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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楼下有人叫我。再听听，确实有人叫我。 “大斯，你下来！” 打开门，迎面一股冷气。满天星斗，夜很深。我向楼下应一声，便下楼。一级一级的，一层又一层，一共三层。下到楼下，见远远地有人站着，很模糊。 “大斯，你来，有人找。” 声音很陌生。是谁？ 顺路走过去。满地落叶，有桐叶，有水杉叶。白天时，桐叶哗哗翻动，水杉叶一片灿烂，初冬已经来了。这会儿，一脚踏上去，喳嗤喳嗤响，仍然想到初冬的灿烂。走到转弯处，树立在两边，很黑，寂静凝着，有三个人，也许是四个，呼地蹿上来，没等我反应，便把我按倒在地。 开始我笑，以为有人在胡闹。大半夜的，真胡闹！正用力挣扎，就有一盆水倾到脸上来，接着是灼痛。意识告诉我：不好！ 那几人手一撒，急急地跑了。我爬起，便扯了嗓子叫，失了人腔。 惊动人了。人哄哄地奔过来，抬腿，捉胳膊；都说，怎么回事！稀硫酸！哎呀呀，这下完了！快送医院！快叫救护车！又有人喊着去叫公安局。天地都乱起来。我几乎昏死，被人撕着抬着晃荡晃荡地走；后来就失了感觉，晃荡晃荡也没有了，一片寂静。 这事儿，就这样来了，干净利落，又糊里糊涂。 这时我三十一岁，在市直机关供职。我性格内向怯懦，对谁都顺着，从不刺毛，大家都说我不错。事实就是这样：大学毕业，我分到市直机关来了，省辖的市，很小的。分配就像投胎，分过了，就难改了。一晃就是四年。四年，也就是说，每天坐在办公桌前，拿屁股对付凳子，拿两肘对付桌面。领导说一声干什么我就干什么；领导说一声不干什么，我就不干什么。领导的嘴是我的脑子，领导的脑子是我脑子的脑子。我熟悉了。不这样，换另一种干法，锋芒毕现，处处与领导碰着，那不好；那样领导就一定反感，就要在工作中给我设坎子，让我爬得很辛苦，对健康无益。 当然，并不是我胸无大志，平平庸庸，本意要做个烂好人。我不是平庸的，不是的！ 我在悄悄干一件大事儿。这就是，把我认识的人，从地委书记到掏大粪的老头，都列表分类，然后一个一个地研究。这是门独特的学问，研究中，能发现每个人背后都有许多东西可看，或者叫做隐私也可以。就好像掀开一个古董盖儿，长了第三只眼，一下看到了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这世界清清楚楚地显示着更真实的生活，真实得让人害羞，刺激得人心疼。事实也就是这样：在这个世界里，只要下苦功夫，拼命干，找出一切人隐私的真象和真谛，就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揭示出我们民族和生活中那种固有的、潜在的、深层的东西，就像弗洛伊德之于心理分析学一样，给人一把别致而刺目的生活钥匙。当然副产品就是名利，或者伟大一类。因此，每天上完班，填过肚子，我就把自己关进屋子。这时候，领导的嘴就不是我的脑子了，我自己的脑子醒过来，梦幻般地飞翔，一切都是开阔的，自在的，心里也会溢出一种黑色的、孤独的、骚动不安的东西，好像一条河泛滥开来，四下里乱乱地淹去，把淹出来的东西全记在纸上，编好页码，小心地装进箱子。每每干到很晚。 常常地，当夜深人静，我出来望望天空，呼呼凉凉的夜气，就觉得自己毕竟不平凡，想斯一根是什么烂好人？分明是天马行空，猛志藏在心里呢。于是探揉僵硬的关节，也就自豪。 发事的当儿，我正在研究本单位的小华女士。 小华女士就住在我隔壁，但隔壁如隔山，可谓洗漱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她人长得很俏，长腿，细腰，乳房高高的，二十七八岁了，脸上不见一丝皱纹，说话声高，浪气得很。又异服奇装，发型诡谲。小城人流里若见她走来，就像黑沙中落着一粒珍珠，让人不由得一边骂骚娘们儿一边自愧形秽。她结婚六年了，不要小孩，专门在外面鬼混。今年春上离了婚。据说，是和港客在金陵饭店睡觉，被抓住了，这才离婚的。因此，暗地里人就叫她“金陵饭店”。我在纸上，把打听到的一切全写下来，分析研究，结果，发现所传并不可靠；她离婚的真正原因，很可能是她丈夫的性功能不行。是的，是性功能不行，不然……正研究得起劲就听楼下有人叫我了：“大斯，你下来！”…… 我觉得这下完了。 醒转来当然是在医院里，一眼看到墙壁，白白的，意识到自己没死，脑子一转悠，一瞬间就想到：我的脸毁了，不能见人了。即便出了院，也一定一疤一块的，难看死了，还怎么活？脸对一个人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做一个人，一切地位，名利，人格，与胜比起来，都显得太次要，只有有了一张人脸，才能算个人。我的人脸还在吗？摸摸绑满一头脸的纱布，心里没了底，慌得不行，也悲愤得不行。 跟着我就想；是谁对我干了这个？ 我到这地方，四年了，也没得罪过什么人。与人最激烈的冲突，也就是在市委大院里为自行车的事。那次我的自行车忘了上锁，一个城郊来的人，骑上我的车就走；我看到了，就抓住他，与他理论，说他不该不打招呼就骑走我的车，何况我又不认识他。那人挺蛮，说车是他的，不是我的。这就争吵起来。值勤的武警来了，问怎么回事？我就一一道来。武警认识我，看了看车，断给了我。那人不松手时，武警就拍手枪。闹到后来，那人发现他的车在旁边立着，型号新旧都和我的一样。那人红了脸，也道歉。原来他是城郊乡的一个企业干部。为这事，他总不致毁了我的脸吧？ 蓦地，我想到一个传闻，说某女演员演了《田野》，她丈夫怀疑她与人有私，一怒之下毁了她的容。呀，毁容的不是与什么桃色事件有关？我的心怦怦直跳。 ——女人？ 第一个我想到毛翠。 毛翠是我第一个对象，后来分手了。是我提出分手的，却不能怪我。我们原来很好。我上大学前，她在县城的蔬菜队种菜，我也在那种菜。后来我上大学了，不种菜了，她仍在那种菜，距离也拉开了几百里。 分手不是为这个。我挺喜欢她那人，个儿不高，圆脸，嘴厉害，处处要强，过日子是个好手。我原来想，种菜就种菜吧，人要吃菜，就得有人种菜。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若是找个种菜的，他仍然还是弗洛伊德，并不会就此少一点魅力。一个人找个种菜的做老婆，没什么关系的。我提出分手，是为另一宗事儿。 有一回放暑假，我回去看她。正是晚上，月亮明晃晃的，我直直向她家里走。她一人住个屋，我想给她来个出其不意。可是近她屋子那当儿，见有个汉子从她屋里跑出来，光着屁股，手里拎着裤衩，月光下面，腰下和大腰上那一截白白的，那一小块黑地也看得真切。我一怔站住，嗓里堵了块石头，几乎噎死，愣愣地站了半晌，这才想到叫毛翠。 “毛翠！毛翠！”我叫。 屋里灯亮了，毛翠穿件连衣裙，飘飘地出来，还笑，没事儿似的。我心里有虫起来，走近前，抬手就打了她的脸。 跟着，我就提出分手。她哭，说冤枉。有什么冤枉的？光屁股男人我都看到了，还有什么话说？她不依我，要去医院妇科检查。我同意，就让她去检查。检查的结果当然如我所料，医生用蘸水笔在纸上写了一行字：“经检查，处女膜破裂。” 这一下还有什么话说？没有话说了就分手。 分手时她说：“我冤枉，我有嘴讲不清。” 我心想：你有什么冤枉？可我嘴上说：“我也很痛苦，很难过呀。”其实我也真痛苦，真难过。 以后就没了来往。这个毛翠：她会对我下这个手吗？相来想去，没有可能。她性子犟是犟，害人的事是不会干的。 回头再细想想，除了毛翠，能沾上女人的事，最多还有三件。 十三岁那会儿，我爱过县剧团的一个演员。有一次，那个演员到蔬菜队演戏，我看到了，就恋上了她，有空就到街上寻她的影子看。她住在剧团那个大院子里，常常能看到。后来她走了，嫁到远处去了，也许是死了，或者调到什么地方去了，反正不见了她的人。我暗下里直想哭，觉得日子没意思了。现在想来，这是小孩子刚懂人事的事儿，根本与毁容不相干。 读高中时，我爱上了班上的一个女同学。那女同学长着一双胖胖的小手，爱用手轻轻地拍桌头子，拍的动作很好看。我天天看她拍，看动心了。每天每天，她拍一次我就心跳一次。有一天，她又拍，我又心跳，可拍着跳着，有个纸条塞到中间来了。我一看，是我们班长。 后来，班长和她好上了。 我心里把班长恨得不行，想打他一顿，看那个子高得很，打不过，只得作罢。一直难过到回家种菜。现在想来，这也与毁容不相干。 高中毕业以后，我抽到城关镇帮忙写材料，认识一个女的，她天天来找我玩，还看电影。有一回我不小心碰到她的奶子，软软的，她脸红起来，我脸没红，却白，吓得一身汗。那时我住在招待所里，大约是初秋，穿长袖衣服了，也可以穿短裤盖着被单睡觉。有一次她在敲门，我正睡觉，心里想，我腿上的肌肉不错，让他看看我的肌肉吧，便去开了门，然后穿长裤子。她推门进来了，抬眼看到我正穿裤子，便呀地叫起来，赶紧转了脸去，像不小心踩到了蛇。 肌肉是根本没看到的，只看到穿裤子。自此就不再来了，去找她也不大理我，大约是觉得我这个人不地道。我想了想也是，怎么能穿裤子给人看呢？一个大男人，真不像话。跟着就算了。这一个，想来也不可能害我。她可能看不起我，不会恨，就是恨也不会俱到这个程度。 那么，是谁对我干了这个呢？ 想来想去，想不出头绪。也许，说不定，是哪个搞报复搞错了吧？可这是个法制的社会呀，谁怎么能这样干？真让人痛心。你搞了我，抓到你，惩罚也不会轻。你们好几个人呢，抓到都要受惩罚。几个对一个，合算吗？唉，真是真是，太让人痛心。 最后我心凉了，因为我想到了现在的对象意丽，想到她心就凉得很。 意丽是我大学的同学，这会儿在大报当记者，驻在深圳和香港记者站。她走运，分配分得好。她离我远得很，又比我小六岁。不是为这个心凉，是为我的引力小，她的向心力弱。她本来就有些看不起我，是大学里的同学撮合成的。读大学时，在我的寝室里，我年龄最大，却是唯一一个没有对象的人。为此，睡友兼同学们就帮忙，去和意丽缠，还发动女朋友也帮着缠。对她说，不要看斯一根蔫蔫的，实际肚里水多得很，又是个大好人，找他做对象，保准错不了。我也跌跌撞撞地进攻，又是信又是约会和电影票，向她冲呀杀呀砍呀；那会儿，她正追北大的一个王子没追上，伤心得很，被我乘虚而入，端了老巢。 长相上，意丽是漂亮的妞，性格活泼好动，伶牙俐齿，又爱笑；笑起来脆得很，脸上两个酒窝。刘海长长的，又纤细，在脸上飘飘荡荡，让人尽想到好词儿。同学说，别看大斯蔫，却有艳福。我笑，心里却苦得很。因为意丽从骨子里认为我不咋的。 “没有一点男子气概，”她说，“我宁愿你打我一顿，也不要你这没男子气概的蔫乎劲。” 真不可理解，难道男子气概就表现为把女朋友打一顿吗？有几次，我下决心打她一次试试，事先好好地计划了，到时又下不了手，下不了手她就又说我蔫乎劲大。被逼不过，有一次我把她约到树林里，照着她的肩就打了一拳。 她一下跳开：“咦，你怎么动手打人？” 我说：“咦，有男人气概的人不都打人吗？”她一下子就哭起”来，肩一耸一耸的。我以为打重了，过去抚抚她，又检讨。她不要我抚，也不叫我检讨，说：“滚你个蔫乎劲吧！” 嗨，这个人真没治。 后来毕业，分远了，就更没治了。她还在来信中暗示，她答应我是因为她那时候失恋，太悲伤了，言下之意是我有些乘人之危。信也来得日见稀少，一年两年也不到我这来一趟，回北边办事儿，也都坐飞机从天上飞来飞去。有一回，给我寄来一张照片，洋气得我几乎不敢认了，旁边还有几个鸟男女，远远地站着，都洋气得让人生厌。我从此就心往下沉。 还有一层，毕业四年来她写了不少东西，报告文学为多。她不屑把发表的作品寄给我看，却来信质问我：“难道你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地蔫乎下去吗？” 这小女人，心可见了！我想了想，也恼，士可杀不可辱，她凭哪条子辱我？我总是个男子汉嘛，我是不依被辱的，我也要干个惊人的事来辱辱她。我所研究的这一门若是成了，就让她小女人看看。唉，谁想到来了这一场呢？ 孟夫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体胃，空乏其身。此我之谓乎？孟夫子，圣人也，圣人之言，放之我亦皆准乎？ 父亲来了。 一双踩惯了菜畦的脚踩进了病房，两眼上下打量着，白的墙壁，白的天花板，白的被褥，我的头上脸上的白纱布。父亲是健壮的；六十岁了，那样的健壮真是少有。他脸上有很硬的皱纹，很黑的胡子，很严厉的表情。看到他，使人真正想到“汉子”这个词。 有其父必有其子，可我呢？真惭愧。 我怕父亲。有时下乡，或者看到进城卖菜的老农菜农，我会觉得很可笑；我是国家干部，我在他们面前，他们自然显得很畏缩，很愚拙，也很质朴可爱。然而我怕父亲。在我眼里，父亲就是严厉的象征，他一瞪眼，我就吓得浑身抖。小时候，我有尿床的毛病，一直到十七岁，还常常尿床，因此常常挨父亲打。 “没出息的东西，又尿了！”跟着就是啪啪几掌，打得我从床上滚了下来。 被父亲打决无怨言。我自卑得很，我的怯懦性格多半是从尿床而来的。一般的人总是嘲笑我，从我面前走过去，少不得要拿鼻子嗅嗅空气，说“真臊”！只有父亲不嘲笑我，他对我所有的只有愤怒，豪爽干脆地用巴掌来表示。我挨了打，反而有种感谢心理。这种心理沉积下来，就是很纯的敬畏。 为别的事情，父亲也打我。比如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他怀疑我拿了家里的钱，等等。即便这样挨打，我也没怨言，因为我敬畏父亲。 有一次，我把邻家的几棵柿子树折了。树是嫁在软枣上的，才长半年，茂盛得很。我折断它们，是因为它们的主人欺负我家。我们两家的门紧挨着，他家起了一堵墙，堵了我家的路。父亲与他们吵，差点动了刀子，可那墙还牢牢地立着。他家是蔬菜队书记，父亲斗不过他。我恨在心里，就偷偷折了他家的树，不料被发现了。那时我十六岁，被送到派出所关起来，一定要拿四十块钱去赎。那时的菜农不像现在的菜农，四十块钱不是随便拿得起的，我家平时吃油吃盐都紧，哪来的四十块钱？ 关了两天，父亲来了，手里捏了一张纸，我认识字，见上面用阿拉伯字母和汉字大写着：“人民币40元”。是圆珠笔写的，纸背面，还烙着复写纸的蓝印子。 父亲说：“走，我领你回家！” 我从墙角里的草垫子上站起来，瑟瑟地跟父亲向外走。走到门前，派出所的看守跟父亲向外走。走到门前，派出所的看守瞪了我一眼，我本能地向父亲身后藏，而父亲看也不看他，仍然迈着大步向前走，脚步声很响。 一路上父亲不讲话，也不回头看我。我战战兢兢跟着走。回到家，我感到家空了，屋中间那张檀木八仙桌不见了。我明白了那四十元钱的来源。 父亲重重地坐到凳子上，掏出烟，一阵猛吸，仍然不说话。烟云很快在屋里拉起一片帷，透过那帷，我见父亲盯着一个地方不动，眼里冒着火。我怕，开始慢慢向外退，刚退到门前，父亲转过脸来，两眼看着我。 “哪去？” “我……”我站住了。 “过来。” 我过去了。父亲的声音虽很低沉，但每一声都是严厉的命令。 “把橱子打开。”父亲又说。 我手抖抖地打开橱子，见一只烧鸡放在盘子上。 “把它吃了！”父亲说，“拿起来吃，老子给你买的，这两天屈了你。” 我慢慢地抓起烧鸡，忽然哇地哭了，又扔下鸡跑到父亲面前，扑通一声跪下去。 “爷……”我呜咽地叫着父亲，想求他打我，骂我，可我一句话说不出。 父亲揸开五指插进我的头发，捺紧，说：“孩子你以后要小心。狗日的他们！” 啊，父亲！ 现在，父亲来了，表情仍是严厉的。 他看我一头一脸的纱布，眉锁起来，有些疑惑，走近来看了看我的眼。我嘴动不了，只用眼睛喊：爷，爷！他点点头，眼有些红，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愤怒。我又好像听到了父亲的那个话：“孩子你以后要小心，狗日的他们！” 父亲担任了陪护的角色。医生护士都不让我动，活动范围只限在床上，而且只准身体与地面成一百八十度角，医生护士见了，就训，让我赶紧躺下。为什么？他们说什么都不为什么，就是要我躺下。 在这一方面，父亲无能为力，他帮不了我什么忙，医生护士叫怎样，他就怎样。在这个天地里，他的性格显不出光彩来，有时还被那十几岁的护士妞儿支来支去，这一点我很为父亲鸣不平。同时，心里也别扭，我的一切事都要父亲料理，大小便也要父亲倒。这些事都该倒过来才是，可该倒过来的事却又倒了过去，我于是有些惶惶。 来看我的人不少，单位领导，同事，朋友，熟人，都感叹，都安慰，都对凶手满腔义愤，都来了又走了。只有父亲不走。他干他不该干的事儿，让我惶惶。有人来时，父亲就站到一边，听人说话，也不插言。人走了，他送到门前，一手扶着门框，人说“再见”，他说“好，好”。有人伸手给他，他也握，但很笨拙，甚至有些不耐烦。 窗外望得见蓝天。严霜紧逼，太阳退到远远的南天上了，天蓝得凛冽。水杉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得很稀。一天早晨，我感觉特别好，动了动嘴，没了疼的感觉，两眼寻父亲，可是寻不见，他不在病房里。 “我今天挺不错。”我对自己说，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像自己。 健康毕竟在恢复，真是让人高兴的事儿。 我向窗外看，见父亲坐在院中的水泥凳上，天刚亮，到处都安静，没有人，只他一人，水杉叶子在他周围落了一片，暗红灿烂。父亲所坐的水泥凳的两端，也落了叶子，他肩背上也有叶子。他两手袖在一起，坐得直直的，眼睛看着几步远的树干出神。他在那儿一定坐了很久了，很久了，或者一夜，或者天不亮就已开始。外面一直很冷的。 我非常感动，也感到内疚。强悍的父亲如此孤独；我早就知道了，并不是直到现在。我六岁时，父亲和母亲分开了，他们吵，我就缩在被窝里偷听，偷偷地哭。哭睡了，醒来时，听到他们还在吵，我就又叫，又哭，又睡了。再醒时天已微明，而父亲和母亲的吵仍在进行。那样的日子过了不久，一天夜里，月光不明，有云蒙在天上，父亲和母亲各拿了家什站在屋后，我伏在窗上，见父亲手里是把锹，他狠力铲树干，铲过了，说：“我要是，就像这棵树！”母亲手里拿着切菜刀，也用力砍树。说：“我要是，也像这树！”昏昏的月光下面，树皮被铲过砍过，露着白白的树干。我看得出来，他们谁也没相信谁。后来不久，父亲和母亲分开了。为了什么？我始终没明白。母亲领着妹妹，到几百里外的淮北平原去了，她老家在那。而父亲则领着我。我问过父亲，一切是为了什么？父亲不讲，说我还小，讲了我也不明白。等我到了不小的年龄，父亲仍不肯讲，问急了，他就举起巴掌威胁我，说：“总之一条你要记着，你妈那人不是东西，不配当你妈！” 孤独的父亲。 “爷。”我喊他。 父亲转过头来看了一下，很快站起来，大步走进屋来，带进几个水杉叶于。 “是你叫我？”他问。 我微微颔首，又叫一声：“爷。” 父亲的眼圈立刻红了。“躺好躺好，你躺好。”他慌慌地说。 我本来就躺好的，可我的泪水往外急流。父亲见了，立刻背过脸去。 我渐渐好起来。一天，父亲把方凳向床前移近，对我说：“日子不少了，这些天，你也快要好了，’我有话要问你。” 我看着父亲。 “自从你离开了我，”父亲说，“念大学，当干部，这些年，你做过坑人的事没有？” 我说没有，我从没做过坑人的事。父亲看着我：“我再问你，你得罪过什么人没有？结过什么仇家没有？” “没有。”我说，“要说得罪人和结仇家，也就是那次为自行车的事儿……”我把那事儿说了 “这个我信。”父亲仍看着我，可眼光变成了刀子，挖着我，似乎要把我的真话挖出来，“我再问你，你和哪个女人有过什么没有？” “没有。”我说，“要说有，就是和毛翠……” “毛翠的事不怪你，那是她不是东西。”父亲说，“她不会有脸害你的，我问的不是她。” “还有就是意丽了，我和她……” “这个正和你好着，”父亲打断我，“我问的也不是她。” “此外就没有了。”我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委屈起来，也慌起来，“能有谁呢？我和谁有什么，“没有的。” 父亲盯着我，显然希望我继续说下去。 “没有的，和谁也没有的、没有的。”我又说。 父亲张开口，像要叹息的样子，可忽然说：“这个。我不信你。” “爷。”我求救地看着父亲。 “我一辈子不识字，”父亲严厉地说：“可这种事，我脑子想得开。为沾花惹草捅黑刀子的，我也不是没见过。不为这。谁会对你下这个手？” “爷！”我的泪水几乎又下来了，“我确实没有什么呀！” “自从你妈走后，”父亲说，“我这一辈子就守着你，你对我还信不过吗？该说的，你要对我说。” “爷，我确实什么也没有呀。”我委屈到了极点，“我自己的事，我自己知道，没有的，和谁也没有的，没有的。” “你就会说这一句，没有的，和谁也没有！”父亲恼怒起来，“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看得出来，你是信不过你老子。” “爷！”我痛苦地喊。 “算了，信不过，你就不讲算了！”父亲起身端起痰盂，出去了。 “爷！”我喊。 父亲不理，仍然出去了。我像从高地方猛地摔了下去。 公安局立案侦破。是个少见的恶性案件，都说，一定要侦破，一定能侦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个法制的社会么！公安局长，侦缉科长，都来了，把那晚上的细节问了又问，记在本上，还录音。 又拿来许多法制报，法制文学期刊，让我看。我平时不看这些东西，觉得犯不上为此花时间。现在圈在病房里，报纸期刊在手，不妨翻翻吧。一翻就吃了一惊，上面尽是些离奇的凶杀案子，光怪陆离，尤以女尸奸情案为多，看了让人心惊肉跳，简直也像一个未曾见过的世界，一个非有第三只眼不能看到的东西。大千世界，真是太不可划一了。同时也想，看这些案子，全破了，还有什么案子破不了？ 侦缉科赵科长，也很有信心，说案子一定能破了，让我放心养好身体，若想到了新线索，随时向他提供。他说话的作态很有点像大侦探波洛。我唯唯，心想那么多奸情案都破了，我这个小小的脸案还破不了吗？破得了的。 只是孤寂。小小的病房里，除了父亲就是我。我和父亲的话都少，都闷。有一个小半导体。几乎从未响过。偶尔打开一次，父亲啪地关了它，他在一种严厉的沉默中想着什么，仿佛受着一种重压。我怯怯地看他脸色，小心着、真孤寂。 给意丽的电报早发了，她却不来，信也没有。单位又写信去，我也写信去，都该早到了，仍旧不来。不在？外出了？时。间这么长了，均不可能、那个小女人，她本就想甩了我，知道我脸毁了，一定更下决心甩了吧？ 我看过那电影《夜半歌声》，记得那个镜头。音乐停止了，声响停止了，只有她凝在那不动，医生给他揭纱布，一层又一层，一层又一层，气氛渐渐绷紧，忽然嗷地一声，惊心动魄，那张丑陋的脸出来了。我一声叫，差点惊倒。现在。这张丑脸临到我了，实实在在临到我了。 我问过医生，要紧吗？会毁到什么程度？医生说，不要紧的，脸会有些疤，但一定不怎么严重。我知道这是医生在故意安慰我。 总摆脱不了等待意丽。人在病房中，真要个女人。三十一岁的男人在病房中，就更要一个女人。女人是什么？是三十一岁的男人在病房中等待的东西。男人一在病房里，小女人就变成了小母亲。但意丽不来。 意外的是，小华女士忽然来了。 我不胜惶恐。她随大流来过了，看在同单位的份上，已经够意思了，何必还单独一个人来？而且手里还拎些东西，是食品，显然是送给我的，真不敢当。 “华雅莎，”我郑重地叫她姓名，“谢谢你了。可是。真不敢当，你的东西还是请你拎回去吧，我感激在心了。” “什么？”她夸张地做出惊讶表情、“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因为，我觉得，我们单位除了你，还没有哪个这样……” “哦。为这呀？。她打断我，“我们单位除了我也没第二个女性呀，女性总是和男性不一样的，否则性别就失去意义了。是不是？嘻嘻。” 她笑。她的笑配了她那身打扮——紧身羊皮裤，高筒皮靴，花样别致的针织毛线上衣，线条毕现。头发又在外面扎了一束，还有那张不见一丝皱纹的脸，看上去像个港澳来客，年轻美丽咄咄逼人——真让人有些“惨不忍睹”。这时我才觉得“金陵饭店”这个绰号对她是最准确最有概括力了。蓦然间，脑中有段“意识流”，想到出事的那天晚上，正研究她，似乎得出了她丈夫“性功能不行”的结论，心里有些尴尬，但也对那结论起了怀疑。或许她真是个“金陵饭店”。 “要安心养息，”她说，“保存好个体也是人的本能之一，这个你知道吗？要想得开，多回忆回忆老庄哲学，要闲对病窗心无事，轻看万事如鸿毛。嘻嘻，来，吃罐头。” 真是个“金陵饭店”，自我感觉良好。说着笑着，就找刀子开罐头，没半分不自在。 父亲忽然插进话来：“罐头我们有。” 小华女士怔了一下，马上又向我笑了。我意识到了什么，对父亲介绍说：“这是华雅莎，我们一个单位的，以前来过。” 父亲不友好地点点头：“见过。” “大伯辛苦了。”小华女士马上和父亲讲话，“要宽宽心，大斯不要紧的，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父亲嗯嗯地点头，显然是不乐意的应酬。 小华女士又转来对我讲话。“不要急躁，要安心养息，以后有时间我常来看你。” “不要不要，万不要常来。”我急忙摆手。“因为……因为你也非常忙。” 小华女士见我的神情，又看看父亲，理解地笑笑：“也对，少些打扰也好，人来人往烦得慌、但要闲对病窗心无事，轻看万事如鸿毛，记住了？嘻嘻。” 小华女士走后，父亲一声不吭。 我解释说：“别看她打扮得年轻，其实二十七八了。” 父亲不作声。 我又解释：“她已结过婚，后来又离了。” 父亲仍不作声。 我进一步解释：“这个人作风不怎么好，大家都看不起她。”想想又补了一句，“我也看不起她。” 父亲忽然不耐烦地说：“你给我讲这干什么？” 我一怔，想解释，但不能再解释了，越解释，越解释不清。这个我心里明白。 等待意丽。 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这是我读过法国人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以后，留在脑中的模糊印象。现在，这印象骤然鲜明起来，生动起来——我看到了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我正坐在土墩上脱靴子。贝克特捏造出来的那个狄狄走来同我闲扯，我们一边语无伦次地谈着，一边做些无聊的动作。我们忽而讲到出世的忏悔，忽而想到死海里度蜜月，忽而讲开了救世主和贼的故事。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等待戈多。但戈多没有来。第二天；第二天的第二天，戈多仍然没有来。 “可恶的戈多。”我喃喃地说。 “哪个？”父亲马上问我，“你说哪个？” “没哪个。”我说，“天不早了吧？” 父亲奇怪地看着我。我把脸别向一边。 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 她来了，又走了，来去匆匆，停留的时间很短。不是意丽，意丽和戈多一样没有来。来的是她母亲。和蔼的老人家，她对我真好。 我第一次去她家，心里很慌，想着种种刁难，进门脸色发白。没想到一点不紧张，她见我就笑，两眼眯成一条线。她有三个女儿。没儿子，意丽又是老大，可能就为这，她对我特别喜欢。那次本该坐坐就走的，起身告辞，意丽的爹说：“下次再来。”她娘却不让，一定要留吃饭，扯扯拉拉一番，到底在那吃了。吃得很好，很多，终生难忘。 她喜欢我，让我常去玩。我也乐意，那里有吃的，有母爱般的东西。 “天冷了，多穿点衣服。”她说。 “学习紧，要多注意营养。”她说。 “没娘的孩子，真让人心疼。”她说。 我的心骤然一紧。我有娘，不是没有，只是她走了，在我六岁的时候，她领着妹妹到淮北平原去了。一家人变成了两家人，永远地分开了。没再合在一起。为什么？不知道。 “那时候他们吵，”右一天晚上，我对伯母说，那天意丽不在，一家人都不在，就我们俩，屋里很安静，我有种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他们吵，我就缩到被窝里偷听，偷偷地哭，哭睡了，醒来时听到他们还在吵，我就又听，又哭，又睡了，再醒来时天已微明，而他们的吵还在进行。那样的日子……” 伯母听到这里就站起来，转过脸去，她脸上有了泪水，随便寻件什么事儿来干，手抖抖的。我见了，也就停住，不再说。 “我结过两次婚，你知道吗？”有一次，在我又陷到母亲的感觉里的时候，她自语般地说。 我的心又骤然一紧。这事儿我一点不知道。意丽那么开朗，她一定没有任何家庭阴影。她的母亲一定像无云的秋天一样，亮晶晶的。可是，结过两次婚？ “我的第一个丈夫，是右派。”她说，“他当医生，我当教师，我们的感情很好。后来他成了右派，被押走了，押到不知名的地方去了，音信没有一点；后来有消息说他死了，我绝望了，就嫁了现在这个。” 我静静地听着。 “二十多年过去了，所有的右派都平了反，摘了帽子。我的第一丈夫忽然又冒出来了，他没有死，是被发配到一个大山里的生产队管制劳动了。生产队让他看竹园，有一间房子，离庄子几里路远，生产队有人给他送粮送盐，不准他走开一步。他一个人在那里呆了二十多年，呆得呆了，一天到晚要写申诉，寄给毛主席。原单位把他接回去，告诉他，毛主席逝世了。他就瞪人家，说：‘你反动！’同事故人一个不能认出，对谁都两眼呆直，成了废人了。” 我静静地听着。 “他连我也认不出了。我第一次见到他，他那个苍老痴呆的样子，差点让我哭死。我和意丽爸说好了，把他接到家里来住了一段时间。他本是废人一个，可到了我家后，竟然奇迹般地好起来，我的心又碎了。我和意丽爸结婚时没有结婚证，我想还恢复以前的家庭，可他说我和意丽爸有了三个孩子，他不愿冲散我的家庭，让我守着孩子和意丽爸好好过，而他却走了，回老家去了，也是在淮北平原，那地方叫沟集子，他在那里当医生，当得很有名气，提到龚医生，没人不知道。” 我静静地听着。 她喜欢我，也相信我，心没有隔阂，与我贴得很近。我有了不幸，她来了，使我感到无上的宽慰。 “哪个丧了天良的，”她说，“就是再有什么，也不该下这个毒手哇。” 我望着她，又有了回到母亲身边的感觉。但我对她说一，我的不幸不存在什么“再有什么”，一切都是糊里糊涂的。 “事情发生在半夜，”我说，像小学生背一段烂熟的课文。常常有人来，常常说这些话，反反复复，说得都厌了，“我正在写东西，听到楼下有人叫我：‘大斯，你下来’……” “这么说，是莫名其妙的一切了？”听了我的解释，她反问。 “是莫名其妙，”我说，“百分之百的莫名其妙。” “这就怪了，”她说，“这不可能，总是有原因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因才有果的。会不会是……” 我骤然一惊：“伯母是不是也怀疑我有什么桃色事件？” “你说呢？” “绝对没有的，这一点，可以请伯母相信我。” “伯母相信你，你相信伯母吗？” 我又骤然一惊：“伯母的意思是不是——” “你要是相信伯母，就对我把什么都说出来，不要打埋伏。” “良心可以作证！” “——哦，我在另一个男人嘴里也听到过这句话，可他骗了我。” 她有了一丝冷笑，不说话了。 “伯母！”我求救地喊她，就像求救地喊父亲一样；她的冷笑像刀子，插到我的心里来了。 “意丽她爸，该了解了吧？”她说，沉静中有些冷酷，“他老战友有个女儿，在他单位工作，托他照看，小姑娘才十七岁，他与她不干净，风言风语传进我耳，我不信，问他，他也说良心作证，可后来姑娘肚子大了，他的老战友告了，他的良心再也作不了证了。” “伯母！” “世上的事情，往往让人痛心，往往是。” 我骇然了，再没的解释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人世间的事真是太乱，太不合逻辑，以致伯母这样的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世上的事情，往往让人痛心，往往是。 她显然对一切都痛心，包括我在内。她还分明有种恨，这恨也包括我在内。她恨我，我也恨她吗？想一想，应该恨才对。她能当上“伯母”，只因为中间有意丽，意丽到此时还不来看我，意思已经明显了。好比一头猪，意丽是皮，伯母是皮，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临走时，她摇头叹息，还留下几句安慰话。我心情迥异，听那些话不是话，简直是……唉，真叫我痛心。 夕阳无限烂灿地放着红光，是初夏的傍晚，我们参观鹭鸟自然保护区归来。车行在晚风里，车窗开着，风凉爽而柔韧，所有的人都沉醉了。那时候，你带了口琴，一个接一个地吹曲子，有中国的，有外国的，都温情，都动听。夕阳晚风和口琴声，你还记得吗？意丽…… 夕阳的光线，一如过去灿烂。它漫漫沉下去，就把一幢小屋放得很大很大，将整个病房，甚至整个医院都吞没了，我看着那阴阴的影子，直到彻底消失。每天每天，我都是这样的，夜来了，沉沉的孤寂就愈加重了。这种孤寂，你一定也能体会到吧，意丽。 那地方，喧哗繁闲自然是不消说。中国的窗口和世界的窗口都在那儿。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你可以凭着记者证畅通无阻，兴致来了就跳跳舞，喝喝咖啡，可消遣的事儿有的是，因此早把我忘掉了，是不是？意丽…… 亲爱的猪，作为一个人，我真不该和你认识几年，真是一场误会，人和猪的误会。或许，现在是结束这谈会的时候了。那么，亲爱的猪，”再见了——不，不要再见，就永别了吧，猪。 父亲出去了。是冬的傍晚，是现在，暮色正在吞噬小城、病房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反扣在床上的镜子，我忽然感到临别般的恐惧。 医生揭去我头脸上的纱布，告诉我说，不严重，确实不严重。父亲看了，也松了一口气的样子。可我觉得不对劲；摸一摸，脸上不像过去光了，头也不对劲，有点歪扭感。护士送来一面镜子，让我看看，我赶紧闭了眼睛，不照；我怕当着人面看自己。表情会有不堪。 现在就我一个人了，镜子就反扣在我跟前，一伸手就能抓过来。 我告诫自己，要沉着些，不论镜中的脸是什么样子，都要沉住气，不要大惊小怪，自己的脸总归是自己的脸。要沉着，或者干脆，不论看到什么脸、都笑一笑也好。 我把笑便在脸上，开始伸手抓镜子，抓到了，翻过来，我的尊容立刻映到镜中了——是不是我？看了看，是的，是我，还是挺像的，尽管从两腮到脑袋上都有疤，鼻子不大好看，头也不太周正，但绝对能看出是我。我感到很大的安慰，没什么了不起嘛，我想得太过分了嘛，我还能看出是我，就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放下镜子，对着墙壁出神，渐渐又沮丧了，我还得回到人堆里去呀，并不是如现在这样，两手端着镜子，自己宽慰自己。一个人怎么看自己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别人怎么看自己。我自己认为没什么了不起，这没用，就像我自己认为是市委书记和国家主席一样，完全没有用。一切要别人承认，别人都说没什么了不起，那才真没什么了不起。“别人”这个东西，了不起得很，“自己”这个东西则完全无关紧要，无可奈何。倘若，倘若别人都认为我是一只猴子，那我就是一只猴子，语言学上不是说，约定俗成为之宜吗？尽管我是人，有人的思想，会说人话，两条腿走路，但只要别人认定，我就做不成人，事实就是如此：做一个人，重要的是别人承认，别人承认你是人，你才是人；否则不是，或者不完全是。 我已如此，“别人”还承认我是人吗？或者还完全承认我是人吗？ 别人——自己。 人——不是人——不完全是人。 沮丧。黑暗沉重的沮丧。 我很害怕，我开始憎恶父亲了。 我怎么能憎恶父亲呢？父亲，他是我敬畏的，我一定要永远敬畏他，在心里保持他刚强严厉的形象。我一定要为敬畏父亲而活下去。从而保全自己的人格和道德，做个敬畏父亲的好儿子。 可是不行，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咬牙切齿，一见到父亲，我就听到那个声音说：你个可恶的老东西，你怎么能和“别人”一起怀疑我呢？我是什么都没有的，我被人毁了脸，完全是糊糊涂涂的，我什么女人也没搞，可你这个老东西，你怀疑我，给你怎么讲也没用，我真恨死你了，恨不能一口一口撕吃了你，可恶的老东西。 我毛骨悚然，又疚又怕，我想向父亲解释点什么，可是解释 呃？什么都是解释不清楚。”我面对着父亲。日子过得很艰难起来。想，还是让父亲回去吧。几次想对父亲说这个话，又都开不了口。父亲很奇怪地看着我犹豫的表情，以为我又出了新的毛病。 我鼓了好多天的勇气，终于在出院回到自己房间的时候，下了决心。 “爷，明天你回去吧。”我说。 “什么？嗯，嗯。好，不要我多住些日子了？”父亲表情上摆着意外。口上却应着，有些迷惑地看着我。 “不要了，”我看着天花板，“我基本好了。家里的冬菜也该照应照应了。” “嗯嗯，好。”父亲说，他显然还有话，可是他不说了。 夜里。床那头的父亲翻来覆去，一直没有睡实；他是那种倒下头就发出鼾声的人，这一夜却失眠了。我也睡不着，可我装着睡着了，还发出一点鼾声，半夜里父亲坐起身来，我以为他要小解，可是不是，他那样静静地坐着，坐了许久许久，然后叹息一声，又躺下了。仍旧没有睡实。我心里有种冲动，想一下坐起来，说一声：“爷，我也睡不着呀！”然后抱着他哭一场，可是我没动。我心里的那个声音仍在咬牙切齿、对父亲发着诅咒。可恶的老东西，可恶的老东西！ 我难受得几乎死去。一动不动地躺着，我想起了父亲和母亲争吵的那些夜晚，想起了那些晚上我躲在被窝里偷哭的情形。我的泪下来了，忽然无限地想到母亲，想到那些在三十年被一位女作家写过的感情；我在母亲的怀里，“母亲在小舟里，小舟在月下的大海里。我哭了，可我一动不动装着睡着了。心里那个诅咒的声音一直在响着。黑暗中，我觉得我在笼子里，笼子在父亲手里，父亲在寒冷的冰窖里。我感到悲哀而又恐惧。 天没亮父亲就起来了，回去必须赶第一班早车。听到他拉灯的声音，我也立刻“醒”来了，伸了个懒腰，装着睡意朦胧的样子。我看一眼父亲，见他眼里红丝纵横，但我说：“睡得好吗？” “睡得好。”父亲说，“好。” 我点起煤油炉，给他做饭。父亲心事很重地看着我，而我则埋下头，不作声，从两臂间的空档里看蓝殷殷的火苗。汤漫出来好一会，我才意识到烧开了。父亲在旁边坐着；也没注意到这一点。 饭做好了，父亲埋头吃，像在尽一种义务，我相信他根本没吃出什么饭味。吃着吃着，他自语般地说：“那个小意，她翻脸了？” 我惭愧地点点头：“可能的。” 父亲仍埋头吃着饭：“你遇的这个事，我回去不打算讲了，只讲你有病，这会儿好了。” 我明白父亲的意思：这种事，讲了让人笑话。我心里咬牙切齿的声音又响起来。看来我的感觉是对的，我在笼子里，笼子在父亲手里，父亲在寒冷的冰窖里。我悲哀而恐惧，但仍旧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他的想法。 父亲吃完饭，提着东西，下楼上路了。我要送他，他不让。 “路我认得。”他说。 “我送送你吧。”我知道父亲拒绝我送的原因，但我还是说：“天还没亮，让你一个走，不好、” “有什么不好？”父亲瞪着眼说，“还能有哪个敢对我怎样吗？保准没有这样的人！” 我愕然，愣愣地看着他。他走了，上路了，在他转脸的一瞬间，我明显地看到他瘦了，苍老的脸上显出了突出的棱角。我忽然觉得一阵悲愤。 法院，庄严的民事审判庭上座无虚席。原告席上坐着夫妇两人，他们控告我将他们的女儿窃为己有……她说。 黄昏，乡间小路，一棵光秃的树。我在等意丽，她没来，她的姨妈却来了，来了又走了，和她的母亲大人一样。 我研究过她姨妈。在大学里，她教我们书，我研究她不是那个时候，那时候我对她的悲剧认识得非常肤浅。她孤身一人，何以五十多岁还孤身一人？人都说她是疯狂的同性恋者，所以落了个悲剧的下场。那时我信这个话。后来，我把她列为我的研究对象之一，我翻了我的大学日记，把对她的一切记载和印象都找回来，反复研究，这才发现她不是同性恋的悲剧，而是石女的悲剧。石女，就是那种不来月经也不能性交的女人，即便动了手术结了婚，也不能生孩子。我是从一句重要的、她无意中露出夹的话中发现这一点的。可是，她说：法院，在庄严的民事审判庭上座无虚席…… 事情并不离奇，她说，她刚大学毕业，一位翩翩君子闯进了她的心房。为了他能考研究生，她连续三次做人工流产。他考上研究生后，留给他的却是一张感情不和的退婚证书。从此，她深居简出，决心独身过一辈子。未料，她的生活在一天早晨被打乱了。 那天，隔壁空房间搬来一对夫妇，还有个活泼漂亮的小女孩。这对夫妇感情不和，性格都暴躁，小女孩在家中处于被冷落的状态，还常常无端地被打骂。她爱上了这个女孩，处处给她温暖，小女孩也爱上了她。后来她了解到，孩子是收养来的，出生三个月”左右抱自医院，生母并不知是谁。一个念头不可遏止地来了：抢劫孩子的感情。于是，她把女性的母爱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状态。很快，孩子被俘虏了，孩子在父母那里是冬天，在她这里是春天。终于有一天，她告诉孩子，她是她真正的母亲，是一场误会使她不得不在三个月时忍痛离开了她。孩子先发怔，然后突然开口在叫妈妈了；而对自己的妈妈，却怒目相对。 事情很快上了民事法庭，周密调查的结果，真象大白，漂亮的小女孩又判走了，这像一刀砍去了一半身子。 我惊讶不已——她对我说这些干什么？她的到来已使我大出意料，又居然对我说了这些，好像负着什么使命，为了什么目的似的。我看着她，每个神经末梢都猎猎作响，忽然受到一种暧昧的启示，完全明白了，她是为某种大可会意的使命，在一以心换心”呢。逻辑非常简单：她是老师，是长辈，她能推心置腹到如此，我难道可以含含糊糊吗？不能的。不能再将那种对一切人都“隐瞒”的事再对她隐瞒了。不然可太不够意思了。我一定要明确地说，朝深处说；说那些“大斯，你下来”的肤浅话是没有用的，那样就是对老师和长辈大恭不敬；我一定要说一段与她的不幸能相对称相平衡的话。 我搜肠刮肚，调动一切虚构的才能，说了一段曲折的饱含眼泪的故事。我说，我曾拼命追一个女的，追得发了疯，在我进入癫狂状态时，她提出分手不干了，我不愿撒手，她也不勉强，若即若离过了一年，她忽然通知我去参加她的婚礼，我一听差点死去，几天几夜没吃饭，没睡觉，光像杜鹃啼血一样读一首失恋诗，借此来维持生命。 “那首诗你现在一定能背得出吧？”她说。 “当然能。”我说，她在怀疑我说假呢，于是我就背了某大诗人的一首诗：“太阳落了，月亮藏在云间。四周是无边的黑，无边的墨一样的黑暗”…… “啊，啊。”她点头了，但说，“若是倒过来，有这样一个女的追你，就完全有可能对你报复啊，有这样的女人吗？” 我心里有个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来，我知道她想听我说出什么话来，可我再作践自己，也不能到这个程度呀。我切齿地说：“没有。” 她愣了一下，接着就是无限失望的表情。 失望，都是失望，我在等待戈多，你们也在等待戈多吗？ 从早到晚尽孤闷，仿佛入了空门。越想人生越莫名。垂帘暗中坐，空 脑向黄昏。本能温情陪小心，闷久觉得残忍。灭打扯被睡昏昏。孤梦落白 草，荒烟飘人生。 填罢一首词，怨气在心中团起来。该是去公安局的时候了，不是去法院，离抓到凶手开庭审判的时候还早。心里想，公安局也真莫名其妙，事情出来这么久了，居然没搞出头绪来，你那么多人，干什么吃的？又想到赵科长，想到他那种大侦探波罗的神气，不免觉得滑稽。倘若侦探得力，我何至于受屈到如此地步？ 人都有复仇心理，我也不例外。不管时下我的心情坏到何种程度，都有一种思想潜在我的意识里，那就是，把凶手找出来，狠狠惩罚一通，该判刑的判刑，该放逐的放逐。这样做有什么实在的好处？没有，只能达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还有就是弄清事情真面目，洗刷清我所受的冤屈。 不晓得公安局何以约我去，或许是找到了什么线索？ 正欲出门，单位的马主任来了。威严的马主任从未上过我的门，这次来，是找我“好好谈谈”的，这个意思前几天见面时他交待过。寒暄过后，我望着他，等他开口。——当然是等他开口，这不是干工作，而是“好好谈谈”，不能纯粹把他的嘴当我的脑子，但要看他的嘴怎么说，我好顺着往下说。 “准备出门？”他说，喷了一口烟。 “准备出门。”我说，“公安局约我去一趟。” “嗯，得去一趟，已给我们打过招呼了。” “这个——？”我听出马主任话里有话，想问个明白，他却换了话题和语气。 “我这次来，是想严肃地和你谈谈。”他狠狠地吸了口烟，把烟闭在嘴里，不动看着我。 我立刻严肃，好像一个庄严的时刻到了：“马主任谈什么呢？” “现在猜测和流言都很多，”他喷出烟，“事情虽出在你身上，但出在我们单位，我们也感到压力很大。过去，你斯一根是一个很好的人，至少，我们大家都认为你是很好的人。你也早写过入党申请书了，因此你对组织要讲真话，讲真话的意思，就是把什么都讲出来，不要隐瞒。”又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闭住，看着我。 “我已把什么都说出来了，还要说什么？”我完全明白马主任的意思，但我反叛了，不以他的嘴为脑子了，甚至还有几分愤怒，“难道一定要说出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才算真话吗？” 马主任抿着烟，看着我，好像我脸上写着什么不好辩认的字，看一会，扑扑地将烟吐出来，吐得很泄气：“真没有什么要讲了？” “没有了。”我答得很干脆。 “好吧，没什么讲，就到这里了。”马主任站起来，狠吸了一口烟，闭住，向门外走，到门外扑扑地吐出来，烟在空气里一飘，散尽了。 “马主任慢走。” “嗯。”又狠狠地吸进一口烟。 两个彪形大汉忽然临门，一式帽徽领章，威严得很。 “走，到公安局走一趟。” 我吃了一惊。不是约好我自己去吗？为什么还来人叫？我压住火气，向二人友好地一笑，请他们进来坐坐。但他们不领我的情，不笑，也不进来坐，只威严地站在门口，催我快走。”我迷惘了一会儿，难道我的脸上有点麻烦，笑就不是笑了吗？为什么没有一点友好的回报？忽地又明白，他们不友好并不是因为我脸上有异，而是为另一种东西。光那口气我就听出来了，不是软软地说“请你到公安局去一下”，而是说：“走！到公安局走一趟！”一切强制性的东西都在这“走一趟”里了。马主任不是也有一句“已给我们打过招呼了”吗？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我惴惴不安地跟二人向前走，下楼后二人又改变位置，一定要走到我后面，分明体现了“押”的意思。他们是押着我走？我感到受了侮辱和难以容忍。但我咬着牙不作声。他们两个是跑腿的，职业性毛病，跟他们说也说不清。 到了公安局，一见赵科长，我的怨气就忍不住了，我说：“赵科长，我想问问你……” 啪！赵科长一拍桌子打断我的话，怒目圆睁，喝道：“斯一根，你现在要老老实实！” 我一惊非同小可：“什么意思？赵科长你……” “我什么？我是公安局侦缉科长，不是吃干饭的，你不要老拿我耍着玩！” 我疑心自己在做梦，看了看人和物，并不是做梦，心里就懵，我怎么拿你耍着玩了？这一切从何说起？这不是太荒唐了吗？ “我想问一句，现在我变成阶下囚了吗？” “什么阶下囚？案子发了这么久，你一句实质性的话也不说，什么意思？现在你老实交待，你有几桩侮辱妇女的罪行？” “这话从何谈起？你公安部门是执法机关，这样对待我，要考虑执法犯法……” “少来这一套！告诉你，你要老实交待自己的罪行！” “你赵科长要知道，我是受害者。” “小张小李！”赵科长突然一声大叫。 我一怔，仿佛听到戏剧公堂上县官大老爷的一声断喝：“大刑侍候！”随着断喝，我看到“小张小李”——就是去叫我的那两位大汉，向我步步紧逼过来，手里各拎一支警棒。我清楚地意识到，只要赵科长一声令下，我就要大受皮肉之苦。一切没什么可讲，也没什么再讲。此时此刻，我才明白了他们当初让我看那些女尸奸情案的初衷。我愤懑，也不知所措，糊里糊涂之中，“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原则起了作用，愤懑的感情一软，就说出下面的话。 “别别，赵科长，千万别；我们不来武的……” “不来武的，也行，只要你老实交待，你这号的，我见得多了，别想再拿我耍着玩，哼！” 意丽来信了，牛皮纸公用大信封，骄横不可一世地躺在我的桌子上。拆开来，几页纸全写得龙飞凤舞，我读那情，像强行被人剥光衣服，硬塞到了漫天风雪里，止不住身心一点点缩小，僵硬，死亡。 信上是活脱脱的意丽，她有天才般的合理想象，她说：一切都是可以想的，一个平常的宁静的夜晚，一个姑娘跌跌撞撞从你的屋子里跑出来，跑到小河边疯狂地哭泣。夜风不吹，一弯新月映在河里，小心地陪着她。新月之下，可见这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姑娘，美丽而丰满，属于那种让一切男人动心的小女人。也许就为这，你对她下了手。男人哪，在这个领域里都是野兽。后来，她的同伴来了，当然都是男的，一个，两个，三个，或许四个，他们围着她，询问她，安慰她，然后手拍胸膛，说：“这个仇，哥儿们给你报了！”赤裸的紫铜般渗油的胸膛，反射着新月的清辉，小河边，几条汉子笔直地插在地上。终于有了那个夜晚，他们在楼下叫：“大斯，你下来！” 这就是意丽的信，信上还有：斯一根，我忙，不能去，我让母亲和姨妈去了，你真有本事，对她们能隐瞒得那么紧。可是斯一根，你忘了这个时代，这是个成熟的立体的时代，人的神经末梢都长得很，多得很，没什么事能将今天的人瞒住——古人会算，今人会猜，一切事情都能猜得八九不离十。 信上还有：斯一根，我对你的印象已模糊了，我很难想象出你喜怒哀乐的样子。现在你遭了不幸，喜怒哀乐就更和我想的不一样了。我们伸手远握，告别了吧。老朋友，不要怨恨，古人有云：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我之所有，虽丝毫而莫取、此你我之谓也。不要怨恨，你有你神秘的事业，把精力多集中到那上面去吧，有所作为才是你的最高境界，是不是？古人有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 我忽然看到了意丽，不是幻觉，她实实在在站在我的面前，对我笑笑的；她穿了一件灰毛上衣，红白线镶缝的紧身运动裤，头发高高挽起，两个耳环金光闪闪，一眼看上去，矫健轻捷，比四年前还要年轻。 “意丽，我一定要揍你一顿。” 她笑笑的，表情好像说：我站在这儿呢。 我把老拳举起，照准她的脸，用好力气就打上去。啪地一声，台灯倒下了，灯泡撞在桌面上，嘭地一声炸开，碎玻璃片满屋飞。 “大斯，大斯，你屋里什么……” 小华女士急忙过来敲门，我说没什么，碰破了一个灯泡。 门不敲了，小华女士噢了一声，退回去了。她妈的，这个小华女士，她活得倒不错，还有兴致关心别人屋里什么响！ 我上床扯过被子，想昏天黑地地睡，却又睡不着。忽然又想，我怎么不研究研究自己呢？我真的什么也没隐瞒吗？或者真的隐瞒了什么吗？我，我斯一根，也是一个单个的人，有血有肉，有人的感情，在真实的人的环境里长大，一样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现代意识的勾引，和那些看起来像正人君子的人一样，我脑子装了许多伺号懂了人事，进了学校，后来学会了许多东西，把问号全部变成了句号。变成句号之后，又把许多问号藏在灵魂里，就像吝啬鬼兼守财奴把金子埋在地窖里一样，只有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贼溜溜地偷着看，借黑夜的掩饰来使自己满足。我就像那些看起来像正人君子的人一样，其实心里装满了见不得人的勾当，只要时机允许而又不承担责任，我就会有不堪入目的行为。这是表面现象下所有的另一个世界，我的一切也有饱含着我们民族的和生活中那种固有的、潜在的、深层的东西。因此，我也有资格成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我下了床，拿出纸笔，写：斯一根，男，三十一岁，大学毕业，市直机关工作人员；性格怯懦，内向，平时看起来不大与人来往，也从无脾气，可是一到晚上就关紧门，不知搞些什么名堂。似乎有一个对象在南方什么地方，可从没人见她来过。这是“个谜一样的人。一天晚上，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忽然有人毁了他的脸。什么人毁了他的脸？不知道，至今也没查出来，他自己又守口如瓶，一个字也不讲，好像懵然，看来一定有什么隐情…… 我不寒而栗，止了笔，不能再往下写了，再往下写，就要写到“隐情”上去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多得很，随便拈来一个，都有耐人寻味的——隐情。 我啪地一掌击在我的脸上，想了想，又击了一掌，又击了一掌。然后倒在床上，又昏昏睡去，做了无数个怪梦，一切都变形，拉长，增亮，发出噪音，让人恐惧不已。 醒来时已过半夜，屋里静得出奇，不能再睡；坐起来看看黑黑的天花板，记起了过去的日子，都无味，无聊，不堪得很，忽然觉得没了生趣。人活着，原则上就是痛苦，至少我是如此，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止不住就想到死，想到死，倒觉得满有趣。大学毕业那会儿，就有一个同学死了，谁也不知为了什么。那天在教室开毕业分配动员大会，散会后回寝室小组讨论；寝室在三楼上，刚坐下不久，就听人乱叫起来，说有人跳楼了。去一看，是我们班的，脑袋碎了，从三楼上跳的，头朝下栽到水泥地上。很怕人。忙忙抬到医院，死了。大家都茫然，都沮丧，公安部都来人查了，什么也没查出来，没留下绝命书，日记也写得很平常。但大家很哄了一阵子，把他的死反过来倒过去讲。死让人激动，确实满有趣。 我这儿也是三楼，下面也是水泥地，头朝下，一定死得保险。绝命书不必因，什么也不必讲。我死了，与谁也不相干。当然也要哄一阵，哄就哄去吧，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没谁会为我立传的，哄过一阵子也就算了。而况哄我的人本身也要死，最多不过多活几十年，他们死了，哄也就没有了。人死了，原则上就没了痛苦。没有痛苦的事，何苦而为？人活着不就是追求不痛苦吗？死后是不痛苦的，芸芸众生没有发现这一点。或者是本能不想死吧？人为何不能战胜本能？死是至高至上的好境界，人不能战胜本能，真是龌龊得很。 我打开门，见落雪了，风不大，雪却很大。不管怎样，时间已从初冬进入隆冬了。漫天皆白，雪星行军情更迫。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我什么都想，什么都不想，手扶着走廊上的栏杆，披着雪，望见楼下的水泥地。下面的地不见了，却都是雪。我犹豫起来，楼下的雪多了，雪是个软东西，对头颅有让劲，撞击一定不够有力，万一一头下去，死不了，受重伤，原则上不又很痛苦吗？为了不痛苦而闹得更痛苦，实在是愚蠢的行为。这个可恶的雪，如此混帐地下，什么意思呢？ 正犹豫间，小华女士开门走了出来。 “好大的雪。”她说，抬眼见了我，“呀，大斯，这么晚还没睡吗？” 我心里恼。一个雪已经够了，现在又出来个小华女士。她干什么来着？先有兴致关心我屋里什么响，这会儿又来管我睡没睡。真是多事的女人，你是克格勃还是中统特务？可不论怎样，我还是得搭理她。——人活着，免不了总是这样。 “真是好大的雪。你也没睡吗？”我说。 “没有。好大的雪。” “是好大的雪。” “好大的雪。” 你半夜里起来，就是为说这句“好大的雪”吗？我看着楼下，想着人生就是痛苦。 “你站在雪里干什么？”小华女士说，“快进屋去吧。” 我站在雪里？看了看，确实是站在雪里。立时觉得荒唐可笑，充满了滑稽感，玩世不恭和毫不在乎的情绪也立时在心里涨满。我说：“我想死，可是，楼下有雪，我又担心跳下去死不了。” “你这个人在开玩笑。” “你以为我是开玩笑吗？” “当然，当然是开玩笑。” “我确实是开玩笑。”我说。 “那快进屋吧，进屋吧，啊？”她说，口气像小母亲似的。 我进屋，觉得非常奇怪，我真是开玩笑吗？这世界真麻烦了，你说真话，人说是假的；你说假话，人又说是真的。如此说来，我死了，人说我活着；我活着，人倒说我死了？ 大雪下了一夜半天，看着大雪，想起小时读的书：下雪了，早晨起来，地上白了，树上白了，房子上也白了，小朋友们不怕冷，有的堆雪人，有的打雪仗…… 一个绿衣人，背着邮包踏雪而来，在楼下喊：“斯一根，电报！” 我的电报？下楼去看，果然是我的电报。绿衣人看了看我的脸。我签了字，取过电报，拆开一看，几个石印般的黑体字赫然入目：“你父病危速归。” 大雪里一声炸雷。 父亲病危？怎么可能？他有很硬的皱纹，很黑的胡子，很严厉的表情，看到他，使人能真正想到“汉子”这个词。他能病危吗？一定是电报译错了！我丢开绿衣人，跌跌撞撞奔到邮局，要查。邮局不给查，至少’要持有单位证明才给查。死人的事还要这么麻烦吗？吵起来，有人小声说：“这就是被人浇硫酸的那个人。”与我吵的人马上不吵了，看了看我有脸，好像看一张证明信，之后，默默地给我查了。查的结果，用圆珠笔在每个字下都重重点了一下。 “没有错。你、父、病、危、速、归。” 不胜悲哀。不是年老的为年轻的送葬，而是年轻的为年老的送葬，规律是合乎了，可是太让人痛苦。父亲那样的身体，何以会突然病危？记起父亲走时，是瘦老了些，可是突然病危，怎么会呢？反复看手中的电报，看得每个字都失去了字的意义，可几个字合起来，意义仍显然易见；你父病危速归。 火车汽车，归了。一路丘陵起伏莽荡；大雪皑皑。冬天的雪，把一切丑陋的东西都掩盖了，只剩了一望无际的洁白。云退去了，天空里悬着一个白亮的太阳。天地之间亮亮晶晶，好像一个人，什么都消失了，只留下纯净透明的眼泪。想起小时候，下过一夜大雪，早晨父亲喊醒我，到野外去抓雪兔子，看到兔子的脚印，跟着寻，终于寻到了，在一个塘涵子里，用竹杆一捅，出来了，在厚雪上跑不快，被活活地捉住。有时我掉到深雪里去，没了顶，父亲便拉我上来，用力一提，也像提兔子。有时我就故意掉到深雪里去。父亲，我心里想，又下雪了，雪把我留住了，让我留在你后边，回来了，回来看你了。 回到家站到父亲的病床前，我倒吸一口冷气，险些栽倒。父亲已不像父亲了，才一个多月不见，他瘦得只剩下一副架子，形容枯槁，使人想到剖腹晒干的鱼。 “爷，爷！”我哭了。 父亲昏昏地睡着，毫无反应，好像早已遁到另一个世界里去了。 在场的邻里人都异样地看我，我兀自流了许多泪，才蓦地想起自己的脸。我惶然四顾；见熟人们纷纷压低目光，仿佛因看了我的面孔而失了礼仪。我感到一阵刺痛，好像心里挨了蝎蜇蛇咬，但没心思作任何解释。 “我大怎么了，怎么了？”我问在场的邻里人，“你们告诉我呀！” 我说了这几句，忽然感到神经崩溃，止不住哭得更厉害了。 “孩子不哭，孩子不哭。”父亲的好友秦伯，拍了拍我的肩，“都难过呀，都没想到呀，昨天他在地里整地，整着整着扶着锹把不动了，然后慢慢趴下去，我远远地看他半天不动，过去一看，不好了，抱起他，他说了一声：‘老哥，我不行了。”就歪在我身上。唉，都难过呀。” “为什么不送医院？秦伯，为什么不送医院？” “唉，唉，都想送啊，可你爷不让，一抬他进城，他就瞪红眼睛。人到这时候了，不能再拗他了，你爷这人，我知道他，只好请医生回来看。” 我看到一个医生模样的人站在旁边，手里拿着听诊器；我抓着他的手，问他：“医生，医生，我父亲能好吗？能好吗？” 医生抖抖我的手：“冷静点，你冷静点。”说着，把秦伯往前让。 “你爷从你那回来就闷闷的。”秦伯说，“他说自己的命不好，白要强了一辈子，问他为个啥？他啥也不讲。唉，心气太强的一个人。为了啥呀？好好的身子骨，这么快就毁了。说毁就毁了。” “秦伯……”我更加泣不成声，感到了自己不可能逃脱的深重罪孽。 “你爷不会走的，你爷没见你，不会走的。”另一个老者说，他是我家的邻居老冯，我折了他家柿子树的那个，这会儿他不当蔬菜队书记了，退位了，弯腰驼背，变成了和霭可亲的小老头。他和秦伯一样，满脸真诚的悲切。 但愿，但愿父亲没见我不会走的。我相信这个话，这是老人口中的话，老人的话总是有道理的。 我凑近父亲耳朵：“爷、爷、爷！” 满屋宁静，谁也不说话，似气也不喘了，父亲还在另一个世界里。一屋都瞪大眼睛，不转，不眨，直直地盯着父亲。老人的话一定是有道理的，父亲不见我是不会走的。果然，慢慢地，父亲睁开了眼睛，很艰难，但睁开了。 我离开他的耳朵，但离得不远，叫他：“爷，爷！” 父亲目光清澈，看定我，一动不动。我忽然发抖，害怕。我听人说过，“男怕清晰女怕糊涂”，目光清澈就是尾声的到来。不，不，父亲，父亲不会的，不会的。 宁静更加深重，没人作声，紧紧地看着父亲，父亲早已认出我来，嘴动了动，又动了动，父亲想说话，父亲有话说。一定的，父亲等了我一场，一定有话要说。 “爷，你会好的，有话你慢慢说。” 但父亲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在众人脸上飘了飘，落到秦伯脸上，然后有点轻松的表情泛上来，嘴动了动，终于说出话来：“老哥，我儿这脸，没啥……是一场病留的……” 我感到一把刀子直插到心里来：“爷！” 秦伯说：“兄弟，一根这脸，是没啥，吃五谷杂粮，谁都有病有灾。” 父亲看着秦伯，听着秦伯的话，表情显得释然。片刻以后，他慢慢抬起手，伸开五指，好像向前推什么。我看着秦伯，秦伯说：“你爷的意思我懂，他是让我们出去，他有话跟你说。”秦伯向众人摆摆手，示意大家都出去，大家都出去了。秦伯在我肩上轻按了一下，又向父亲点点头，也出去了。 现在屋里就剩下我和父亲了。父亲看看我，我看着父亲，此时此刻，我的灵魂被彻底地洗涤干净，对父亲又剩下很纯的敬畏了。我感到了自己的深重罪孽，承认了自己的深重罪孽，完全不想申辩了。我预感，父亲有最后的质问在等着我。一个意识在向我告诫，不论父亲问到什么，我都有责任使他满意，不带任何附加条件，更不用把假的当真的说了。 可是，父亲没有问什么，他看了我一会，就用一个手指指定我，好像要把我穿透似的，跟着一字一顿吐出一串字：“你、妈、骗、我、你、也……” 话突然中断，有一股怒气，我清楚地看到了一股怒气，斜刺里冲到他脸上，炸开，把他最后的话涨住了。他眼猛睁了一下，接着慢慢闭下去，好像油灯干了油，火苗蓝点点地跳了一下，永远熄灭了。 “爷……”我喊，但嗓中发出的不是人声。 已不全是悲。我已明白了父亲的意思，我早已明白了。父亲若能多活一分钟，不论他问不问，我都会不顾一切地告诉他，一个平常平静的夜晚，一个姑娘跌跌撞撞从我的屋子里跑出来，跑到小河边疯狂地哭泣，有三条汉子，也许是四条，围着她，赤裸的紫铜般渗油的胸膛反射着新月的清辉，终于有了那个夜晚，他们在楼下喊我了：“大斯，你下来。”然而我没有讲，没来得及。在母亲那里，有父亲想知道而不能知道的话，我这里也有。我为什么不率先坦诚地说？我说了，父亲就一定不会有怒气在脸上炸开。然而，晚了，晚了，永远地晚了。父亲的灵魂遁入了另一个世界，就像失灵的卫星消失在宇宙深处，永远不回来了，并且带着遗憾和愤懑。为什么我不把假话早早地当真话说出来？太可悲，太不该了。 多么荒谬啊，我！一个十足的谬种。 小妹的哭声凄惨，悲怆，是真正的痛哭，我听了不胜悲伤，也发懵。 我发电报给母亲，父亲死了，希望她能领着小妹来；她没有，小妹自己来了。 小妹出落得漂亮而结实，长发披肩，青色呢子大衣，坡底白色旅游鞋，石磨蓝牛仔裤紧紧绷在腿上，显得矫健而轻盈；只是肤色稍黑，手稍有些粗糙，口音有些淮北腔，把“我”说成“俺”。她身上还留着一点农村人的东西，不过那发展趋向表明，要不了多久，她会把那一点东西也丢掉的。 她自己驾驶一辆摩托，不是轻骑，是一千八百三十九块那种红色大摩托，头盔也是红的。她骑在车上，看起来简直是个时髦女郎。 电报晚上到，乡邮电所耽误了一天，村里又耽误了三天。村支书拿到电报，犹豫了好久，在他印象中，小妹的父亲早已去世了，哪儿还来的病故电报？他犹豫中赴宴喝酒，酩酊大醉，酒醒以后把一切都忘净了，直到第三天，才又突然想起了电报这回事。 母亲接到电报，大步走进屋去，叫着：“死了，那个人死了。” 小妹一愣：“谁死了” “你爷死了，你爷。”母亲说。 小妹感到一座山砸过来。这是她懂事以来，母亲对她第一次承认父亲，第一次用“你爷”这个词，而此时父亲已死去。她做梦一样地看着母亲，看不出母亲是悲是喜。母亲在进屋的那一小会儿失态以后，又恢复了平静，折过身去慢慢找事做。 小妹过去搂着母亲：“妈，俺们去看看吧。” “看什么？”母亲看着她，“这世上天天有人死，俺们天天都要去看吗？他和俺们无有相干。” 小妹哭了。她不相信小妹心里真那么想，她知道母亲恨父亲，但无论如何母亲不会这么想。她有一种感觉，父亲像影子一样，像空气一样，随时跟着绕着她和母亲，虽然她们从来不提他，可越不提她越感到“他就在那儿”。有许多人劝母亲改嫁，母亲不改，为了啥？“为了给那个人看看”。为什么要给“那个人看看”母亲不讲，说老一辈子的事，讲了就会给小辈子心里留黑印子，还是留在心里不讲好。 现在，父亲死了，去看一下都不愿意吗？母亲不愿意。 她自己要来，骑上摩托车，她要走了。她看着母亲在沉默中读懂了一句话：母亲更想看看死去的父亲，更想，可是拿不下来意思。那种永不知道的疙瘩还留在母亲心里。 小妹自己走了，她驶过几十里，心里似乎有什么感应，又掉头驶了回去；临近庄子，见母亲在庄外十字路口深深地鞠着躬，一堆纸钱烧在她的面前。小妹感到什么东西从心里落了下去，她又驾着车，来了。 整整晚了五天，父亲下葬了。我失望，以为她们不来了。然而，小妹自己来了，下了车脱了头盔，就戴上早已准备的孝布，挂着泪，催我领她到父亲的坟上去。 瑞雪正白晃晃地盖着大地，天已睛了，太阳白得刺眼。丘陵起伏，父亲的坟在雪岭之中，土是新的，上面没有白色的铠甲。小妹见了，打开手提包，也掏出一些纸钱，点着，然后拍地抢天就哭。纸钱在地上烧出一堆黑灰，小妹的哭声显得异常嘹亮。 我看到一个老人，在十字路口深深地鞠着躬。一堆纸钱烧在她面前。我一点不怀疑小妹对父亲有这样深的感情，她的哭使我非常难受。 “小妹，”我说，“不要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 小妹仍然哭了一阵，接着就抽抽溜溜地止住，揩了泪，静静地看远处的雪岭。忽然又放声大哭，悲恸得很。我用力劝小妹不哭不要哭。 小妹又抹了眼泪。 “爷和妈要是不分开，一定不会死吧？”她说，面对着我。 “太苦了，他们都太苦了。” “太苦了，他们都太苦了，一辈子都苦对方，也苦自己。”小妹说，说着说着又哭起来。 “小妹不畏，小妹不哭。” 但小妹哭得更厉害。 “他们都苦对方，也苦自己。”小妹呜咽地说。 我茫然无所措，也跟着小妹一起垂泪。我听得出来，小妹哭声里除了真正的悲伤，还有痛心；这悲伤和痛心是为了父亲，也是为了母亲，或者更多。 回来的时候，有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站在路边上看着我和小妹。这是一个陌生的老人，他是从漫漫的山坡上走过来的，雪地上一行脚印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路边上一定等了很久了，有一大片雪，都被他的胶底黑棉鞋踏实了。他显然是犹豫不安而又焦急地等什么人。我看了他一眼就想走过去，未料他叫出了我的名字。 “斯一根。”叫得很有礼貌。 “你是——？”我站住，看着他，有些意外。 “冒昧了，我姓章，立早章，章心成！城郊窑厂的会计。是这样，我有点事想跟你谈谈…… 章心成？窑厂会计章心成？毛翠后来找的丈夫就叫章心成，听说年龄也很大，“和她老子一样老”（父亲语），他就是你吗？不会吧？一定不会吧？ “哦，哦，你找我有什么事……有什么事？”我极力镇定了一下。打量他，我发现他更老，作为一个平常的人，五十多岁，不算老，倘作为毛翠的丈夫，可就太老了，“和她老子一样老”就是老到这个程度，简直让我吃惊。他不会是毛翠丈夫吧？同名同姓的人多着呢。 “是这样，冒昧了。”他看了看小妹，又看了看我，“这是你妹妹吧？” 我明白他的意思，点点头，心里有些戒备和狐疑，但还是向小妹示意了一下，让她先走一步。小妹看了看我，稍一疑惑，先走了。 小妹走后，留下我和老人。老人说：“是这样，我姓章，立早章，章心成，城郊窑厂的会计。冒昧了，我的爱人就是毛翠。” “哦，哦……听说过，听说过。可你不是在公社管委会当会计吗？” “承包了，我和几个人承包窑厂的，一切都在变嘛。”他一笑，笑的时候显得更老，但很善良，“是这样，毛翠是你知道的，当初你们谈过，后来，因为某种误会，你们分开了，噢，分开了，因为某种误会。你听说过我，可没见过面。后来……” 我已把戒备和狐疑凝在心里，镇定了，作很用心的样子听他讲“后来”，尽管那“后来”我已知道不少，他讲，我仍作用心听的样子，不打断他。他说，后来，毛翠死了好几次，没死成，很惨的，很惨很惨的。她觉得没活头了，没有脸了。也难怪她，一个女人，一个处处要强的女人，一旦出了作风问题，落下洗不掉的臭名声，就再也活不出精神来了。多少人帮他，要她快些嫁人，想寻个主儿拴住她，可是她不嫁，死也不嫁。她说她冤得慌。她的话没人信，没人信她就要死。后来，他来了，他这个平反右派从没结过婚，偶然中有了机会靠近她，听她诉说，他相信了她，诚心诚意地相信她属，相信她从来就没有什么作风问题。这样，他就留住了她的命，她就嫁给了他。而嫁给了他人又说她是贪钱才嫁他这个老头子的。他平反后补发了几千块钱。实际上她不是。她嫁给他只是因为他没有像别人那样冤枉她。可别人硬说她是，说“回笼馒头”嫁个有钱的老头子，真合适，龙配龙，虎配虎，西瓜蛋子配葫芦。 “她不容易得很，不容易得很。” “是不容易得很。”我说，“可你找我，意思是——？” “是这样，”老人有些激动，“是这样，我想请你，麻烦你，也就是恳求你给我一个帮助。” “给你一个帮助？” “是的。我有点太冒昧了。现在正赶上你父亲夫世，我这时候找你，也太不礼貌了。可是，我想来想去，还是冒昧了，因为你很快就要走了，你一走，就又没机会了。真是抱歉得很。” “直说吧，你需要什么帮助呢？” “谢谢你不怪我。是这样，毛翠她嫁给我了，可一直闷闷不乐，不能抬起头来做人。不是因为我年龄大，而是因为你把她甩了那个事。我反复给她讲了，我信她是受了屈。可她说，光我这么看不行，要得旁人这么看才行。怎样才能让旁人这样看？想来想去，解铃还得系铃人，也就是说，要得你帮忙，因此我就冒昧了，冒昧了……” “那么，你让我做什么呢？” “冒昧了……第一，你见见她，我说服她来见你，一定说服她来见你。她来了，你对她说说，是你误解了，她受屈了，让她先消了这个心病；然后，第二，我把厂里的负责人，我的老同事，还有她的两个好朋友，都请来，你也来，吃个便饭，你给他们说说，是毛翠受了屈了，也算是平反吧。要是能这样，我想，毛翠也没有屈了，别人说她贪钱的流言也消了，可真太好了。你看这，太冒昧了，冒昧了吧？” 我沉默，感到心里有股酸酸的东西呛上夹，可怜天下丈夫心，为了毛翠，想到这一步了。 “你是不是不愿意？”老人见我不作声，慌慌地问，“我是冒昧了，要是你愿意，我想，我觉得，我恳求你……” “老章，”我打断他，“你想过没有？若是我觉得并没委屈她呢？” “什么？”老人一怔，“这怎么可能？若那样，就一定是你错了，你一直就错了。知妻莫过夫，我知道她是受了屈的，怎么可能是没委屈她？若是这样。我想，人心这东西，我想……” 老人忽然停住，好像醒悟过来，明白了彼此那种说不清的东西。他把脸扭向一边，身子的正面仍对着我，他擤了擤鼻子，瑟瑟地去口袋里摸索着什么，似乎是摸烟，但摸了一阵并没摸出什么来。他好像陷在良苦用心失败后的沮丧里，在想什么，也好像是留给我一个思索的时间。 “荒唐天下事！”他感叹一句，一口痰唾到雪上去，“你真不通融了？” 我抬起手，伸给他。他望着我的手，愣了一下，眼睛忽然发亮，露出绝处逢生的惊喜，双手也一齐抬起，将我的手紧紧握住，平等而又近乎虔诚地叫了我一声：“老斯！” 我再次被酸酸的东西呛住，说不出话。 毛翠总体上没变样，个不高，圆脸，但老得厉害，简直使我吃惊。分手那会儿，她还属于“姑娘”，现在却已属于妇女了，而且是农村妇女。过多的皱纹过早地铺到了她的脸上，严峻地记载着另一种生活，不由使人想到缺乏光彩的艰难岁月。看到面孔的第一瞬间，我们彼此都有些疑惑：变得都如此厉害！她疑惑什么，我知道；我疑惑什么，她却未必知道。我疑心真正的毛翠躲起来了，站在面前的是她的姐姐或母亲！讲惭愧，说不上；讲忏悔，更说不上。人生如梦的感觉强烈到灼人的程度。冤屈也罢，不冤屈也罢，时间都在我和她之间流；我也找过黄泉路，为了与她完全不一样的理由，只是没找到，回来了与她一样，因为我坦然。没什么不坦然的。 毛翠并不坦然。她的丈夫虽把一切都对她说了，她见了我的样子也仍然把我当成我，但不坦然。她有愤恨，沉得很深的愤恨；她的愤恨摧残了她，也成全了她，使她还保持着原来的性格，使人觉得她火爆爆的话十分有道理。 “我一点都不想见你，”她说，“我想零吃了你这个人！” 生人肉有腥味，我想来点幽默，可是又没说，心里充满原谅一切的情绪。我看着远处的夕阳，雪野一片金亮。我想起了那个夜晚，月亮明晃晃地挂在天上，一个汉子从她屋里跑出来，光着屁股，手里拎着裤衩，腰下和大腿上那一截白白的，小腹下那一片黑地也看得真切；还有——医生用蘸水笔在纸上写的一行字：经检查，处女膜破裂。 “你冤枉我，像拿刀子杀我；你这个人真毒！”毛翠那张嘴又说。 我不想说话，我想听听，看她有多少怨气。 “你想甩了我重找，那也没啥，我老土配不上你大学生嘛，可你不该这样冤枉我。没良心的，没良心的不得好死！” 当初她也是这样讲的，她认为我甩开她是因我是大学生；坚持要“好讲好散”，不要用对待言生的法子对她。我跟她说，我没那么卑下，也完全不是因为成了大学生就要甩开她；我是不愿娶一个和别的男人睡了觉而又试图隐瞒到底的女人做妻子，彼此格格不入，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于是分手了。现在她仍然坚持这样说。时间没有流去她的愤恨。 “你嘴里塞驴毛了吗？怎么不讲话？”她质问我。 “讲什么？难道‘经检查，处女膜破裂’也是冤枉你吗？” 毛翠骤然惊住。她显然没想到此刻我会说这个话，她丈夫一定给她说了许多软言好语，讲定我愿意“认错”了，也讲定我错了，何以突然变卦？看着她惊得不能出语的表情，我知道我必须说出认错的话来了，否则将有一场爆发。 “有些事情看起来是真的，可实际是假的。”我说。 “你……”她缓过劲来，一副要和我拼命的样子，但转眼又克制住了，手伸到衣兜里，猛地拽出一样东西摔给我：“斯一根，你不要抓着那一条；你眼没瞎，你看这个吧。” 我接过她摔来的东西，见是杂志社的一封信，信封折皱了，抹脏了。我不解地抽出信瓤，见是北京某医院妇产科医生的一封短信。信上说，青年杂志社转来了毛翠的信，因此给她回信；告诉她，处女膜破裂有多种原因，比如骑自行车、剧烈运动等等，都可能导致破裂，并不都是性交所致。” “你眼没瞎，你看见这个了吗？” 毛翠不识几个字，一向也讳谈男女之事，我相信，她写信时一定是咬牙切齿才下了决心的。我也相信，她也一定按她的思考能力，向另外的什么地方求过助，试图说明我那晚看的不是真实的，只是没有满意的答复罢了。这样的一封信，能说明什么呢？能把月光下的光屁股和黑地也否定了吗？那可是我亲自眼见的。 “我冤枉你，我承认了。”我说，把一切其它情绪排开，“老章一定把什么都对你说了，我承认冤枉你了，真不该冤枉你。” “你承认冤枉我，刚才还说那个屁话干什么？” “那不是屁话。因为我想告诉你，我并不是为了重找，也不是为了甩开你才给你过不去，那天晚上我确实看到一个人，样子不雅地从你屋里跑了出来。所以，我的意思说，从我这方面看，又并没冤枉你。要是把我换成别人，也会这么认为的。” “你不要再说屁话！我冤枉！” “你冤枉，我不是承认了吗？怎么还说我是屁话？” “你就是屁话，你根本没承认，你若真承认了，就不会说有人从我屋里跑出去了。” “有人跑出来那是事实，可我承认冤枉了你。因为我知道你确实受了冤枉，不论我看到了什么，你都确实受了冤枉。我说的不是假话。” 毛翠迷惑地看着我。 “你不要觉得我的话自相矛盾，没矛盾的，因为，我和你一样受了冤屈。” 毛翠迷惑地看着我。 “我的脸你看到了吧？老章可能告诉你是大病留下的后遗症，其实不是，是被人毁的——有天半夜里有人叫我，我下去了，下去就毁了我的脸，事情糊糊涂涂，完全糊糊涂涂，而别人都以为我什么都明白却不讲，就像我以为你什么都藏在心里坚决不讲一样，这实在是一种冤枉。” “这样说，你看到有人从我屋里出来不是讲的假？”毛翠迷惑地问。 “当然不假。” “那你今天还到我家去吗？” “当然去。” “去了你怎么讲？” “就讲那天晚上我什么也没看见。医生的检查是这样一行字：经检查，处女膜没有破裂。” “你说假？” “怎么说假？一切本来就是假的。譬如有一天晚上我睡觉起来，分明看到眼前有一张鬼脸，有洗脸盆那么大，鼻子眼都活灵活现。可世上本来就没有鬼，一切都是假的。” “你讲定了去？” “讲定了去。” 毛翠忽然鸣鸣地哭起来。 我一愣：“你哭什么？” 毛翠抬起头：“你这个脸毁了，真没有风流债吗？” “真没有。” 毛翠又捂着脸呜呜地哭。 我好生奇怪：“哭什么？哭什么？” “敢情你讲的都是真的。”她一边哭一边说，“你不是为了甩开我才用对待言生的法子对我。早知道这个，我不该天天在暗下里咒你呀；咒灵了，把你咒成这个样子。” 我哭笑不得：“我这个样子与你的咒有什么相干？” “怎么不相干？我不咒你，你会落这个难吗？我真不该呀……” 真是滑稽不堪，我的不幸是你诅咒造成的吗？ “我真不该把你咒成这个样子，真不该……” “不是你咒的，这与你的咒毫不相干。” 小妹认真研究我的脸，她逼着我说真话。她说，没有什么病能留下我这种后遗症，她懂，她高中毕业，只不过没考上大学而已，不要对她有什么隐瞒。兄妹俩么，血缘关系在，再远也是近。那个亲不亲阶级分的时代过去了，现在兄妹俩就是要讲兄妹俩。父亲死了，父亲死后我们就越来越近吧，不要再远了。小妹说话打弯儿，越弯越远，越远越显得近。这和意丽她姨不一样，小妹是真的想说些心里话，不是套我的话。 她说，母亲领着她，在乡下苦苦地过日子，不容易，因为她要念书，就更不容易。有一次，母亲病了，病得很重，发高烧，一夜直问太阳出了没有，说太阳出了就把东西拿出去晒。天亮了，母亲又挣扎着起来，要去放猪。母亲包给队里放猪，放一天猪十分工，也就是三角七分钱。她停了一天的学，和母亲一起去放猪，那一天母亲躺在猪场上，昏昏的一天。远处看见白墙的地方就是医院，母亲不去看，没有钱哪。孤女寡母的日子，真不容易。 她说，一天天地具体看，时间像虫一样地在地上爬；可一天合起来看，时间又像鸟一样在天上飞。她也没觉得怎么长，就长大了，高中毕业了。世道也是，一天天看，看不出什么变，可好多天合起来看，变得可真太快了。她高中毕业，学养鸡儿，一下挣了那么多钱，多得她自己都不敢相信。时下的词儿，也就是万元户。她不止万元，伸出五个手指儿，她说，是那个数。再干几年，她又伸出五个手指儿，要挣到那个数。 她说，母亲乐死了，没想到能过上这种日子。家里盖了两层小楼，买了电视，收录机，沙发，摩托车，还有电冰箱。母亲常常说，这下好了，什么都不缺了。可是，她知道母亲心里缺一样东西，她也觉得生活中缺一样东西，那东西本来可以找回来的，可因为母亲才知道的原因，找不回来，而且，现在，永远也找不回来了。唉，人哪，真是何苦。爷和妈，真是何苦。想一想，爷和妈一辈子，真像两个人隔河坐着，互相骂，互相恨，都朝死里恨，直到都把自己累死。唉，真何苦。 她说，她找对象不容易，她不想老在村里守那一摊子，也不想找个农村人做对象，她想进城。说到这个，她笑，她不想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想扎根农村干革命，她说她脑筋坏了坏了的，简直有问题，简直是想把城市挤爆炸的一代。当然有不少人追求她，她的一个高中同学追她追得发了疯。甚至打了背包到她家帮她干活儿。她收留了他，但讲清了不是恋爱关系。她对他很好。他那样的人她请了三个，帮着干活的，给工资。说到这她又笑，说她当了小老板了，发号施令开心得很。但她对他们都好，哥儿们姐儿们似的。这样就有许多谣言，说她和那几个人有什么关系，尤其说她和那个高中的同学如何如何。妈也怕得很，劝她辞了他们，少养些鸡，够过日子就行了。她哭过好几回，后来想想就不哭了，谁爱说啥就说去，她偏不辞他们，偏要和他们哥儿们姐儿们地闹。但她心里清清亮亮。后来她找了两个城里的，都不合适。再后来，她登了征婚广告，结果收到一大堆信，真吓人。她在那些信里挑，挑到一个学经济管理的研究生，一谈还就成了。小伙子满帅的，满有雄心的，说定了得到学位以后不参加国家分配，回来和她一起办工厂。她说，她和他也像哥儿们姐儿们。她笑。 她说，她的话多呢，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但她不能在这果三天三夜，她要快点回家，家里的事她放不下心，更不放心母亲。她问我：工作怎样？找了嫂子了吗？脸上到底怎么回事？等等，等等。 我答了，一一答了，全说的实话，没有假；她听了，频频点头，一句跟一句地安慰我，倒像忘了小妹的身份，变成大姐似的。对意丽，她尤其表示蔑视。 “意丽有什么了不起？”她说，“不就一个破烂记者吗？吹就吹了，再重找个好的，世界之大，男子汉何患无妻？” 面对热气腾腾的小妹，我惭愧起来，苦笑笑：“我现在做人都难，还谈什么男子汉何患无妻？” “哥你不要怕，有什么怕？”小妹说，“你这个事，里面可能有什么误会，说不定哪天就真相大白了。” “你真信我是受了冤枉？”我说。无论怎样，我觉得，小妹也是“别人”的一分子。 “当然真情，不仅因为俺是你妹，也因为俺同样受过别人冤枉。” “谢谢你了，小妹。” “哥你尽说见外话，谢什么？你听俺的话，什么都不用怕，这错不了。嫂子还是尽快找，你一个堂堂大学生，就脸面上那点小缺陷，还怕找不到女的？要不，俺帮你吧，给你登广告，报社有几个记者，俺认得。” “使不得，使不得，那一闹，更满城风雨了。” “哥你真是，怕什么？这世道俺看了，做人第一是不要怕——怕了，便什么也不成了。” “不是怕，难哪，小妹你不知道，若换了你，你就知道了。” “有什么难的？哥，要不，你辞了工作，回来和俺一起干吧，等俺的那位毕业了，俺们一起办工厂，怎么样？” “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 “看你，总是怕，总是怕，怕什么呢？不就这个事吗？有什么不简单？” 是的，有什么怕？说起来又有什么不简单？想来想云，只能说我和小妹不一样，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彼此差得很远，很不一样。真是惭愧得很。或许，小妹那儿可以做我最后的退路吧？细想想，也不可能，即便到了那一步，我也很难那样做。真是讲不清的事情，真是惭愧得很。 讲到父亲留下的屋宅和财产，小妹说：“都是些过时的东西，家里东西处理给秦伯，屋宅折价卖给邻居冯伯吧，象征性收点钱算了。” 家产处理给秦伯，我也觉得合适，可屋宅给老冯，我觉得不顺气。给小妹说了说过去与冯家的不和，小妹说：“哥你怎么现在还不明白？世上的隔阂太多了，能不记的就不记，能解的就解了吧，何况冯伯现在也是个好老人，又有几个儿子，正少房子住呢。” 我想了想，同意了小妹的意思，又觉得有些惭愧。 小妹走了，临走千叮万嘱，让我尽快抽空去看看母亲。 “哥，俺等着你，望着你。” 我认真地点了点头，觉得眼角发热，而小妹，已抽抽地哭了。 摩托车响起来，慢慢地开启，渐渐地加速，路笔直，远了，又回头招招手，更远了，再过一会儿，不见了。雪的远处还是雪，最后是雪上的一片青天。我忽然感到无限惆怅，像刚刚升起的一点东西又忽然失落了。 火车几分钟就是一趟，有客车，有货车，京沪铁路，车可真多。铁轨沉沉两条线，车来了，火车头攒足力向前挺进，都带着一股劲风，大地震动。人也被震起来，身上的血流得快了，莫名其妙地有些激情，好像沉闷中喝了烈性的酒，情绪全从昏昏中抬起头来。 公安局来电话，让我去一趟，说找到了一点线索。我唯恐有诈，捉着话筒问了又问，知道不会有什么“大刑侍候”，心才梢定，惴惴不安地去了。想到赵科长和小张小李，心里仍旧别扭。或许真有什么线索，想，但愿这线索可靠，真能把什么都理出来，那样，许多东西就烟消云散了。怀着这希望，居然有些激动。但到了公安局，又吃了一惊。 找到的并不是线索，而是一个暗娼。小城里有暗娼？我吃惊不小。可见世界之大，人类本就是一条河，现在活着的人类，都是河里流来的东西，有些大可厌恶的玩艺儿，总随流带着，绝不了灵魂，有气候就要往外冒。 暗娼长腿细腰，乳峰高耸，看上去二十左右，也许是三十左右，脏兮兮的脸难以辨清年龄。兴许是受了皮肉之苦，精神有些萎靡。见了我，她打了一个哈欠，仿佛我的到来使她非常厌倦。 “就是他，”她指着我说，“就是他，错不了。” “什么就是我？”我本能地倒退一步。 有人问：“看准了？” “看准了，”她说，“那还有错？他来了几晚上，少给钱了，我烦了，让人毁了他的脸。” 我张了张口，但舌头已经失灵。 有人说：“告诉你，诬陷好人要从重制裁。” “诬陷好人？”暗娟又打了一个哈欠，仿佛这话本身也使她厌倦，“这世上哪有什么好人？反正，就是他吧。” “好。那你说，他姓什么？叫什么？住在什么地方？” “他姓什么叫什么与我什么相干？他住在什么地方我也管不着。” “那我问你，你既然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对他下手的？” “我从来就没有对谁下过手，可你希望是我下的手，因此我就说是我下的手。怎么，不好？” “你要老老实实！” “老实有什么用？反正我也不想活了。家庭、父母、人生，呵……”又打了一个哈欠，表情更加厌倦了。 一场误会，丑陋的误会。误会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就像空气一样。 我向铁路近前走，越近越觉得震动强烈，血越流越快。近到不能再近的距离，我站住，远远地一列火车来了，我等着那劲风，火车近了，我张开手臂，想揽一揽向前挺进的劲风，从而使自己痛快些，宠辱皆忘，正自调节精神，未料猛有人蹿上来，一把抱住我就往后滚去。双双跌在地上，几乎昏死。懵懵地看，不由吃了一惊：是小华女士！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她表情惊恐，又声嘶力竭。 我蓦地明白，她是以为我要卧轨自杀呢！看着她，心里翻翻的，许多东西都记起来了：她到病房看我，她问我屋里什么响，她半夜里喊我别站在雪地里。女人的心真是女人的心。我惨然地笑笑，也难为情地笑笑。 “我在看火车呢。”我说，“什么也没干呀。” 双双都站起来。她不笑，也不见难为情的表情。 “一个人一定要坚强。万不要想不开。” “没什么想不开呀，我确实是在看火车。” “你以为我相信吗？下雪的那个夜里，你一个人在三楼上向下看，难道也是在看火车吗？一个人万不要想不开。” 我看着她，在冬的暮色中，我看到她脸上有两珠发亮的东西。我心里有个东西立刻僵了，被那发亮的东西稳准狠地打中，僵硬地倒毙了下去。我记得，位于南京新街口的三十七层金陵饭店，不论春夏秋冬，风晴雨雪，总是风姿挺立的。小华女士也是，没见她沮丧过。她属于永远自我感觉良好的那类人，她曾经透露过她的座右铭：“人生在世休无理，切莫垂泪向自己。大事小事凭天落，心下轻之如鸿毛”。可这会儿，她脸上有了两珠发亮的东西，并且一滚一滚地落到地上去了。 “谢谢你，真谢谢你了。”我枯燥地说，“可今天，我确实是在看火车。” “但愿是。——我也相信你是。” 火车的前灯杀开暮色，一路叫着冲过去了。车轮飞转，大地震动不已。 “其实也是，”我说，“一个人要真死起来，容易得很。” “是容易得很，但一个人要坚强，万不要想不开。一个男人更应该如此。” 别人都冤枉你，你也能想得开吗？我看着她，心里却起了另一种冲动。 “人都冤枉我，疑心我有桃色事件，实际是什么也没有。” “这种事，是解释不清的。”她说，“世界上有许多事情，都是解释不清的，你越解释，别人越怀疑你。最好的方法是，你不要解释，事实是怎样，你就认为怎样，那就行了。如你自己，你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别人疑心，就让他疑心好了。重要的事情是看好自己的创伤，让自己好起来。” “你相信事实上我什么也没有吗？” “当然相信。” “没有说假话吗？” “怎么能说假话？我自己不也是这样吗？我离了婚，因为我长相上好点儿，性格上开朗点儿，衣着上讲究点儿，社交上广泛点儿，人就说我如何如何；还有人背地里叫我‘金陵饭店’，说我是和什么港客勾搭上被抓住了，因此不能入党，不能当先进工作者；若不是我业务上能通人，说不定马主任会把我赶出单位也难说。其实一切全是冤枉。我离婚的原因也非常简单：感情不和，普通的感情不和。别的什么也没有。” “真惭愧。” “怎么？” “没什么，你看，又有火车来了。”我说。我本想说有人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她，认为她离婚的真正原因是她丈夫性功能不行。但我没有说。 确实又有火车来了，前灯杀开暮色，一路叫着冲过去。大地震动不已。 淮北平原，无边无际。白杨一排一行笔直地站着。隔开田野，指向青天。田野上，雪开始薄下去，有青丝丝的麦苗，在雪地的空隙里露出来，兆示着又一个丰年。一座贞节牌坊，孤独地立在平原上，旁边立着个小牌子：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两只喜鹊翩翩地落了上去。 见到了母亲。 独立的小楼，几大排鸡舍，白色的鸡群圈在鸡舍里。蛋鸡，肉鸡，各有不同的体态，都优雅闲适，冠子红红的。小妹挥动着铁铣，和一个小伙子一起，在铲鸡粪，铲干净了，又把粉细的锯末撒在地上，好像给鸡铺上了地毯。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说笑，看不出是在体力劳动。平原上的夕阳越过远处的白杨，光线投到他们的身上脸上。一切成了艺术的场面，使人想到一幅恬静的田园风景画。 一辆手扶拖拉机驰来，拉着成包的鸡饲料，在鸡舍前停住；从机上跳下两个小伙子，冲着小妹他们大呼小叫。 “伙计们，卸车啦！” 小妹丢了锹，和鸡舍里的小伙子一起跑出来，嘻嘻哈哈地问候着。“ “辛苦啦！粮站那家伙对两只大肉鸡满意不满意？” “满意，可俺们也满意，他揩了俺门两只鸡，俺们多装一袋饲料！” “嘻，不错嘛，这就叫羊毛出在羊身上。” “当然不错啦，哥们哪回干得赖了？” “滚你的吧，吹什么牛皮？那次不是把三百斤鸡蛋当三十斤卖了？嘻！” 母亲看着他们笑。母亲老了，而且瘦弱，脸上皱纹一道挨着一道，头发几乎全白了，整齐地挽在头上，在后面团了一个髻。看着母亲，犹如看着深秋风中立着的一根芦苇。很难想象，眼前的母亲就是二十多年前在昏暗月光下对父亲砍树的那个；那时母亲很年轻，穿着很贴身的大襟海蓝小褂，留着“二刀毛子”，头发很黑。我想到母亲离开父亲而走的情形，那时我抱着她的腿哭得那样死去活来，现在想起来仍觉得近在眼前。一股悲怆的感情涌到了心里。 “看你妹妹这几年闹腾的，让人眼花缭乱，是不是？”母亲说。 “是的，小妹是很有出息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我说，看着母亲苍老的脸。 “你妹心大得很，俺讲什么，她都根本不听；也好，俺索性不讲她了，由着她折腾，俺能忙就跟着忙，不能忙就跟着吃闭眼酥。” “妈你这样很对，年轻人的思想，很多和老年人不一样。” “就是就是，年轻人就要想得开些。有了些什么事儿，不要老搁在心里怄。像你那个对象翻了就翻了吧，也不要搁在心里怄，好好地再找上一个，就好得很。再说，你的脸也坏得不重，比出天花的好多了；那些出过天花的人，找的屋里人也都好得很；切不要难为自己。一个人孤单地过日子不容易，俺和你爷，都吃过这苦，不容易的。”。 “妈。” “嗯？” “妈，我能问问你吗？你和爷到底是为了什么才……” “啊，这个别提，这个不提。老一辈子的事，讲了太埋汰了，也没什么用，不讲了。” 小妹跑上楼去，片刻，楼上的立体收录机便唱出一支歌：“想做个快乐歌手走遍天涯，弹着老吉它寻找理想……” 楼下的小伙子们一齐跟着乱唱：“带着你祝福的照片我离开了家，它会时时地鼓励我……” 母亲听着歌，笑了笑，说：“妈这一辈子到现在，没有什么愿了，只愿你和小妹过得好，就是遇到什么解不开的事儿，也不要像俺们；俺们都太呆了，呆了一辈子。唉，算了，将错就错，一辈子也快到头了，只愿你们都过得好。” 楼下的小伙子们又跟着乱唱，小妹也参加到他们当中唱：“流浪的人儿，流浪的你，重回到我身旁……” “有些事，也许永远解不开了。”我说。 “不会的，怎么会？”母亲以为我是在说自己的事，就说：“坑你的那些人，一时抓不到，不能说一辈子抓不到。俺们这庄上有个媳妇，年轻轻的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娘家找，找不出什么。过了二十多年，她的弟给她移坟，一挖开土，棺材烂了，见头骷髅上有个钉子钉着，人家一告，告赢了，原来是她男人害的。还有，后庄的盘老四，刚解放那会儿被人杀了，身上戳了七刀，几十年也没查出来。可前年，查出来了，原来是庄上盘九子挑弄盘八子杀的。盘九子那会正在县上当大官，事出了就被一条绳子绑进了班房。你道事是怎么出来的？那盘八子是光棍汉，好吃懒做，二流子一个，平时靠堂弟接济，临死那会儿，他当着人面叫起来说：‘你个盘九子，你让我杀了盘老四，说杀了他就包我一辈子吃不了用不尽；我杀了他，你现在把我包成个球了！’叫过就死了，你看看，世上哪有什么事解不开？还没到时候就是了。” 小妹他们和着录音机都在唱：“流水的双臂拥大地，我却拥不到你；高山的双眼俯瞰千里，我却寻不着你……” 我心里忽然有些茫然纷乱，看着母亲，想说什么，又无从说起，听小妹他们唱歌，我心一跳一跳的，他们有另一种生活，很生动，很实在的生活，没有凄凄哀哀。我太问了、想松快松快，想到他们中间干点什么。正要向母亲说这个意思，却见她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我懂那眼光，那是想问起父亲的眼光，我看过几回了，可母亲却没问，都犹豫了一下又盖过去了。我懂得母亲，知道她为什么没有问。我的眼睛里，看到了十字路口那个深深鞠躬的老人。父亲临终的话，真不该对小妹说，若是说了，母亲最后的心思也许就没了。我扭眼看着外面。母亲不先问，我也不先讲，我实在不愿讲父亲临终留下的那几个字，“你妈骗我，你也……” “一根，”母亲这次没有盖过去，终于说了，听出来她是下了决心又下了决心才说的，“妈想再问问你，你爷最后说了什么吗？” “没，没，什么也没说。”我非常想说谎。 “真什么也没说吗？” “没。”我仍然想说谎，可母亲眼看着我，我说谎的勇气最后失掉了，便改了口，“不，不，说了，他说——他说‘你妈骗我，你也……’他没把话说完。” 母亲的面色一下变得十分惨淡，愣了许久，才叹口气，说：“唉，人这一辈子……也算是报应吧，实在是报应呀！” 我默默地对着母亲，突然觉得非常对不住她，是因为我曾经几乎淡忘了她？是因为我没能像小妹一样给她应有的宽慰？或者是为别的什么？讲不清。 夕阳开始撞击平原，西天上一片金亮。小妹停了歌，招呼一声：“我出去一趟；就回来。”话后片刻，便响起摩托车的马达声，红色的摩托冲着夕阳，在白杨夹道的平原上突突驶远去。平原上薄下去的雪仍映得摩托很醒目。红的车，白的雪，金亮的夕阳。 “这么晚了，小妹还出去？”我从沉默中走出来。 “去接个人，”母亲也从惨淡的沉默中走出来，说，“队上的五包户余老太，在沟集子看病，丫头去接接。沟集子不远，她车快。” “沟集子？”我想起伯母——曾经是伯母的话：也是在淮北平原，那地方叫沟集子，他在那当医生，当得很有名气，提起龚医生，没人不知道。 “沟集子，”母亲说，“那地方有个好医生，念过大学，留过洋，有本事得很，没什么病他看不好，是右派平反落到这地方来的，四乡八里，都找他看病，都说他是个再世的华佗。” “他是队省城来的吗？姓龚吗？” “嗯哪，你听说过这个人？” 忍了又忍，我还是去找了龚医生。没有任何实在的目的，只觉得同是天涯沦落人，他比我走过了更漫长的坎坷路，我有理由要找他，就像一片雾要飘向另一片雾，一朵云要飘向另一朵云。饥饿的情绪使我向往，不能自止。待见了龚医生，我觉得自己不唐突了。这是一个瘦瘦的老者，脸小得出奇，白白的，头发向后梳，一丝不乱。一件半旧灰的卡衣服，好像套在根子上似的，有些旷。里面衬了个又长又大的白衣领。一个形象古怪的小毡帽戴在头上，使人想起某种豁达的类型人物。我们居然一见如故，谈得把世界都忘了。夜来有酒盈樽，隔案对饮，渐渐都入酒境，身心发飘。 “麻疯医院的人都是和睦友爱的，是不是？”我说，“遭了难的人才能互相理解。” “别老在那种情绪里嘛。”他一笑，“难道酒也拉不出来你？年轻人，想开些吧，事理通达心气和平嘛。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 “给我讲个龚医生被打成右派的故事。” “龚医生的故事很落套，没有多大意思。”他说，“不外是受了冤屈罢了，具体的也就是一句话引起的：在食堂吃饭，饭里沙多，有人写个条子贴在饭堂里：‘饭里怎么这么多沙？’一句平常的话，上面追查了，说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社会王义饭堂里怎么会有沙？查来查去，人人自危，查的结果大出人意外，有六个人站出来，每人各揭露一个人，说是亲眼见写那字的。我也是被揭露的人之一。你说奇也不奇？那六个人的良心哪去了？怎么可能有六个人同写那一句话呢？为此我最初多年想不开，后来想开了，这不能怪那六个人没有良心，这要怪有个力量把人都变成了好斗的鹌鹑，见了自己的同类眼就红，结果理智良心都失掉了。” “几十年了，你就这点感慨？” “这是浅一层的，更深一层的，是那种鹌鹑气质沉到人的骨子里去了，而且变成了人世哲学的一部分，遇有事来，就条件反射般地露出来。例如对你，一些人首先想到的不是你受了害，而是你是不是搞了女人。” “‘中媾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龚医生接着又慨叹了一句。 沉思良久，我忽而似乎悟出什么，便举起酒杯，对龚医生说： “为鹌鹑气质的灭亡干一大杯！” 春天了。春夜很静，也很黑，一条小河，灰灰地、宁静地睡在地上，一端连着小城，一端向远远的丘陵伸过去。大火轰轰地烧起来，把河湾河面都照亮了。纸片一叠一叠往火里扔，全都在燃烧的火里化为灰烬。扔完最后一片纸，看着它挣扎着萎缩而变形，而与黑乎乎的纸灰变成一堆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失落了。我曾经想一鸣惊人，想痴狂地独创一门学问，想和举世瞩目的弗洛伊德拉个乎儿，可现在，我几年闭门辛苦的结果，都在春夜的宁静之中轰轰地烧毁了。没理由可以顾盼，好比在一个死胡同里走，满怀激情，以为这种走法也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后来终于明白了，这不是去罗马，这是满怀激情地走向死角。而且也荒唐透顶，不讲别人，单讲小华女士，讲意丽她姨妈，甚至讲我自己，一无例外地都被自己研究出莫须有的结论；像痴人说梦，更像凭空造谣诽谤，竟连自己的人格也彻底贬低了。现在，一切都烧了，都在火里变成灰了，我才知道一切又并不这么简单，这种人生最重要的东西失落了的感觉，我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我悲哀而惆怅，遥望未来，满心茫然，人生的路，我还靠什么走下去呢？ “可借，太可惜了。” “不是早已下决心了吗？还可惜什么？”小华女士说。 “可借我永远赶不上弗洛伊德了，而且，我连未来如何走下去也感到茫然了。” “你这时的心境，我理解，看着自己精心构筑的巢穴顷刻飞灰烟灭，难免难受。你还是按我们的既定方针办吧，给自己一个彷徨期和休整期，在你可能深入进去的绘画、音乐、文学、雕刻、翻译、哲学和宗教等领域都看一看，看好了，再选择一门集中力量一干下去；说不定，你会成为一个大画家、大音乐家、大作家、大……” “难道真可能有带‘大’的头衔落到我头上来吗？” “怎么不可能？完全可能的，你是那种能认准一门就干到底的人。你自己不也说吗？一个人只要能把精力集中到一点上去，就会干出连自己吃惊的成绩来。” 下弦月升起来了，渐渐从东天上浮起，四周渐次变得明朗。河对岸有几个年轻人在那走，一边走一边打狼似地高声呼啸，看到我们，隔河用手电照过来，窃窃地笑，忽然高声叫起来：“一个十八岁的小嫩伢子，找个毛胡拉碴的老头，真憨种！”叫过了，全飞奔而逃。 小华女士吃吃地笑：“他们以为我十八岁呢。” 我笑不起来，我在想：我和小华女士，别人或许会以为是“烂脸只能配二婚头”吧？ 那几个年轻人在远远的树后面唱：“十八岁的姑娘一朵花，一朵花……” 小华女士静静地看着月亮，叹了口气，好像看见了一只惆怅的鸟飞向宇宙深处。 “生活太严峻了，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是的。”我说。 “我也唱一支歌给你听吧，好不好？生活里实在应该多点歌声。” “你要能够，你就唱。” “只要想，就没什么不能够的。”她说，静了静气，歌声果然飘起来了，静幽幽的，很低柔，“悄悄降临的月夜里，就是这神秘的一刻，我会贞节地等待，敞开心怀迎接你千言万语是多余……” 这一刻我死了。至少，我觉得死就是这样的；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自己也没有，只有一片宁静，甚至连宁静也没有，一切都没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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