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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掀开门帘走进去，侯锐就看见弟弟侯勇坐在迎门的大床上，手里摆弄着什么东西。 侯勇比侯锐要足足小九岁，他是一九六六届的初中毕业生。他那从少年时代向青年时代的转换期，恰处于混乱而怪诞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在惊心动魄的六六年“红八月”里，他曾跟随着学校里的一批干部子弟横冲直撞地破过“四旧”。到了一九六七年冬天，他又同一批干部子弟到山西省插了队。侯家的门弟，论起来是很成问题的，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们的父亲侯勤丰是进过“死班”（即不许回家的“学习班”）的，但是在许多干部子弟的周围，你总可以看到一些象侯勇这样的人物，干部子弟可以公开地看不起他们，因为他们是“狗崽子”；他们在内心里也看不起那些往往因为吃激素过多而发胖的“衙内”，但是他们却又可以几乎是整天地粘在一起，构成一种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群体。侯勇亲眼目睹，乃至深入了许多干部子弟那荣辱起落无常的人生经历。他最了解他们，因而最尊重他们，也最轻蔑他们。他能极清醒、极细致地分清哪些是值得尊重的，哪些是必须报之以轻蔑的。 一九六九年“九大”闭幕的那天晚上，侯勇他们正在山西的一个贫瘠的小村子里，高音喇叭里一边播出着“九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名单，“集体户”里的干部子弟们一边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反应：有的高兴得大哭，因为他或她的父亲总算名单里还有；有的悲痛得狂笑，因为他或她的父亲果然从名单中消失掉了；有的为自己父亲或母亲的老上级“又出来了”而庆幸，有的为自己父亲或母亲的老上级“下落不明”而惶惶然；哭的、笑的、骂的、嚷的、吵的、痴的……一张张被离奇的政治生活折磨得变了形的、年轻人的脸在侯勇眼前晃动着，他觉得那是一本最有说服力，最好懂的生活教科书。当然，也有冷静得出奇，并未变形的脸，那是某一两个有思想有见解，而又不以“衙内”自居的干部子弟，以及几个同侯勇差不多身份的平民子弟。真可惜，对生活教科书中的这类篇页，侯勇研究得却并不多。 一九七四年的时候，侯勇和一些知识青年被抽调到了当地的一所工厂当工人，不久，他就同一个军队干部的女儿结了婚。当然，结婚的时候，那个军队干部仍处于塌台的境地，在湖北的一处于校中每日里“围湖造田”；但是侯勇的宝是押得既准确又耐心的，一九七七年，那个军队干部果然官复原职，举家迁回了北京，在复兴门外的某军队大院中恢复了四室一厅的住房待遇。从此，同爱人一起调回北京，便成了侯勇最直接、最重大的生活目标。但是一来厂里死活不放，二来他那老岳父出乎他意料地“古板”和“无能”，时至今日，竟仍未调来。不过由于厂里觉得侯勇在北京“有根”，到北京不用为住店的事发愁，还有诸多关系可以利用，所以让他担任了采购员，故而他常常坐飞机从太原飞回北京。此刻他手中摆弄着的，便是有待拿回去报销的飞机票。 见哥哥回来了，侯勇仅抬眼点了下头，便继续摆弄那飞机票，仿佛那是一桩多么重大的事情，他是故意这样，对哥哥，他也是又尊重又轻蔑的，哥哥那一代人读过许多的书，看过许多的没有看过的旧电影，还出了蔡伯都那样的名人，而且蔡伯都出了名以后仍常同哥哥来往，这些，都使他不能不尊重哥哥，但是哥哥竟是那样的窝囊！一个农村的中学教员！学校连围墙都不完全，迈出宿舍的门便等于来到了粪味四溢的田野！哥哥竟一辈子没出过北京，没坐过小轿车，更没坐过飞机！要不是侯勇攀上了个干部家庭，哥哥可以作为亲友偶尔去作一趟客，哥哥甚至于没机会迈进四室一厅的单元地面，没机会见识雪白的磁砌澡盆，窝囊废！ 侯锐没想到弟弟又回来了，其实两个月前他刚出差来过一趟，知弟莫如兄，从侯勇那种摆弄飞机票的劲头中，从摊放在床上床下的显露出一种“场面上人”气派的旅行箱，手提包，民航机上免费赠送的口香糖，几份硬挺光腻的外文画报……上，侯锐一下子就看穿了弟弟的内心活动。他知道这是弟弟最蔑视他的时候，因此，他高度地凝聚起自己的自尊心，坐到紧挨着大床的桌边折椅上，用一种充分显示着兄长身份的庄重语气问：“这回呆多久？打算住哪儿？” 侯勇头也不抬，把飞机票搁进一个考究的蛇皮钱夹里，挑衅似地说：“我爱呆多久就呆多久，爱在哪儿住就在哪儿住。” 这意味着他不会呆太久，而且，他照例要在这个家中住下。对于侯勇每次出差来北京，总是基本上住在东单这个拥挤不堪的家中，而并不到复兴门外的军队大院里去享受宽敞舒适的住宿条件，蔡伯都曾向侯锐表示过惊异：“这是为什么呢？小勇他们的孩子不也搁在姥姥姥爷那边吗？无论坐地铁，还是坐汽车，进城也都还算方便，他何必非来挤你们呢？”对于这个问题，侯锐总觉得有点羞于如实回答，他笑笑说：“你是剧作家，你该知道他的潜台词，我倒等着你给我揭示出来呢！” 其实，侯锐清楚地知道，弟弟在那边是过不舒服的。他的岳父岳母，看来对他还很不错，但他的那些大舅子，小勇子和小姨，却总打骨髓里瞧不起他，认为他是一个趁火打劫的混入者。他们当面倒也没议论过他什么，但那种不把他当回事儿的神态，那种公开地为他老婆——他们的姐姐或妹妹——抱屈的情绪，以及每逢门当户对的客人们来访时，他们那种很不情愿地把他介绍给客人的劲头，加以时不时因为他弄不懂他们的生活方式而“露怯”所遭到的嘲笑，都使他浑身不自在。在那边，他是一个处于劣势的扫边角色，而在东单这个家里，他感到自己是一个处于优势的主角。 侯勇收拾好东西，紧皱着眉头往南墙的镜子前头走去。屋里又狭窄又凌乱，他烦躁地把碍脚的一只藤椅踢往一边，凑到镜子前头，照了一照，便用两手去压挤鼻边的一个粉刺。那粉刺已经感染，正在拔脓，从倾斜的镜子里，侯勇看见了这个令人气闷的家外间屋的全景，他恨不得象压挤粉刺般地把这面镜子砸烂。“真是狗窝！”他愤愤地嘟囔着。 说狗窝当然是不对的，说“人窝”比较恰切。确实，只有“窝”字才能形容出侯家生存空间的紧迫。他们住的原是一间十六平方米的屋子。在侯勇的童年时期，这间屋子不但不显得狭小，甚而至于还给人一种宽敞的感觉。他五岁、妹妹侯莹三岁的时候，他们钻到方桌下面去“过家家”，一玩就是一下午。那阵儿，他们觉得世界有一张方桌大已经足够了。但是世界上却存在着如此令人遗憾的现象：人会一天天长大，屋子却并不随之展宽。到了侯勇和侯莹都上了高中时，屋当中便不得不经常拉上一块布帘，然而一块布帘毕竟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就在这间屋子里，在沉闷的夏夜，侯勇从睡梦中醒来，第一次震惊地瞥见了还未熬过壮年阶段的父母理应避讳儿女的行为，这是一种可怕的启蒙。那个夜晚过去之后，天明一起床，侯勇便仿佛变了一个性格。他原本对父母是极其尊重的，尤其是对母亲，觉得连她头上的每根头发都是那么神圣，但那天，当母亲照例提醒他上学时别忘了检查书包时，他却无缘无故地同她顶撞起来。 有那么几年，边间屋子减轻了压力，侯锐在远郊不常回家，侯勇到山西插队，妹妹侯莹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但侯家夫妇的头发也正是在那几年里大绺大绺地变白的。后来侯莹从兵团办“病退”回来了，侯锐又终于由蔡伯都介绍了对象，决定结婚，于是这间屋子又变得拥挤起来。为了给侯锐结婚，请房管所来打了隔断，一间大屋便变成了各不足八平方米的两小间。后来侯锐的爱人白树芬生了小琳琅，侯勇再带着他的爱人彭雪韵来看望公公、婆婆，里外屋最多的时候要同时活动着八个人。 现在反映在镜子里的外间屋，靠南墙摆着一张双人床，双人床与西墙之间刚好能搁下一个小衣柜，上头摆满了各色家用的东西，也还点缀着一些玻璃花瓶、塑料花束、廉价处理的艺术瓷器等摆设。小衣柜前支着脸盆架，一只旧藤椅勉强地搁在脸盆架与通向里屋的门之间。双人床北边，靠东墙摆着那张祖传的方桌，上面铺着有桔红色大花的塑料桌布，两旁刚好各塞上一把铁脚管木折椅，方桌靠墙处摆放着暖瓶、茶具，这也就是平日大家吃饭的地方。方桌上方挂着镜框，镜框里是家庭成员们的各种排列组合的合影，也奇怪也不奇怪的是，占据着镜框中心的是侯勇岳父、岳母的军装照。其余几面墙上过于琐屑地张贴着一些年画或从画报上剪下来的风景照片，以及电影明星的头像。在双人床正上方，年年照例挂着豪华艳丽的大挂历——那是在邮电所工作的父亲，自豪地拿回家来的一种单位难得赐予的福利！价值五元以上，却只以两元的优待价格卖给本单位职工。 平心而论，这屋里的一切绝不意味着贫穷，甚而可以说是富有一种甜腻腻的小康气氛。然而那种拥挤和壅塞的感觉，的确比贫穷更令人感受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窘迫。侯勇挤着他脸上的粉刺，满脸是一种承受着别人侮辱的受难感。侯锐坐在桌边折椅上，望着镜子里弟弟的面影，心里更是难堪。侯勇长得一点也不象他，侯勇是一张长方脸，眉毛很浓很黑，眼睛长而略呈“八”字状，鼻子很直，嘴岔很大，他的牙齿虽然整齐，但有一颗门牙是灰色的，与周围的牙齿形成一种鲜明的对比，这甚而成了他的一个最令人难忘的特征。 望着这样一个弟弟，侯锐心里很难过，他们共存于这样小的一个空间，但他们的心却离得那么样的遥远。他应当对弟弟说点什么，才能逗出一个微笑，引出一点温情呢？ “你这回出差，是要办什么事呢？”侯锐尽可能蔼然地问。 侯勇已经挤完了粉刺，走到洗脸盆边去打算洗脸，毫不留情地说：“说给你听你也不懂！” 侯锐气得夹烟的手一个劲儿哆嗦。他抬高声调说：“问问你怎么了？我不懂，你也可以讲给我听听！” “我没心思讲那个。”侯勇发现脸盆里的水很脏，端起来冲到门边，掀开门帘就往外泼，不巧溅着了推车打侯家门口经过的邻居二壮，二壮一声吆喝：“长点眼睛嘿！”侯勇没理他，转身就到方桌边取暖瓶，提起一个发觉是空的，心浮气躁地就把那暖瓶一顿，提起另一个发觉水也不多，便破口埋怨起来：“一个个不知道整天净干嘛了，连热水都不预备着，真跟猪似的！”说着便“哗啦”一下把那暖瓶中的热水，尽数倒在了脸盆中。 “你文明点好不好！”侯锐忍无可忍地说，“甭端出那么个架子来，好象大伙都欠你点什么似的。” “得了得了，”侯勇扭过头，轻蔑地说，“你少费精神管我吧，把你这点精神拿去给你自己活动活动房子，比什么不强！” “你——”侯锐站了起来，眼看就要跟侯勇吵开了，这时候一个人进了屋，她看两眼便明白了屋里的形势，顿下脚说，“吵什么吵什么，亲哥儿们，什么事不能好好商量？” 进屋的是他们的母亲。 这是一位已经五十八岁的妇女，体态已经略显臃肿，头发也近乎全白，但面庞的皮肤还很红润。仔细望去，就会发现大儿子侯锐眉眼非常象她。侯勇可是全然不象她，但这两年来，她最钟爱的，偏偏是对家里人说话一律粗暴蛮横的这个老二。 她原是附近一家街道绣垫社的工人，前年退的休，在她的老二戏剧性地娶了一位军队干部的千金以前，她的视野所及是极为有限的，她的日常生活中也简直没呈现过什么异彩，他们那个以绣边、烤黄小桌垫为业的小小作坊，除了两三个半残废的男人外，全是些未蜕尽家庭妇女气息的中、老年女工。记得有一回他们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从农村弄来了一车麻梨，不知怎地忽然也想到了他们那小小的绣垫社，允许他们也去购买一次便宜货。这件事竟使得她和她的同事们无比激动，这既体现着一种政治待遇，也体现着一种福利享受。她们提前下了班，结伴来到了街道办事处的大院里，排队等候着秤自己的那一份梨，轮到自己时，她们便尽可能地挑拣大个几的，请求允许多买一点，而全然不顾周围人们的轻蔑与嘲笑，麻梨提回了家，她特意洗净了一只大瓷盘，充当临时果盘，将每只梨子都试净供了起来。当晚上烫过了脚，与老伴分食麻梨时，她觉得那滋味简直不啻王母娘娘宫中的仙桃。 是老二侯勇的婚事，使她一下子获得了许多过去从不曾向往的东西。她被当作高级干部的亲家，迎进了四室一厅的高级单元房。保姆为她擦拭好了澡盆、放好了温水，请她先去沐浴；饭菜质量之高是不用说了，饭后的龙井茶有点喝不大惯，也姑且勿论；最令她感叹的，是从电冰箱中端出来一大盘水果。那么大的苹果，那么匀净的鸭梨，那么水灵的葡萄，也都还不算稀奇，那皮儿红得象泼了鸡血、肉儿白得象雪花凝就、味儿美得象能把魂儿勾去的鲜荔枝，在这夏末时节，你就是拿着一百块钱，奔王府井，奔西单，也买不着啊！……看完了电影似的彩色电视，亲家母拿出自己多余的一身毛巾布睡衣、一双绣花的缎面皮底拖鞋，请她到特为她铺设的席梦思宽式单人床上歇息，你想她是怎样的心情？ 每次从西郊回来，她的精神世界都要变得更加丰富，而邻居的老年妇女们，有时甚而还包括时常喝得醉醺醺的西屋钱大爷，也都要到她屋里坐坐，听她讲述亲家家里的种种情况，对于某些细节，他们还常常要一再询问，井同讲述者一起发出啧啧的赞叹。 但是，也常有这样的情形，便是或逢自己家的屋子漏雨，或因侯锐夫妇和孩子一齐回了家，而适逢侯莹也在家休息，屋子里乱成一团，每一行动便觉磕手碰脚时，她便不由得因暗暗地与亲家家里的情况相比而心绪黯然。亲家家虽好，毕竟不能常去；去了虽能享受一番，却也毕竟不能将那里的好处驮回这里。而一旦知道人世间原存在着远比自己舒适享福的所在，每日里这种粗糙猥琐的生活便格外难以忍受。当这种心境袭上身来时，她又不由得赌气地想：又何必攀上这么一门亲家呢？ 然而毕竟是老二给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东西。老二每次出差回来，她所采取的一个行动，便是提上菜篮，到东单菜市场去采购一番。此刻她正是从菜市场回来，菜篮里塞得满满当当。 “妈，您不知道，小勇他越来越没礼貌了。”侯锐忍不住对母亲说，“我好声好气问他话，他来回来去地干撅我。” “礼貌？礼貌多少钱一斤？”侯勇不等母亲开口便接上去说，“我瞧见这么个家心里就烦，还臭讲究什么礼貌！”又不等气得咬牙的侯锐开口，伸手伸过母亲臂弯里的菜篮，刚看了一眼便说：“谁吃这个带鱼！跟您说过，雪韵他们家从来不吃这号无鳞鱼！” 母亲连忙道歉似地说；“嗨，那不是老头子他喜欢就着糖醋带鱼喝两盅吗？你就别下筷子吧，我这儿买的有鸡……” 但是侯勇的眉眼越发难看了，声调也更加难听：“你们有什么见识？只当鸡就是好东西！人家现在都不吃鸡，鸡身上有癌细胞，吃了不保险！……” 母亲气馁了，辩护说；“鸡都成坏东西了？那还有什么能吃呀？” 侯勇把菜篮子一推说：“现在讲究吃鸭子，鸡是热性的，吃了上火；鸭是温性的，吃了补人！” 母亲忙说：“你早不讲清楚，明儿个我就去买鸭子，鸭子倒比鸡还好买。” 侯锐实在憋不住，终于爆发了。他把桌子一拍，脸上肌肉绷得紧紧的，命令似地说：“妈，您成他的什么了？您就不该这么宠着他，他凭什么在这儿摆谱儿？……” 母亲直望着老二，生怕老二动气，谁知侯勇在这种情况下却莞尔一笑，瞟了侯锐一眼说：“算啦算啦，妈，您快拾掇去吧；哥哥这是又嫉妒上我啦……”说完便迈脚钻进了里屋。 侯锐气得想冲过去跟他大干一场，母亲把菜篮搁到饭桌上，伸手拦住了老大，压低声音说：“你就让着点他吧，你比他大九岁哩！” 侯锐也便放小声量说：“可他也是个大人了嘛！” 母亲诚恳地说：“小勇没少为家里谋福利，没有他，咱们能看上电视吗？没有他，咱们连小厨房也搭不起来哟……” 侯锐没话说了，的的确确，好几年了，他们留在北京的一家人，凑齐了一台电视机的钱。但无论是老头子，还是侯锐夫妇，加是侯莹，都不能从单位里搞到一张电视机票，而侯勇上次出差回家，轻而易举地就给弄到了一台十二时电视机，使这十六平方米的空间，每晚增添了许多的乐趣。小厨房也是侯勇连找砖带托人，几天之内给盖起来的；母亲还忘了提及煤气罐，那也是侯勇出差期间给弄的；而侯锐，这类的事他不是不想办，却一件也办不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能不承认侯勇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又何必去奢求他的礼貌呢？ 侯锐坐在那里使劲嘬烟，不言声了。 忽然，里屋先是发出一声尖叫，接着便有人痛哭起来。 如果说侯家的外屋已经令人感到十分壅塞，那么里屋就简直有点象一个余隙不多的、古怪的仓库。这屋里很技巧地搁进了三样大件的东西：第一件是一架角架双人床。这架双人床的四脚下垫着好几层砖，因此床下形成了另一个足资利用的空间；这本是七六年地震时期这防震支起来的，后来虽然震情已经过去，但这种支架法所形成的好处实在令人难舍，他们便使其成为了一种永久性的安置；现在不但床上可以睡人，床下也搭着一个铺，同样可以睡人；暂不睡人时，还可以搁放大家脱下的外衣、手提包等物品。第二件是一个单人铺，也用砖垫得很高，底下则塞满了箱笼。第三件是一个自己加工的大衣柜，这大衣柜是属于侯锐夫妇的。可怜他们结婚已经八年，女儿小琳琅都已经六周岁了，却还没有一个自己的家。他们既然同在一个县里教学（但所在学校不属一个公社），难道不可以在那里安一个家吗？他们也曾下过那样的决心，把工作调到一起，在校园里安家。但是，他们目睹了太多这样的事例：老实巴交的中学教员，在农村中学的校园里安了家，收入低，福利差，业务进修和生活困难没有人关心不说，有的公社干部看你全家的档案、户口、粮油关系全在他掌握之中，便端出上级领导的架子，随时抓你的“官差”，一会儿让你去参加个什么“宣讲会”，一会儿让你去给他起草个什么材料，甚至让你去为他们亲属结婚写一上午的“囍”字和对联……所以他们最后宁愿分别在两个公社教书，并坚持把户口留在城里，顽强地追求着在市里建立一个哪怕是只有六平方米的小窝，这样，在那些公社干部包括学校领导面前，他们还能保持一点不可不有的独立性。近两年来，侯锐每次从学校回来，总要找到房管所的房管员，要求给房。从理论上说，他们这一户三代六口人（小琳琅虽然平时跟着妈妈住学校，但户口也落在了爷爷处），住十六平方米，属于困难户无疑，房管所理应酌情加以照顾；但他们对房管员已经完全绝望，因为那位黄瘦矮小的房管员脾气好得惊人，任凭你去反复申述也好，强烈呼吁也好，破口大骂也好，扬言越级上告也好，他只是笑眯眯地把两手一摊说：“咱们这块地面没有空房呀！但凡有了一间空房，我先分给你们家，行吧？”于是侯锐夫妇就打了八年的“游击”，他们为单独立户而打制的大衣柜，也便只好塞在这间屋里。这屋里除了这三大件以外，还极其勉强地搁进了一台兼当书桌的缝纫机，以及两只用时拉出来不用时推进旮旯的方凳。 侯勇进到里屋，原是想到床上歇息一会儿。毕竟坐飞机旅行也是令人困倦的，何况他的心绪十分紊乱，亟须静卧加以调节。 里屋有一扇面向胡同的小窗，挡着粉红地带蓝玫瑰的窗帘，因而光线幽暗，空气也十分窒闷。这已经令侯勇十分不愉快了，而最令他触目惊心的，是在大床上张臂伸腿酣睡的妹妹侯莹。 一看见侯莹，侯勇心上就涌出了一种复杂的情绪。这个当年与他在大方桌下快活地玩耍过的妹妹，如今成了他实现自己回京愿望的最大障碍！诚然她是可怜的，然而又必得早些赶走她！ 侯勇对岳父岳母出力调他回京是近乎绝望了。他想起了人们写过的一些反特权的文艺作品，包括蔡伯都那出引起轰动的戏里写到的干部形象，他真是哑然失笑！那实在都是些动画片上的单线平涂的形象。生活中的干部同任何人一样，各有各的丰富而复杂的个性。他的岳父岳母完全出乎他的期望，竟是两个十分无能、十分胆小的人，他们那冤案的平反，一是靠上面统一的政策，二是靠儿女的奔走，他们自己反而无所作为！他渐渐地看出来，他们两人的级别虽然都不算低，待遇也很不错，但他们在那个大院里却属于并不掌握实权的一类官儿。岳父是部一级的副主任，但那个部副主任竟有九名之多。岳母是个处长，但她经常病休，实权落在一位跟她面和心不和的副处长手中。不错，他们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但那的的确确都是凭他们的级别，靠他们的工资，合理合法地获得的。侯勇曾经很细致地推敲过他们的每一种享受的来源，结果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每一种都并非“走后门”所得。比如二十时的彩色电视机、一千九百立升的大电冰箱……乃至冰箱中那令母亲回味不已的鲜荔枝，都是在院内外百货商店和食品商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买来的。对于“走后门”，老两口与其说是从理论上认为不好，不如说是对此一窍不通，而又充满了莫名其妙的胆小怕事的心理。他们的老大，侯勇的大舅子，是某军事学院的毕业生，分配在离家不远的另一个军队大院内工作，已经结了婚。偶尔回一趟家，他都要训斥父母一顿，不是说他们落伍，就是骂他们窝囊，老两口居然心平气和，以一副与世无争的和善到不堪程度的神态，听儿子数落。他们的老三，侯勇的小勇子，是个标准的玩世不恭、吃喝享乐的公子哥儿。他中学毕业待分配时，多次撺掇父母给他走个后门，混一身军装，父母力有余而胆不足，他闹得凶了，母亲居然哭着表示，可能养他一辈子，只要他别给惹事……后来他由学校分配在离家不远的一家国营工厂当工人，享受着厂里不少人对他来自“大院”而生的尊崇与羡慕，倒也自得其乐；如今他平均每月换一个女朋友，但还并没有搞对象成家的意思，他们的老四，侯勇的小姨子，凭分数考进了大学，虽然考分不高，只能当个走读生，但她觉得学校的宿舍哪有家中舒服，倒也不在乎每日骑车往返奔波。岳父岳母膝下有了足够的子女，而且侯勇夫妇的儿子又托放在二老家中，他们也安享了抱孙孙之乐，加以笃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哲学，故此对于侯勇和彭雪韵请求他们援助调回北京一事，就显露出一种无可无不可的态度。 有一回侯勇出差回来，同岳父谈及此事，岳父正站在他那特有的酒缸面前，打算舀一口酒喝，一听侯勇提起的又是调动的事，便毫不经意地说：“那儿搞建设也需要人嘛。你们嫌生活苦，让你妈月月给你们寄罐头好啰……”侯勇望着那酒缸，以及岳父那用长柄勺喝酒的模样，心里头说不出是股什么滋味。那酒缸是用养热带鱼的方玻璃缸改成的，足有半立方米那么大，缸底泡满了人参、鹿茸、枸杞子、当归……一类的补品，缸里总保持着大半缸的白酒，又都是用茅台、五粮液、郎酒……一类的好酒兑的；一进岳父那间屋，便可以闻见这酒缸里冒出来的那么一种特殊的药酒香，尽管平时缸上总严严实实地盖着一块厚玻璃板。侯勇往深里揣摩过：岳父究竟在追求什么？他显然并不指望再升更大的官，也并不想揽权主事，甚至连写点回忆录的念头也没有；他也并不象大院里某些个干部那样，拚命为子女去安排一个灿烂的前程；经历过十年浩劫之后，他仿佛极度疲乏了，对一切都不那么认真、那么热心，但他却执着地渴望着健康长寿，他的魄力，他的创造性，他的坚持性，居然都体现到了经营和利用这样一个酒缸上！对于这样一个岳父，侯勇还用得着一求再求么？而且，侯勇明白，小勇子早晚是得在这个家里成亲的，因此，对于他和爱人的调回，纵使岳父岳母不感到有什么威胁，小舅子也将视为一场空间争夺战——很明显，即使侯勇夫妇的关系转回北京了，短时间内，乃至长时间内，都是不可能分配到宿舍的，而岳父岳母那里，是断然不能容纳两个子女的家庭的！ 这样的事态，就决定了侯勇必须“自力更生”。“自力更生”不是不可能的。侯锐夫妇和小琳琅的户口，可以逼他们迁到远郊去。这样家里除了二老外只剩下侯莹一个户口。快让侯莹出嫁！侯莹一嫁出去——最后嫁得离家远点——家里就剩下二老了。于是乎可以让二老单位开出证明，证明他们年老多病而身边无子女照顾，凭这证明，再凭侯勇这些年来练就的活动本领，不难根据一条有关的政策，把自己夫妇的户口办回北京来！ 因此，关键在于侯莹何时离家。而侯勇这回进到家门，向母亲问起这件事时，母亲竟还是连连叹气，侯莹仍然出嫁无门，她还要一天复一天地在这个空间里盘踞下去！ 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侯勇望着躺在大床上的妹妹，便不由得不充满了厌烦。 侯莹睡得很熟，她洗了一上午衣服，中午吃完饭、洗完碗盘以后，从下午两点多便爬到这架大床上酣睡。她晚上要上夜班，侯勇回家时，她没有醒来。侯勇现在站在床前了，她依旧没有醒来。 其实侯莹睡得并不安宁，她一直在做着梦，那梦是混乱而痛苦的。她仿佛觉得自己是睡在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土炕上，忽然起床号吹响了，她耳边呼着杂乱的脚步声，有人在摇晃着她的身体，她可是怎么也睁不开眼睛，眼皮就象用万能胶粘住了，她是一九六九届的初中毕业生。关于这一届初中毕业生的命运，可以写成一本专门的社会学著作。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初中毕业生。“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乱，使得他们没有读完小学六年级和如期升入中学。直到一九六七年下半年，他们才终于被叫到中学去报到，但是当时中学里的所谓“复课闹革命”，不过是每天到破败不堪的教室里凑合一小时的“天天读”而已，其余的时间完全是“放羊”。到了一九六八年冬天，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席卷了全国，他们这一届学生是“连锅端”，全都端到生产建设兵团去了。于是侯莹在一九六九年也就来到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出身在小市民家庭、性格温柔、与世无争的姑娘，在兵团连队里是一个影子似的人物，人们时常忘记了她的存在，她也自甘于人们的轻视。她唯一的朋友是同一个连队但不同宿舍的另一个名叫李薇的姑娘。她们常常互相到各自的宿舍里坐坐，偶尔也到草原边上呆会儿。但他们坐到一起时，并没有多少话好说，除了讲讲家里来信说了些什么、把家里寄来的东西拿给对方看看以外，她俩常常就那么默默地坐着，一坐竟可以坐好久。侯莹和李薇的家境非常相似。他们的出身都不大好，所谓“家庭有渣儿”，但她们的父母又都算不上什么重要角色，既非“走资派”，也非地富反坏右，更不是什么“反动权威”，不过是些小职员、小手工业者。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他们的家庭相对来说倒比较稳定。因此，她们没有什么大悲也没有什么大喜。她们周围的不少“战友”，或因父母“落实了政策”而买糖买酒请客狂欢，或因父母兄妹“自绝于人民”而自暴自弃，或从父母那里承袭了知识而顽强地自学进取，或因自身思想情绪的复杂化而采取一种浪漫乃至于玩世不恭的生活方式……她们却是另一种情况，她们就象草原上那种最不起眼的营养不良的弱草，无论是牧人还是羊群，对她们都没有什么兴趣，而她们自己也开不出花来。后来，有一天下了工，李薇一个人到大渠边去冲洗胶鞋，跌到渠里淹死了。她的失踪直到几乎所有人都已睡进被窝时才被察觉，尸体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在十多里外发现。对侯莹来说，这是她迄今为止的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在连队那个马马虎虎走过场的追悼会上，侯莹哭得喉热胸疼，这是她头一回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这才知道，她原来也能迸发出强烈的感情…… 李薇常常在侯莹的梦境里出现，可怜的李薇，她的母亲和哥哥在她死后立即赶到了兵团，并没有流出多少眼泪，却同兵团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他们先是要求赔偿五千元，后来退让到三千元，最后兵团却拿出了一个什么文件，论证出李薇之死并非工伤事故，所以不存在什么赔偿的问题，最后是母兄两人拿走五百元离去了事，侯莹一直把他们送到了长途汽车站。当他们已经走了几百里地远时，侯莹才发现他们并没有带走李薇的骨灰，这是侯莹第一次认识到人生的冷酷。 此刻李薇又在侯莹的梦中出现了。李薇瘦黄的脸上，两只眯缝眼仿佛永远也睁不开。侯莹拉住她，求她陪自己去中山公园。李蔽脸上毫无表情，但总算陪着她去了。仿佛是在唐花坞，又仿佛是在音乐堂前面的花坛边，一个男子冷冷地望着侯莹。侯莹直把李薇往前推，自己往李薇身后躲，这时候她听见李薇小声附在她耳边说：“我已经死了，死人还搞什么对象？你该见就去见吧……”侯莹身上沁出了一片冷汗，她翻了一个身，李薇消失在一片灰雾当中。她追了上去，喊着：“别离开我！我愿意跟你在一块儿，我不愿意再这么搞对象了！……” 是的，侯莹真不愿意再到公园一类地方去跟别人介绍的对象见面了。侯莹从内蒙兵团回到北京以后，分配在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当工人，她的生活甚至于比在兵团时还要单调，她既没有二哥那种见多识广的机遇，也没有大哥那种建筑在博览群书基础之上的丰富的内心生活。她就是那么三班倒地去做工，做工回来就在家里洗衣服、做饭、买日用品，余下的时间，也不过随波逐流地去烫烫头发、置一点鲜艳的衣裳、看几场电影而已，不知不觉地她就到了该找对象的年龄了。起初，鉴于侯勇婚事的成功，父母对她寄予了巨大的希望，母亲公开跟亲家母谈过，希望能给侯莹介绍个高干子弟。但是他们的希望没多久就破灭了，侯勇一语道破地告诉他们：“人家高干少爷找对象，不是讲究门当户对，就是讲究大美人儿。咱们小莹论门第门第不成，论长相美人儿又够不上，哪有门儿！”这话是当着侯莹说的，侯莹本不太懂得男人对女人相貌上的要求，听了这话以后，自己偷偷照镜子，才意识到自己原来相貌上就不符合高干少爷们的要求，她便首先灰了攀一个二哥岳父那般家庭的心。但是父母还没有死心，特别是母亲。她品尝了同高干家庭结亲的滋味。侯勇的婚事不过让她有了一个阔媳妇，那远不如有一个阔女婿来得神气。她不可能同侯勇一起人赘彭家，却有可能随侯莹到阔女婿家养老。那将是怎样的生活！所以，把侯莹介绍给高干子弟不成之后，她便又活动着把侯莹介绍给高干、高知（高级知识分子）本身，不是有那样的死了爱人的半老头子吗？“我们小莹脾气好、老成、贤惠，跟前妻的孩子准能合得来。”她竭力地为侯莹寻觅着一个能联带地为全家缔造幸福的续弦机会。然而岁月匆匆，这样的机会没有寻到，侯莹却已二十六七岁了，更令人忧虑的是侯莹竟明显地憔悴起来。有一回蔡伯都来看侯锐，遇上侯莹，这位虽然颇有名气却不懂人情世故的剧作家，当着侯家父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小莹看上去象有三十岁了，真快呀，记得我头一回来你们家的时候，她才这么高，象朵花儿似的……”这话令作父母的非常不悦，当年象朵花儿，如今又象什么呢？ 父母和兄长们对给侯莹找对象的标准，逐月下降着。开头是找工程师、技术人员，后来是凡知识分子，哪怕是中学教员也行，再后来就变成：工人也行，但一定要全民所有制工厂的，没有家庭负担的，本人长得端正、没有不良嗜好的。于是侯莹越来越频繁地被约去会面。说实话，有几回在公园见过面以后，侯莹明确地向父母和介绍人表示了愿意，谁知介绍人不久便来道歉：人家男方见了面后觉得不满意，这对父母的打击比对侯莹本人的打击还大。本来还指望着把女儿嫁给高级干部家庭呢，你们小小的工人竟敢挑拣这样的姑娘！ 连续的失败，使侯莹的性格更趋内向了。据介绍人说，对方之所以对侯莹不满意，是觉得她老气，说话、作派“发死”。为这个，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叨唠她：“你就不会活泛点吗？干嘛老皱着个眉头、哭丧着个脸？亏得我是你亲妈，要我是婆婆，我也不乐意儿子讨这么个媳妇来家呀！”只有媳妇白树芬常常为她辩解几句：“甭这么折磨小莹啦。蔡伯都说看过一份资料，北京市如今二十三岁至二十八岁的青年，女的比男的多好几万，不止小莹一个姑娘找对象难。” 也不是没有希望得到侯莹的人家，然而那是怎样的人家呀！记得是个夕阳西下的傍晚，侯莹由白树芬陪着从陶然亭回来，俩人表情都很不开朗，显然，又是一次不成功的见面活动。侯莹回到里屋，脱下花格呢的外套，用梳子篦掉落在电烫大鬈里的榆钱儿，坐在床边上发愣。这时，西屋的钱大爷来串门儿了，他同母亲有一搭没一搭他说着话儿。母亲正坐在外屋方桌边摘扁豆，钱大爷说着说着，借着酒劲儿。乜斜着红眼睛，开口道：“你们小莹找对象的事究竟怎么着了？自然我们二壮是癞蛤蟆不该有吃天鹅肉的想法，可这孩子打小就在您眼皮子底下蹦跳，是不是那种好吃懒做、使奸耍滑、蹓马路瞎胡闹的‘胡同串子’，您心中该有个数儿……”母亲听到这儿大吃一惊，钱大爷是个退休的三轮车工人，他那二壮是个房修队的壮工，他们怎么敢有这样的想法？也太小瞧侯家的门坎了！她立时就把装扁豆的筐箩一顿说：“他钱大爷，您今儿个又喝多了吧！”钱大爷搭讪着走了，里屋坐在暮色中的侯莹却一颗心跳个不停…… 难怪此刻侯莹的梦境中又出现了二壮，二壮正光着膀子，在他们家门前的一丛向日葵底下做木上活；他弯腰推着刨子，胳膊上的肌肉一鼓一绷的，喷着木香的刨花从他手下飞溅出来。忽然他停住了，立起身来，坦然地面对着她，额头上闪着晶莹的汗珠，憨厚地对她微笑着……自从他们长大以后，尽管同住一个院中，他们却几乎没说过什么话，但在这个梦境里，她却仿佛想对她说点什么；而她，也觉得可以同他谈一谈，比如说，她可以把李薇的事儿讲给他听听…… 她眼里浮现出了好多个二壮的面影，好象电影银幕上的那种特写镜头：二壮在对她微笑；二壮在默默地注视着她；二壮在她面前腼腆地别过了脸去；二壮大概喝过了酒，脸庞红红的；二壮不知所措地望着她……她在梦中还能理智地判断出来，这些面影，哪一个是那回她下工回来时，在院门相逢时看到过的；哪一个是那天她在院时的自来水龙头旁边洗衣服，抬眼时所发现的…… 沉迷在这般梦境中的侯莹，当然不可能知道二哥侯勇正无限厌烦地望着她的睡相。 侯勇在几秒钟里，对侯莹的诸般不满和厌弃迅速地聚成了一团阴云，他首先觉得侯莹的睡态不雅，既然床下的铺也可以睡，她为什么不钻到床下去睡？还可以拉上布帘，遮掩一下。侯莹现在头发很乱，两只眼似睁非睁，嘴巴蠢然地微张着，使人看去简直没有女性的妩媚，浑身显露出一种骨节僵硬、缺乏柔美线条的粗俗感。她的死板，她的没有风趣，她的不会眉目传情，她的没有见识，她的懦弱无能，她的日渐显著的憔悴，特别是她居然连个象样的对象也找不到这一点，已经令侯勇难以容忍了；而上次侯勇出差回家，就听母亲说过，她似乎已有点癔症的征兆，会在母亲叨唠她的过程中，于极端沉默中忽然放声大哭，又忽然煞住哭声，只是发愣……她何时才给嫁离这个家呢？还要让自己等她多久呢？ 侯勇心中的阴云凝聚着、凝聚着、突然，打起了闪，响起了雷。侯勇一个箭步跨过去，猛地一下拉起了侯莹来，嚷骂着：“还睡！死猪似的！……” 侯莹陡地惊醒过来，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眼前突然出现了侯勇那张表情极端凶恶的脸，而且手腕上感受到了他铁钳般的攥拉，不禁本能地发出了恐怖的尖叫：“啊——！” 侯莹这么一叫，脸上的表情在侯勇看来也万分可憎，他便使劲把她一搡，更加愤怒地詈骂起来：“你喊什么？杀猪了吗？……” 侯莹这下完全清醒了，她顿时明白了自己在二哥眼中是多么碍事的东西，一股从颤栗的灵魂中迸发的哀怨，形成了她的嚎啕大哭…… 侯锐闻声进入了里屋。 他愤怒地插到侯勇与侯莹之间，对侯勇说：“你逞什么凶？小莹白天不睡觉，晚上怎么上夜班？你把她薅起来干什么？” 侯勇挺起腰板，振振有辞：“多大的娘儿们了，大白天这么叉手叉脚地卧在这儿！我让她挪到下头去睡！” 母亲是跟着侯锐进来的，她的心情很复杂。她的良知告诉她，侯勇这样对待妹妹是不对的。可她心中所滋生出的越来越浓烈的对女儿的失望情绪，又使得她并不怎么可怜掩面哭泣的侯莹。眼见着侯锐、侯勇哥俩的冲突有白热化的危险，她既担心又手足无措。她哆哆嗦嗦地走过去，各打五十板地叼唠说：“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儿？老二你也太毛手毛脚了，要她起来你不会斯文点吗？小莹也太娇气，别嚎丧了，你要还睡，就挪到下头去睡：老大你跟弟弟闹哪门子气，你们都消停点不成吗？……” 可是这场冲突是不可能就此中止的。 侯锐厉声对侯勇说：“你最近越来越不通人情了，你干什么把我们跟小莹都当成眼中钉、肉中刺？” 侯勇扬声还击他说：“到底是我不通人情还是你们不通人情？我为你们挣了多少好处，你们给了我什么？我回到这个家，心里堵得慌！瞧你们过的这个样儿，猪窝！猪窝！” 侯锐气得脸发青：“这儿既是猪窝，你还呆在这儿干什么？你滚好了！” “让我滚？”侯勇忽然觉得心中涌动着平生没有过的委屈，他攥紧拳头，脖子上的筋蹦得老高，理直气壮地说：“该滚的是你！你们明明在远郊工作，可死乞白赖地把户口留在这儿，什么意思？不就是想占这两间屋吗？你倒装成个人样儿，好象你对小莹有多好似的，其实你心里头指不定怎么想呢！告诉你吧，我早看透你了。以前我小，以为你真有多大的才学，多大的抱负，哼，现在我算看清楚了，你是个窝囊废！窝囊废！你把户口挂在这儿，可又弄不到半间房子，你把这大立柜戳在这儿，以为就算占定了这间房里；你妄想！你才该滚呢！滚蛋！” 侯锐在气急中一把抓住了侯勇的脖领，侯勇使劲一挣，挣脱了，反倒伸手抓住了侯锐的脖领，侯锐把他使劲一推，“嗤啦”一声，侯锐的脖领被撕裂了，侯勇被迫松开了手，一个趔趄往后倒在了缝纫机上，缝纫机上的一个墨水瓶掉到了地上，立即粉碎，溅了满地的蓝墨水，墨水点也溅到了下铺的褥子上和用来遮掩下铺的半掩的布帘上。 母亲正待冲到两兄弟间隔开他们，受到强刺激的侯莹忽然尖叫一声，跳下床，光着脚跑出里屋，这使得侯锐、侯勇和母亲都本能地愣了一下，随即就都跟到了外屋。他们三个一看侯莹呈现出的状态，都不禁木雕般定在了那里—— 侯莹既没有冲到院子里去，也没有倒在外屋的床上，而是跌坐在方桌下面。当他们三个出得里屋的门时，侯莹惊恐地望了他们一眼，身子往后躲避似地斜了一下，然后便掩面哭泣起来。 见此情景，侯勇仿佛受了一下雷击。多少年前，他同妹妹同在这张方桌下游戏的场面，蓦地闪回了他的心中。有一次，他在方桌底下搁了一只方凳，方凳上摆着几个杯子，一个杯子里是糖水，一个杯子里是盐水，一个杯子里是茶水，一个杯子里是白水，最后一个杯子里，是往白水里滴了几滴红药水兑出的粉红汤儿；他坐在一只很小的小板凳上卖水，妹妹头上扎着两个黄细的抓髻，坐在方凳另一边的小马扎上买水；她拿糖纸当钱，给一张糖纸喝一口水，她一次又一次地买那粉红汤儿喝……啊，那时候，妹妹在他眼里是多么可爱啊。那时候他们一点也不觉得这屋子狭窄，他们更没有争夺这个空间的丝毫意念。一张方桌的体积，顶多两立方米吧，就足够他们相亲相爱地在一起生活了。侯勇闭上了眼睛，几秒钟里，他心上积蓄的阴云迅速地被一阵骤风吹散。他忽然产生了一种良心发现后的忏悔感。啊，妹妹，亲生的妹妹，不该这样对待她呀！…… 侯锐看见侯莹这种异常的表现，却反而滋生出一种莫可名状的生理上的厌恶感。他每次回家时总听见母亲悄声告诉他：“你妹妹的神经怕是不大正常……”他总以为那至多不过是因为搞对象不成所形成的一种郁闷，一种少女怀春而又拚命压抑的畸形表现方式。而眼前的这个场景，却不能不使人得出这个结论：侯莹的神经的的确确不正常了！天哪，她该别得上精神分裂症！ 母亲看见女儿竟然真的疯了，心是有如万箭穿心，她顿感自己是过分宠爱老二，过分不体谅小女儿了。毕竟小莹是勤快的、本分的。每天下了班回来，洗涮、采买、做饭，没有失闲过；月月领回来工资，总是原封不动地递给妈妈，自己用钱时，再红着脸跟妈妈要，花了钱剩回来，凡一块钱以上的全还给妈妈……这样好的闺女，是天瞎了眼让她找不上可意的对象！这样好的闺女，不该让她落个钻到桌子底下去掩面痛哭的下场！…… 三个人在几秒钟内，心里都展开了极其复杂的感情搏斗，最后都产生了过去把侯莹搀扶起来的冲动。但是头一个走过去搀扶侯莹的，事后冷静下来一想，连搀扶者自己也未免吃惊，竟并不是侯锐和母亲，而是侯勇。 侯勇过去搀扶侯莹时，侯莹本能地躲避着，但是一来侯勇劲大，二来侯莹在一瞥之中，竟意外地看见了一张温和的脸，一双使她心中为之一惊的眼睛。这双眼睛二十几年前她曾经看见过，并且也是在这张方桌之下。她就势站了起来，并被侯勇小心地搀扶着，又回到了里屋。侯勇把她扶到了双人床上坐着，用惭愧的语气说：“小莹，你睡吧。刚才我太凶了，我不对。” 侯大妈和侯锐对此都万分吃惊。在短短的时间里，侯勇的神情态度竟有如此巨大的变化，他们的脑子还转不过来，因而有点迷迷糊糊，侯莹更是这样，她由极度惊恐变为了极度麻木。她听话地躺了下去，闭上眼睛，停止了哭泣，只是喉咙里还偶尔抽搐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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