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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李慧泉在红宫照相馆拍了一张快相。他不爱照相，他觉得在相片上自己比平时更难看。 罗大妈说洗四张就够了，他却让人家洗了十五张。照相馆那个开票的当时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盯了他半天。 “十五张？” “十五张。” “快相不保证质量……” “十五张！” 他口气恶狠狠的，差点儿隔着柜台揍那人的下巴。洗十五张是为了避免再进照相馆，他觉得这个令人难堪的念头被人家察觉了。他很恼火。 取相片时他比在火葬场取母亲的骨灰盒那次还紧张。他看也不看，拿了纸袋就走。在街角没人的地方，他小心地把纸袋里的东西倒进手心。十几张同样的面孔歪歪斜斜地摊开，用同样严肃的表情看着他。拍得比预料的要好一些。嘴唇由于抿得很紧而变薄了，眼神儿显得坚定、专注。不算太丑，街上毕竟有许多人长得还不如他。他没什么可抱怨的。 罗大妈把他领到街道办事处，在大套院里转来转去，进了几间屋子，见了几个人，最后从一位中年妇女手中领到了个体摊商的营业执照。事先申请的经营水果的执照没有得到批准，因为已经满额了。 罗大妈四处游说也没管用，除了经营服装鞋帽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李慧泉对执照的类别不在乎，只要有事做就行。据说贩水果机动性大，周转快，贩服装或小百货赚得少而慢，没有铺面房或野路子的人根本不能干，一干准赔。李慧泉却想试试。他不怕赔，他没有任何牵挂。最主要的是，他不相信自己会干赔了。只要眼灵手稳，肯卖力气，他以为自己会干得不错。赚得再少，能少过孤儿补助费么？他不愁后路。 在街道办事处门外遇上一个胖男人。罗大妈叫他李科长，她让慧泉叫他李叔叔。不知道是哪门子科长和哪门子叔叔。慧泉想起了又白又肥的日本大相扑。 “你李叔帮了不少忙，还不快谢谢!” 李慧泉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这是劳教大队的礼仪，对管教干部、视察的上级、各种各祥的参观者，只要人家跟你说话，或者不想跟你说话只是用目光注视着你，按照规定都得深深地鞠躬致意。他不由自主地弥了一躬。大胖子却没有什么表示，像注视某种物品一徉随便地瘫了他一眼。慧泉觉得自己变成了路边的垃圾桶，或是一件没人要的破衣服。他感到无地自容。 “就是他？”胖科长间罗大妈。 “这孩子老实，我跟您不是说过么，您看……连客套都不会，脸还红呢！” 胖科长莫名其妙地笑起来，好像让人挠了胳肢窝。他的目光不仅随便，而且有施舍的味道，居高临下地在慧泉脸上归来归。 “好些个退休、待业的人都申请执照，他们得不着你得着了，知道为什么吗？” “我……没工作。” “就为这个？”胖子轻蔑地撇撇嘴。 “我没父母。” “政府关心你，你心里一定要明白。做买卖别搞邪的歪的，别见钱眼开干糊涂事……你有错误，改了就好，再犯老毛病就谁也帮不了你了……” “我一定听政府的话。”慧泉又冒出一句劳教大队的口头语，身体已经解教，但思想和感觉仍在接受某种强制。他对自己的低三下四不满意，但他看出别人对他这种态度倒很欣赏，连罗大妈也在点头赞许。走到哪儿都有教训他的人，谁都想指着他鼻子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和不应该怎么做，谁都想让他处处表现出低人一筹，好让他们为自己的高大干净而快活。他强劳过，他们没有。慧泉觉得一切警告、训诫、注意事项等等都跟别人没有关系，“小便请撒入池内”、“请勿随地吐极”、“闲人免进”、“……罚款五元”，所有这一切都是冲他来的。有个东西藏在什么地方，总跟他过不去，总在暗示他跟别人的区别，总在设法让他变得灰溜溜的。他不想屈服却无力反抗。只要别人不用警觉的、不放心的眼光跟踪他，装孙子就装孙子，几年来他一向就是灰溜溜的么。 回家的路上，李慧泉脸色阴沉。罗大妈毫无察觉。她走路的样子像个得胜的将军，慧泉跟在她后面则像个缴械投降的俘虏。他垂头丧气。 “下礼拜就春节了，上我们家过吧？” “不麻烦您了，我挺好的……” “总算有了一份差事，我对得起老姐姐了，你妈要活到令天准得合不上嘴……儿子做买卖了，出息了……慧泉可不是从前的慧泉了！孩子，你可得给你妈争口气。” “哎。” “自己过节可以，上街喝酒我可不答应！” “您放心。” “早点儿买过节的东西，鱼呀鸡呀什么的，搁不坏：不会做到前院来叫我，说什么我也得让你过个好节。过了节踏踏实实干正经事，干出样儿来大妈好给你介绍个对象，你说是不是？傻孩子。” “瞧您说的……”李慧泉有了笑容，转眼又消失了。他在想别的事。 买摊架子买摊架子摊布标至少得一百元，买一辆三轮少说也得三百几，进货的钱剩不了几个了。第一步刚迈开就得把母亲的存折全搭进去，这事怎么想怎么悬得慌。他得玩儿命。从现在开始他就得玩儿命。 除夕前一天，他在东华门委托商行看到一辆没人要的旧三轮车。标价二百三，真便官，可是太破，别说骑着走，推都不动弹。车架子还凑合，没变形；车轴框上没有内外胎，车条和瓦圈倒也齐整；没铃、没链子、没车板，可是有闸、有胸蹬子。他围着这辆破车转了半天，下不了决心。跑了半个城，新车都在四百块以上，旧车根本没卖的。他曾在杂货店看中一辆推小孩儿的竹车，装一百来斤没问题。细一想又觉得不带劲，摆摊卖衣服没有一辆三轮做门面怎么也说不过去。还得买。 “想买么？你就说干什么使吧……”委托商行的人冲他走过来。 “摆摊卖服装。” “得啦，买了没错：你要想拉电线杆子、水泥什么的，我劝你趁早别买，不就是几包衣裳么！花几十块钱拾掇拾掇，使个五、六年没问题。” “……怎么不动？” “闸粘着呢，我给你修修，你买不买？” 李慧泉把钱掏了出来。没有轮胎，推起来“咣啷咣啷”直响。 他从东华门推到东四，又从东四推到朝阳门。一街筒子的人仿佛都在看他，这辆出奇的破车使他也引人注目。他分辨不出那各种各样的目光都是什么意思。他在朝外大街的车铺配齐了零件，把它推进了神路街东巷十八号院子的大门。锈蚀斑斑的车把上吊着一个绿色网兜，里面有一包酱牛肉、两只德州扒鸡、一条冻鲤鱼，还有四根猪蹄子和一瓶曲酒。这是他顺路随意采办的年货。他不管排队，对节日期间吃什么也不大留心。他眼里只有这辆车。他有了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 除夕傍晚，罗大妈过来请他到前院吃团圆饭。他正在屋里嚓嚓地锯木条，嘴里叼着一块扒鸡肉。他说什么也不去。罗大妈嗅到一股味道，把蹲在炉子上的炒菜锅的锅盖打开，看见了半锅白汤和几只猪蹄。他的吃法不对头。他的饭食里没有一点儿青菜。 他的旧毛衣后部各有一个小碗似的破洞，鞋和裤脚沾了役多锯末。他的头发又脏又长。罗大妈觉得这孩子有些可怜。但他哪儿也不想去。他着了魔似地锯那些老瘪留下的木头，想给自己的三轮车做一副漂亮的车板。 电视里春节晚会开播，罗大妈又来招呼他。她说相声演员全着呢，不看可惜。他一边锯木条一边摇头。 “……我的活儿还没完呢。” “过了节再干！” “我心里不踏实，您让我干完了吧……” “日子长着呢，有劲儿匀着使，大过节的可别累着！”鞭炮声起初还稀稀落落，随后便一阵一阵地密集起来，到午夜就响成了混沌的一片。李慧泉扔了锯，坐下来喝酒。猪蹄子纯得很烂，用筷子一拆就散了。味道还行，略微淡了些。他倒了一碟酱油，蘸着吃。吃着喝着，渐渐地没了滋味儿，舌头有些麻木。 鞭炮的声响大得惊人，里面有着一种啾啾的鸟叫似的声音，后窗户外边有红光绿光不时地闪进来。 都阔得可以了，都活得挺自在。不知道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忙什么，乐什么。他乐不起来。母亲如果活着，该是包饺子的时候了。母亲包的饺子很小，牛奶糖似的，他吃起来一口一个。他爱吃饺子。 在劳教大队第一次过春节时，他一顿吃了七十六个饺子。吃过以后一下午坐不下来，绕不下来，绕着小操场不停溜达，想起这件事，他仍旧乐不起来，炖烂的猪蹄子格外粘手．涂了一层猪鳔似的，酒喝得有些浮躁。 他来院子里站了一会儿，不冷，也没有风，空气五彩纸纷、远近到处是爆炸声。两米来宽的窄院子橡一口井，上而是火花飞溅的黑蓝的天幕。邻院的录音机开得很响，一个女人唱着动听的歌曲，是那种永远也听不清歌词的歌曲。他以为那一定是个丑陋的发胖的女人。他在电视上见过这些货色。 她们嗓子不错，笑得也不错，但丑陋毁了她们，她们在屏幕上摇头摆尾，挤眉弄眼，加重了她们自身的丑陋。歌曲也因此变成了某种动物的叫声或呻吟。只有那些漂亮的女人才配在电视里露面。漂亮的女人很少。 他不喜欢接近女人。但他脑子里不时浮现出一些美丽的女人的面孔。他不记得在哪儿见过她们，所有这些面孔叠在一起，使他分辨不清。她们是一种内容明确的物体。在某些微妙时刻，他渴望活跃在脑海里的这些东西按照他的意愿行动。他讨厌她们。在现实和幻想中，她们都不想受他的支配。 他无能为力而又自惭形秽。他知道自己不行。 李慧泉想起了淫荡的墙壁。公共厕所刷了白灰却伤痕累累的墙壁。那些在欲望的轰击下摇摇欲坠的残破的墙壁！在那里，荡然的奇想和排泄物意外地和谐相处，使人在自身的肮脏面前无处躲藏。李慧泉深知自己无处躲藏。孤独的除夕夜，他在那面无形的墙壁上勾画出一系列大胆的联想。他并不讨厌她们。他一向讨厌的也许是他自己。他从十四岁开始就讨厌自己了。那年暑假前夕的大扫除之后，他在六十八中教学楼三层的男厕所里无师自通地干了那件事。他在挡板后面大汗淋漓，满面通红。他为自己身体的奇妙变化和失去控制而心惊肉跳。他始终想着一张面孔，这张面孔一会儿是他的同学罗小芬，一会儿是他们班的语文女教师。他掉进了深渊，他没有向任何人讲过这件事，也未能阻止这件事继续发生，他有时很爱惜自己的身体，有时恨不得毁了它。他用疏远女人的办法使自己受到惩罚，但这样并不能减轻他对自己的轻蔑。他在朋友堆儿里有不近女色的声，他不会心平气和地用下流语言去描述女人，可他知道自己地里是个什么东西。他像小偷一样，通过自身的幻觉间接地窃了女性的温柔和激情，他在骨子里是尊重她们的。他甚至有怕她们。他对女人的态度，在方叉子、老瘪他们眼里一定是个柄。但他就是放肆不起来。他宁肯用杂面杖去砸一个狂妄的类，也不愿在女人身上动一指头。方叉子居然强奸一个卖花生儿的农村妇女，在他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他有别的办法。令人烦恼，但是可以适当满足，而且隐秘、全、简便。劳教大队的农田里有数不清的背阴角落，小树林、玉地、渠埂后边、挖过沙子的土坑。注视他的只有天和地。那时他已经不再想念罗小芬，他的单相思毫无目标。他听命于某种性。他知道自己会一直往前滑，滑到哪儿去却茫然不知。他仿看见有个魔鬼在不知疲倦地玩弄他，羞辱他，但他无力抗拒，他疲乏了。鞭炮声由高潮跃进了低谷，零星的巨响把黑夜托得更加宁静。别人也乐够了，吃够了，弄够了。城市在黎明前开始沉睡。他感到怅然若失。他没有对手。走出幻想，他找到一个明确的值得眷恋的女人，他仍旧没有想到罗小芬，她是那个人。 解教之后，他还没有见过她，她利用寒假陪着男朋友去哈尔滨了。她的男朋友是师范大学的助教，她是数学系的研究生，天造地设的一对儿。罗大妈说他们“五．一”结婚，口气是骄傲而幸福的。 他跟罗小芬一块儿长大，一块儿读小学和中学。现在已经毫无关系。人家在哈尔滨看冰灯，他在神路街这个阴暗的角落里干出卑鄙而伤感的勾当。这都是命运的安排。命运一直在嘲弄他。 正月初一，他一整天都在拾掇他的三轮车。初二，他骑着它上了街。他在车板下面设计了两个小抽屉，自以为很新颖。他到人们告诉他的几个批发站转了转，想认认路认认门面。所有的批发站都是初五上班，商量过似的。他在初五以前无事可做。 他给薛教导员写了封信，发出后在邮局附近的书摊上买了一本《古墓尸魂》和一本《美女蛇》。他躺在床上一边看书一边吃香蕉。他在节日期间吃了八斤香蕉，吃得肠子很滑，老想上厕所。 书写得挺好，可看过就忘了。他再看一遍。第二遍和第一遍一样新鲜。他喜欢那些貌似胡说八道的情节，他喜欢里边把女人的那个比喻为蘑菇。他喜欢的地方很多。书像是为他写的。扔了书，他觉得四壁过于空荡，过于苍白。他吃香蕉，骂写书的人是王八蛋。时间走得迟缓。今天和明天大概没有区别。有区别又怎么样呢？大老鼠和小老鼠之间的区别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它们都丑陋而狼琐。 李慧泉在东大桥路南的便道上占了一席之地。这是指定售货点，水泥砖上有白漆标的号码和两平方米左右的一个框框。框框连着框框，有的有人，有的没人。他把摊架子搭好，蒙严摊布罩。三轮车成了柜台，人像是进了小帐篷。背后是铁栅栏和红绿灯，左边不远是东西人行横道，右边不远是南北人行横道，前方是东大桥百货商店的停车场。他呆的地方处在旋涡的边缘，人流涌来涌去，几乎无法停顿。没有哪双眼睛对他的商品表示欣赏，人们刚刚从节日的疲劳中摆脱出来，每张脸都显示着漠不关心和厌恶。他的摊标号码是：摊群南—025。一个无精打彩的数字。 他是一百米以内第二十五个贩卖服装的人，卖杂食杂品的是摊群北，在马路的另一边，那儿至少有六个烤白薯的大铁饼和十几位卖冻桔子、烂香蕉的老头儿老太太。他们冻得直流鼻涕，仍旧想在西北风里榨点儿什么出来。那模样让人欲怜无怜。 李慧泉的摊子上突出的是绿。一包军大衣八件。架子上挂着，三轮上摆着，自己还穿了一件。批发部那个老家伙黎了他，军大衣、兔毛衫、旅游鞋都卖不动。唯独二十顶老头帽儿一抢而光。这老头帽儿显然是人家搭配给他的俏货。批发价三块一。第一顶以四块钱卖出，卖到最后那顶他收了六块二。没有人教他。他收了第一位顾客的钱就立即得到了某种暗示。人在钱面前不能胆小，也不用客气。信口开河地报价使人品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眼神仿佛突然之间利索了，清爽了。他有了可以支配的东西。他后悔没有留一顶老头帽儿自己戴，三K党似的只露出两个眼睛，这模样很适合做买卖。这也符合买卖人的真实心境。 李慧泉觉得自己身上有一种神秘感。和那位卖糖葫芦的老人一模一样的神秘感。老人在东大桥百货商店门口迎风站着，好几个小时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光顾的人不多，但不是没有。李慧泉不想再看他，终于忍不住大吼了一声。 “深圳美佳牌旅游鞋！旅游鞋，美佳牌，深圳出品的啊……”他把许多人吓了一跳。起初他在东华门和前门外听到这种吆喝，一直担心自己开不了口。他以为这一定很难。他还担心自己不会像别的小贩那样应付自如。他知道自己想错了。 “少女蝙蝠衫！快来瞧快来看……” 他又吼了一声。难听极了，但没有人再惊讶。人们在几秒钟内就适应了他的怪叫。即使狗吠猫鸣，也会在这种适应性面前显得平淡无奇。那么他还担心什么呢！ “少女蝙蝠衫！少女穿上最好看……” 他想骂人。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引人注意的办法。一件兔毛衫也没卖掉，一双旅游鞋也没出手。从上午到吃晚饭只卖了二十顶帽子。右边摊位上的一个中年妇女好像很羡慕他。她站得比他时间长，可是只卖掉一双袜子和两块手绢。左边摊位上一个顶多二十岁的小伙子为卖一件皮夹克差点儿没跟顾客打起来，人家说夹克是人造革的，他说是羊皮，人家摸了摸说是外国进口的人造革，他就急了。 李慧泉看了看，的确是羊皮。但他没有劝架。他不想管闲事。小伙子给他烟抽，他没接。他自己抽烟时，也没打算递过去。他不准备跟任何人套近乎。凡是生人都得提防。 他最后一个撤离摊位。那是九点钟，百货商店关门半小时之后。停车场一片漆黑，路灯朦胧昏暗，不能指望再有一个人停下来看货了。他开始收拾三轮。停车场对面的一辆三轮也在收摊，是两个人。 他们到最后关头仍旧不甘心，噪音里有一种绝望情绪。 “尼龙袜，处理！八毛一双……” “八毛一双嘿，处理尼龙袜，不买没了啊！尼龙袜……” 那辆三轮由便道颠上马路，向呼家楼方向驶去。一个人骑，一个人挥舞着袜子跪在车上。绝望是短暂的，快乐已经爆发，一高一低两个声音亢奋地游动，夜风为之活泼。 “避孕套！八毛俩……” “避孕尼龙套，有红有绿了嘿，不想头请您嗅一嗅看一看了嘿！” “谁要避孕套！有大有小，有松有紧，男女皆宜了嘿……打你小丫头养的，你过来：你说干吗使？ 操你大爷使！” 三轮车拐进楼区不见了，李慧泉呆呆地看了一会儿。他的话更难听，可想骂骂不出来。心里哗哗地过凉气。脑袋后头却烫得要命。这是异常熟悉的感觉，无数次斗殴都跟它有关系，他想起了衡面杖。 他想揍那两个卖“避孕套”的人。他们太狂，而且比他快活。他卖帽子肯定赚了，但他一点儿也不高兴，第二天卖出一条围巾。 第三天什么也没卖出去。 第四开设摊才半小时就卖了四件军大衣，那是四个刚到北京的南方木匠，他们出了北京站就打听呼家楼的木匠市场，走到东大桥时嘴唇已经冻得发紫。李慧泉的棉大衣救了他们。他们的钱轻而易举地流进了李慧泉的腰包。他本来干得心灰意懒，这一下深受木匠们的启发。要想安安稳稳地过日子，必须得有无穷的耐心。当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不能紧张，不能泄气，宁肯装死也不能跑掉！因为，谁也保不定在哪一会儿，机会和运气就不知不觉地朝你爬过来了。 李慧泉想，人不能总是倒霉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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