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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CK”＝OK 1998年1月20日，Calvin Klein时装在中国的首家专卖店在上海开张。这是著名时装设计师Calvin Klein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时装（简称CK）。这也再次证明：实用、精良、中性、低调的“CK”，以“90年代新青年风貌”赢得了不同种族的新青年。“CK”不仅卖衣服和香水，而且还在全球推广“CK生活风格”，上海之行是这个计划的重要一步。 消费CK，消费一种青春理想 作为该品牌在中国大陆的形象代表，中国男模特胡兵也在同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以全新形象亮相。此前胡兵曾专程飞往香港试衣，由CK公司指派的摄影师也同时从美国飞赴香港。主持过电视综艺节目、出演过电视剧的模特胡兵向媒体宣布：今后除了拍戏，他很难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地穿衣打扮了。据悉，CK公司为这位新形象代表提供的整体包装可谓“无微不至”：一年四季的生活装和作为模特的演出服，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除此之外，还有服装配饰（如皮带、手表）和化妆品（如香水、浴液）。胡兵说：“我已经不是胡兵，而是CK了……”不过，CK公司沿用了胡兵原来的形象定位——“健康、正直的年轻人”，希望这个中国的“健康大使”能帮他们迅速打开中国市场。 众所周知，在美国老家，CK的形象代表是女模特凯特·默斯，这姑娘有着深陷的大眼睛和缺少少女般曲线的身材，在美女如云的模特行业，因不完美而显得很与众不同。Calvin Klein甚至亲自出马将新闻报道上出现的英国流浪汉招至麾下，展示CK男装。而在香港，CK的形象代言人是演艺明星郑伊健，这个总是一脸“不羁”的靓仔因主演影片《古惑仔》而得了“古惑仔”的绰号。胡兵与他们不同，号称“中国第一男模’哟他还广泛涉足娱乐圈，不仅有标准模特的好身材和漂亮面孔，还有好人缘。 CK的几位形象代言人为何是如此不同？ “因地制宜”起用本土化的形象代表，这正是CK的聪明之处。在美国人面对肥胖和爱滋病束手无措之时，凯特和流浪汉引领的“以瘦为美”、“中性（而不是性感）”的新时尚很自然地赢得了年轻人。“古惑仔”显然最能吸引喜欢“扮靓”、“玩酷”的香港青年。而健康完美、总是灿烂地笑着的胡兵更符合中国内地人的理想。 CK利用这些本上青年偶像帮助自己攻占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并且树立起“站在潮头”、“领风气之先”的品牌形象——一个属于年轻人自己的、永不落伍的国际名牌。这正是年轻人所追求的。“全球化进程”和“消费时代”把这一追求变成了消费国际名牌的渴望。从“消瘦妹”、“古惑仔”到“健康大男孩”——CK的形象代言人“淮南为橘淮北为积”，不变的是它宣扬的一种理想——做“永不落伍”的“年轻人”。 消费CK，消费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纽约时装的日趋成熟，它所代表的实用主义的穿衣风格风头正劲。作为美国时装界（也是世界时装界）的佼佼者，Calvin Klein正在全球范围内为这一风格“布道”，并试图将它变成一种时髦的生活方式。 1996年底，被香港时尚人士称为“久候了的”CK终于在香港开设了首家专卖店，位于尖沙嘴广东大道太阳广场的这家专卖店也是全球首家CK“旗舰店”。该店地上的一层，整齐地摆设了牛仔裤、牛仔服及配饰，地下一层出售其余系列男女便装、运动服、外套、内衣以及香氛。店堂设计简洁，结构清晰，冷灰色的地板，素面朝天的白墙，打磨光滑的货架。这个购物空间实用、低调，所有材质都十分精良，这正吻合了CK的设计风格——无论是服装还是其他配饰，外观都是线条简约，色彩中性，但作为一个国际名牌的开创者，Calvin Klein必须保证裁剪和做工的精良（这一点已被时装界和该品牌的现有消费者认可），而且他每年都去意大利寻找“有垂感的高档面料”。 1997年春，已在巴黎时装舞台占据一席之地的 Calvin Klein终于实现了在这个时装之都开店的理想——Calvin Klein Collection专卖店落户巴黎，位于 Avenue de Montaigne 45号，面积达6000平方英尺，以该品牌位于纽约麦迪逊大道的专卖店为设计蓝本，最初开设两层，销售女装、女式皮鞋和配饰以及时尚家居用品。1998年春，该店又扩充2000平方英尺，销售全线男装系列。 CK在巴黎开设的这家专卖店和在中国上海开设的专卖店一样，是CK建立全球零售网络、推广“CK生活风格”计划的重要部署。据悉，到1999年，仅在亚洲，CK的专卖店就将增至18家。 1962年毕业于纽约时装学院的Calvin Klein显然已不年轻了，穿着“CK”的年轻人也不会真的永远年轻，但“CK风格”无疑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影响年轻人的着装甚至生活。 谁能像你这样年轻 “女人剪了头发，说明她想开始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昔日日本影星山口百惠的名言（记不清这是不是她借着剧中人的嘴发出的感慨）。尽管山口一直梳短发，但是她，连同那张刚毅又不失日本女性传统美的面容，在今天的年轻人眼里，不折不扣地“旧”了。那个因背叛传统而著名的宫泽里惠也“旧”了——虽然她的裸照给她带来成功，也带来一阵拍“写真集”的热潮，但那只是简单的逆反，并且以“引人注目”为目的，一点都不“自我”。 一些年轻人以孩子似的自得其乐和认真，轻松地颠覆了“成功”的概念。 一个18岁的女孩凭着用“傻瓜”照相机拍摄的“我的日记”获得摄影大赛的大奖，之后“红”遍日本。她走在都市的街道上，忽然想到应该把自己的这个样子记录下来，她从包里掏出“傻瓜”相机，伸直手臂，镜头对着自己的脸，按下了快门。她给这张照片题字：“今天我很高兴。”另一张照片构成了另一天的日记：她趴在“榻榻米”上，双手托腮，双脚交叉在空中，百无聊赖地晃悠着，“今天我很不顺心”——照片上注释。 姑娘在获奖后，有好几家著名摄影公司邀请她加盟，她谢绝了，而且对深造专业摄影技术也不感兴趣。她仍按自己高兴的方式生活，以自己高兴的方式记录这种生活。在平实的快乐中，她是年轻的。 特立独行、不求喝彩——最新鲜的偶像是这个样子的。 在台湾，凯西是最新的偶像。和那个日本女孩一样，她也不是“艺人”，而是一个普通的“邻家妹妹”。1997年，在东南亚有“百变女郎”之称的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歌手蓝心湄与其造型师远赴日本，寻找更“出位”的行头；花费27个小时把三千发丝多次挑染，再编结成三百个小辫；为了拍好CD封面上吹泡泡的画面，足足在镜头前吹了两个钟头。这时候，凯西可能正在写她的语录、画她的日记或者正在准备行装，把一只玩具熊往行车里塞。 所有见过凯西的记者都惊讶，她看起来比24岁的年龄还“年轻很多”。她很少在媒体曝光，喜爱她的台湾人都是从《凯西日记书》上知道她的模样的：短发、眉毛粗黑、白衬衣、蓝牛仔裤。还有她的玩偶：小熊珍妮佛、英雄洛克、红发的玛得琳、“日裔”的代宫山。在今天这个花样繁多的时代，这些还不能成为一个年轻的短发女子成为偶像的理由。 凯西的画和语录在中规中矩的生活中发掘“小智慧”，它们通过稚拙的线条和天真的文字表现出来，偶尔还故意语句不通顺。凯西语录和图画在结集成书后又被印在系列文具上，它们在校园中掀起一股风潮。24岁的凯西成了“青少年次文化”最新的代言人。她身上有许多“新人类”的影子：没有什么“远大”的人生规划，想要一份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然后存钱——为了旅行。年纪轻轻、名利双收，最初让凯西有点害怕。但她很快就“找着北”了：对于别人的赞美，她当下感激，很快就不放在心上；她把“多出来”的钱存进银行，仍继续穿不起眼的衣服，去快餐店吃她爱吃的炸薯条，步行或乘公交车。名利给她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换来游学和旅行的机会。曾经游学英国的凯百一面愤愤地骂英国人刻板，一面点她喜欢的乐队的名字——都是英国的。她对这个并存着传统与背叛的民族“又爱又恨”，而她自己身上也颇有这样的气质——中规中矩的外表，天马行空的言行。 当著名的时尚杂志《Bazaar》（《哈泼时尚》）的编辑在电话里提醒出了名的凯西别忘了第二天下午的采访，凯西沉默了几秒钟才有反应：“哦——Bazaar啊！我也出了一本，叫Bala，明天带给你瞧瞧。”不大伤人的漫不经心。“别采访得太晚，我家住得可是很远。”“你家住哪？”编辑想，或许还顺路，可以用自己的车带她一程——按照成年人的思维方式。谁知凯西并没领情：“我住‘社子岛’，就是很有名的那个。”“那你怎么回家？”编辑不无同情地问。“划船啊！”她说。因为太离谱了，编辑这才发觉，说话很慢的凯西一直在跟自己这个“旧人类”开着玩笑。 只能抽出“一杯红茶的工夫’”接受采访，必须早早回家的真正原因是：第二天凯西要飞往日本出差——和所有“正常的”成年人一样，她也有干不完的工作。或许正因为这样，成年人才不觉得她矫情，也不会把她归为“异类”。那些三四十岁的“上班族”也成了凯西文具的狂热收藏者，甚至会从忙碌的生活中挤出时间给这个“小丫头”写信。人们从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里寻找自己的感受。 凯西发誓：她绝不会抛弃她的玩具熊珍妮佛，每次出差、旅行，无论去多远的地方，她都带着它。即使箱子满了，她也会把它硬塞进去。现在，珍妮佛的卷毛都被拉直了，遮住了眼睛。凯西爱玩偶成“痴”，已有了几十个玩偶，它们的队伍还在继续壮大。凯西的玩倡不一定都“著名”，但个个有名字，凯西给起的。它们的价值在于“我喜欢”，所以在凯西眼里，玩偶没有贵贱，人人平等。凯西买玩偶还有个原则：要看它是否穿了内裤。“会帮娃娃做内裤的人一定是真的重视它们……”“重视”两个字刚好能解释凯西和玩偶之间的关系——不是收藏与被收藏的那种关系。她在英雄“洛克人”的眼角缝上了一滴眼泪；掀开玛得琳的衣服，能看到它肚子上有一道伤疤，凯西解释说它因急性盲肠炎动过手术；代官山的衣着乡气十足，但它裙子里面有绝不马虎的内裤。 跟真的似的！没错，这可以被看作是成年人的戏谑。不过细想想，做小孩子的时候谁不是这么认真！成年人能够被凯西式文字感动，是因为他们想借助她的“魔力”，寻找那种久违的快乐，并试图把快乐变成生活态度。 台湾有一句很流行的广告语：“台湾女孩都像你这样年轻吗？”这可能是经营化妆品、营养品和服装服饰的商家对人最大的恭维。“凯西们”却让人真心感叹：我们也能像你这样年轻吗？ Techno：蹦出一片新天地 世界上最大的Party 今年7月的Love Parade（爱的大游行）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Party。100万年轻人拥进了柏林，塞满了所有的公寓和旅店，支起成千上万的帐篷。他们阻断了交通，挤爆了Tiergarten公园，聚集在防空壕、教堂、停机坪、湖畔这一类地方，彻夜不眠地跳舞和呐喊。在48小时的狂欢中，无数人在心里或嘴上说着同一句话：“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但使他们赶到柏林的东西，其实只有一个，就是40辆艳丽的流动彩车上所播放的那种音乐：Techco。 Techno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可以包括House、Euro－Reggae、Raggamafin、Jungle、Ambient、Trance等先后出现或并存的音乐种类。这种音乐由计算机和电子装置取代了传统乐器，如吉他、贝司、鼓之类，主要由Deejax（DJ——Disc Jockey唱片骑师）制作而非传统乐队演绎。所以有个不太准确的翻译是电子音乐或电脑音乐。Techno及与之相关的舞蹈、Party等一系列状态被称为Rave（香港译为“瑞舞”），其狂热者就是Raver。 Techno最初出现在80年代中期的德国、英国和美国中部城市的一些地下俱乐部和舞厅之中，经过10年的发展，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蔚为壮观。在德国和英国不用说了，Techno音乐已打到排行榜第一位，在美国Techno被唱片业老板称为下一个热点，希望能够取代市场份额正日渐衰退的说唱乐和乡村音乐。在莫斯科已经有50个Techno俱乐部，大街上充斥着色彩亮丽的Teclmo服装。波兰的一个青年企业家向柏林的Love Parade派出了30辆班车。亚洲的Techno中心是东京，但在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Techno也正日益风行。 对于传统流行音乐的爱好者来说，大多数Techno是不易把握的，它流动多变，喜欢重复令人昏昏然的单节奏乐句，装饰“哗哗”、“嘟嘟”等各种各样的电子噪音，关键是它常常缺少流行音乐所具有的主唱、旋律和内在逻辑。但是Ravers却从中得到了他们所渴求的东西：脚步在奇妙的混音中迈动，手臂伴随振奋的节奏开始摇摆。Techno是一种更直截了当的表现，更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更彻头彻尾的激情与沉迷。与Techno结合在一起的是年轻人整个的生活方式，从时尚到高科技到休闲到运动。国外甚至有学者称Teclm。文化是一场青年解放运动，因为它是尖叫的、多彩的、自发的，它和过去的非主流文化最大的区别是宽容性和开放性，“任何人都可以参加。” 任何人都可以参加吗 欧美流行乐坛落下的石头，涟漪总会泛到中国。无论重金属、硬摇滚、朋克、说唱还是爵士，在中国总会找到相应的乐队，至少自称是这样。但Techno呢？有待是北京音乐台的一位主持人，他在五六年前即开始播放这种音乐，尽管那时他自己还是一个摇滚音乐迷，但直到今天——他已经是一个Techno迷了。他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谈得上是Teclno的制作者，Techno的听众也非常之少。”有待在北京开有一个唱片店，近来The Prodigy和Chemical Brothers这两个最出名的英国Teclino乐队的唱片销售有增，但多数购买者是听了唱片店的推荐后才买的，因为“这是最新的、最时尚的音乐”。 Techno首先是舞曲音乐。美国最初的Techno即由一些前卫Deejay将迪斯科、灵歌和高科技合成声混音而成。尽管欧美许多Rave Party在郊外进行，但各种风格迥异的Techno舞厅无疑显示了这种音乐的丰富多彩和花样翻新。而北京的迪厅似乎除了顾客变少以外，没有什么区别和变化。5年前放的是Euro—Techno，今年依旧Euro－Techno，昨天的舞曲招人多，今天继续放，哪怕一个晚上放三遍。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单调、粗糙的方式使多数迪厅受到了冷落。有人说到迪厅去就是“卖块儿”，“出大力，流大汗”。在不多的几个迪厅，像北京的＊吵an。“热点”、昆仑饭店达厅，因为比较专业的DJ控制了场面，较新的Techno音乐首先引来不少如饥似渴的外国人（迪厅把外国人作为点缀，因此多数对他们免费），然后是蜂拥而至的时尚中人。 Hald Rock（“硬石”）是国际知名的夜总会，一身兼餐厅、舞厅、酒吧，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有连锁店。北京Hard Rock的一位DJ说：“我每天尽可能地放一点Techno，因为我太喜欢它了。但迪厅是从中国人身上挣钱的，他们不喜欢，你当然不能放。你可以看出这个人是个成功人士，但很明显他不懂音乐，不会跳舞。倒是一些孩子很自然地接受了，身体的摆动也很好看。” 创作Techno需要你既是一位音乐工作者，还需是一个电脑狂人，从Loop（采样）、Mixing（混音／打碟）、Programming（编排）这些专业用语就可以看出来。设备的购置和开发对中国的DJ来说是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关于Techno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需不需要这种音乐？中国有没有西方的那种Club Culture（俱乐部文化）？ 俱乐部文化 英语中有个说法叫做“to see and to be seen，即除了要赶潮，还大有“表现自己，我即时尚”的意思。但我们的心态未必如此。工作完了到迪厅放松放松，看看这么多人跳得这么欢，很痛快，感觉生活丰富多彩。但真要如何表现自我却大可不必，“要么赶上要么落后”，在干活上要这样，娱乐上就免了吧。1997年万圣节，大西俱乐部搞了一个化装舞会，据老板说，除了两三个演艺圈的人以外都是外国人。 想表现自己的人当然不在少数，事实上每一个时尚和潮流都是被他们带动起来的。年轻人无论在着装、休闲、运动还是在艺术和观念上，都使他们的父辈和兄辈自叹弗如，当年对摇滚乐和迪厅热衷只是一二例，但俱乐部文化除了俱乐部所含的参与意识外，还在于它包含着一种可称为文化的内蕴。 崔健在一年多前接受《今日先锋》的采访时说：“中国的音乐教育很差，差到了有听觉危机的地步。人们始终不把音乐当作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更不当作深层次交流的方式，而是始终作为消遣，就如卡拉OK，把音乐当作低级消遣方式。”以迪厅为例，舞曲音乐是流行音乐，但它现在无疑是极具前卫性和探索性的音乐，数千万计的年轻人为之疯魔，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现象。而中国的迪厅无疑还只是商业和娱乐结合的产物，老板为赚钱，客人为玩玩儿，即便在它最火爆的1994年，有多少人是非去蹦迪不可的？不少迪厅老板说：“谁说边厅饱和了？不过是我们的发展不够，不足以吸引人罢了。” 因此，时尚归时尚，文化归文化，作为时尚的迪厅的火爆一闪即逝（当然它会再度兴盛），作为已变成传统文化成员的扭秧歌和交谊舞却能够长盛不衰。尽管中国的迪厅和俱乐部很多，但严格意义上说，中国恐怕还没有一个俱乐部（Club），有的只是夜总会（Nightclub）。 毫无疑问，值得骄傲的艺术和文化是那些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和文化，而绝非搬弄与模仿。但多元文化的共存才可能促成一个健康的、生机勃勃的、有创造力的社会，每个个人才可能从某种形式中获得与他生活相关的精神或满足或灵感。回到Techno，有待说：“我觉得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想听它，这就跟渴了要喝水一样。你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中国的音乐，不是你的音乐，但你应该感觉到这是地球上的音乐，或者说，这是明天音乐的一种。”他还说：“如果我来开一个边厅，那会大不一样。”好吧，让我们等着。 渴望娇嫩的肌肤用强生 在“海飞丝”和“飘柔”之后，国人已经见识了太多“洋牌子”的护肤品、沐浴用品。最初的卖点是“去头屑配方”和“维生素原B。”，好像中国人的头皮屑特多，而摄取的维生素又特少。接着，卖点接连提升了两个层次，从健康到审美再到回归自然——“保湿因子”、“矿物泥”、“天然海藻”和“草本植物精华”……每个卖点都会在市场上激起一阵水花——那是商家预期的。 “强生”婴儿用品的市场反应却可能是商家始料不及的。 1998年春天，“强生”在卫视凤凰台播出一则告诉父母为婴儿做正确的按摩有种种好处的广告片。这个名为“抚触传递您的爱”的广告连接一个促销活动——有奖问答的参加者如果幸运的话，能得到价值5000元的“强生”产品。到了夏天，商场里的“强生”都挂上了“买‘强生’赠《新闻周刊》”的小纸片，还特意注明那是“美国著名的杂志”。其实那是一本中文版的父母必读特刊。促销活动究竟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惠，有知识的、生活好起来的父母不一定在乎。他们在乎的是这其中透露的产品的权威感——它最适合婴儿的肌肤，爱宝宝就该给他（她）用“强生”。这种权威感也不断强化了该产品的消费者是一群那么特殊的人（婴儿），他（她）们有娇嫩的肌肤…… 随着“潮流”的涨落，消费者在各种品牌的清洁、护肤产品之间“游移”，而“强生’哟消费群却稳中有增，这可不仅仅因为新生儿增多了，是强劲的促销手段带来了更多的购买者。其中一些人买“强生”既不是给自己的孩子（他们尚无子女，甚至未婚），也没有合适的送礼对象，完全是留着自用的！这恐怕是商家始料未及的吧。 在一家公司里，居然有好几位先生承认他们使用这种婴儿用品，用洗发水和沐浴露的人居多，还有两人用护肤品，一人用爽身粉，凑起来刚好是一个系列。“洗洗唰唰”是很私人的事，不过，这些自称“三十好几”或“奔着三十去”的人披露自己依赖婴儿用品时非常坦然。林先生最初的表情有那么点儿不好意思、那么点儿自嘲，他今年刚好30岁，“用这个牌子是一个姑娘推荐的，她后来换了。一想到婴儿用品，你脑子里肯定会冒出‘纯净’两个字，猜想它里面大概不会有种种讨好成人的香精、色素吧。”说完，他笑了，露出雪白的牙齿。 有趣的是，当初推荐林先生用“强生”的姑娘现在已经改用“伊卡璐”了——一种去年在北京上市的美国“草本植物”洗发水。大概是姑娘们在美容护肤方面更勇于尝试新东西，男人比较保守，一旦认定就轻易不肯换了。 28岁的李琪在大学教心理学，她的单身宿舍的窗台上也摆着大大小小的几瓶“强生”。“娇嫩的肌肤都用‘强生’。”记者和她打趣道。“其实应该改成‘渴望娇嫩’的肌肤用“强生”。我妈妈快60岁了，她一直用那种国产的‘宝贝润肤霜’。”她解释，“对它的‘心理依赖’其实大于功能上的需要。” 给孩子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不造成伤害”。比如，“强生”最先在婴儿洗发水的瓶子上印上：“无泪配方，不伤眼睛。”这话多吸引人啊！一个人对自己再疏忽也会特别爱护自己的眼睛，商家的这句话让人感到这个产品对消费者“特别体贴”，成年人使用它就好像是和婴儿一起分享“被人关心的感觉”。 至于洗发水和眼睛的关系，那是另一回事——只有小孩子才会一洗澡就“迷眼睛”，成年人哪会那么不小心呢！ 短袖毛衣与“特权” 短袖毛衣？是的，在乍暖还寒的日子里，这种怪怪的款式出现在一些专卖店、精品店。它挂在那儿是那么卓而不群，那么让人眼亮心动。 短袖毛衣多用羊毛与兔毛混纺出精致与温柔的质感，也使染色效果更加靓丽——天蓝、洋红、柠檬黄、青果绿……纯羊毛染色不易稳定，染深色较浅色更容易，所以纯羊毛织物往往看上去“老气”。所以难怪短袖毛衣让人眼前一亮。混纺的材料和短袖的款式自然使价格有所降低，我看到的最低价是百元，因为是时装，不同品牌在不同店里的价格自然会有差异。 最重要的问题是：谁能穿这件短袖毛衣？尽管它是那么漂亮，但还是看的人多，买的人少。“短袖毛衣什么时候穿呀？春天穿着冷，夏天穿着热！”不少“少见多怪”的中年妇女惊叹着走开了。店主们却十分自信地等待“她们”的出现，“她们”才是真正的目标顾客。 她们终于来了。年纪在18岁到30岁之间，她们有胆量穿这种反季节反常规的款式。当然，胆量来自实力。只有这个年龄段的女性，才能恰到好处地演绎春风开始拂面、阳光开始灿烂的感觉。她们将短袖毛衣与短裙、小喇叭裤搭配，用形象来解释“青春”和“妩媚”。 当然，她们体质要好，多风的北方街头，更需要健康的“热力”为美丽保驾，弱不禁风的“林妹妹”是万万不能穿的。 短袖毛衣甚至还受到生活方式的制约。它的消费者应该是这样的都市丽人：上下班有轿车、工作时在写字楼、业余时间“泡泡吧”或是玩玩“滚轴溜冰”、她们整日在四季如春的空调环境下生活，如受宠的温室花朵，而还把风度与温度连在一起的阶层是消受不起的。 短袖毛衣不是礼服，竟也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特权阶层”的专利，这难免让一些人眼亮，让另一些人“心寒”。 什么比皱纹更可怕 “第一次发现小细纹，我吓了一跳，连跟人说话都很担心，就怕别人盯着我看……”刘嘉玲说。在人人都不愿意说出自己年龄的今天，这位香港女影星为什么如此“勇敢地’响公众袒露自己的尴尬？以皮肤好著称的苏州籍美女刘嘉玲其实是在做广告，化妆品生产商Maxfaetor想借她的口说出的话是：“用了SK－H精华露，才两星期，我明显感觉脸上的细小纹路减少了，肌肤光滑细腻当然禁得起细看！” “SK－Ⅱ”，中国的时尚女性不会不知道它。翻开著名的时尚杂志《Vogue》（《时尚》）和《Bazaar》的台湾版、香港版，你都能看到它的系列广告，包括刘嘉玲在内的多位港台美女微笑着向读者传播她们抵抗皱纹的经验。 谁敢说自己不怕皱纹 世界著名的化妆洗涤用品公司P＆G公司曾在1996年委托爱德曼（Edelman）国际公关公司和北京华通现代市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针对中国人的皮肤状况做了一项调查。此次针对25岁以上年龄层、总样本达1097份的研究报告显示，在中国人面临的十大肌肤问题中“面部皱纹问题”居首位，比例为38％。新近出版的一本女性刊物则称，一份针对消费市场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女性最担忧的皮肤老化问题是“皱纹会在不知不觉间爬上面庞”。 皱纹的可怕恐怕不仅是因为它在你脸上、脖子上、手上“添了几道”——永远抹不去的几道，真正可怕的是它的象征意义——衰老。“今后的日子里，你的生命越来越晦暗……”这句话由皱纹“说”出来比一个刻薄的人这样对你说还具有杀伤力。 一件事情越可怕，与它“对抗”就越显得有意义。 护肤品生产商很自然地率领起了一个与皱纹“对抗”的队伍，这个领域的权威人士和机构会帮助信赖（或者说依赖）他们的消费者找到皱纹产生的原因，然后再找出对策。 皱纹蔓延的速度 皱纹被分成“浅皱纹”和“深皱纹”两种。前者主要与自然老化、生活环境的干燥、皮肤的类型有关，细致而薄的“干性皮肤”容易出现这种皱纹，让护肤品广告一比喻就很可怕了——“像洋葱皮一样”。浅皱纹还与习惯性的面部表情有关。虽然专家提醒：尽量避免夸张的表情，但是，承担着买房、购车、婚姻、家庭、生育等种种压力的你怎么能不哭不笑不皱眉头呢？你能做的只有补充水和维他命A。至于深皱纹，专家的解释是由于皮肤真皮层内“粘多醣成分”随年龄增长而递减，以至造成“胶原蛋白”减少而形成。“胶原蛋白”是皮肤内富含水分的蛋白纤维，能维持皮肤弹性。所以有专家认为皱纹的出现是因为“胶原蛋白”受到破坏。另一些专家则会提到“细胞间质”，认为这种存在于肌肤深处的东西是“青春肌肤”的决定因素。“它使细胞与纤维组织之间的交通保持畅通，确保肌肤的机理很细密。肌肤中的纤维细胞数目会随年龄的增长而递减，细胞间质的生长速度也随之放慢——这就是皱纹、于燥、缺乏弹性等老化现象产生的原因。” 别烦！“理论”还远不止这些。 又有人提到“氧”。它的作用是帮助细胞分裂，促进皮肤新陈代谢，增加肌肤弹性，防止皱纹产生。美容界的一种说法是：氧是天然的“活肤素”，年轻人的皮肤之所以富有弹性，就是因为皮肤含氧量高。而进入30岁以后，皮肤的含氧量会减少1／4；进入50岁，含氧量减至一半。这就是皮肤越来越黯然无光的原因。生活在已遭受污染的城市里，人本来就对氧有饥渴感，所以很容易接受这一理论。 “氧”也不总是可爱的。说清“氧化”对于皮肤的可怕，可以有很形象的办法，美容广告可以提醒你：想想削了皮又放置了一会儿的苹果……在“干苹果”的画面吓着你之后，你还想不想听专业术语是怎么进一步吓唬你的？“皮肤氧化学说”会这样解释：“抗氧化物是对付‘游离基’的。‘游离基’是皮肤的大敌，它由氧化、阳光、污染及身体本身分泌的肾上腺素所引发，这种缺少了电子的细胞分子会与其他分子相撞击，以补充失去的电子，从而引发连锁性破坏，如细胞受损、胶原蛋白流失……” 恐惧皱纹和衰老怎么能不耐心地倾听专家们喋喋不休的理论呢？这些化妆品生产商、经销商以及美容院，通常是在不辞辛苦地传播生物化学知识后推出他们的护肤产品。枯燥的术语可能让你摸不着头脑，但经由这些术语推出的结果不会让你无动于衷——让你“过早衰老”，甚至患上“某些癌症”。“去买含抗氧化物的保护品吧广这时说这句话是最佳时机。在抵抗皱纹的过程中，除了不停地消费名目繁多的“最新”护肤品，大家似乎别无选择。 抗衰老的“生化武器” 声称专为亚洲女性设计的“羽西”产品的最新广告是：“去皱纹的最佳时机？在皱纹出现之前。”乍听是废话，再一想又是真理。日本资生堂和美国的Origins更强调其产品的天然成分——荷香、香草、茶籽真的成了拯救日益疲惫老化的皮肤的救命稻草，从它们中苹取的香精油看起来是那么纯净。 更多的护肤品牌在强调他们最新的生化技术。SK－Ⅱ有用以更新肌肤的“4倍浓缩的活肤酵母精华”、让肌肤保持弹性的“紧肤醣蛋白”和高效保湿的“醣醛酸”； Estee Lauder有“稀有的鱼软骨精华”、“乳精蛋白和脂质复合物”、“蓟精华”，它们与“康复酵母”一起实现商家的承诺——“14天修复肌肤”；Clinique最新的深层修护润肤霜里有听起来很时髦的“红藻精华”，用以减少细皱纹；传统的维他命E与一种叫“BHT”的东西组合成新的复合成分，以保护肌肤中的游离子；Christian Dior自称其产品拥有划时代的生化技术，“创新精纯微蛋白”（ha Micro-Protein）仿佛有记忆功能，它竟然能复制那些正在随岁月流失的“青春蛋白”，而智慧型脂质囊（Liposome）能“精确引导微蛋白迅速到达肌肤底层，自动搜寻目标”…… 新技术的更新速度又是如此之快。现在哪种护肤品再说含“维他命C”就“太不专业”了，因为Helena Rubinstein品牌在1997年已经推出了“呈胶态离子状的维他命C——Force C”。第一代的果酸精华“AHe”也落伍了，P＆G公司1998年最新推出的“玉兰油活肤菁华系列产品”已经开始用“BHA”了！它的学名是B—Hydroxy Acid（BHA），也称“水杨酸”。商家解释，BHA柔酸精华从天然植物中苹取，为脂溶性果酸，比传统的水溶性果酸Af1A的刺激性小，而且它只需要“AHA果酸1／5浓度的含量即能取得改善肌肤的相同的效果，这等于说BHA能达到5倍于AHA的功效…… 一种流行，还是一种“宗教” 美容界让人眼花缭乱，这很像时装界给人的感觉。“学派”之多堪比时装的品牌，而抵抗衰老的新技术更新的速度就像时装的流行色和流行款式。 所有的抗皱（抗衰老）护肤品都有承诺。“玉兰油”的承诺是“我们能证明你看起来更年轻”，这个“我们”可是真正的权威。在“玉兰油”的推广活动中，公关公司搬来了“真神”克里格曼。据说这位用岁的美国皮肤学教授于90年代初首先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皱成分，该项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抗衰老化妆品的发展。而他又于1997年在美国旧金山市举行的世界皮肤科医学会上，发表了BHA柔酸活肤著华的临床实验结果……显示这位教授权威的最有力的头衔是“皮肤学教皇”（据说是法国皮肤学会给他封的）。 现代人抵抗衰老的“运动”越来越有宗教味道（能不能称为“泛宗教”）。惧怕衰老的人们被一个无形的组织——商业和传媒紧密团结在一起，护肤品广告通常会注明它的经销商——世界各大城市和著名百货公司的名字可能会排列好几行，它们让彼此陌生的人们有了联系，觉得自己不是在“孤军”抵抗衰老，统一的信仰是“让我们更年轻”。一个成年人通过种种努力，让自己的容貌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5岁至10岁是可能的，缓期进入一个更老的阶段是可能的。但是，在衰老面前谁都不可能是赢家——这本来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坦然面对”是需要勇气的。现在，商业正和传媒联手，不断地用种种消极的暗示摧垮人们的信。心，“种了蛊”的人会亦步亦趋地追随新技术的脚步，这个脚步越来越快，人们却越来越恐慌。其实皱纹蔓延的速度比“BHA”取代“AHA”的速度慢多了。 时尚摇滚 摇滚在哪一年失去了激情和感召力？是强弩之末、专辑频出的1994年？还是怀旧民谣大张旗鼓的1995年？还是——对年轻人来说——进入社会开始埋头挣钱的那一年？当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将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其中时，摇滚的呐喊似乎离我们渐远渐轻，成为上一个时代的事了。当然，现在就对摇滚大发怀旧之情仍然为时过早，90年代仍在演进，一些人砸碎了吉他，离开了键盘，一些更年轻的面孔则出现在酒吧和Party中，而一支成立于1988年的“清醒”乐队在1997年12月发行了他们第一张专辑《好极了！？》。 《好极了！？》的宣传语是：“一张印有时代标记的专辑。”但它的意思显然不是说其中各个时期的作品记录了时代的变迁，而是指整张专辑的时代——现在感。歌词是关于电视、电脑、汽车、噪音、蓝天、麦田和爱情；音乐不属于某个既定乐派，但有一种明显的类型走向；主题则是：简单和旋转。《永远的一天》歌唱一位女孩Lucia凝固在一天中的美丽；《嘿！我爱你》直白“简单的生活，简单我爱你”；标题曲《好极了！？》则在一片焦燥不安的鼓声和“All right”声中不停地追问：“星期一和星期二我给了谁？星期三和星期四我给了谁？星期五和星期六我给了谁？星期天给了谁？” 对我们来说，这是个有趣的提问，但对“清醒”乐队来说更为有趣：他们并没有把他们那7天都给了摇滚！除职业鼓手外，其他4位都另有自己的工作：吉他手于凯是公司白领，贝司手刘维是电视编导（乐队颇为新潮的MTV即出自他手），吉他兼键盘手张阳做影视录音，而主唱沈黎晖开着两家公司。“如果不做音乐，我们会拍动画片，拍电影，开发电子游戏软件和开农场”。印在唱片封套上的话虽嫌夸张，依然流露出他们不同于其他乐队的气质和状态。 然而几年前他们显然不可能感到有趣。键盘手张阳说：“1992年我刚进乐队不久——沈黎晖开公司去了，穿着西装革履，忙就不来排练，一副农企形象广当生意做得一踏糊涂时，作为乐队主创的沈黎晖自己也陷入悲观，“清醒”在那时仅意味着“不醉”而已。收在拼盘《摇滚九四》中的两首歌曲《石头心》和《需要》，为他们赢得了声誉，却没有带来精神上的转机。直到有一天，沈黎晖陷入一个问题：“是世界出了问题，还是我出了问题？”……由此他幡然醒悟，开始尝试向周围的每一件事物问好——这当然是一件既容易又艰难、既傻气又可爱的事。 沈黎晖说：“以前面对各式各样的人，我总要变换口气说话，但现在全一样。我发现所有的事情，商业、艺术、生活并不矛盾，它们都可以统一成一件事情：做好你自己。”正是沈黎晖自己的公司制作了他们的专辑，而与此对照，北京不少昙花一现的摇滚乐队（甚至不乏优秀者）是迫于经济问题解散的。另外一点是，工作使他们获得一种普通人的感觉。“为什么这个圈子越来越小，听摇滚的也越来越少，很多问题在于有人想做艺术家，却不想做普通人。”沈黎晖说，“我们希望首先走出这个圈子，做一个普通人，感受他们所感受到的。”也许摇滚乐作为一种咄咄逼人的城市音乐，势必要挖掘自我，创造自我，而不仅仅是表现自我。但对于“清醒”乐队来说，他们却更想先找到自我。张阳说：“真要搞音乐，音乐反而不是最重要的。你要找到另外的可以表现自己的东西，回过头才会发现音乐更纯洁更直接。” 80年代以来，摇滚在中国始终被理解为一种反叛的音乐，而在“清醒”乐队那有点空灵、有点傲慢、又有一点点信赖的乐声中，我们更多听到的是一种充满孩子气的“清醒”，一种对细微事物的关注和对未来的期待。相对歌词他们更重视音乐，相对民族传统他们更愿跟上国际步伐，而且他们似乎更清醒地意识到“大家都很忙”，他们不希望震聋发聩，只想表达自己的情感和观念。他们说：“如果摇滚就意味着反叛，那我们首先要反叛这样的乐队！” 毕竟音乐是最重要的。通过音乐，我们最终可以知道那热情仅仅是年轻的碰巧事件，还是一种追求所致。目前我们喜欢他们全新的状态，他们像每个城市人一样忙碌奔波，他们轻轻松松做摇滚，还有，短发形象。 我要皱褶 最新时尚情报说，在流行重镇英国伦敦，时下在年轻人中流行穿皱巴巴的西装。他们穿着西装干了什么才弄成这个样子？不得而知。据说有时装公司为迎合潮流，专门生产这种效果的西装。 早在90年代初，前卫的日本时装设计师三宅一生就以“我要皱褶”（Pleats Please）为主题推出系列时装，以此脐身巴黎时装舞台（因此，也可以说是跻身世界时装舞台）。配合“回归自然”、“运动”等风潮，以皱为美的风气日渐浓厚。 时尚的流行并不都是“无喔头”的。“我要皱褶”！“我要”两个字使这个句式“非常后现代”。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审美尺度（人们对衣服和人的关系的再思考），而且是一种新的价值尺度（来源于新生活观），它能把“特立独行”的自己和“平庸”的大众区别开，当然也能帮自己识别气味相投的同类。 如果说英国年轻人的皱褶西服体现的是反传统、反经典的生活观，三宅一生的皱褶设计则是讴歌动感的。 “美”需要更自由的外表 1992年前后，日本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推出了他的皱褶系列时装。应三宅一生之邀，一位艺术家把安格尔的名作《泉》绘制在长裙子上。这条裙子的面料是带皱褶的涤纶聚脂纤维。另一件著名的皱褶时装是一条三色长裙，裙摆看上去像一个折叠纸灯笼。如果模特的肢体动作是随意的，衣服也将随之呈现不可复制的状态。 三宅一生凭着奇特皱褶的面料（当然还有他的想象力）在才子如云的巴黎时装界站稳了脚跟，他甚至还成功地推出了一套带皱褶的舞蹈服，那些皱褶被解释为“专门用来刻划动态人体的”，就像传统舞衣里的弹性纤维。三宅一生称他“一直深爱古典舞蹈和现代芭蕾”，认为这是“对动感、对生活的完美表现”，因此他一直考虑为舞蹈家们设计表演服装。在一个传统的领域想“挑战传统”会更加困难。三宅一生却坚持“他们需要一种更自由的外表来展示艺术”，而这种布满皱褶的面料能保持贴身又毫无束缚。到剧院去看威廉·福赛特和法兰克福芭蕾舞团的定期演出、结识那些“观念开放”的男女演员，三宅一生终于成功地将皱褶背心、皱褶长裤和皱褶连衣裙套在了大型芭蕾舞团的演员身上。 三宅一生的成功真如一阵风，吹“皱”了时尚界。说“我要皱褶”系列带来了新的时装，不如说带来了一种新概念更恰当。 “衣皱人不皱” 据说香港作家亦舒有句名言“衣皱人不皱”，这句话在不同年龄的人看来有着不同的意味。 首先要提到中国传统的裁剪方式。它是平面裁剪（相对于西方的“立体裁剪”）——衣服的肩与袖子一气儿连下来，西式裁剪中常用以衬托人体曲线的分割线、装饰线，在中式衣服上统统免了，整件衣服是个完整的“丫’型。“天衣无缝”是中国式的完美。因为没有分割线，胳膊自然下垂时衣服会在腋下堆出些横褶，它们横向延伸的结果非常美妙——平胸的中国女性看起来也“有胸”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皱褶”只在少数艺术家和雅士的眼里才有美学价值，中国百姓对它们的态度是“衣服很少，有时甚至是洗了就盼着它快干好穿——没条件搭理褶子”。那时说“衣皱人不皱”就好像说“人穷志不穷”一样。 50年代的情况就不同了。那是中国人普遍讲究穿戴的时期，当然是在“现有条件”下——人们普遍的月薪是40－50元，而一套毛料衣服是148元，一块“英纳格”表、“罗马”表的售价是近200元外加10多张“工业券”。 1958年，18岁的胡唯真穿着流行的“港裤”——样子很像现在的牛仔裤，匝明线，前面是斜插兜儿，后面再贴两个明兜儿，颜色被称为“北京毛蓝”——一种比“制服蓝”明亮的蓝色。它和同色问料、小翻领、明完儿的上衣配套穿，“那可是身材好的人的专利呀。’”今年已经58岁的胡女士骄傲地回忆道，为了让裤子平整，将它洗完晾干后她赶紧拎起裤脚，把两条裤腿的裤缝对齐。叠好。如果急、着穿，就喷些水，用盛了热水的搪瓷缸熨。不着急穿，就压在枕头底下。 那时，人们开始努力追求美。这个过程中，衣服上的皱褶似乎是和“新生活”、“好生活”对立的，所以一定要被消灭。 80年代始，北京开始流行穿“外贸”服装（出口转内销服装）——纯棉格子衬衫、水洗斜纹布裤子，穿起来非常自我却又不张扬。而像亚麻这样的面料更是在国内市场难觅踪影的。以青年人为主的消费者在接受纯天然面料的同时，也接受了它们的皱褶。 甄祯那时穿的衣服根本不熨，洗完衣服不使劲儿地拧，只是把水挤一挤，挂起来，自然晾干。衣服上会有一些纵向的、细碎的皱褶，在她看起来“很顺眼”，那会儿的年轻人已经不再把衣服上的皱褶当敌人了。 满纸的情绪 作为服装学院的青年教师，甄祯感叹：她的学生现在不仅不以衣服上的褶子为耻，反以它为荣——开始为衣服制造皱褶效果了，她的一个学生在宿舍的水房里泡了半天时间，用线绳把湿衣服绑出许多小疙瘩——衣服干了以后会有“树皮皱”的效果。下这么大工夫，这个效果可是一次性的——下水就完了。不过他的创举得到了师生们的广泛赞许。90年代，“回归自然”已是年轻一代的共识，对皱褶的偏爱也许能说明这一点。为此，大家可谓费尽心思。 皱褶的流行可能有更多的原因。从许多人对皱褶态度的不尽相同中，可以看出这个时代的宽容。 胡女士的丈夫很理解现在年轻人的懒——总说话着不能太累，用全自动洗衣机洗衣服还嫌累呢，把衣服熨烫得一个褶子没有多累！把衣服送到洗衣店也要花精力。新潮，比如皱褶时装简直是“救了懒人”。我问他是否接受这种流行，他说自己是否接受并不重要，“也许一些年轻人穿上去很不错。”这位60岁的、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说他年轻也是很时髦的。 胡女士则认为：“不是新潮救了懒人，而是懒人兴起了新潮。”一语道破了时尚和生活的关系。 至于“创造出来的皱褶”，我认为是应该特别赞赏的——至少那是一次创造、一次追求美的努力。比如那个为“一次性皱褶”煞费苦。心的学生。服装设计师三宅一生靠皱褶成名也是有理由的：三宅一生原先是搞“平面构成”的，他设计的皱褶背心其实就是一个“正方形”，上边和两侧留出让头和胳膊能钻出来的口，就这么简单！但他把面料处理成细皱褶，人穿上去之后，人体的自然曲线和运动使皱褶扭曲变形，衣服的肌理效果就丰富了。另外，由于人与人的差异，每个人穿上去都有极鲜明的个人特点，男人和女人，纤弱的和丰满的，各有各的效果，穿著者可以对衣服进行再创造。 作为专业人士，甄祯提醒时尚中人，对“皱褶”也不能全盘接受：“设计出来的褶皱效果是美的。如果本来设想的是平整的，却穿出了褶子，我认为就是败笔了。”甄祯的一条弹力裤，在试穿之后，她决定放弃——因为两条“不恰当”的褶子。“这样的裤子如果在前面、大腿根部有向上斜的褶子是很好的——像女式泳装的高开叉设计一样，有拉长腿的效果。但是如果在后面臀部下方出来两条横褶，那就是设计和剪裁的败笔——穿著者的臀位看上去降低了，腿显得短了，这显然不是设计者和消费者的初衷吧！” 酷爱运动的时装记者孙先生把衣服穿得紧绷绷的，他认为衣服裙子的走向还真实地反映了人的体型和你是否爱运动。 你的身体有结实的肌肉吗？有凸凹起伏的曲线吗？你骑自行车上班吗？或者不乘电梯，跑楼梯？衣服上的皱褶和局部的磨损一起透露了你的状况。有时，褶子和人体的关系能给人美好的联想。当然，如果你天天不是坐车就是坐在办公椅子上、陷进家里的沙发中，胳膊只有在签字、和别人握手、吃饭的时候才有“运动”，衣服也能泄露你的状况。穿完全不出褶子的衣服？虽然现在合成面料的性能和外观也很不错，但孙先生笑道：“如果‘笔挺的化纤’面料和大腹便便的体形组合在一起就太糟糕了！” 自从人类穿上衣服那天起，皱褶便存在了，在今天它却成了时尚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几年来，“三宅式的皱褶面料”已经被不同年龄和气质的顾客所接受，那些细小而紧密的皱褶使看似简单的衣服穿起来变化多端。在亚洲的许多城市，在一些无名的时装店铺里，在一些街头少年的身上，“三宅的皱褶”被更自由地演绎和发扬光大——有些面料的皱褶毫无规则，活像从废纸篓捡回来的一张纸，满纸的情绪。 三宅一生没有抱着他的成名作原地踏步，“Pleats Please”也在发展，三宅一生说他已经发现了创新的可能性。他的理想是创造一种“像牛仔裤和T恤之类的服装——源于生活而又独立存在”。 纤维编织的新生活 “在这个问题上，相信嘎里阿诺（迪奥品牌现任首席设计师）和我们一样苦恼——现在，在款型上，没有哪个设计师还能真正创新，因为现代服装的款型都被‘老迪奥们’穷尽了。大家只好在面料上玩花样，冬天穿雪纺夏天穿羊毛。”就服装设计的“创新”，尹泰尉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回答我。 这位被称为“香港时装界新掌旗设计师’哟年轻人并非因为自己“江郎才尽”才这么说。相反，他的事业正如日中天——前不久他在北京首次举办的个人服装设计展示会好评如潮；1996年他曾以“全世界首50位最有前途的设计师”名义，被邀往德国依格多（Igedo）时装展展示其作品。 服装设计领域的悲观恰好衬托了另一个领域的乐观。自80年代后期开始，服装服饰的竞争实际上已是面料之争。进入90年代，纤维上的竞争愈演愈烈，纤维和面料的革命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昂贵的Prada、Armani（均为著名的时装品牌）到普通女性的内衣连裤袜；从专业运动员的行头到街头少年脚上最值得炫耀的Nike、Adidas运动鞋。 高科技面料：纤维上的角逐 说纤维革命，不能不提瑞士的纺织品公司Schoeller，他们既是这场革命的先行者也是受益者。 1987年，该公司濒临破产时，新任总经理决定将该公司每年营业额的12％拿出来用于新纺织品的研究和开发。在该公司的产品中60％是休闲服，35％是时尚服装，5％是安全防护服。正是这最后的5％让该公司起死回生。 弹性、透气、抗切割性、耐磨、防水、耐火、抗静电、反光、反射热能……Schoeler公司在对这些性能的研究中开创了一个新领域——高科技纺织品。高技术从里到外改变了织物的结构和性能，这种改变是革命性的。 一些新潮织物与其称为织物，不如说是金属薄片——这种材料使服装和旅行袋具有了令人激动的应变能力，如果用力挤压混有这种金属材料的织物，它们会像变色龙一样，变幻出令人吃惊的种种颜色——有人称之为“移动的现代雕塑”。据说这是斯沃淇（Swatch）手表公司从手表中抽去铜发条的举动给了面料商以启发。它成为1998－1999年秋冬国际著名面料展（如法国的“第一视觉”）上最抢眼的产品之一。除了外观，新面料另一个重要的效果是可以保留住人体在正常温度下释放出的能量。 新面料的首批检验者是专业运动员和安全防护人员。他们的工作性质使他们对职业服装的面料性能有很高要求。在经过职业冰上运动员、滑雪者、摩托车手、自行车运动员。消防员。警察、军人及救援组织的检验后，新面料获得了更广泛的欢迎。用于安全防护的织物为面料生产者提供了一个相当大的创造性空间，同时也为设计师提供了新的设计领域——意大利设计师乔治·阿玛尼（Giorgio Armani）以设计华美的高级时装著称，如今也忍不住将安全防护面料用在其设计的轻便外衣上。 难怪Schoeller公司总经理得意地称，所有这些都是他“厨房里做出的菜”。 早在1971年，美国田径教练比尔·鲍尔曼（Bill Bowerman）首次把橡胶浇铸到“华夫饼干模子”里，从此，跑鞋在材料上的竞争就变得丝毫不亚于比赛本身。 各种功能的合成织物被用在运动鞋上以弥补皮革的弱点。凯夫拉尔（Kevlar）和斯潘德克斯（SPandex）是最新的弹性纤维，由纤维领域的“大户”——美国杜邦公司推出。前者用在鞋头上，可起抗摩擦的作用；后者用于鞋的高腰部分，可提高鞋整体的抱合与舒适。 耐克（Nike）至今已经使用4种新织物，具有快干、耐热、“小气候”、耐风雪等性能，用于生产运动场上和场下的产品。难怪那些“新新人类”一年四季运动鞋不离脚，即使在酷热的夏天也穿高帮运动鞋。在具有防水功能的短跑鞋获得成功之后，耐克又推出防水型户外运动鞋。 阿迪达斯（Adidas）将聚酯、尼龙网、人造革和仿羊羔皮这些有着很好的耐磨性、防水性的材料用于户外运动鞋；为其产品研制带反射材料的铸模尼龙和名为“Adiprene”的减震材料；在包括真皮在内的鞋面涂一种硅涂料；甚至在登山靴的鞋头上加陶瓷。 弹性纤维“凯夫拉尔”曾在1994年被耐克公司用在防风网球鞋的鞋头上，1998年春夏，它在运动服装上流行。 合成纤维：“混血时代”的“完美基因” 就运动装而言，在被称为“运动时代”的今天，运动场和街头对“流行”都有很高的期待；人类对自身“极限”的不断挑战，在容观上对运动服饰的性能更是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是运动服饰材料革新的驱动力。 在“耐克们”不断研制新的合成材料时，国际羊毛局也一直在尝试向运动领域进军。在过去的8年中，“运动羊毛”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迅速转化为经济利益——国际羊毛局和澳洲羊毛生产商联合开发出一种用于运动装的高技术超轻羊毛织物。这是一种双层织物，内层为羊毛，外层为涤纶，羊毛里层使皮肤感觉舒适且易吸汗，同时，羊毛具有调节体温的天然特性，使穿著者在湿热的环境中感到凉爽，在寒冷的环境中感到温暖。它的出现，冲击了一直被合成纤维控制的运动服市场。 汽车业传来最新消息：他们也看到了“纤维革命”的种种好处，因而不甘心落在运动鞋的后面。日本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丰田公司开始和国际羊毛局、羊毛生产商“联姻”——丰田公司在最新的豪华车系“Celsior”上率先使用带有纯羊毛标志的座椅套。丰田公司表示，纯羊毛标志在世界各地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代表的质优、舒适、色彩高贵等特性，也正是Celsior车系“品质的缩影”。他们深信这将成为丰田汽车零售商推销全新的Celsior汽车的一大卖点。汽车业和纺织业的合作是有限的，但因此获得的商机却是无限的。 纺织业内的强强联合、纺织业与其他行业的联姻，预示了一个讲究完美的时代已经到来。天然纤维和人造纤维大融合是一股新浪潮——其实质是对服装服饰的功能性提出更高的要求，“秀外”还要“慧中”——较之以往“金玉其外”、“给别人看”的穿衣观念，这是更高的层次。但究竟什么是“高品质”呢？在需求、利益和科技的推动下，“品质”的高度正越拔越高。 一件衣服如果挂了“纯羊毛标志”，那就意味着消费者可以对它“放心”——这是过去的“标准”。新的“标准”是：这件衣服还应该再挂一个“机可洗”的标志——它保留了羊毛服装的种种优点，又不再像以前那么“难伺候”。 杜和先生就有这样一件西服，它的利用率特别高，穿着它开车胳膊活动自如，出差把它往手提箱一塞，拿出来不用熨烫，挂几个小时就没有皱褶了。可以用洗衣机洗，既省事、经济又环保——一般的干洗过程会排放对环境有害的物质。杜先生这件“马莎”（英国老牌子）羊毛西装里加了“莱卡”。这位中国羊绒服饰领域的资深设计师自70年代起就研制“羊绒加纯棉”、“羊绒加天然丝”面料，那时这些合成面料给杜和先生及他的公司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制成的服装在出口欧美时可以“免配额”。80年代中期，杜和任“雪莲”总设计师时，就尝试在出口日本的羊绒衫袖口和下摆加氨纶纤维，并研制外面是羊绒里面是氨纶的双面织物。现在，那件“马莎”给一向青睐混合面料的杜和以新的鼓舞——服装流行的大趋势将是贴身、舒适、适合户外活动、易洗、免烫、易穿脱。杜先生正在与杜邦公司合作，在今年秋冬的新款羊绒服饰中大量使用羊绒加“莱卡”的面料。 杜邦公司——“人造纤维领域的翘楚”又有了新的机会。实际上，几十年来，机会一直在敲杜邦公司的门。 1959年在人造纤维的发源地美国，杜邦公司研制出“莱卡”（Lycra，一种弹性纤维，该公司为其注册了商标），较之1937年诞生的“尼龙”，这种崭新的、具有弹性的纤维对时装界的影响是“革命性的”。60年代初期，“莱卡”从美洲传到其他西方国家，坚韧又富弹性的特质使其成为内衣面料的最佳“佐料”，女性视其为闺中恩物。1968年，“莱卡”的其他特性——防霉抗氯。阻挡阳光和保暖使其走向户外，法国滑雪队率先穿上加“莱卡”的比赛服，并摘取了当年奥运会的冠军。“莱卡”在运动装领域的首战告捷，使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次次被织进田径比赛服、泳装、潜水衣里。80年代“健康舞”盛行，姑娘们喜欢穿加莱卡的舞衣，它紧身又伸展自如，能尽显体态美。1984年，时装设计师尝试把“莱卡”加进羊毛、棉、丝、麻甚至皮革，混合出的种种效果大大超出了人们对时装的想象力。 时至1998年，杜邦公司的弹性纤维已是无所不能、无处不在了：不起眼的如创可贴、牛仔裤和连裤袜，显赫如高级时装和成衣。德国著名内衣品牌“黛安芬”在新款泳装和内衣中加入“莱卡”的姊妹纤维Lycra Soft，其弹性比一般弹性织物高出2倍，防霉抗氯型成为泳衣的卖点；克里斯汀·拉克鲁瓦斯（Christion Lacroix）、范思哲（Gianni Versace's）、卡尔·拉格菲尔德（Karl Lagerfield）、唐娜（Donna Karen）、Hugo Boss等品牌都在利用混有莱卡的面料表达各自的主张：华贵、性感、简约、庄重。 一个混血的时代，人造纤维和合成面料因“混血”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生物化学、生物物理技术大量应用于纺织工业，“新生”的“混血儿”在外观上不断以“新鲜感”刺激我们的感官；在性能上，它们既“遗传”了天然纤维和人造纤维面料的“优秀基因”，又尽可能克服其弱点并加入新的性能，以便扩大服饰的空间，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要求。 尽管杜邦公司占据了对人造纤维的垄断地位（就像国际羊毛局对羊毛领域的垄断），但别的公司也不是没有机会。 环保纤维：衣服是自己的，环保是谁的 关于它的介绍让我非常激动。这种名叫“Tencel”的新纤维的面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它是一种无毒纺纤维素纤维（Lyocell），由英国考陶尔兹公司研制，是近30年来人类发明的唯一真正意义的绿色纤维，该公司为其注册了“Tencel”商标。纺织界、时装界和环保人士都因此欢欣鼓舞，称之为“21世纪的纤维”。根据中国纺织科技信息研究所的预测，继欧美、日本。中国台湾之后，Tencel将于1999年春夏在中国内地流行。这个目前还让人觉得陌生的专业词汇，将成为明年最时髦的词儿。 环保观念将穿衣带入一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层次。 据我所知，这种新面料具有的“可回收循环利用”的特性，对服装设计师们来说很具有吸引力——这是设计师和普通消费者对“合理利用能源”的一次实践。 它的其他环保特性终于让“污染大户”纺织业抬起了头。我请业内人士把Tencel与人造棉和“当红”的Viscose纤维做了个比较：它们的原料都是打碎的木屑，不同的是溶液（粘胶）。人造棉的制造过程用了二硫化氨（粘胶的一种），产生的有毒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危害很大——在把城市河流变成臭河之后，一些纺织厂被迁往农村，问题并没解决，只是硫和氨对农作物和地下水的污染看不见。70年代推出的Viscose纤维（以溶胶名称命名）其制造过程的污染较之人造棉减小。即将取代它的Tencel，生产过程不对人类和环境造成污染，还能够被自然环境分解，经过提炼能达到循环利用，可以说是自然与科技的成功结合。 从人造棉到Viscose再到Tenel的过程，可以看出人们“利用自然”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是“态度”发生了变化。 纺织业一直是环境的重要破坏者。如果哪条河水被污染，河水黑臭，几年内寸草不生，它周围多半有纺织厂或造纸厂。纺织业中褪浆、洗净毛、柔软处理等程序大量用酸，同时纺织业对水也要求很高——越纯净织染出的纺织品品质越好。意大利有众多的国际名牌时装，这不仅与其纺织业优良的传统有关，还与优质的水有关。如果水中含杂质，用于织染前必须经过“软化处理”。经济迅速发展，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纺织业和许多行业一直就是这么做的。直到70年代中期，伦敦的一场酸雨终于使整个欧洲开始正式关注环境问题。现在国际羊毛局每年都公布一些对环境不利、拟淘汰的染料。 若干年前，日本有关方面曾对中国出口的羊绒衫提出非常奢侈的要求——用煮过灵芝的水来织染。那时正是日本经济疯狂时期，此举透着暴发者的张狂。但也预示：发达国家的人们在饱尝工业文明的成果之后，开始想方设法消除工业（尤其是化学工业）带来的危害。 不过，大众穿衣还是顾眼前利益——好看。舒适、价格合理。如果环保服装不在这三方面具有优势，那么穿衣是自己的事，环保却是“别人的事”。 Tencel纤维不仅有天然纤维的透气性和吸湿性，而且可以与多种纤维混纺。新面料的效果看得见、摸得着：质感好，手感柔软顺滑；悬垂性好，裁剪出的服装线条流畅；易于漂染，颜色丰富，牢度高；与不同面料混纺能得到多种风格的面料效果；纤维的强力比纯天然纤维强，制成的面料缩率低，韧性更好。消费者买衣服总要求面料看起来、摸起来、穿起来舒服，“舒服”这个词说起来挺简单，可它包含的东西太多了。 人们当然会为“舒服”付出代价。杜邦公司在一种袜用纤维的研究上耗资几百万美元；考陶尔兹公司对Tencel的研制从20年前就开始了，该公司最近又投资4亿5千万美元以扩大Tencel在上班服和高级时装的应用。前面提到的Schoell公司为了保护环境同时也为了更经济合理地利用能源，为此投资1500万瑞士法郎，以便使95％的工业用水能够循环使用。 消费者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价格。新的纤维和面料因科技含量高，前期投入大，因而在投放市场之初可能价格高得吓人。一件新面料的T恤刚上市没准会卖几千元，但新产品的原料成本总是比老产品低，“可循环利用”将进一步降低成本。 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商家和大众皆大欢喜——商家不会总是“赔本赚吆喝”，大投入终会得到大回报；新产品的性能价格比最终也会让大众满意。 “发展”中的教训让大众的环保观念与日俱增，纺织业不得不作出相应的反映。着眼未来市场、走在研究前列的商家反过来又引导了消费和穿衣方式——这是纤维背后生活方式的“螺旋上升”？ 政治的、经济的、环境的……世纪末种种棘手的问题难免让人对未来的生活心虚；“西风东渐”之后是“东风西渐”，一次次怀旧的轮回之后，文化似乎也难玩出花样。新面料能不能为提不起兴致的“世纪末的人类”提供幻想中“超人’哟力量，让我们鼓足勇气面对新的世纪？ 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总之这是一个“杂交”的时代。“纯种”意味着“衰老”和“羸弱”，似乎只有“混血”才能更好地生存——面料在经纬之间再次透露出流行的原则。 美丽让女人透不过气 坐在B区第四排的两位嘉宾低声交谈，内容断断续续传进坐在她们斜后方的我的耳朵里：“……辣椒减肥……”“……根本……shou不了！”我正猜测是“受不了”还是“瘦不了”，时装表演开始了。这是服装设计师薄涛的设计专场表演，在较为平淡的“’98北京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结束后掀起了一个高潮。主题是“灰姑娘的故事，女巫的使命”。那个家喻户晓的童话被演绎成：时装设计师把一个又一个姑娘打扮成公主。30岁的薄涛如何把“灰姑娘”变成“公主”？ 先是创造一个辉煌的背景——地点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官太庙广场，法国时装大师皮尔·卡丹和“合成音乐”高手雅尼轰动一时的地方。面积5000平方米。与场地相配的是完美的表演制作：舞美制作邀请法国Lumision公司实施——全法国80％的时装表演、大型活动由该公司制作，包括法国世界杯的开幕式、闭幕式。此次法国灯光师携一流的灯光及其他演出设备来“造势”，让薄涛公司破费50万美元。而那些围满了舞台的、绑在摄像机上的纸玫瑰，据说每枝价值7元人民币。舞台编导是法国专业人士。 再看服装——灰姑娘变公主的重点，由薄涛携数十名年轻设计师设计，大部分面料、辅料、配饰专程从法国、意大利采购，也有“国货精品”。面料方面得到了法国最权威的面料展会——“第一视觉”的协助。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顶尖”品牌不可或缺的。 在600万元人民币的铺垫下，50位专业女模特走上比一般的T形台大得多的舞台。这是一次“细腰族”的集体亮相。身材“敦实”的薄涛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品牌成衣设计中一贯坚持修长收腰的版型——他受到市场的热烈欢迎，有“薄涛一版俏三年”的说法，他将这一版型申请了专利。这次旨在“造感觉”的发布会上，纤细被发挥到了极致——薄涛透露：“那些衣服的腰围是58－60厘米。”表演“压轴戏”的模特李小姐低声告诉我：“我的腰围是59厘米，我没敢吃晚饭，衣服穿上感觉还有点紧。”李的身高是1米81，演出后脱下华丽的大裙子，换上露肩针织背心，显得非常单薄。薄涛所设计的衣服的尺寸堪比童话里的水晶鞋——不是真命公主穿不进去，或者只能“削足适履”。薄涛如果严格规定其他“两围”（胸围和臀围），真不知有几人能穿进去。显然，参加这次表演的大部分模特除了瘦还是瘦，在30多分钟里走这么大的场子，她们显得有气无力。 如果说女性束胸衣背后有两条交叉、拉紧的“绳子”，那么其中的一条就是——男权社会里“女为悦己者容”的事实，它从来就没变过。 现代社会里，好莱坞神话和T型台上的“模特文化”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女性的审美趣味和与之适应的生活方式，而男性服装设计师是这背后的举足轻重的“巫师”。 奥黛莉·赫本代表的窈窕淑女时代至今让很多男性怀念。赫本主要由纪梵希时装“包装”。有个笑话说，赫本太瘦了，设计师为她设计服装先以笤帚为模特！半个世纪过去，事情似乎还是没变。模特李小姐的体验是一个佐证。除了为穿进薄涛的“公主裙”不吃晚饭，这位在欧洲时装舞台正“红”的中国模特还告诉我另一些情节：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的设计师，比如迪奥的设计师嘎里阿诺、纪梵希的设计师麦克奎恩几乎每场时装表演都让模特穿紧身胸衣。感觉？胸闷，喘不过气！而且不能弯腰——腰身都被固定住了。一次在埃及表演，模特还戴上了硕箍——就像一些土著民族为了把女人脖子拉长所套的金属圈，这下，这些“骄傲的公主们”看上去更加趾高气扬——因为根本没法看前面的路，就由两个男模特扶着走。李小姐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边说边向左右两侧伸出手臂，看上去像十字架上的耶稣——不同的只是头的位置，模特的头是高昂着的。这又让人不禁要问，18、19世纪欧洲贵族女子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她们高昂着用面粉、铁丝固定一缕缕假发辫、羽毛、珠宝的头，穿大蓬裙——19世纪70年代起，为了追求更婀娜的女性形态，欧洲贵族女裙增加“裙架”。19世纪末女装放弃裙架改用束胸衣，使女性体态侧面看呈“S”形。来自欧洲和美国的最新时尚信息印证了一位服装大师的话：“流行总是在过去找元素。”在西方，日益增多的女性为了追求细腰、长颈、美脚而进行自我束缚，这种潮流已从美国传到了英国，束身已成为一些职业女性追求“完美”的主要方式。 通过2年时间的束腰，一位31岁的英国女士潘多拉·甘妮的腰围已从25英寸减至19英寸。这个办法是“美体”中最常见的一项，束腰者在几个月之内，连续更换越来越紧的束腹衣，同时延长穿它的时间。通常一位束腰者每天穿束腹衣的时间长达12小时，每隔4小时更换一件。医学会告诉我们这样做的后果：胃部和脾脏会向上移动，肠子和膀脱向下移动，长期束腰必然导致食欲不振，促使胃萎缩。但对“甘妮们”来说，这些抵消不了细腰带来的“良好感觉”——她们的偶像是40、50年代的影星，像费雯丽、碧姬·芭锋、索非亚·罗兰等。她们明白，尽管自己永远不可能像偶像们那样“完美”，但至少拥有了“部分的美丽”。 为了进一步“美体”，一些女性通过定做的紧身衣压低锁骨来增长脖子。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些女学生甚至坚持用弯脚器使自己的脚减小1－2个尺码，以达到她理想中的“莲花脚”。穿上这种金属制成的弯脚器一次数小时，它通过弯曲跖骨使脚踝前移，产生一个特别的拱型来减小脚的尺码。尽管中国在半个世纪前已根除了缠足的陋习，现在的姑娘仍有“勇气”为“美”进行冒险。 已故的香奈尔女士知道这些一定会非常生气。她最先打破由男性制定的“女性标准”，成为现代女装的真正奠基人，而且直到现在，也没有几个女设计师像她那样不看男人脸色设计女服。她完全抛弃欧洲传统长裙、裙撑、胸衣、腰封、臀垫以及它们构成的“曲线美”。颇具意味的是，她那实用的箱形两截式裙装在本世纪早些时候遭到了很多上流社会女人的抵制，——毫无疑问，她们的审美和男人保持一致。香奈尔的接力棒传给了一个又一个男性设计师，现在“香奈儿”意味着“高级女装”，已变成香奈尔曾反叛的“上流社会”的“行头”。在设计风格上，这个现代女装的开山品牌也越来越随波逐流，但却得到了女性消费者、羡慕者和男性“观众”异口同声的欢呼。 维维安·韦斯特伍德的所谓“叛逆”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让年轻丈夫当助手兼做“缨斯”的老太太是当红的女装设计师，她最主要的功绩是把街头时装揉进高级女装，在表现女性“曲线”方面比男设计师有过之无不及。她把传统的高跟鞋的后跟引向一个新高度，同时把前脚掌也加厚，让脚好受一些；她使用臀垫塑造夸张的肥臀，用装饰物和亮色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关键部位”，她让内衣统统外穿……妓女式的风格结合高级面料的精良裁剪，她的女装具备真正的“危险曲线”。 男性设计师则矢志不渝地塑造女性的“理想身材”。远的不说，只说90年代的设计师。在层层叠叠掩饰身形的“解构热”之后是挺胸收腰突出线条的“建构热”——借助腰封、肚箍、胸托来建构漏斗身形。范思哲曾说他的一季服装服饰中腰封是明星。卡尔·拉格菲尔德自创了一款漆皮腰封皮带，专门用来穿在裙子外炫耀女性身材。迪奥的现任设计师嘎里阿诺也对柬胸衣表示青睐，至此，90年代的女装全面回到40年代——与迪奥品牌创始人确立的“新外观”呼应，现代女装画了一个圆圈。 女性是否时尚是透过男人眼睛看的。迪奥品牌上两季的主题“东方风”和“闺房情事”是东西方“性感”标准的杂交——旧上海的丝绸、刺绣、流苏和西方露骨的线条。’98北京服装服饰博览会上的重头戏——旨在发现设计新人的“兄弟杯”服装大赛上，樊其晖以“昔日上海滩”为主题的设计获了银奖。小樊在台下悄悄说，他的灵感来自旧上海的风尘女子。这其实是事实，只是不能堂皇地记录在服装史上——引领潮流的往往是那些靠取悦男人吃饭的女人，比如率先在欧洲穿超短裙、比基尼泳装，率先在中国戴舶来的平光眼镜、穿舶来的高筒丝袜的女人。 “美女”的文学模本也是男人创造的。以小说《红高粱》出名、捎带捧红女演员巩俐的作家莫言，在为一本女性刊物撰写有关美女的文章中谦虚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间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叹为观止的句子，比如《硕人》，把女人的美既写实又唯美地描述出来，后人还能说什么？ “耕者忘其犁”，“羞花闭月”——这是男性对罗敷、西施们的赞美，也是他们在挑战自己的想象力，文学技巧也跟着百花齐放了。作家肖建国在给《希望》杂志的文章中把他认为“性感”的女人比做“豆腐脑”。乍一听挺有趣，实际不新鲜——早有男人称女人“秀色可餐”，以现代社会的“多元化”，男人尽可以依自己的口味把女性“可人”的标准定成“可口可乐”、“葡萄酒”或者“卤煮火烧”。 当小说《洛丽塔》终于得以见了阳光，又被拍成电影，一股消瘦的少女风貌从银幕传到时装舞台，然后蔓延开。并不是一向迷恋玛丽莲·梦露和丽达·海华丝的男人们对女人变得宽容了，那其实是他们的“口味”更多样化了——大导演波兰斯基和伍迪·艾伦的恋童癖得以从发霉的角落拽出来，成为有争议的“标准”。 文化界才子争霸，女人要为自己美也得通过男人。这让我想起张爱玲，这位昔日上海滩既“入世”又“出世”的作家，是一个把衣服“看透了”的女人。她的《更衣记》，让我们看到穿衣的复杂。 谈到中国旧时女人的“紧身背心”，张说它的功效实在奇妙——它使女人看上去“不大像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那时与它相配的是直线条、延至膝盖的小袄和“铅笔一般瘦的裤角”以及“似脚非脚的金莲儿”，张评论到：“妙在给人怜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的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如果说女人对男权社会（包括它的最高层面政治）有反应，也仅仅反应在衣服上。民国初建时，国人对民主政治和卢梭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充满信心，女人的时装也跟着“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逗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旗袍也是个有力证据。自旗人入关后，旗人妇女和汉族妇女一直各穿各的衣服，“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因为她们“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和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1920年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张对男装的审视既体现知识分子的理性又绝对“女人感觉”，她甚至同情起男性着装的单调：“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对男子服饰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十八世纪以前，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人的生活比女人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点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研究服装史的人难免只见衣服的“尺寸”变化，而高举“女权”大旗的人可能根本就对女人的身体视而不见。能写善画。喜好奇装异服的没落贵族张爱玲的所见所悟，才是难得的“流行评论宝典”。她在说女人同时看见了男人，说衣服却描画出了政治——男权社会最高的层面。她为看起来变化莫测的流行找到了“规律”——这规律适用于她看到的本世纪前半叶以前的流行之怪状，也适用于她没能看到的世纪末（甚至未来）。 这样想，许多“时尚”就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了：中国第一家专业“美甲”公司的老板李安说，中国女人不留指甲，不美手，实在是中国男人的悲哀。她毫不羞涩地引用英国男人的话：“女人美丽的指甲，在性爱的时候能为对方充电”，如果你不以为然，她甚至用她那水晶指甲轻划你的背来个小试验（一本女性杂志这样介绍）。吸脂、用色素纹红唇、用硅胶隆胸，甚至乳头再造粉红色、修补处女膜都似乎和吃减肥药一样，只是一些“美容方式”。 女性“美的标准”背后的另一条绳子就是“潮流”和“时尚”，也就是“从众”。用这样的标准要求个人，隆胸、束腰、拔颈、削足适履自然成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方式。 这两条绳子从未消失过，变化的只是“方式”——当年的小女孩是在“过来人”的强迫下缠足的，在“成衣”象征的工业时代，女人“自虐”的行为看起来更自觉更自愿，而且商业和科技让自虐的方式更多样化。信息在此的作用是更便于全球化的“交叉感染”。“潮流”这个词的“形象性”误导了我们：以为它是一股永远向前没有尽头的活水。新人类最容易相信这一点，听过他们的歌谣吗？——“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不怕他们驾你“老”就去提醒他们：“后浪”也终究会重蹈覆辙。 时尚之于我们的“生活方式”，其实不过是一些此起彼伏的“泡泡”之于一锅“老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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