你还是好好想想再说。” “想啥哩，俺自己穿的啥还有错了。就是刚才说的那些。” 这家伙嘴很硬。 “那好，如果他们几个说得和你不一样，你敢不敢跟他们对质？”老金开始“激”了。 孙宝平眼中闪过一丝疑惧，但仍然嘴很硬：“我敢！” “好！” 说着，老金吩咐马上提出张明亮：“张明亮，你给孙宝平说说，那天晚上他穿的哈？” 张明亮并不知这个老头要干啥：“宝平哥，那天晚上，你不是穿的豆沙色毛衣，外面穿件黑西服，没打领带吗？” 孙宝平要否认，张明亮又说：“宝平哥，你咋忘了？先前你打着领带来着，咱们拿枪时，你才把领带放在屋里了。” 孙宝平不吭气了。等张明亮被带了下去，老金开口了：“孙宝平，你连穿的啥都不敢承认。是不是再带别人来对质呀？” 此时孙宝平的气焰大大地受挫，他也不敢再嘴硬，只得低声承认：“是，那天晚上穿的就是豆沙色毛衣黑西服。” 生姜老的辣，老金一点也不给他喘息之机，先让他在这段笔录上签字按指印——防止他翻供。 老金再开口时，给了孙宝平一个泞不及防：“孙宝平，有人看见当时开枪的人穿的是豆沙色毛衣，外面是黑西服，没打领带。”说着双目炯炯直盯着他。 孙宝平的汗“哗”一下就流下来了，但他还要顽抗：“不是不是，确实是吕维亚开的枪。” 老金早看透他的把戏了：他在想，反正你没证据！ 好，我就专攻你这一点！ “孙宝平，我们讲的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我刚才说的话不是随便猜测，我是有证据的。“ “您说吧您说吧！” 哼，这小子还以为我在诈他！不要紧，马上就让你没话说。老金慢条斯里地拿出沙老太婆的证言，不紧不慢地念起来。一边念，一边悄悄观察孙宝平的动静。只见他头越低越深，越低越深…… 念完了，孙宝平一言不发。老金慢慢问道：“咋样啊？” 孙宝平还是一言不发。沉默了半晌，他才吭吭哧哧地要了根烟。老金此时一点儿也不着急，递给他一根烟，给他点着了。看他一口气吸了半根，才又不慌不忙地说：“孙宝平，这回该实事求是地讲了吧？” “老金叔……您……我十二岁那年，您就办我的案子……” “嗯？” 孙宝平唏唏嗦嗦地抹了一会儿眼泪：“您忘了我可没忘。 那年在西关派出所，是您问的我……今年我二十六了。这十四年，我真服了您老了！“ 他又要了根烟，点着，两眼乞怜地望着老金：“老金叔，人家都说，栽在您手里不容易滑过去……这回您非得让孩儿‘趴河堤’不行吗？” 这是句许昌地方话，“趴河堤”就是枪毙。 老金威严地看着他，心中却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孩儿呀，谁让你不学好来着！抢劫杀人，老金叔救不了你了！…… 张明亮和孙宝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靳国强被判处死缓。 孙宝平“趴河堤”那天，老金心里老响着他那乞怜的声音：“老金叔……” 第二年，同案犯张建终于落网，老金在审讯地时，特意又核实了一下“3.15”案的细节。张建交待说：“那天晚上，我们坐靳国强的车来到胜利街附近。下车时还是吕维亚拿着枪。 我分到那边路口堵。这时候孙宝平将枪夺过来，躲在树后开了枪。“ 干了几十年公安，老金深知，不论侦查手段多高明，预审都是十分重要的环节。通过预审往往能弄清许多细节，挖出许多余罪。但是，交到预审员手里的，几乎都是一窝乱麻。每办一个案子，都得将这些乱麻细细梳理成辫子，然后才能从中抽出有价值的线索。有一次他办一个案子，光案卷就有二十三斤重。看着这堆案卷，头都大了。老金却从来没有畏难，他从这二十三斤纸中，从乱麻一样的材料中，发现了极有价值的线索，终于使案件破获，使案犯服法。光是起诉书他就写了九十四页纸。 有的人想不明白：“金老师，您是咋弄的，案子到您手里咋办得恁快？” 殊不知老金花了多少心血！ 干预审二十三年来，审过的案犯不计其数，他一不打，二不骂，更不搞刑讯逼供那一套，可是都要叫他们认罪服法。 有一年，他邻居家的孩子景大亮因盗窃、杀人，被公安机关抓获。这孩儿从小就不学好，被公安机关处理过十三次都不服。这一次领导让他预审，他要求回避。别的同志审，审了一个月，啥也没弄出来。领导对金万福说：“这不中，还得你弄。” 老金知道这孩儿有反审讯的经验，先要从思想上给他造成极大的压力，让他感觉到自己掌握了他大量的犯罪事实。 这样审问了十七天，除问清景大亮杀人、撬盗保险柜十四起的犯罪事实外，又深挖出了他另一起杀人案。每一起案子都办得扎扎实实，有据可查。 枪毙景大亮那天，老金从车上下来，走到景大亮身边，给他点上一根烟，说：“大亮，马上要‘走’了，孩子乖，还不跟老金叔说句话？” 景大亮深深地吸了口烟，眼泪婆娑地说：“哎呀老金叔，那么多人处理过我，我从来没服过气。这回我服气了。” “为啥？” “老金叔，我服你的嘴，没有冤枉我。” 金万福感慨道：“大亮，别说咱俩是邻居，就是素不相识的人我都不能冤枉人家。人做事得拍拍胸脯哩！” 景大亮深为信服地点点头，一步一步走向了刑场。 张豫皖悄悄打量着老金。他做梦也想不到，面前这位朴实、和善，像个退休老工人的老头，竟有这么多传奇性的经历；他更想不到，不论什么样的犯罪分子，老金都能让他们就范。 此刻他心里琢磨，咋样才能摸清这老头儿的底？他到底掌握我多少情况？ 老金那双具有洞穿力的眼睛也盯着面前的小青年。此刻他还不知道这就是“6.7”系列案中那个“低个儿”，但他清楚，张豫皖是张建华的知情人、包庇人——他手中握有证据。他要攻破这个家伙，让他交待张建华的犯罪事实。 一老一少对面相对，一场短兵相接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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