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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妮述事 昨夜，我再一次梦中回到了大连的怀里，阳光的风里我听到思念的琴声，我草绿色的军装前襟上洒满了泪水，泪水飘散干净，斑斑点点全都落成绵长的记忆，我哀伤地站着，看着白色的鸥群消失在蓝色的海上。 东林从遥远的南方张开翅膀飞进我的梦里，当我迎上他的时候，我沉甸甸的心骤然轻松起来，温柔起来，我是多么的快乐和明丽啊，许许多多的日子，在绿意深藏的萧索里，我就是仗着这样的双翅鼓满我的风帆，使我在生活的寂寞海上能面对青天和空虚，向着人生的绿岛笔直地前进。 东林风尘仆仆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看得出来，生活的磨砺没使他有任何改变，他只是更加成熟，更加坚强和自信，他挥臂向我，步意挺拔地走过来，那样子好像又在说，看啊，那些风啊雨啊，算得了什么呢？我是海边铁杆的草儿，所有的草都倒了我也不会倒。他的目光坚定地注视着我，男性的力量，深藏在他宽宽的肩和浓浓的眉里。 “我来啦，”他说，语气中充满快乐和热烈，“咱们又见面了，真高兴！你好吗？” “好。”我说，“一路顺利吗？” “顺利。隔山隔海，隔不住你和我，说一声要来，哪有不顺利的事？” “请假怎么样？我是说，单位怎么会让你请假？” “单位当然是不想让我请，可我还是请了，我胡乱造谣，说北边地震啦，岛上打仗啦，天狗吃月亮啦，诸如此类。这就把假请下了，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嘛。怎么，你怎么也从岛上下来了？” “院长开恩，给了我两天假，接完你就得回岛。” “家里怎么样？有松动吗？能回去看看吗？” “不能，”我黯然神伤地摇摇头，“不能。” “嗨，你妈那个人呀，要加强学习哟。”他拍拍我肩，哈哈一笑，极力要驱走我的忧郁，“不回家也罢，有的国家人到十八岁就自立门户了，咱们也要多点独立自主的精神。走吧，是住在大哥家还是仍旧住那个部队招待所？” “住大哥家。” “那很好，”他说，背着包就向前走，东张西望的，“大连还是这么好，好得直让人想和它打招呼。” “可我想家。”我忽然说，我不知怎么忽然就这么说了； 东林站住，回过头来看着我，一目光里有些爱怜和叹息。我也看着他，我看到他的身后夕阳正在退潮的海上作出一片红晖，那是暖暖的家的境界，充满了父爱和母受的情愫。我沉进了那片红。晖，可是，跟着我就看到了母亲敌意的眼睛，她正嫉恨地绝不饶恕地看着我们。 母亲老了。母亲年轻时的面容是浮在我记忆上的一道永恒的影子，那时她齐耳的短发黑而浓密，双臂有力，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抱起来，亲我疼我，说我是她的小甜人儿，我透明童年的小舟漂在母亲宽阔无边的月光海上，除了迷蒙的柔爱，我不知道哪儿还有生硬严峻的东西。如今，那一切都遥远了，凝滞了，我已成大人，而母亲已跨入她老年的门槛，她在那门槛里看着沧桑一切，看着她脚下一点点长大起来的我，以一个过来人的心思为我构想和设计了既定的人生，这是一条平稳安逸而又没有任何波折的路线：上学，当兵，找一个对象——当然是部队的对象，然后在中国最美丽的城市大连安一个美满的家，这就是没有尘垢的母爱托给自己女儿的全部光环。 我理解母亲，我知道她对于我的构想与她苦难的童年有关。母亲是苏北人，在穷得难以生存的岁月里，她八岁丧母，继母对她苛刻而又残忍，十五岁时她抱定必死的决心逃了出来，四处流浪，然后当兵，与爸爸结婚以后住在上海，而爸爸很少在上海呆过，入朝作战，外出学习或执行任务，总是母亲孤单地带着孩子应付生活，爸爸追着军旅生涯和上级的命令匆匆奔走，母亲则追着爸爸的脚印匆匆跟进，后来就从上海调到了大连。母亲离开上海时有过疑虑，在南方人的眼里，大连是荒夷之地，胡地的黄沙铺天盖地，完全是流放的情景了。她把我们四个孩子拴好，大哥，二哥，我，小四，一条带子按这个次序连接起来，免得我们丢了哪个。在海船上晃荡许久来到大连，她依旧心绪不安，直到见了大连的真面目，认识了大连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的独特气候，她才信然地笑了。在阳光明媚花木夹道的街路上，她常常把我抱起来，喃喃地说，南妮南妮，你永远都是个大连人，再也不会有妈那种难日子了。那时候大哥二哥和小四就嫉妒地看着我，看着我的这个家中唯一的女孩在母亲心目中的位置。 母亲没有想到倒行逆施的事情会出现在我的身上，我也没有想到，怎么会呢？在母亲的眼里和我自己的眼里，我都是个纯真的囫囵的整体，母亲翼下的成长温软了我永远的依顺，我怎么可能去件过母亲呢？ 裂纹的细线最先是从我的好友蔡小昕身上捻起的。我们都已长大成人，这一点肯定被忽略了许久，那一阵子小昕异常兴奋而神秘，原来她是恋爱了，对象是市外贸局长的儿子，在远洋公司工作。母亲知道了这事，非常吃惊。 “部队的闺女，怎么找了地方的对象？”她说，同时又自问，“到找对象的时候了吗？小昕到了吗？” 小昕和我同龄，她到了，说明我也到了。母亲开始忧虑，不是忧虑我会找对象，而是忧虑我是否也会像小昕一样不声不响也找个地方的对象，她对一个地方的女婿是不能容忍的，在她对女儿的全部设想里，首先一条，女婿必须是部队的，看看我们这个几十年的军旅家庭和出入这个家庭的叔叔阿姨们身上的领章帽徽，一切就不难解释了。她探问我，观察我，又不时向小昕打听我，生怕我突然会在哪一天有什么动作，为能彻底放心，她“彼不动我先动”，给我张罗起对象来，她相中的目标是何晓鲁。在我们的周围，部队干部的子弟是非常多的，何晓鲁是其中之一，他是要塞区后勤部部长的儿子，是这一带部队干部子弟的头，我和他是同班同学，非常熟的，中学时他常常到我家来玩，对我也有那点“意思”，这个我早就知道，可我不可能找他做对象，不是他人不好，他长得很漂亮，腰板直直的头发眼睛黑黑的，人也聪明，可他身上我不喜欢的东西太多，譬如，虽然聪明却学习不好，从来不肯下功夫。这也是他周围那帮干部子弟的共同特点，他和他们一样自我感觉良好，充满了部队干部子弟特有的优越感，平时拉帮结伙地玩，穿爸爸们五十年代的大靴子和呢制服，逢到“要后”大礼堂放电影，总会见到何晓鲁领他那一帮人“跨跨”地走进来。在学校时还不尊重老师，有一次教唱歌，大家都唱完了，他嗽地来了一声，弄得哄堂大笑，老师脸都气红了，喊他起来，他还满不在乎，油腔滑调地和老师一句来一句去，气得老师白了脸走了，课也不上了。中学没毕业，他就参军到重庆的军校学习了，这是培训干部的学校，是“后门兵”，本该悄悄一走了事的，他却不，他穿了崭新的军装，唱嗷嗷地到学校来前前后后地走，专门气老师的，老师到上面四处去告也不顶用，他还是走了。这样的人，我怎么能找他做对象呢？ “他各方面的条件都好，”母亲说，“他身上的那点小毛病，在部队上吊几年就没了。” “我还小，”我找我的理由，“我想过两年再谈，趁现在多学点东西。” 我确实想学点东西，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都是数学课代表，一直很好学的，后来就当了兵。我的当兵是一种很不公平的选择，那时的中学生纷纷下放，我也跟着下放，下放到一个小农场，只呆了一个星期，就穿上军装走了，接着又读了军医学校。那一批部队干部的小孩很多都是这个路径，我也没有例外，女兵的生活成了我的全部生活，直到认识东林。 我的秘密也是蔡小昕泄给母亲的，在我回绝她的一个很长时期以后，一次她又与小昕谈起我，说我也不小了，怎么就不想想自己的事情呢？这闺女不会有什么毛病吧？样子是很担忧的，小昕一听就笑了。 “放心吧阿姨，”她说，“南妮呀，她一点毛病也没有，嘻嘻……” 小昕的嘻嘻傻笑露了馅，母亲警觉起来，追着问：南妮是不是自己谈了？谈的是什么人？哪儿的？小昕慌了，连忙否认，可母亲一下认定有了这事，三问两问，就把东林的事儿审出来了。 母亲说：“那个人是地方的？” 小昕说：“嗯嗯……” 母亲说：“那个人还在安徽？” 小昕说：“嗯嗯……” 母亲说：“那个人的家庭是农民？” 小昕说：“嗯嗯……” 母亲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这事，立即到部队来问我。 “这不是真的，是不是？南妮，这不会是真的，是不是？” 母亲满眼痛苦地盯着我，等着我否定的回答，我的心疼起来。 “妈，我知道你不喜欢地方的，我……” 母亲一听就哭了，她泣不成声地伏在被子上，身体耸动个不停。母亲是坚强的，遇到任何困难都很少掉泪，可为了我，她哭成这样，这是我太伤她的心了。看着痛苦不堪的母亲，我的泪也流个不住，母亲，我可爱的母亲，我怎么会把你伤成这个样子呢？我这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了。 “妈，你不要哭，你千万不要哭，都是我不好……” “孩子，南北几千里，你了解他吗？他在那个小县城里，又在安徽那么穷的地方，他除了是个大学生，什么也没有呀，孩子……” “妈，我对不住你，你别哭，妈……” “孩子，千好万好，与他断了吧，像我们这个家，像你这个条件，在大连，什么样的好人找不到？你不要伤妈的心……” “妈，我不伤你的心，可是，妈……” “孩子，你真是没有疝绑个茄子充疝，你是妈的心尖尖，别的事情，妈没难为过你，这一回，就算妈难为你了，与他断了吧。退一万步，就是找地方的，咱们也在大连找，至少条件也不能比小昕的差，孩子……” “妈，我听你的话，可是……” “孩子，不要可是，妈知道这样要求你是太难为你了，可你和那个人的那点事妈也掂量了，不就是你说的那些吗？现在与他断，还为时不晚，干万不能再陷深了，孩子，千万千万要听妈的话呀……” “妈，我听你的话，我一定听，可是，妈……” “你能听就好，能听就好，孩子，别的话，妈都不要再听，你再说什么都要再伤妈的心，孩子，不要怪妈这样太专断了，妈是为你好，看在养你多年的份上，这一回，你就算是迁就妈了，行吗？孩子，你点点头，就算是妈求你迁就了。孩子，你能点点头吗？你点点头吧。” 母亲说到这里，带泪的声音已把我的心淋碎了，我看到母亲的神经此时脆得如一页薄纸，我再加一粒沙尘就会把它弄破的，无论如何，就是有夭大的事情，我也不能再刺伤母亲，我必须点头，我一定得点头，哪怕是暂时的应付，我也要点，我泪出如涌，两手抓着母亲，用力地狠狠地点了点头。母亲看到了我的点头，在她确定了这一点以后，就一把将我搂在怀里，哞的一声哭了出来，我也控制不住自己，放声地哭了；我们抱在一起，哭成伤心和感动的一团，母亲的泪，我的泪，都流在一起了。 这一年雾大，如期到来的夏天的热风吹在海的绿浪里，把海雾源源不断地推向海岛，越过岛上的马尾松林子和薪炭林，从我们医院上空的山顶上飞过去，天地迷蒙地就笼在了一片雾中。这时近海上响过一声长笛，就是老牛船要靠岸了。“老牛船”是大连开往长山群岛的班船，两天一班，因为慢而大，与那些轻捷奔驶的军船相比，大家就叫他“老牛船”，它是整个长山群岛与大陆间，最重要的交通联系，上下岛的军民以及邮件等，基本上都依赖于它，它的每次到来都给岛上许多牵动，医院或下面的司令部总要派车去接船。船的码头在四块石——一个小镇，那是长山群岛的县城所在地，傍着蓝色的海湾，迤逦着一些洁白明净的建筑，玲现小巧得让人心动，在整个大连，在整个东北三省，它也许是最小的县城了吧！码头是不足以让老牛船驶入的，海湾水浅，老牛船远远地停住了，小的机船靠上去，把乘客一船船载下来，还有邮件。每次老牛船都带来我的邮件，有时一封，有时两封，最多三封到四封，东林每天都给我写信，就像我每天都给他写信一样。在没有老牛船的间隔里，或是大风雨的日子老牛船不能来，我就寂寞而焦急地等待，有时爬上西边的山顶望着海，风雨后海空的能见度是很好的，除了夕阳和透明的空气，什么也没有，真是不染纤尘，南面的哈仙岛，东面的小长山岛，北面皮口镇所在的海岸线都清清爽爽，仿佛伸手就能摸到一样，风后的大海无浪，巨大的海涌还在动着，老牛船仍为它而不能来，这种时候，我多么希望海涌立刻停下来啊。我坐在绿岛的山顶上，面对着海水和蓝天，一任阳光射着我的信笺，我就开始写自己。有时不写，我坐在马尾松的荫凉下，让海风拂着面颊和头发，冥想着我自己世界里的一切，宁静的海声和宁静的松涛渗进我的心里，常常地，我要在夏日的风里默默地流泪，为那些即将邀去和即将到来的一切，为我那绵绵的一尘不染的梦。 那个无风的晚上岛上一切都非常宁静，天很黑，山上海上都没有～点声音，散落在山脚下的渔民的窗户里也没有一点声响漏出来，站在楼外的阳台上，看到的天空只是一片虚寂，偶然地，山边上的连队里响过几声战士的歌，响过就寂静了。回到屋里女兵们都低头默然，翻翻书摸摸被子，都不作声，大家都想家了。住我对面的小昕忽然提议说，我们哭吧，哭一场就不想家了。大家便哈哈笑着装着哭起来，哭着哭着，腔调就变了，大家真的都哭起来。我也哭了；而且总也收不住，为了堵眼泪，我拿起一本杂志，顺手一翻，一个标题映进眼里：《流泪的女孩》，我顺着这个标题看下去，却见是一篇戏曲，是写一个青年姑娘的悲欢的，我看了个开头，尽管对那种时而对白时而唱词的形式很不习惯，还是一口气读下去了，一遍看完，我的哭意全没了，那个流泪女孩的生活艰难和以生命为代价而对理想的追求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立即给作者写了一封信寄去，信中写的是即兴式的一些感想，写过寄过也就忘了，不料两周以后作者回了信，不长，措辞礼貌而周到，大意是说在戏曲极为衰落的今天，竟有远方的一个女兵赞许他的剧本，他很高兴。我又回了一短信，一切就此结束，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把这事丢在脑后了。一天医院召集女兵开会，说为了迎接“八一”，司令部的意思让医院出几个节目，为此我们就到司令部宣传科找材料，翻那一堆《剧本》杂志，一下又看到了东林的名字，上面又登了他写的一个戏，我读了一遍，有一种老相识的感觉，亲切极了。我又给他写了一封信，我不记得我是否写了人情味的东西，反正是从这一封信开始，就再也收不住了，这边的信和那边的信，源源不断地穿山过海，跨过几千里路飞向各自的目的地，鸿雁的翅膀一层又一层驮走了我的情感。我感到恐惧，我知道这是一道恋爱的陡坡，天长日久，我是驻不住脚的，家里不会允许我从这样的坡上滑下去，我必须在适当的分寸上勒住情感的马缰。可是，我发现自己很难做到这一点，越是这样想，就越是觉得应该抓紧已经看见的珍贵东西不放。在女儿家理想化了的世界里，我确实觉得来自东林的珍贵东西太多，譬如，他孤寒的出身和他对事业追求的统一性，就使我感到闪光而突兀；在接触他之前，我对中国戏曲一无所知，是他让我知道了中国戏曲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最能用它来表现现代精神，只要有才能的人渗进去，肯定会大有作为。他断定有人会使中国戏曲大放光华，而他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虔诚于斯的神圣态度和为事业献身坚韧不拔的气概装满每一个信封飘飞过来，像云层里射下来的一道道阳光，遥远而强烈地照彻了我的周围，使思想有所充溢，情感有所寄托，心境得以升华，并且反差极大地看见了周围的寂寞和猥琐。为此，一我恐惧更甚，我知道我是在向我的家庭之舟的边缘走去，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把家庭的船压斜的。家里不会允许我滑那道陡坡，而我在滑。 我想过中断交往的事情，可是在流泪不流泪的时候，我都觉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一想到断，那住在我骨髓里的永远的“青泥洼人”就跃到了我的眼前。 “青泥洼人”是我初中一个同学的绰号，他住中山区青泥洼桥一带，何晓鲁一帮人就给他起了这么个绰号。他是个很穷的孩子，家庭出身不好，一年到头总是穿着全班最破的衣服，整天躲在角落不讲话，大家都看不起他，不愿和他坐一桌，因为我是数学课代表，又是全班最早的一批团员，老师就把他安排和我坐一桌。他坐在桌上很少动，不讲话，也从不看我，更不问我数学题，有时出于好心，我问他：你会吗？他就支支吾吾地说做做看。很久以后我才发现他是个自尊、刚强而又聪明的孩子。有一次，我为一道难题算得满头是汗，怎么也做不出来了，急得不行，课代表的责任是要向全班同学讲作业的，尤其是难题更要做好提示，以我的功课来说，是很少有题做不出的，可是这一回做不出了，眼看着同学等着辅导，怎么办呢？正着急，“青泥洼人”在旁边轻轻叫了我一声：“南妮。”我有些惊讶，同桌半学期了，这还是他第一次找我说话，我转过脸，发现他递过来一张纸，上面是他做出的那一道难题。我简直有些目瞪口呆，因为他的学习只是中等，他不可能做出这样的难题。事后我找他一谈，就更加目瞪口呆了，原来他的功课根本不是什么中等，而应是最拔尖的，连许多老师没讲到的题目他都会。“可是，为什么你考试总那么差呢？”我说。他说：“我不能考好，以我这样的家庭出身，本来是念不上中学的，现在念了，若功课太好，他们不会容我。”我知道他说的“他们”是谁，就说：“你不用怕，这事我给老师说，你一定要露出真面目。”他奇怪地看着我：“在这个班上，老师能管住部队上的学生吗？”说到最后，他还是答应了我的要求，一次考数学，一向很晚才出考场的“青泥洼人”第一个出了考场，考分一公布，满分，全班第一！大家全都哗然，尤其部队那帮小孩叫得更凶，说也邪了，抄的吧？爬墙头的吧？事情这么不正常，怕是要地震了吧？只有我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暗暗为他高兴，从此，我和他说的话就多起来，“青泥洼人”也显得比过去活跃了许多。这一来引起了那帮部队小孩的嫉妒，洋腔怪调说话给我听，对“青泥洼人”就更加不客气，有一回我听到教室一片喧嚣，进去一看，一个绰号“马蛋”的正和一帮人在打“青泥洼人”，我冲过去拉，拉不开，一转头我看到何晓鲁站在旁边，就知道这是他的主意，我叫他赶快让别打人。他掉头就走，说：“这是马蛋的事，与我无关。”好几个人把“青泥洼人”打倒在地，还不停地打，直到老师赶来。马蛋面对老师理直气壮，说“青泥洼人”因为他是光头就给他起了个“马蛋”的绰号。其实绰号已流传了许久，与“青泥洼人”全没关系，这事学校也都知道，可学校的处理结果，马蛋一伙竟无事，却要“青泥洼人”写检查。“青泥洼人”写了检查，沉默着一句话不说。一天他书包鼓鼓地来上学，悄悄在我耳边说：“我送你一样东西。”掏出书包里的东西，原来是个大海螺，长得光光滑滑奇形怪状的，半透明而闪着红莹莹的光，我从没见过那么精美那么漂亮的海螺，而且我也从没接受过男孩子的礼物，正不知怎么说才好，他一下子就把海螺装进了我的桌肚。“里面有你的信，你看吧。”他匆匆地说。我心慌意乱，立即低下头去找出信来。“南妮，”他写道，“原谅我冒昧地给你写信，我再也不能做你的同学了，在我灰浊浊的苦难生活里，你是第一个看得起我把我当作同学和朋友的人，一想到这个我就热泪盈眶，很想找个地方痛痛快快地哭一场，我永远感激你，永远记着你。再见了！”字虽少，字字都像烙铁，我抬起头，“青泥洼人”已不在身边，上课的时候他也没来，课间时马蛋一脸是伤回来了，原来他是被“青泥注人”叫出去打了，他气狠狠地商量着找何晓鲁如何报仇，可是，“青泥洼人”从此就再没有出现，一天两天三天，一周两周三周，他永远从班上消失了。我到青泥洼桥那儿找过他，我知道他住的那方位，找到那里，一个老太太告诉我，他已搬走了，人家的房子不让他住了，他有一个多病的母亲，一个妹妹，都没有工作，全靠他一个人摸海物为生。老太太告诉我在大连湾的北沿海边石嘴上有个小屋，“青泥洼人”就住那儿，我赶到那地方，见小屋也没了，只有小屋的遗迹在，“青泥洼人”的行踪就这么消失了。面对茫茫的海湾和空无一物的海岸，我的心一下落了下去。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青泥洼人”，从此我就永远想念着“青泥注人”，许多年之后，我才明白这一闪而过的、自尊刚强而又聪明的影子是人生的一道光亮，是这道光亮的存在，我才得以在平淡庸常的宁静岁月里想着生活的深度，毫不迁就地看到了周围的浮浅和庸俗，也就是从那个影子消失的时候起，我就开始了自己的寻找，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一种归我所有的男性形象已在我心中堆垒起来，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个形象会在几千里之外，这其中的缘分，不知深藏怎样的奥秘了。 我背着家里和外人暗暗进行我的一切，云层里射下的阳光只有我自己看得见，只有我自己珍借它，爱护它，把它视为人生天赐的明媚，卓然地亘在芸芸众生的卑俗世界里。我也知道我在走着一条危险的路，像两岛之间悬着一根钢丝一样，我踩在上面，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掉下去，掉到波涛翻滚的海里和箭一样射来的鲨鱼的嘴里。这也罢，各人的选择各人负责，而且这也符合我自己的方向，在我刚刚开始为自己掌舵的人生世界里，我不愿平庸地毫无创见地安排我的人生。人生太短，太短的人生不该无声无息。 东林与我的第一次相见有一个暗号，我左手拿一个信封，他右手拿一本杂志，他从上海坐船过来，我到大连码头接他。那天早晨我觉得整个世界都面临着三岔路口，我不知穿什么衣服好，不知梳什么发型好，也不知站在什么位置好。船到之前我几次站到出口处试试，每试一次心都跳得不行，我慌，我是咬了牙才在最后一次站在那儿没有逃开的，我躲在接船的人群后面，不敢正眼向里面看，我无法设想面对真实东林的情景。在过往的信里我什么话都说了，已是一对不能分开的恋人，可我们从没见过面，柏拉图的方式要跌落到一个小伙子面前，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忽然脚下一飘，出口处走出第一个旅客，我极力镇定自己，可是不能够，心怦怦狂跳，四肢瘫软得没一点力气，几乎站不住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赶紧藏匿了暗号，把信封装进口袋，正正帽子，塞好头发，咬牙切齿站得像个女兵。我不敢向里看，又不能不看，走出一个人我的心就轰然一声跳，人群走到一半，我的心(口空)地更加响了一声，血也几乎不流——东林出现了，他背了个包，两眼向前看着，我极力寻找那本右手上的杂志，没有找到，却找到了照片上的那个面孔和那双眼睛。我认出他来了，他也认出我来了，笔直地向我走来，他盯着我的面孔而不是应该拿信封的左手，他的右臂比划了一下什么，我们走到一起，脸都红得不行，我胡乱地朝前指指示意他跟我走，他就跟我走了，走了三十多米，彼此都一句话说不出来。忽然他站住了，我听到身边没了脚步声，就回过头去看他，见他正弯下腰去摆弄自己的鞋子，原来他的凉鞋带子断了，他穿了一个很破很破的凉鞋，他曾说那是大学二年级时买的，他将要穿着那个烂鞋子来大连见我，果然就是这个样子。想到这个我忍不住笑了，他也笑了一下，彼此都在紧张中感到了松驰，这时我听到了他口中冒出的声音。 “你好。”他说，声音很粗，很厚，有很宽的共鸣声，让人听了很紧张。 “嗯……”我说，“一个人走的吗？” 他看看我不知道我说的什么，“船是从上海来的，逆风，走了四十二小时。” “啊，很晴的是不是，你的鞋……” 他站起来，想做出一点什么样子，可是一点也不自然。我看到他比我高出半个头，上唇有着黑黑的胡子，牙齿很自，很大的手指在脸颊上极不自然地划来划去。我慢慢缓过劲来，提议先去给他买鞋，他看看我，明白我要给他做什么，便笑了。 我也想笑一下，说一两句轻松的缓和气氛的话，可是无论如何不能够，信上的东林和面前的东林完全是两个世界，面前的这个东林太真实，太陌生，太生硬，太和我的直觉格格不入，他是个从未见过面的完全不相识的男性，我为什么要和他走在一起呢？我怎么能允许他和我靠得这么近？就是他和我通了过去的那些信吗？为什么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感觉上剑拔弩张难以谐调呢？他是不是东林？是不是那个从云层里播下阳光的东林？我拿不准，我觉得在他和信中有一个很大的断裂，令我感到异样疑惧重重。而且，在这次相见之前还有一场波折，他不讲任何理由突然好久不来信，不论怎样写信他也不回，直到我把“青泥洼人”的故事写给他他才急转直下北上相见。他一如此，我的怨气就来了，气呼呼地等着见了面算帐，可是，面对难以消融的陌生，我“算账”的情绪也一下子变得毫无根据了。 东林住宿的地方是要塞海运大队的招待所，消息封得很严，除了我，没人知道他已来了大连。我住在家里，偷着空子去看他，陪他去看大连的风光，我们彼此一步一步走近，小心地观察，小心地试探，都想找到通信中的那个对方，我闭口不提“算帐”的事，心中却想着能够达到那种“算帐”水平的感情。 东林对大连感觉异常新鲜，这个风光优美的海滨城市使他领受到了一种异国情调，他面对那些日本式的建筑，俄国式的建筑和英国式的建筑非常吃惊，站在斯大林广场的边上看着广场上的草坪，他更是啧啧不已，他说广场真是城市的眼睛，带草坪的广场就更是如此了，大连之所以这么漂亮，大概也与草坪广场有关吧？可是中国的其它城市几乎找不到这样的广场。他说大连的太阳比别处亮，月亮比别处大，草木也比别处绿，这归功于空气透明度大的缘故，在他这个南方的内陆人眼里，大连风清月白，一尘不染，而且没有小胡同，大连太年轻了，沉重压着人类的历史没有给它额外的负担。 他喜欢海，我们常到星海公园去，那里有我一个熟人的弟弟在管船和值夜，我们有机会很久地在那儿划船。无风的夜里，月亮从海面上升起来，远处漂着养海带的大玻璃球，远岛的影子和海面的迷蒙都浴在温柔的月色里，这时游人全散了，我和东林划出船去，很轻很轻地划着，桨声响在宁静的夜里，海在我们的下面，月在我们的上面，阔大无边的宁静在我们的周围，我们都不作声了，这是我们无数次信中谈到的境界，我们试了几次，没有成功，那几次月亮没有圆，我们彬彬有礼地划回来，几天流过的日子已使我们都感到对方已走得很近，可我们彬彬有礼。今夜似乎有什么不同，今夜月亮圆了，海又这么宁静，这已经预示了什么。我们向前划去，划到海带生长的海面上；让船停住，收了桨，海上愈加宁静，只有朝月的地方波光粼粼。东林看着海和月，向它们伸开双臂，自语地说着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的什么话，我看着他的双臂，他宽宽的胸和棱角分明的脸，还有他蓦然间注定我的眼睛，我的心猛烈地跳起来。 “南妮……”他说。 “嗯？” 船轻轻地摇了一下，我们都没有动。此时此刻我觉得我充分获得了某种权利。 我说：“东林，你讲吧，前些日子，你为什么突然不来信？” “因为我想和你断了，我的原则是不找干部子女做对象，而你是干部子女，同时，你又对家里那么担忧，可是，直到……” “直到我今天和你算总帐，”我说，“我今天要和你算帐。” 他不作声，却一下抓住我的手，我知道要发生什么，我想躲，可是躲不开，没有一点力气，我郁积许久的怨气一时间全化在月里和海里，包括我自己，也全都化尽，我孕育的东西似乎没有完成，也无须完成了，我看到了信中那个完整的对方。他长长的有力的臂和宽宽的胸一下把我盖住，他的唇在寻找我的唇，我本能地推着他，却不由自主地抓起他的手送到自己的唇边，当我的唇碰到他的指尖的时候，我的泪水刷刷地落了下来，在这海上无边的月夜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青泥洼人”，而且更加真实，更加健全，并已将我融合，我们紧拥不动，海上独一无二的小舟载着我们，载着我们温暖的月亮和我们的海，从这儿开始，我和东林就永生永世联结在一起，永远不能分割了。 坚信我和东林能分开的只有母亲。如同对待生活的态度一样，一旦信念确定了，就没有什么困难能够阻拦住她。自从有了那一次情感的谈判，她就认定了我和东林已经分手的事实，在母女的情分上，她已把我看成个能至爱母亲而牺牲自己的好孩子。她这样看我具有充分的理由，从小到大，在她面前我没有半点谎言，东林的事情是唯一的例外，而在这唯一例外的事情上，我已给了她依顺的回答，她还有什么疑惑而不去这样认为呢？事实上，自从那一次她和我谈过以后，我也确实像和东林断了的样子，所有的信件都通过另外的途径转给我，身边有东林迹象的东西也全都隐匿，还当着母亲面撕了一张东林的照片，并做出一副痛苦的样子。为了爱东林，也为了爱母亲，我不知不觉扮演起一个不属于我自己的角色了。母亲认定我和东林断了以后是非常痛苦的，对这种“痛苦”她以母爱的方式给予最大的理解和补偿，情感上不用说，她给我写信，打电话，来部队看我；物质上也是如此，她每次来都给我带许多东西，吃的，用的，穿的，有时是托人带来或寄来。在女兵生活中，除了军装，可以特别修饰自己的只有两个地方，一是脖下最上一衣扣间的“三角区”，穿什么颜色和质地的衬衣会从那儿露出来，还有一处就是鞋，当时女兵提干后才可以穿皮鞋，皮鞋的样式和质地上也可以做做文章。因此母亲一连给我买了六件不同样式的衬衣，还专门从内蒙给我定做了两双夏季的皮鞋和两双冬季的靴子。所有这一切，都更筑高了我对母亲的负疚的债垒。 爸爸也来了信，爸爸说，南妮，你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这一次你又做了听话的孩子，爸爸很高兴。你妈是一个受苦的人，幼年受的伤害大大，神经经不起刺激，你能在个人的大事上向她让步，说明你真的成大人了，懂事了，爸爸真要谢谢你呢。 看了爸爸的信，我愈加惶恐不能自止，我禁不住问自己：南妮南妮，朝后你该怎么办呢？你有力量不面临着一种崩溃吗？ 母亲为彻底解除我的“痛苦”，有一个有力的安排，心病还需心药医，我和东林的“绝断”是感情上的失落，她就从这个失落处进行处理。一次，她让我请假回去，说有事，我回去了，一上楼她就笑容满面地迎出来接了我的东西，脸上露出某种神秘，我疑疑惑惑地进屋，一进屋就见客厅里坐着个年轻军官，样子很有些熟，一时想不起是谁，待想起来，我就立即转头触电一样逃进了自己的房间。 那人是何晓鲁！我知道母亲要干什么了。 母亲悄悄进了我的房间，战战兢兢又裹着许多喜悦地轻声叫我：“南妮。” “妈，”我说，“那人不是何晓鲁吗？他来干什么？” “闺女，”母亲说，“你是吃枪药了还是怎么的？人家是来玩玩嘛，从前他不是常来玩的吗？” “从前是从前，可现在他绝不是一般来玩玩的，他来干什么我知道，我以前就给你讲过了，他那样的人我不喜欢。” “谁说一定要你喜欢他了？妈从前的意思，也是叫你先处处看，现在妈还是这个意思。再说，你也不能一根杆子捋到头，这么多年不见了，人家晓鲁早已变得不是从前那个晓鲁了，你不要还用老眼光看人。” 我极为生气地低着头不作声。 母亲说：“这事我和你爸商量了，绝没有强迫你的意思，你可以先和他处处看，不好就散，大家还是朋友，谁也不会伤害谁的，这样很合情理吧？再说，晓鲁这孩子这些年也出息了，各方面条件都好，小孩子时那些毛病都改了，他分到军区工作这几年，各方面都反映很好，我专门向人打听了这事……” 母亲絮絮叨叨还说了许多，一个意思，一定要我和他先谈，谈不好可以散，我想了想，觉得既然如此，“谈不好就散”反比僵着不谈好，这样我不理亏又掌握了主动权，在情感上也算暂时为母亲和自己都缓了一步。还是先“谈”吧。主意一定，我就从自己房间走出来，向何晓鲁打了招呼。 “时间真快，”他说，“一晃快六年没见了吧？” “嗯，”我说，“时间真快。” 我打量他，觉得他确实变多了，高了，棒了，说话声音也变粗了，眉宇间旧时的神气还在，却不见了那种病气，是个很有点英气的男子汉了。我们胡乱地说着同学时的故事和别后的情形，都是些不着边际的话，他显然具有了男子汉的某种成熟的潇洒，当着家里人的面，他居然大大方方提出去看电影的事，一点也不失分寸，我只好答应。可是，饭后一出来，单独和我走在一起，他就突然变得拘谨起来，说话声调里也渗进了某种胆怯。东林曾经说过，每个女人身上都有一面锣，不论她在意不在意，只要有男人爱上她，那面锣就会响起来。现在，我就听到了那面锣响，尽管响得很轻，但我还是听到了，我明确地感觉到他对我的感情不是泛泛的同学感情，也不是因为长辈的交往所生出的近乎，而是中学时代那种朦胧情绪的延续，时过境迁，随着我们的各自成熟，那种情绪沉淀了下来，如同埋进土中的种子，一旦有了水分和温度就会萌发出新芽来。而这是绝不可能的，我在这儿必须有足够的警惕，因为，我已经有了我的不可分割的东林了。 电影院还是“要后”的那个大礼堂，除了门面的装饰，一切都没有变，我不由想起当年何晓鲁领着一帮干部子弟穿着大靴子“跨跨”地走进来的情景，忍不住兀自轻笑了。 “我知道你笑什么。”他说。 我看看他的敏感：“你说我笑什么？” “如果我没猜错，你是笑我当年来看电影的那种样子。” “不不，你猜错了，我想的是一件与你无关的事情。” 我不愿伸延那个话题了，我知道任何加深理解的东西都会增加对他的伤害，我应做的重要事情，只能是尽快以适当的方式告诉他，我和他只能是一般朋友或熟人关系，不可能再向前发展了，可是，我不知自己该如何告诉他，为了保密，我也不能把东林这个挡箭牌搬出来，而明确说出那些话又显得唐突。如何更好，我盘算着这个。 电影不好，人不特别多，我们在后边没有人的地方坐着，都没有心思看电影，又都装作着电影的样子，不时找一些话题出来说说。电影放完，临分手时他嗳了一声。 “南妮，本同志鼓足勇气说一句话你别生气，”他说，“这真像演戏。” “什么意思？” 我感到向他说明的机会到了，可他忽然间又打住了话题。 “算了算了，不说了，来日方长，再见。”说过立刻走了。 回到家里，母亲不问我感觉如何，只观察我的神情，我也不说，大家都盖着盒子摇。我在家住了几天，何晓鲁天天都找理由来联系，有时来，有时打电话来，以后的几天他都比第一天显得冷静沉着，而且闭口不谈那种事，看来他已确定了一种“文火炖甲鱼”的方式，我想这也好，可以慢慢让我想出妥善的回绝方式来。临离家上岛时，母亲问我： “怎么样？感觉怎么样？” “说不准，”我说，“处处看吧，我也是你那个意思，能好就好，不能好就散。” 上岛后我和蔡小昕商量这事，看是写一封信还是怎么的好，我们的主意还没拿定，何晓鲁忽然从军区“出差”到岛上来了，我知道他可能确实有公事，但更主要的恐怕不是公事。我感到了不安，从沈阳到岛上有一天的路，这么大老远的，没有那种动力，谁会“出差”到此呢？我的责任感告诉我，不能再拖延了，我必须向何晓鲁讲明一切，不然，就是对他太不尊重了。因此，当我到下面的司令部看他的时候，我就直言相告了。 “晓鲁，”我说，“我们是同学，朋友，彼此印象都挺好，和你交往，我也感到非常愉快，可是，家里对我们的意思，你明白吗？” “明白明白，”他马上说，“上次我说真像演戏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都这么大了，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处理，干吗还要家里牵线呢？……” “晓鲁，我也鼓足勇气说一句话你别介意，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他一愣，看着我：“为什么？” “因素很多，我也讲不清，我只是这么感觉，你千万别介意”……” 他显然非常意外，眼光向下看，紧闭着嘴，半天不吭。 “是不是，”他沉思着说，“你还记着安徽的那个人？” “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我和你……” 他喃喃地说：“我知道你小时候对我的印象不好，可……” “晓鲁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好啦好啦，”他忽然抬起头，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一圈又坐下，挺男子汉气地笑笑，“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同学和朋友嘛，不一定非要是那种关系不可，来来来，别一副欠债倒霉的样子，吃苹果吃苹果。” 他递给我一个大苹果，足有八两重，红得像春天的早晨的太阳一样。 何晓鲁走后没几天，母亲就匆匆地来了，我以等待惩罚的心情迎接了母亲，可是母亲并没有指责和呵斥我，而是对我更加和蔼可亲，安慰我，说谈不好没关系，谁能保证谈一个就成呢？来日方长嘛，不用着急，等有了合适的再谈。母亲还让我千万不要沮丧，以我这么好的条件，可供我选择的好小伙子多着呢。母亲的宽容有些异乎寻常，以我的直觉而言，我对何晓鲁的拒绝明显带有对她的抗拒倾向，这个她不会觉不出来，她应该发火才是，至少也应该是不高兴，可是她没有，她的所作所为有点不像她的个性了，我想，这仍旧是因了我和东林“断绝”后的“痛苦”的缘故。为此我就更加不安和内疚，我该怎样向她说明这一切呢？我有这个勇气和力量吗？所谓纸里包不住火，水落石出，事实的真相终究是不能回避的，那真的是一种崩溃吗？而且，而且，我也能明确地感觉出母亲心灵深处存在着深深的痛苦，那一切都写在她的眉宇间，尽管她极力压抑和回避着它，我还是能够感觉出来，我也对它小心地回避着，不碰它，我强颜欢笑故作轻松，表演似的与母亲保持着一种亲密，每时每刻，负罪的情绪都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我知道，我和母亲都一齐戴着假面走去了峡谷，只能进不能退了。为了女儿，母亲是母爱的宽容；为了母亲，女儿是无奈的欺瞒。峡谷的尽头，将要向女儿和母亲呈示什么呢？ 天地都随着这一切变化虚幻起来，不真实起来。白天，看着太阳划过天空坠入海面，冷瑟的红晕和迷茫的海色一同飞起来，就觉得一切像梦；进入梦乡以后，一切就更加蜕化生变不是原来的样子了，一闭上眼睛就看见母亲手指着我走过来，说闺女讲假话的闺女，你还不如实招来么？逢此情景我总是一退再退，脚踏着软软的无底的海面直到醒来，汗留在脑门上，身心抽搐。而母亲的情形也同时如梦如幻，她或是躺着，或是异样地看我，或是在我刚醒的一刻啪地关了灯却跟着放出鼾声来。有一个软软的无底的夜里我再也无路可退，我看到母亲不是手指着我说我讲假话，而是掀起褥子，把我压在最下面的并用旧报纸盖起来的东林来信掏出来，两国垂泪看着我，我摇她，她不作声，只是两目垂泪不止，我一下子醒了，使我更加梦幻感的是，梦中的一切变成了眼前的一切。屋中灯亮着，海岛深夜的宁静已压得屋子嘿嘿直响，母亲坐在那里，面前放了一大堆东林的信——都是最近来的——只是静静地没有垂泪。 “妈，我……” “我知道，我一直就知道，你从来就没有与那个人真断过。” 母亲的声音像梦一样，我的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妈，妈，我不是成心要欺骗你的，我……” “妈知道，妈什么都知道，妈是为了不太伤你，才没有挑明了强扭你的，本来，妈想慢慢来，可是，孩子，你太让妈难过了。” “妈，我不是成心要让你难过的，有些事情，是做女儿的做不到呀。” “孩子，你知道妈为什么一定要你和他断吗？妈这一辈子做强，样样事情都不愿落在别人的后面，更不愿落笑话给人家看，妈就你这一个闺女，在你的婚事上，可绝不能比别人差呀，你听听周围那些叔叔阿姨的话，哪个不说你南妮是个好孩子？妈也白天夜里为你高兴，盼你给妈多带点光彩来，可是，你若不听话一下子找了那么个对象，让妈在人前怎么抬得起头呀？” 我想向母亲陈述自己的种种理由，但我知道，那是没有半点说通的可能的，可是不说呢，我又怎么解释自己的一意孤行呢？母亲不是个不讲理的人，只是在她的原则上，她完全不能理解我。可怜天下父母心，她对我执意如此，我是不能不向她直说的了。 “妈，”我擦干自己的眼泪说，“你的全部心思我都知道，只是感情上的东西不是买卖物品，我已陷了进去，拔不出来了。” “你至少可以试试，”她说，“如果试都不试，你怎么知道就拔不出来呢？这些天来，通过晓鲁的事情，我想了又想，不得不挑开和你说了，不论怎样，你都得试一试和那个人断，不能这样把我和你爸的意见不当一回事，你至少得诚心诚意试一试。” “妈，这种事情，只有当事人才能最知道深浅，不是试不试的事情……” “南妮，”母亲直视着我，她一直没有哭，奇怪的是这一次她一直没有哭，脸上表情一直是冷冷的，“妈这一次不是和你讨价还价，也不是强迫你，妈是求你，求你和那个人断了，至少要诚心试一次。” 我已经哭得说不全话了：“妈，你不要这样难为我，妈……” 母亲仍旧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南妮，说实话吧，你能和那个人断吗？” “妈……” 母亲的话像石头一样冰冷：“说实话，你能和那个人断吗？” “我……我做不到呀……” “你再说一遍，你能不能做到？” “我……我……做不到……” 母亲不作声了，静静地看着我，过了许久，静静地温柔地笑了。 “我多好的孩子，”她的声音里充满无限的慈爱，“多听话的孩子。” 我毛骨悚然，猛地摇晃着母亲，她不动，像一尊石质的雕像一样，只有静静的温柔的笑挂在脸上。 “我的孩子，你看那条大路，”她的声音里充满无限的慈爱，“那一条带子联四个孩子，你是那带子上的老三，我这辈子就那一个心尖尖……” “妈！妈！”我摇着母亲，心里充满无限的恐惧，“妈你怎么啦？妈……” 母亲不动，不可摇撼，温柔的微笑忽然撕裂在苍凉的痉挛里，两行泪水，从她多皱的脸上直直地跌落下来，紧接着，她的手和脚都急剧地抽搐起来，我立刻跳起来，紧紧地抱住她，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弯曲下去，成一个罪人的姿势跪在她的面前，一个手指掐上了她的“人中。” “孩子，与他断！” “妈，我答应你！” “你不要再骗妈，你真要与他断！” “我答应你，妈！” “你不答应，妈就会死！” “你千万不能死，妈，我答应，我一定答应，这一次我宁愿自己死，也绝不骗你！妈，你醒醒吧！” 在母亲下岛后不久的日子里，我也下岛南行，去实践自己向母亲许下的诺言。无边的苍凉穿透骨髓，我得试着去和东林分开，为了母亲，为了一个女儿的罪愆，我得用自己的良心和牺牲去赎回某种东西，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已没有权利去设想对东林的伤害，我的神经末梢已经萎缩了，不属于我自己了。 下岛到大连时正是大连之冬的金碧黄昏，大哥已给我买好了船票，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停留，直接登上了南航的海轮。大哥在港口入口处送我，嘱咐我要沉着，要坚定，到那里时要好好给人家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论谈好谈不好，都要掌握好分寸，我默默地无言地听着。在我的事情上，大哥是家中唯一一个坚定地站在我一方的人，在大连所有的熟人和朋友当中他也是仅有的一个，即使和我的好友小昕相比，他也在理解之上多了一分支持，追着青春的向往和人生的目的，他的许多想法是和我相同的。临别时大哥握着我的手，让我保重。我看着大哥的眼睛，大哥也看着我，这一刻我忽然感到兄妹的感情是世间一种怎样的东西，我眼角发温，有些哽咽，我觉得我在大哥的手掌里真正地长大了，不再是从前趴在大哥背上撒娇的小妹妹了。我对大哥的叮嘱深深地用力地点点头，我明白大哥的意思，他是希望第一次负着使命运行的我能顺利归来，他在担心过于稚嫩的妹妹的双肩能否承担起严峻人生的第一次重压。我泪水充盈但我没让它流下来。 船到上海，再转车到乌州，又赶上了小城冬日的黄昏。夕阳正在柏蒿的丘陵上沉落下去，冷光明亮覆盖了小城，宁静古老的感觉更加压重了我的心。 这是长江北岸一座旧有的城池，小而古老，比大连的金州、旅顺还要早得多，在中国最早的地理书《尚书·禹贡》的记载中，它就恍恍惚惚地躺着了。秦汉以后，它迅速崛起，成为江北名城，“九省通衢，南北绾毂”之地，文人墨客，多会于此，唐宋八大大家中的诸位文豪，都在此留下过诗文墨宝。可是沉重前进着的历史遗弃了它，到建国初期，它仅剩了区区四千人，尽管经过了近四十年的人口暴长和发展，它也仅仅是个拥有八万人的县城，当政机构是县委县政府，另加一个高一级的地委和行署。乌州的文化，一半在古老的城关镇，一半在城边膨胀出来的新城区。 我走出火车站，看看天和地，确实都灰蒙蒙的，真是一个“南方灰蒙蒙的内陆小城”，海边透明的空气把这种感觉衬托得非常强。 东林在出站口等我，一看见我就叫起来。 “南妮！嗨，南妮！” 我立刻奔过去拉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攥着，我感到只要手一松，他就会彻底失落，再也找不到他了。 东林领我去乘公共汽车，小城只有两路公共汽车，我们乘的是2路，车很旧，也很短，好像那种长途汽车似的，车上2路的“2”字写得又小又难看，看惯了大连那宽敞明亮长而鲜艳的车，再看这种车，一下子就有了倒退二十年的感觉。车在很窄的马路上行驶，街道两边的楼房和平房都矮而小，且灰浊拥挤，毫无规则，满地是摊点小吃和纸屑杂物，看不到花栏。汽车穿过新城区进入老城区，道路越发狭窄起来，路两边碎瓦灰墙，飞檐旧栋，一副电视上常有的唐宋时代的情景。一下车，就灰尘滚滚而起了，手扶拖拉机，柴油机改制的三轮载重车嘟嘟而来又嘟嘟而去，马达震天价响，肥硕的咸水鹅咸水鸭就卧在路边灰尘里的案板上叫卖，人群熙攘，一眼看上去是淹没在历史泡沫里而又匆忙热闹不知所措的纷乱。 “怎么样？”东林说，“乌州还不赖吧？” 我的心在汩汩流泪，但我本能地装作快乐：“就像个又穷又邋遢的人似的。” 东林大笑：“在乌州，在大连，在岛上，在北京上海和世界任何地方，都有人就那么样地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这是人类对地球的全面占领状态。” 东林把我领到他的住处，他信中和口上无数次描述过的住处，它紧贴在路边，进门就有一个三步宽十步长的巷子，三间房子呈丁字形，院子有个孔洞是下水道，还有一口大缸和许多杂物，缸是装水的，院中无水，食水用水都要穿过外面的马路到一条巷子里去提，杂物则是一对邻居老两口从乡下搬来的家什，陈旧破烂讲不上有什么价值。院中景象比我想象的最低限度还要差，小城小市民的境界在这里一眼就看得清楚了，但此刻我却像面对珍宝一样看着它们，我萎缩神经卷起的使命告诉我，它们的失落也将拴在东林的失落上离我而去。 一进东林的小屋，就像有个钉子扎了我的心。小屋清贫而富有，比我想象中的最高限度还要好出许多，屋中一床一桌一椅，再无别的用具，许多书整整齐齐摆在墙边，下面铺上纸垫上砖头，墙上是出自东林手笔的墨竹和条幅，还挂着一柄剑，一根三截棍和一根铁链装的鞭子，东林叫它九节鞭，没有事的时候，他就摆弄这些东西，他老家尚武的传统留到了他的生活里。还有一张大照片，那是我的，我站在礁石上，身后是广阔无边的大海和白色的鸥群，一条大船正在海上拖出长长的航迹。东林在上面题了词：人生有你，有海，有永恒的蓝天和远飞的鸥群，便有我永远的绿岛。还有一句英文：The eternal femmine draws me upward（永恒的女性使我向上）。 我价向东林，东林拥抱我，爱抚我，绝望的热望萌动在我的血液里，我疯狂地吻着东林，呓语般地叫着他的名字，东林兴奋得不知所措，一阵急风骤雨之后他温情地看着我的面孔，忽然发现了我眼底深处的忧伤。 “南妮，你的情绪好像不对，有什么难言的事情吗？” “不，没有，见了你，我这是高兴。” 我不能马上就对他说，我不能现在就伤害他，我要在这儿住些日子，好好地陪他玩玩，亲他，爱他，然后再告诉他二切，哪怕是今生的诀别之前给他一点慰藉，即使是一丝丝一点点，那也是我南妮负疚的心和爱的心了。可是，东林的眼光已把一切看穿。 “不，南妮，你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你这次的突然到来，还有你的眼光，都肯定地告诉了我这一点。说吧，南妮，是什么事？” “真的没有什么事，没有，东林……” “撒谎不是你的本行，来吧，照实说，是什么事？” “分手……” “唔？” “是分……” 我语音哽咽，不知如何说明了这一点，东林怔怔地坐着不动，问我： “为什么？” 我回答他的时候觉得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东林听后站起来，在屋里来回急走，忽然咋地一声，他把手中的茶杯挤得稀烂，又把那些稀烂的碴子狠狠地砸在地上，他冷笑了。 “荒唐，真是荒唐！”他说，“我若是省长和总理的儿子，你家里肯定不这么作梗了是不是？” “东林你别这么说，你别刺激我……” “当然当然，我不该这么说，我什么都不该说，他妈的！” 他猛地拉开门向外冲去，我跳起来拉他，他用力一下把我推倒在床上，砰地关上门，走了，临走时甩下一句话：“你离我远点，让我一个人安静安静！”他的怒火烤糊了他的话，呛人的味道铺张四散，从每个毛孔侵入我的肌体。我伏在床上痛快地哭着，等我流干了眼泪，他回来了，轻轻地开了门，坐在椅子上，嘴上叼了一支烟，样子变得很平静。 “有一句很难听的话，叫做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现在我很能理解。”他说，“可是，你对我非常重要，你明白吗？” “我明白。” “你不明白，你明白什么？你什么也不明白。以前我全给你说过了，身边的好姑娘一个又一个滑了过去，我选择了你，我为什么选择了你，这你知道，那是你身上一种透明永恒的东西打动了我的心，就像你所说的我身上的某种东西打动了你的心一样，可是现在你动摇了，倒退了……” “我不是动摇和倒退……” “你用不着辩解。”他不让我插话，“你辩不辩解都是一个意思，我想过了，我们如此相互了解，你能提出分手，不管因为什么原因，都绝不是随意和草率的，因此，你用不着过多地解释什么，你要说的都已说明了……” “可是……” “当然，”他不让我插话，“你若是一定要过多地解释，以后也会有机会，可是今天没有时间了，你马上得随我去参加一个宴会，这是我一起分来乌州的朋友们为你准备的。” “不行不行，这怎么行？我这个样子……” “你一定得去。接到你的电报，他们就筹划了。你南妮不是一般的姑娘，在我的同学和朋友中你已经成名了，人人都知道我俩的浪漫故事，大家早就想见你一面了，千呼万唤你才来，不去怎么行？” “我不能去，这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你是我的对象嘛，这个身份没有变化，至于分手，是另一回事，与此没有关系。” 不论我怎样坚持，都没有用，他非让我去不可，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我只好去了。我知道我要做的是正常点，高兴点，我又得扮演不属于我自己的角色了，生活的魔方是怎么回事呢？只要扭换了一个侧面，一切就都变了样，各种位置都不在它原来的地方了。 “宴会”是在行署招待所的房间里举行的，和东林一起分配来的一批学生，除了东林之外都分在地委和行署机关，也都住在招待所里。他们买了许多吃的东西和酒，把三张写字台抬到一个房间拼起来，抬出床腾出空间，大家一起围坐，其中有个女同学，姓宋，我叫她宋姐，她和我紧紧坐在一起，大家举杯。 “为我们心中最优秀的大连姑娘南妮干杯。”他们说。 “为我们安徽未来最好的妻子南妮干杯。”他们说。 我置身在自己的角色，让自己笑，火炭在我的脚下烧我。我正常的意识所感到的、是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开朗，快活，健康，有热情又有知识，他们都是七七级的，都是高中毕业好几年后才考入大学的，他们品质优秀意志坚强，是智慧能干永不会垮掉的一代，在江淮丘陵上的小城里，真正文明的精神在他们这儿才真正地存在着。在他们中间，可以感到东林是一个无形的中心，也许是无意为官的缘故，他自由的气质中多了一分超脱和轻松，在同学的交往中更注意人的本身价值和人性的东西，这一点使大家都喜欢他。今天他的举止中没有任何异常，只有我知道火炭也在他脚下烧他。 晚上我和宋姐睡在一起，没有暖气，南方的冬天总是没有暖气的，屋中冷得够呛，床上被子很厚，我还盖上了军大衣。我们谈了许久，我言词闪烁演自己的角色，月亮升上中天的时候，她沉沉地睡去了。我却根本不能入睡，东林送我来宋姐这儿之前，我紧紧拉住他的手，他轻轻地把我的手掰开，说，去睡吧，我们今晚上不要再谈什么了，不能谈，自从你说出了那个事，我们两个都不再是自己了，谈下去我们都会生出一种病的，去睡吧，我们等待来日。我看着窗外冬夜天空上的月亮，想着等待来日和等待来世有什么区别。眼前的月亮比大连的确实要小，然而是一样的宁静，小城没有海声，没有夜夜来访的海风和大都市那种似有似无的喧嚣，它只有宁静，像森林中一个孤单的大鸟，夜一深它就安宁地睡去了。在它的羽翼上，只有我在想着遥远和并不遥远的一切，这两年漫长的时光，这几天的旅途劳顿和经历，无疑是我人生中一个复杂的和弦，我听到了它的响声却没有弄明白它，也许本来就不能明白，只有叫它和为它忧伤和心碎的份儿，人生难题能解成什么样子呢？明白如话的答案，都是些表面的浮浅的东西，答案的真谛只能久久存疑，就像我，在这异域小城宁静的冬夜所能想明白的东西，就是生活的魔方在我的面前已经扭动了，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然而这又能概括出什么来呢？ 太阳明亮如初，冬天一如既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去的，醒来的时候已是一个世纪以后的事情了，至少，我觉得是一个世纪以后了，过去的一切都已板结，那些人和事，都不再与我有关，当看到陌生的阳光铺在床上，昭示着我所期望的新纪元的开始。这一切就是梦，从中看遍了我的忏悔。 东林坐在屋中的椅子上，背对着我，我从他的身影中读到了沉重的几个字：你对我很重要。 “东林，你过来。” 东林转过身，明白我的意思，就过来，吻我。 “我们很相爱吗？” “很相爱，”东林肯定地说，“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 “将来吗？” “将来。” 我勾住东林的脖子：“东林，现在人类已经没有了，就咱们俩，四周都是汪洋大海，只有一个孤单的绿岛在我们脚下，我们永远相爱，谁也不来干涉。” “那当然好。”东林说，“可是，那只是一厢情愿的童话，我们不可能摆脱这个世界，因此，你得跟我回老家去一趟。” “去你的老家？为什么？” “因为你对我很重要，我需要你去，就像我需要你去参加同学们的宴会一样。” 我一下又回到了现实中，非常惶恐，现实的霜雪茫茫地白在了我的面前，使我变得清醒，我已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我觉得找得好好地和东林谈谈，我不能跟他去他的老家，在他乌州的朋友这里，只是一时半时的事情，可是，去他的老家，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我要见到东林的母亲，那个一生苦难至今仍在苦难中的老妈妈，东林和她有着非同寻常的患难母子的感情，那样，我将怎么掌握自己呢？可是东林说什么也要去，他说他从故乡土地上走出来的，自己要有心理视觉上的完整性，事业和爱情上都得如此，他得向故乡的土地展示那一切。 “可是，”我说，“我不能将假的东西带到你的故乡去呀。” “什么假的东西？没有假的东西，你是我的对象，别的都暂时与此无关。” “可是，我母亲……” 东林抚着我的肩：“南妮，关于这个，我昨夜几乎想了一夜，要和我分手，你是做不到的，你之所以想做，是因为你的善良，你不想因为自己而伤害母亲。为此，我得请你原谅我昨天的粗暴，我是不该怪你的，一个人因为善良而以牺牲自己为前提去做某种事情，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只是，你做不到你想做的事情。” “不过，东林，我……” “当然，我没有别的意思，为你的善良，你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情，如果你能做得到的话，那就是一种天数，我无可奈何。可是，这一次，无论如何你也得跟我回故乡一次。” 别的话都成了废话，结果就是跟他回故乡。顺水漂流，这就是我南妮吗？ 东林的故乡是凤阳县，那是出过明朝开国皇帝和因穷困出名的地方。我和东林在这个冬天到那里去，从乌州坐汽车，穿过三个半小时的丘陵公路就到了。这是合肥——蚌埠公路上的一个小站，汽车在一所土墙草顶的屋门口停下来，我们就下了车，没有人收票，也没有站栏之类的东西，下车就是在公路上，东林指远处一株高大的银杏给我看，说那就是他的村子。我环顾四周，看到冬天的天空下面是褐色的丘陵和散乱无章的村落，除了少数的瓦房外，多数仍是土墙草顶的茅舍，都是尖脊，与大连郊区和辽南农村那些平顶的房子绝不相同。这就是凤阳的土地和东林的故乡，我来到这儿了，东林叙述过的那些童话般的故事都在我脑子里活起来，我看到夏天午后的寂静和酷热里走出一个赤脚的少年，只穿了一个裤衩，浑身晒得小黑球似的拿着一根鱼叉沿着涧湾走，涧湾清澈而宁静，忽然呼隆一声响过，那是箭一样地把叉射到水边，水边晒背的黑鱼就在鱼叉一端挣扎起来，好大的一条黑鱼啊！我眼角发湿，那些透明的故事使我的心颤颤地抖起来。 我走不好乡路，我穿着高跟鞋，走在高低不平印满水牛蹄印的小路上，趔趔趄趄地总要摔倒。细想起来，长这么大，我还从未走过这样的乡路，大连没这样的路，岛上也没这样的路，我走过的路太平坦了，一时适应不了皖东土地上的高低不平。 东林说：“也许，我找了这样一个贵族小姐，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我吊着东林的胳膊，酸楚的心情说不出玩笑。 东林说：“这样不行的，我们乡下，男女走路都一前一后走，并排走都要被人笑为轻佻，怎么能这样吊着膀子？” 我就松开手，仍说不出笑话。 我走进村子的时候引起一阵狗叫，东林喝狗，狗居然认得他，不叫了。村里人却惊动了，纷纷都出来看，东林一路大叔大婶地叫着，把我领到他的家。他的家三间草房，一个厨房，厨房一旁还有一间小屋，也是茅舍。两位老人就出来迎我们，一位是东林的母亲，一位是他的继父，他们笑着，又兴奋又拘谨。我心里想着东林对继父的成见和对母亲的感激，就走上去拉着东林母亲的手，叫了声伯母，伯母立刻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了，她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拉紧了又拉紧，样子像要把我搂在怀里亲我，慈爱母亲的浓郁情绪使我的心乱极了，她喃喃地说了句什么猛烈地敲动了我，我一时没有全听明白，很长时间之后我才想真切了，她是说可怜我的儿东林，一步一个坎混到今，总算有个人能真心对你了。我看到伯母苦涩的眼里有真心喜悦和幸福和泪光，我的心就跟着流泪了。 住下来的日子东林领着我挨家挨户拜访，这是一种周到的礼数。东林似乎与村上的每个人都谈得来，老人，孩子，男的女的，他都有话题，谈庄稼，谈孩子读书和女儿出嫁，逢人就按辈分喊大婶大伯什么的，有不喊的，那是辈分比他低的，有的老大岁数了居然还喊他“大老林”，浓浓的乡情中流溢着一种圣赞的情绪。一次一个比我高出一个头的中年人，张口就叫我“奶奶”，羞得我差点没找个洞钻进去，而东林却快活地笑着，说辈分晚三辈嘛，我东林找来的对象，他就该这么叫。我看着笑着的东林，他笑得没有一丝勉强的成分，厚厚的坚强的冰面遮住了愁肠的河，这时候我就感到农民的血液是怎样在他身上流淌的，那是一种丰厚文化的流淌，是我这样生在城市长在城市的人只能意会难以言传的，它呈一种浓重的形态覆盖在乡野的土地上，高高托起从它上面长出来的东林，使他在任何野外都能表现出男子汉的健全和坚强，《，难道就是他要向故乡展示的心理视觉上的完整吗？ 东林的话成了我耳边重复的音乐：一个人因为善良而以牺牲自己为前提去做某种事情，有什么可责怪的呢？只是，你做不到你想做的事情。 冬天村边唯一青绿的东西是竹子，每家后园里都有竹子，它坚定，冬天不枯，它不出风头，春天不开花，正像诗，人们说的，未出土时已有节，及凌云时尚虚心。诗人们还说，宁可食无粟，不可居无竹，无竹则人俗，东林屋中总是贴着墨竹，也许就是为了这个吧？可借我们北方没有竹子，现在我来到南方，就禁不住天天走进竹林了。东林远离忧郁地给我讲竹子的间伐，松土，施肥，讲竹子的生命和它永恒的绿。我们走在竹林里，满地松软的竹叶，黄昏时麻雀飞来了，结成大阵的麻雀在丘陵的黄昏中轰轰地飞行，麻雀之多飞得天空都黑了，真像渔汛季节海里的鱼群，它们落到竹园上，宁静的冬天立即就喧嚣成一片。这时东林钻出竹林，看看天空，忽然忘情地大叫了一声： “下雪了！” 真的，下雪了，彤云密布的天空飞下几点雪花，接一点在手心里，冰凉冰凉的，渐渐就大起来，密起来，茫茫地飞成一片。东林张开双臂，冲着漫天的雪花快乐地大叫，我也完全忘记了一切地快乐了，这是南方的雪呀，暖国的南方的雪一片温存，绝不似北方的寒冷，走在它飞扬的翼下是这样的柔韧，这样清丽和洁白，这样地使人远离尘世的污秽和艰难，走在它的飞扬里，整个灵魂都被飞扬得洁白无瑕了，在这时刻的丘陵上，相信只有我和东林这样欢快地迎接冬天的使者和寒季的白花了。 回屋时已暮色四起，漫地皆白了。东林母亲嗔怪了自己的儿子，但已生好红红的火盆，火很红却没有多少烟。晚饭后，我和东林就在厨房一头的小屋里围着它坐着。雪仍在外面下着，沙沙的雪声敲击着窗棂，使人想到地上的雪越来越厚了。 “这样的雪近年很少见，”东林说，“小时候就常下这样的雪，那时候季节冷，冰锥从屋檐上垂到地面，我们敲下来扛着走，现在不行了，冬天也不冷了。”东林说，“你看，这样的雪夜，这样的火盆，你和我就这样坐着，人生就宁静了，什么因素也不来干涉我们。”东林说，“前些年也有过这时光，我一个人坐在这小屋里，冷得受不了，也没有钟表，只有困极了才倒在床上睡，那时候冬夜里只有我这窗里有灯，很迷茫，没有出路，也没有想到后来还允许考大学。”东林看着我，“你怎么不说话？” “我在听你说呢。”我说。 “我们这儿高中毕业生有六百多人，可真正考上大学的就我一个。”东林说，“多么不公平啊。你不要以为他们智商低或不肯学，不是的，是生活条件和教学条件太差了，人都劣掉了，耽误了一代又一代呀。”东林说，“近年来看到那些下来绕一趟又回城的知青们鼻子一把眼泪一把地控诉生活，我就觉得真他妈的。当然，你们这些新兴贵族的子弟养尊处优，很难理解这个……”东林说。“我这样说你不介意吧？” “我不介意，”我说，“可我也是能理解的……” “譬如你对青泥洼人，是不是？”东林说，“其实那是很浅的，那只是人道主义，善良的姑娘都有人道主义，我在中学时也有个很优秀很善良的姑娘那样对我，她叫尤玲……扯远了。”东林说，“这厚土上的绝大多数人都笃定要失败，或者说基本上都要失败，有的人拼命于把自己都干废掉了，结果还是失败了，这实在悲怆得让人心疼。” “可也有不失败的，譬如你。”我说。 “我吗？”东林听听外面的雪，“我吗？当然，我是仅有的一个，那些都很遥远了。你听，上面有老鼠的声音。” 我听了听，并没有。 “那会儿有，”东林说，“那会儿我用旧报纸糊了天棚，老鼠就在天棚上走，那时方圆十几里就我这个屋子有天棚，进来看的人都眼睛发亮，我是很优秀的，真的很优秀。”东林说，“我从小就优秀，小时候庄里小孩养鸟，就我养得最好，还养了一只好八哥，那八哥。”东林摇摇头，“斗蛐蛐我的蛐蛐最厉害，我在罐底放软泥，做了个半通孔，让蛐蛐自己咬通，它就以为是自己的天地，放出来就野得很，谁也敌不过。游泳扎猛子我也最快最远，从小学到中学我也学得最好，这都有方法，在后来也是，学习，写作，武术比赛，总之，在具体环境中我都是最优秀的，我这样自吹自擂你笑话我吧？” “不，”我说，“生活是个沙轮，可以磨垮掉一些人，也可以把另一些人磨得无所畏惧，更加坚强。” “我就是那种无所畏惧更加坚强的人吧？”他说，异样地看着我，“二十七年了，”他忽然说，“在家乡人，在同学，朋友和一切认识我的人眼里，我都是个快快活活的人，没有孤独也没有软弱，可是……” 他停住不说了，脸对着窗子，静静地不动，又不像在想什么。我揽揽他，他就依顺地倒在我的怀里，脸伏在我的胸前一动不动，许久许久，我忽然觉得他颤抖起来，我扳他的脸，他不抬起来，我伸手去摸，一下摸到了热雨般的泪水，我的心猛然科起来了。 “东林，东林，你……” “我的委屈，我的痛苦从没有人可说，世界上从没有人真正理解我，没有……南妮……妮妮……” 他哭得更加厉害，并且恸然失声了，他拱在我的怀里，完全是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他要哭，要诉说，要倒尽他二十七年来郁积在心中的全部泪水。我也哭了，我抱着他，我的东林，我任他哭。有人说过，一个女人能否走到一个男人的爱情核心，就在于她在爱和被爱的过程中是否当过男人一次母亲。现在我理解了这一点，现在我就当了一次这样的母亲，我搂着我高大坚强的孩子让他哭，这个世界，这茫茫的人海，只有我的怀抱我的胸前对他是可倒泪水的地方。哭吧，我此时此刻的宝宝，倒尽你的委屈和泪水，你将更加坚强，更加真实，更加一览无余地做我终生可托的好丈夫。有人说我们接触的时间少，在一起的日子少，我们少吗？不，我们不少，我们的一分钟可比别人的一天，一天可比别人的一年，一个月可以比别人的一辈子还要多。哭吧，我的东林。 可是，突然，我看到了母亲，她正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目光如电直入我的心髓，她的声音金属般地响起来：孩子，与他断，你不要再骗妈，你真的要与他断，你不答应，妈就会死。 你千万不能死，妈，我答应，我一定答应，我这一次宁愿自己死，也绝不骗你，妈，你醒醒吧。 只是，你做不到你想做的事情。 南妮，你想做又做不到的事情其实是你并不想做的事情。 东林从冗长的恸哭里沉静下来，抬起头，恢复自己。 “人生有数，运总在天。”他说，“我在嘈杂的世界上找到了你，就是找到了自己的眼睛，我在这儿撕开一次男人的软弱，流过男人的处女泪，已经很满足了。我想了，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我之所有，虽丝毫而莫取，我们真的从今分手以后，我也会站着走自己的路，不会垮下去的。” “不，东林，”我突然听到了不属于自己的声音，“我们不分开，我们永不分开！” “我们分开是不可能的，是不是？” “是的，永不可能的。” “可是，你母亲那里怎么办？” “你别问这个，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小昕和大哥都说过，那是分手吗？你若是去那里谈分手的事，那就明显不可能分的，可是你选择了去那里，那也就是不能分了。小昕和大哥的话，真的是预先就说准了吗？ 我违诺归来对母亲的刺痛，是我意料之中也是意料之外的，我知道母亲必有强烈的反应，但没想到会强烈到如此程度。我走进家门流泪说了南行的结果，母亲第一个反应就是把东林称作了“骗子”，她指着家中的诸多电器和物品对我说： “你要是听我的话和那个骗子断了，家里的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家里的四个孩子就你一个女孩，他们都得出去，我们就留你。可是你舍不得那个骗子，你这个该死的丫头！” 她的第二个动作就是跳起来打大哥。在我们同胞几个人中，大哥一向都是最能唬住母亲的，母亲来“长辈作风”时，他只要咋唬几声，母亲就作罢了。可是这一次，不论大哥怎样咋唬也不行，母亲骂他是同谋，原来在我南行没归之前，他就对母亲说我是不可能分开的，并把我和东林相爱的动人故事从头到尾尽他所能地告诉了母亲，现在我果然没有与东林断，母亲就对大哥不能饶恕了，她拿到什么东西都往大哥身上砸，砸得大哥只好退出门去。 紧接着，她就勒令我“滚出去”，因为“从今以后家中没有你这个女儿”。 我泪流满面站着不动，母亲立即就跳上来没头没脸地打我，我站着不动，由她打。爸爸上来拉住母亲。 “死丫头还不快走！”爸爸对我叫。 “滚，你给我滚！”母亲冲着我叫，“立即滚，永不准回来！” 我求救地看着爸：“爸……” 爸说：“死丫头，你妈这个样子了，你还不快走！” 我站在最后一丝希望上不动，我不想走，可母亲又歇斯底里地没有余地地冲我叫起来： “滚，你个死丫头给我滚，滚到你的骗子那里去！” 爸又说：“走吧，丫头。” 我只好擦干眼泪拎起包向外走，没料到母亲奋力挣开爸爸，冲过来拦住我，一把将我的皮包抢过去，把里面的钱和衣物全倒出来没收了去，脱下了我的手表，摘下了我的军帽，意犹未尽，还伸手扯了我的领章，一边做着这一切一边骂我，说人民解放军里怎么会出现我这么个败类。我一动不动地任她做着这一切，我泪水横流，这是我自己的母亲，她对我做了这一切，是因为我大使她绝望和伤心了，从小养我到大恩重如山，我怎么可以使她这么伤心呢？自责的痛苦泯灭了我的一切反抗意识，我甚至盼望她对我狠点更狠点，那样，我和她的痛苦都会减轻些。这时爸爸又上来把她拦开了。她在腿下顺脚踢过掏空了的皮包。 “拿上你的包，滚吧！”她说。 我不要皮包了，就空着身子走了出来。大哥在外面接上了我，让我到他家去，我不想去，我的心完全空了，我把他支开，说到蔡小昕家去。大哥走后，我裹紧大衣走向码头，我打算上岛回部队，可是这时已没有上岛的船了，我摸摸大衣，兜里还有一些零钱，就买了一张去皮口的火车票，从那里可以有小船上岛。可是。当我在皮口下车到码头时，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一片白晃晃的冰面铺在浅海上，我一看什么都明白了，这儿的海封了，这儿浅海的码头并不是大连的不冻港，没船上岛了。我绝望地站在海边，觉得自己快要支持不住了，这时我才想到自己已整整一天没有吃饭摸摸口袋，钱也几乎没了，不够住宿不够吃饭，连买票回大连的钱也不够了，我站在海边的冷风里，想着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一步我该怎么办？后来我想到皮口也有驻军，就找到那里去给岛上打电话，管电话的小战士倒挺帮忙，可电话不知出了什么毛病，怎么也挂不通。这时有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来，问我干什么？我说向岛上挂电话，想上岛，他问哪个岛，我说大长山岛。他看着我，忽然一副认出我的样子。 “你是岛上医院的吧？”他说，“变多了变多了，差点认不出来了，不敢认了。” 我惊奇地看着说，问他是谁？ 他讳莫如深地笑笑：“本同志官为连长，至于名字嘛，你想想看。” 我想不出，他就卖关子卡住话头，说上岛的事可为我想想办法看。他重找了个电话，一打就通了，告诉医院我回来了，很快就上岛。然后他向大连的军港打电话，电话一放就高兴地笑起来： “你真运气，军港两小时后就有船上岛。” “可是，两小时我无论如何也赶不回大连。”我仍想不起他的名字。 “你别急，”他说，“我给你安排了。” 他让我等着，他出去了，过一会儿就有一辆吉普车开过来，他从车上跳下来，说：“你就坐这个车去军港。” “真不好意思，你帮了这么大的忙。”我说，仍想不起他是谁，怎么帮助这个忙？ “没什么，”他说，“下次上岛看病，你手下留情就是了，想出我名字了吗？” “真对不起，想不起来。”我非常不好意思。 “有个顺口溜你还记得吧？‘马蛋马蛋向前看，前面就是电影院，头场刘胡兰，二场赵一曼，就是不给马蛋看，马蛋看了要过电’。” “你是杨军？” 我一下子想起来了，他就是“马蛋”！这么多年了，他变得一点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初中以后他就不再与我同校，有多少年了？他都是连长了！ “好啊，想起我来了。”他说，“上车吧上车吧，没时间了。” 我上了车，他从车窗里告诉我：“我们那个铁哥儿们何晓鲁要从军区调回来了，你知道吗？” 我摇摇头：“不知道。谢谢你了，再见，以后上岛玩！” 我顺利到军港，顺利上船，顺利到海岛，到岛上码头一下船，就见小昕站在那儿迎我，我一看到小昕，就忍不住眼角发红。小昕见我的神情和空空的两手，帽子领章都没有，就似乎明白了一切，她上来拥抱了我一下，就拉着我向外走，告诉我外面有车。 “你妈给医院来电话了，”她悄声告诉我，“你这一次回来，医院要加强对你的政治攻势了。” 小昕说得不错，我刚到医院，院长就把我叫去教训了一顿，指责我不该一意孤行与家里闹得这么僵，他的意思中含有很大的威胁，说是这样下去，一切都会不好处理，根本上的意思，也是叫我悬崖勒马，当断则断，与东林分开算了。对此，我不意外，我知道他会站在母亲的立场上的，他和政委都是母亲的老战友，一向就对我的选择不以为然，动不动哼啊哈地找我谈话，摆出首长和长辈的双重身份，很拿架子的。虽然母亲离休了，开了个小铺打发着生活的时光，可她和院长政委的战友关系却没有离休，母亲来了电话，他当然很会成为“母亲第二”。不过对他我却不像对母亲，平时他说什么我就听着，不理会他，这一次我还是这个态度，而他的态度就不一样了。 “这一回你和家里公开对立了，”他说，“性质变了，你再不听领导的话就不行。” “有什么不行？必须和党中央保持一致，难道也必须和你院长保持一致吗？” 我不怕他，我和他顶了起来，他大为恼火，嗓门很高地冲我直嚷，政委听见了，就把我叫了出去。 “其实院长是为你好，”政委说，“家里也是为你好，我也是。” “我知道我母亲给你们打了电话，”我说，“她曾和你们是战友，这个我也知道，可她现在只是部队的一个亲属，你们在我的事情上，不能和她拉人事关系，不能凭私人感情来压部下。” “哟，你的嘴还满厉害呢。”政委说，“其实说到底还是那一句话，都是为你好。你细心想想，找个那么远的，城市又小，又是地方的，通信到底能了解多少？有什么好？”政委显出苦口婆心的样子，“你还年轻，对有些问题还看得不深，太感情用事，将来会吃亏的。” 我不怀好意地请教政委：“怎样才能不吃亏？” “讲实惠嘛。”政委说，“青年人就该从实际出发，讲点实惠。你找的那个人，说到底的长处也不过就是个知识分子而已，可知识分子算什么呢？他们在这个国家永远只能是毛而不能当皮，永远只能是个附属品，譬如说吧，你找的东林，那边小城市的小领导不提拔他，他就永远是个小领导下的小职员，就像一辆汽车一个家具似的供人随便摆弄。” “你这话可有点反动，当心我举报你。”我想着东林的作为，但想给他说没什么意思。 政委笑了：“怎么样，南妮，与他断了吧？找个部队的，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先谈着，真谈不好，或者觉得真不如那个人，你再作最后决定不迟。” “那把感情往哪儿放呢？”我说，“你似乎以为人的感情无关紧要吧？” “感情是个虚的东西，它不像钱、药品或子弹什么是实在的东西，只要运用理智，有了可以让它没有，没有也可以让它有。再说，找个拿枪杆子的肯定比找个拿笔杆子的好。” 我站起来：“政委，关于这个我们还是不谈了吧，我们谈不拢。” “你还要任性，”政委坐着不动，表情却严肃起来，“说开了吧，你还嫩，你这样与家里斗与领导斗，斗下去你斗得过吗？” “有婚姻法，恋爱自由。我受法律保护。” “有时候法律的保护不如人的保护，这是中国的国情，你应该明白这个。” “你还是政委呢，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这是一个政委该说的话吗？” 政委脸上铺了霜，我知道，政委这下也让我得罪了。我脸上也铺了霜，我想，就这样吧，得罪就得罪了，连与家里都这样了，还怕什么呢？ 这一个冬天无限漫长，雪竟下到了南方的后面，临近春节，才飞飞扬扬地下了，雪下面的海浑黑成一片，并且永远动荡，只有岛上的雪积下来，白成一片，也寂寞成一片，岛以自己的银色面容走向了自己的春节。医院的女兵都忙着收拾海货准备回家了，岛上这个团级医院面对和平的环境，本来就没多少事情，尤其医院中的女兵，基本上都是部队干部的小孩，大家的父母不是与院长政委是上下级关系，就是战友关系什么的，且都是来自沈阳军区，平时，大家轮班请假回家，每逢节假日，几乎就走得没人了。我没有准备走，我有家难归，家中的压力通过信件、电讯和人的口头语言源源不断地上岛，像冬天压着绿色压着我，我也身披白雪的铠甲缩在冬天的下面，寂寞无声了。 爸爸忽然来了电话，是先打给政委又转给我的。 爸爸直接说东林的事，说事到如此，也只好就事论事，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东林调过来，在大连这方面，他已作了安排，看来接收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得快点办；在安徽那一方面，他也托人转了好多弯子给乌州县委写了信，现在要我抓紧到那里去一趟，和东林一起具体把这事办了。 “你今天就跟老牛船下岛，”爸爸说，“小四在码头入口处给你去上海的票，要抓紧。” 我放下电话愣了。 政委说：“还愣着干什么？快收拾收拾去码头吧，你爸爸已经给我说过了，快去吧，你家里为你操了多少心啊！” 我不知道这突然的转机对我意味着什么，只听到自己咚咚的心跳，下岛到大连码头，赶到入口处找小四，一抬头却看到爸爸穿着军大衣提个黑包站在那里。 “爸爸！” 我飞一样地跑过去，一下扑到爸爸的怀里，自从十三岁的某一天起，姑娘家的我就没有在爸爸怀里过了，这一次我忘了一切，见到爸爸，过多的眼泪一下把我漂到了十三岁以前。爸爸用力揽了我一下马上把我让开，表情又复杂又不自然，他掏出船票给我，说： “我本来叫小四来，可我自己来了。这次调动的机会很重要，事也急，必须抓紧办，若是真能调过来，你妈或许能缓和些；若是调不来，事就不好办。你也知道，你妈经不得重刺激，现在弄成这个样子，不好办……” “爸爸，都是我不好，我不好……” “好了，拿着票，准备上船吧，还有这个包，是吃的，你也拿着，要上心办好这件事，去吧。” 我抹着泪，一步一回头地进了港，上船后找到自己的房间和床铺，一下散了架似的躺了下来。此次南行，等待我的会是什么呢？ 东林的个性，或许就是一道我翻不过去的坎子，‘他会同意调来大连吗？这个我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以前我们也谈过这事，可那都是空空地谈谈而已，他已认定了乌州的现实，要在那里塑一个站着的自己。他分配得不好，以他的学习和特长而言，他该在省城分个理想的单位才是，可是分配时各种门路各种关系都一齐发挥作用，分配方案一改再改，把本来平衡的一切彻底摧垮了，他这个乡村家族出来的人在摧垮分配平衡了的上层关系中没有力量，只好到乌州地区人事局报到，没料报到后他又受到了极大的迷惑，一齐报到的有各大学十多个学生，接收证都开到了地委党校，纷纷有消息，说这是考察，几个月后才重新分配。中国的国土上有这种搞法吗？挟了分配不公的怒气，东林去找人事局，要求直接到行署文化局当个编剧，为此和人事局两个管分配的“二刀毛子”吵了起来，吵的结果，是东林几个月后被从十多个人中抽出来分到低一级的县文化馆去了，他气得要杀人也没用。到文化馆时东林被分到辅导组，并没有太多的事情可做，但每天得上班，在那儿谈天说笑，抽签儿出钱吃小笼包子，整日被热闹快乐的愚蠢气氛包围着，偶然间馆里忙乎起来，是上面有人要来参观了，馆长便让东林作好什么什么的准备，洗好杯子打好开水之类。人来了，由文化局长陪着，东林一看，竟是大学里一个同班的、成绩和人格都最差的同学，他一阵发抖，差点把杯子在地上摔得粉碎。他要求调动，他调不走，上面不让调，县委是很重视人才的，在中断十年毕业生之后，县里能分来个大学毕业生不容易，县里有规定，凡大学毕业生调动，一定要经过县委，至少要分管书记点头。东林不管这个，他坚持调，在省里的同学最为有力，一连帮他联系了好几个单位，调函都到了，县里就是不放，文化馆，文化局，宣传部，人事局，每级都卡，东林不顾一切，拿出浑身解数，有一次居然冲过了人事局一级，到分管书记那儿了，他去找分管书记，被分管书记几句话把他训了回来。分管书记说：年青人，不要好高骛远嘛，更不要惹出各级领导的反感来，一个分配了的大学生，要想有前途，唯一的途径就是取得领导的好感，若是自视太高，调动啊什么的瞎折腾，领导看不上你，你永远只能是个小职员，永远只打开水扫地什么的。我的话对吧？啊？回去安下心好好干吧。东林丢下一个冷笑，回来了，他发誓从今以后强心固本，岿然不动，使自己就像一棵树一样从乌州小城市出去，学孟夫子“吾养我浩然之气”，别的事和一切干扰都“去他妈的球”，调动的事也永不再提了。现在我突然让他调大连，他会作什么反应呢？他会觉得我干扰了他吗？他会发火会拒绝吗？他曾讲过“永不再受别人扭动”，这一次，他会受我扭动吗？我想，他多半会向我发火的。 果然，见了东林，给他说了此次调动的事情，他一听就跳了起来。 “我不调，说什么我也不调。”他说，“谁和我商量了？你怎么知道我就会同意调往大连？” “事情很急，都是家里给办的，我事前也不知道……” “家里家里，又是家里，你当然事前不知道，若是你一手策划的这种事，我二话都没有，调。可是你家里这么干，我就不调。” “我策划的还是家里策划的，有什么区别呢？” “有什么区别？你家里为什么能这么干？因为他们有权力，在他们那些有权力的人眼里，我们这些没有权力的老百姓的人格是没有一点位置的，他们怎么摆布我们就得怎么听，笑话，真是笑话！” “东林，你不要这么敏感，事情不是这样的……” “怎么不是这样的？在面目可憎的奴才面前，从来没有我等小百姓的一把椅子，想想我过去的分配调动吧，我被挤来挤去挤到这间破屋子里，逼迫我稳住阵脚安营扎寨，我刚刚克制住虚荣屈辱和压抑坚定下来，现在你家里又来挤我，不，我不听他们摆弄，我就要站在这儿，不抓任何飘过来的裙带关系，我要靠我自己干出去，永远保持自己一个不退化不被阉割的个性。” “东林，你千万不要这么固执，你知道这一次机会对我是多么重要，不抓住它，我和家里就要决裂了。” “抓住它就不决裂吗？”东林叹了口气，“自从你选择了我以后，你就是和家里在某种意义上决裂了，即使是调过去，你家里也不会对我满意的，我不是他们标准里的人，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是，我的价值观和他们不一样，再说，就是我同意调了，也未必调得成，这边不会放人的。” “会放的，”我马上说，“肯定会放的。” 东林很奇怪，问有什么理由这样说？我将爸爸托人写信的事给他说了，他听了一怔，接着就冷笑起来。 “普天之下莫非工土，”他说，“权力真是大整体呀，根根血管都相通。有趣，真有趣。”他看着我，“若是这样，我就同意调。” “真的？——不过，为什么？” “因为我要看看那些血管是怎么相通的，我也想看看过去那些打着官腔的家伙这一次又该怎样表演。唉，”他仰天长叹一声，“人哪，何处有你自己呢？” 哪怕因了一千个不妥当的理由，只要能同意调，我就心安了，我告诉东林，只要调过去，我们绝对独立自主，绝不在家里的卵翼下过日子，也不要家里一分钱，绝对保证我们按自己的个性安排人生。对此，东林点头表示满意。 我们就开始找人，下面各级都不用找了，东林调动的事已找过多回，关键是找分管书记，而且爸爸托人写的信也是写给县委的。可是，我找到分管书记时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他是个非常福态的胖子，好像压根儿没有接到什么人的信，我暗示这事他也没有反应，我的心一下就凉了，知道事情在哪儿出了差错，我没了退路只好如实讲出我的难处和请求，对此他根本不予理会，只是看我穿一身军装才给我泡了一杯茶，如此而已。我回来和东林说了这事，他也认为是出了什么差错，但事已如此，只好硬找了，我不能丢了这样的机会。可我再找到胖子时，他就不理我了，说这事不是找过了吗？怎么还找？我再说理由，他就寒了脸走了。东林说得通过他这一关，他不通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大连的调令来了也不行。我就横了心找胖子，早上，中午，晚上，凡是能堵到他的地方，我一律堵他，我平生从没这么泼过，我豁出去了，我不能因他一个人不张口，就将自己完整的大连的梦失落在这里，他显然变得对我非常反感，见了我就没好肚子，我也不在乎他这个胖子的什么好脸，我就是要找他，找急了，他说，南妮同志，你不能再来了，你就是再找上一百遍也没有用，我把话说死了。这时候我忽然产生一种欲望，想把这个胖子好好打一顿。 乌州是铜墙铁壁，看来一个穿军装的女青年和一个不穿军装的男青年是打不通的了。回到屋里东林摘下他的剑，和我一起到空场上去，空寂无人，他在那儿舞他的剑，夜寒侵骨，地上满是细沙，他不时将剑尖划到地面，划出飞溅的火星来，他练得疯狂，最后竟精赤了上身，停下来的时候他大汗淋漓。 “三尺剑杀遍天下，”他说，“你现在理解唐代的诗人为什么崇尚投笔从戎了吧？” 他又向地上刷了一剑，一道火星飞溅起来。 “兵荒马乱的年代，我至少是个草头王，当个草头王该多好，天下的事呀，真他妈的！” 后来还是我想到了第一书记，我想那信会不会在第一书记那里？这完全可能的，怎么没想到这一茬呢？于是就去找第一书记。 第一书记没有分管的胖子那么多肉，他是个干练的人。我们第一次去他家找他时他喝了许多酒，满脸通红，我们作了自我介绍，相信他根本没有听清，他坐在那儿活动，随便指个地方让我们坐，实际根本没地方坐。屋里好多人，都是找他的，据说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屋里的人都找机会讲自己的问题，他全部似听非听，偶尔讲一两句话，也不知是从何说起。我们站在那儿等机会，终于是没有等到，很沮丧地回到家里，没想到第二天他居然来了，听到小院有人敲门，隔壁的老头去开门，开了门就大叫一声；啊，束书记！隔窗一看，果然是第一书记束某。他是来找我们的，我们把他迎进小屋，将唯一的一张椅子给他坐，我和东林坐在床上。茶和烟他都不要。 “东林同志，你的事我知道，”他洪亮地说，“我知道。南妮同志，你的事我也知道，你们的事我都知道；东林同志是个人才，我今天来，就是给你们说说，留下来干吧。我可是诚心留人。现在有些人口头上也讲重视人才，那是因为我讲了他们才讲的，他们骨子里并不是真重视，看看你住的这个地方就知道了。怎么样，留下来吧？有什么条件提出来，我都可以满足你们。” 他想的方向完全和我的两码事，我的心冷透了，直接讲了爸爸托人写信的事。 “那个条子我收到了。”他直爽地说，“这样的条子，我接得多了，那算不上什么理由，你人大了，不能跟父母过一辈子，说到底大连那儿有什么好？就是城市大一点吧。只要你们留下来，在大连能有的条件我这里都能给，大连不能给的我这里也能给。” 没容我说话，他就自己提出了条件，非常具体：一、立即给一套房子，二室一厅；二、把我联系调过来，也是部队医院；三、东林的工作问题适当考虑安排（提拔的意思），包东林满意。我听得心里乱糟糟的，这样的礼遇和福分，对一般人来说已喜从天降了，当然我也非常感动，东林也是。作为一个第一书记，能对文化馆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做到这一步，完全从工作的需要和人才的本身条件出发，不加任何无关的附加因素，实在不能不让人感动了。可是，我仍然不能作出我的让步，因为这一步一让就是几千里，它要让出大连，让出父母，让出那我不愿让出的一切，我要守着这个。因此，书记话一停我就重复自己的理由。他说，当然，大家都有难处，也都有自己的心愿，我的心愿就是一个，留下来，留在我们乌州干，我们需要人才，希望你们能够照顾我这个心愿。别的嘛，我看就别提了吧，啊？怎么样？就这样吧？ 看书记的意思，话说到这一步，我就是不能再对下去了，若再对下去坚持自己的意见，就要僵了，而僵了的结果，别说东林，就是我也看得出来，那是僵了以后也不能走，而且更不能走。面对此种境地，我精神彻底垮了，泪水怎么也止不住往下流。书记向东林摆摆手，让他安慰我的意思，说了女孩子嘛容易动感情嘛之类的话，说过就走了。 当天，书记就派县委办公室的一个人领我们去看房子，我木然地去了，房子在新城区，是个新建的生活小区，房子很好，也很大，是楼房，我们被允许任选自己满意的楼层。县委又派了一辆小车，把我载到城东边的一个部队营房去参观，我也木然地去了，那是南京军区的陆军学校，离乌州只有十来里路，营房很大，也很好，军校领导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地方的书记说了话，调个人进去根本不成问题的。我木然地做着这一切，我知道，我的意志这时候已没有作用了，我的命运已经改变，正在随波逐流地听任一切。我注意到周围有人在用羡慕和嫉妒的眼光看着东林和我，议论我们在书记那儿得到的好运气，我心境悲哀而苍凉，人和人隔得多么遥远啊，人看人又是多么的片面，浮浅和流俗的功利主义啊。我没有更多的话可说，只是感到自己的心从翠嫩的春天一下进入到了深重的秋天，在我单纯的学生生活和女兵生活中，在我充满幻想和排红色彩的姑娘的梦里，我又一次更深地认识了社会生活的严峻一面，这严峻的阴影将最后把我和家里彻底遮断了。 与爸爸见面的情景我是不敢去想的，我没有勇气再去见他，只给他打了个电话，告诉他我的失败，一拿起话筒我就哭了，我泣不成声，说过了一切，我只听到爸爸在电话里仿佛是愤怒又仿佛是叹息地说了一声什么，就把电话放下了。我在大哥家呆了一天，我知道是不能回家了，回去肯定要被母亲赶出来。我本想离开大哥家就回岛的，可我还是止不住自己的脚步走进了家门，情形与我预料的一样，进门后，母亲一看到我，就条件反射地站了起来，直着嗓子向我吼，并直直地向我冲过来。爸爸爱莫能助，只有把母亲拉住。我见此情形，知道自己是不能在家呆了，就走了出来。大街上风寒雪白，这是旧历年底的情景，偶尔可以听到孩子们点燃的零星爆竹的响声，孩童时期跟在爸爸妈妈身后放爆竹过新年的情景回到了眼前，接着就被泪水盖住了。我乘有轨电车来到码头，却意外地看到大哥在售票口那儿东张西望，他也看见了我，迎着我走过来。 “我有些不放心，”他说，“上一回你说去小昕家，结果你没有去。这一回我送你上岛吧。” “没有事的，大哥，你不用担心，我一个人上岛，你回去吧。” 大哥看着面色愁苦的我，仍旧坚持把我送到了岛上，让我别太难过，也不要怪妈妈他们。 “两代人嘛，总是各想各的。”送过我，大哥临下岛的时候说，“事到如今，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守定初衷，振作起来，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坚强一些，走出一点自己的自豪感来。” 我对大哥的嘱告深深地用力地点点头。 大哥走后，春节很快就在岛上的白雪里来了，女兵们除了我，照例全都回家，寂寞围垒在我的四周，我注视着它们，情境如此，心反而定了。我想大哥说的是对的，这是我按自己的方式设计的自己，我生活在自己的方程式上，就说是在平淡生活中向前大大跨进了，这是一种属于自己的胜利，我干吗不认定这种胜利呢？我真应该在自己的路上走出自己的自豪感来。 通达事理平和心气，我注视着岛上宁静的天空，等待南来雁群的翅膀将它扇响，在这样的期待里，春天的声音就在一个早晨音乐般地到来了。那天早晨我听到了鸟的鸣叫，小昕叩动我的梦境，把我叫起来带到山坡上去，指定一个地方给我看，那地方的小灌木丛突出几点绿芽，嫩黄的生命已报来了温暖的喜悦。我看看大阳，太阳正火焰般地从东海上跳起来，哦哦，春天真的来了。 东林从南方给我寄来更多的春天，每封信里都装着春的叶子和花朵。我知道，在这样春的辐射里，我是以自己的脚步走过了人生的冬天，举目远望，硕壮的花朵和沉沉的谷穗在我心里，我对未来的一切就无所畏惧了。 春天的风里，东林说要来，一路高歌大步走上海岛，然而却又迟延，他来时已经带来了海上的热风，人们穿上反光的白色衣服，树下的荫凉已分外亲切，这是夏，海上可以游泳了。东林对岛上的夏有无限欢呼，他说，在中国，恐怕再也没有哪儿能比大长山岛更是避暑胜地了，这里海蓝岛绿，气温最高只在摄氏28度左右，宜人的长风吹起海上的白浪，漫长的青藤悬在临海的崖边，群鸥起伏，海燕横斜，显然远胜于蓬莱仙境和承德山庄了，人们为什么没有发现这儿呢？或许是太远了吧？其实也不远，从大连坐船过来，六小时就到了，从皮口过海更近，只有两个小时。我们到海湾里游泳，海水涨潮，海底玉石清晰可见，东林像鱼似的扎下去，刺刺地向前飞划，他大叫并且大笑，真快活啊，海水真清，海的浮力真大，东林说起故乡的涧湾，那是弯弯流长的小溪，小溪和大海，它们是多么遥远又多么靠近啊！ “就像我和你一样，”东林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很俗气的话在这儿也不俗气了。” 东林向深处游，一个猛子扎下去，过好久上来了，又一个猛子扎下去，扎了好几次，他就举起个黑东西欢呼起来，他提到了一个海参。长山岛有海参，他已向男兵打听过了。我怕有危险，不让他捉，他不听，坚持要捉，捉了一个中午，捉了整整十个。 “渔民抓到罚你款，不让捉的。” “这一带渔民不是与你挺好吗？怎么会罚我款？” 是的，这一带的渔民常到部队医院看病，不少都认得，军民关系挺好的。而且岛上渔民的纯朴很难为外人所想象，这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全岛几年也难得出现一次偷盗的事情。我向一户渔民要了个鱼钩，与东林一起去钓鱼，海上垂钓让东林兴奋不已，这与内陆不同，钩上不用桴子，钩拴上线，挂个海蛎子肉什么的往水里一扔，觉得动了，一拉就是一条，这就有了鱼饵——把一条鱼切碎，挂上钩，一拉又是一条，那些鱼傻极了，根本认不出自己同类的肉，钓了两小时，已经钓了二十多条。东林于是又讲起故乡捉鱼的事，讲得满面红光。这时岛上响起了驴声，东林笑了。 人云：长山岛，有三宝，海参，鲍鱼，驴当表——岛上驴多，十五分钟叫一次。部队也养驴，满路上跑的都是“驴吉普”。东林笑的就是这个。 最富诱惑的还是海。东林对海的热爱超出常人的想象，他可以终日坐在海边一动不动，面对着海深深地想着什么，他说海有一种阔大的力，你看着无边的海面上一无所有，可你就是能够感到那种力，它推着你使你向前，使你脱俗，你像一棵树一样，只要面对大海一动不动，你就会不停地向上长去，你没有任何时候会比这个时候更感到自己能长成一棵顶天立地的大树。人生碰到了海，尤其是身后还站着个女兵，这种时刻，你就会觉得人生有救了，而且注定辉煌了，人一辈子有遇和不遇，这就是遇，遇上了，就是人生有了着落和最大的幸事，你没有什么可埋怨和不满意的了，即使是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回首往事，你也会看到顶天的大树屹立在你的人生旅程之中，岿然地昭示着你的丰收，白色的大鸟从那儿飞向天际，把你人生的永恒驮向宇宙深处，你实际已经在情感上永远不朽了。 农民的轮廓这时完全从东林的身上剥蚀下来，我看到了这个。东林说过，脚下的黄泥他要保留，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但他要克服一切农民所有的狭隘和自私，发扬一切农民的耐力和永恒的精神。站在大海的边上，我越发相信他能做到这个了。 海上的太阳是人生屡见不鲜的东西。南崖也是，海水的舌头长年吮着岛的骨头，临海的山峰全都被大海吮去了一半，凌乱的大石铺在山和海的交接处，记录着自然高峰的壮观景象，海上的大浪，就在那些大石上冲出惊天动地的涛声。东林坐在那样的崖上看太阳，太阳火红，炫目地耀眼，他面对着太阳一动不动，这时候通过他我才知道什么是诗人，他说，目光的直视咬死太阳的眼睛，这个日子，一切都已成熟，二十八岁的生命是二十八道山梁，挺半小时只是荒坡上的一寸黄土。他说，很久很久，我苟活着，骨子里的恍惚不能勇敢，却能延续后羿的仇恨，这是一种孺子。他张开双臂拥抱太阳，他说，只有在这个日子，我和太阳交融，原野和人间都已遗落，辉煌和巨大成了宇宙的胴体，我看见太阳里流出了铜，我眼睛里流出了铜，流动的钢水吹动血里的火焰，熊熊地燃烧只有红色和巨大，无边的钢水和巨大的红色，我成了那个太阳那个太阳，我是一个流铜的太阳，宇宙披上红装我是一个太阳。他把双臂抱到胸前，眼里饱含激动，他说，这是一切，钢水在后永远紧贴着我，在没有阳光的黑夜里，我仍能够看到太阳，我能够。 我看着东林，觉得一切对男性的浪漫思想都在这儿找到了解释。 那个黄昏里我们从南崖上下来，还没到寝室就被小昕拦住了。 “不得了，”小昕一副紧张慌乱的样子，“你妈来了，正在你房间里呢，老太太火气可大了，你回不得。” 我让东林回他下面的招待所，约好晚上在山上的老地方见。然后我回了寝室。我不躲，我想这不是躲的事，我在心中准备了一些思想，想着如何与母亲谈谈之类，不料我根本没有这个机会，我一进门就看到母亲的盛怒了。 “那个骗子呢？你把那个骗子藏在哪儿去了？”她说，“给你讲，这是我最后一次来找你了，除非你和他断，不然，我就永远和你断绝母女关系！现在你把骗子给我交出来！” 她说话时嘴唇直抖，简直就是在可着嗓子叫。 “妈，你不要这么叫好不好？”我说，“家丑还不外扬呢，你叫得这么响，还让不让我过了？” “你还要险吗？你要脸还把一个骗子往岛上勾？你还瞒着我，瞒着我我就不知道啦？给你讲，在岛上，在大连，到处都是我的天罗地网，你的一举一动休想瞒过我。你这个丫头片子，我这条老命拼出去了，这一回我非要把你们拆开不可。你把骗子给我交出来！” 我注意到她已搜查了我的东西，幸亏我早有准备，把东林的多数信件收起来了，可仍有几封遗在床垫下，被她看见了，她已把它们找了出来，将里面的树叶和花倒了出来。 “这就是骗子寄给你的毒药吧？”她说，“你肯定就是喝这个喝昏了头了，这些东西都是迷魂草，我认得。”她说，“那个骗子蛇蝎心肠哟！”她揉了那些花草，撕了那些信，“你说吧，这一回，你和不和他断？” “妈，你真是何苦……” “闭上你的嘴！”她吼叫着，“你说，你和不和他断？” 我不再作声，母亲暴怒如此，失常如此，全都是为了我，这我知道，内疚和痛苦在我的心里。可是我也知道，母亲习性中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与我格格不入的东西也客观存在着，那是与生理神经完全没有关系的，在她那个级别和位置上，对上眼从同时又对下要求服从的规范深入骨髓，对我们子女也有这种模式的明显倾向，对我选择人生的讲过方式她绝对嫉恨绝对难以允许，这是自然而然的了，何况事又如此，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母亲见我不作声，更加疯狂了：“你说呀，你张口说呀！什么话都给你说了，什么工作都给你做了，你就是不听，就是不听！”她上来就撕我，手和脚都一齐到了，腿上，身上，胳膊上，我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受到雨点般的打击，我感到她尖利的指甲挖进了我脸上的肉。 “妈，你不要抓我的脸，”我本能地伸手护脸卜“这是我的脸，你不要抓。” 她一听抓得更凶了，一边抓一边叫，“我叫你还要脸！我叫你还要脸！”我脸上的皮被一块一块地挖掉，此时此刻，我的一切神经都木然了，不想反抗，也不知道反抗，这是生我养我的母亲呀，这是爱我我也爱的母亲呀，这就是吗？这就是她在对付我吗？她打我，抓我的脸，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母亲在对付女儿吗？这是上级在处罚下级吗？我的心抖个不停，我不知怎么自己突然就大笑起来。 “都来看吧，这就是一个部队老干部和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形象……”我喊错了话，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恶毒和如何善良好了。我的心已碎尽。 母亲啊，你为什么还是母亲？ 全楼震动，全院震动，都来拉和看热闹，我被人推了出来，晕晕乎乎的。我摆脱开众人，独自走上山去，我把军帽拿在手里绕来绕去，走到东林约定的地方，他已经来了，看见了我，他就冲我跑过来。 “怎么样？吵了吗？又吵了吗？” 我哈哈大笑。裁扑到东林怀里，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 “她打我了，”一我说，“我身上到处都青紫了，我的脸上也没一块好地方了。” 我泪水横流，可是我哈哈大笑，我疯狂地笑，我需要这么笑。我要把堵在心里的东西全笑出来。东林扳起我的脸，看我脸上的伤，我不让他看，我大笑着，看到了山下面海的白光，我推开东林向那白光走去，我要到那里去，快快把堵在心里的东西洗了。东林恐惧地拉着我，不停地摇晃我，不停地叫我的名字，把我抱起了又放下，放下了又抱起来。我笑得实在没有力气了才停下来，我控制不住自己，就倒在他的怀里哭了，我从来没哭得这么伤心，这么委屈，母亲如此，我觉得人间已不可思议了。东林抱着我，一动不动，我觉得他的舌头在舔着我身上所有的伤口，就像大兽对待自己受伤的小兽一样。 “只可惜她是你的母亲！”他伸出手，凶狠地把身边一株小树折断了。 夜里，母亲还冲到下面司令部的招待所里去找东林，指着鼻子骂他，暴怒中语言之难听，之污秽，实在不能重复的了。东林只是微微地笑着。 “骂得好！”他说，“尊敬的伯母，你想想，一个大小伙子站在对面让你骂。他是为了什么？” 他的平静更加激怒母亲，母亲冲上来就要打他。他当然不怕她打，他不是南妮，他伸长一只臂，母亲就无法靠近了，而且人也都拉着，母亲根本过不来。 “你这个骗子，你这个不要脸的骗子！你骗我女儿……” “伯母你要冷静，我和南妮是自由恋爱，哪儿谈得上骗呢？” “呸！你什么自由恋爱？你是富农子弟，你找我女儿就是搞阶级报复！” 东林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来：“可我也是一个党员呀。” “你是混入党内的，我们党内那些腐败现象，就是你们这些混进来的人搞的，要打倒你们这些人！” “伯母，你不要这个样子，你是长辈，”东林说，“你一味激化矛盾干什么呢？有什么话应该好好讲……” “呸！什么好好讲？给谁好好讲了给你好好讲吗？你有这个资格吧？你也太嚣张了！”母亲对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哪，这个富农子弟多么嚣张，在我们的人民军队里，这个阶级敌对分子怎么敢这么嚣张？给我打他！” 宁静的海岛因为我而有了新的谈话资料，母亲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要塞区都知道了。在长山群岛的驻军中，除了下面的司令部，就我们医院有女兵，女兵身上的一点儿什么事，都会以想象不到的速度传开去，并且被带着某种激情在军营中谈论着。军营是精力充沛的男性的世界，有着自己的价值观和情感规范，帽徽、领章及草绿色的军装托着一个整体的尊严，他们认为女兵应该属于军营，他们以圣洁的情感尊重女兵，但总希望女兵找的对象也应该是部队的，这是一种微妙的心理平衡，若是哪个女兵找了个地方的对象，大家就会“刮目”相看，觉得吃了老大的亏了，不胜啧啧连声，就连看你那个对象时眼光也不大对头，好像他欺负了部队的小伙子似的，并且有些蔑视。这一切都有道理，军人穿着肥大的军服走入人群不太时髦，可到军营中，不管你小伙子长得多帅，穿得多好，在一片草绿色的衣群中你总是显得寒酸，这时你的代名词不是别的，而是“老百姓”三个字。“老百姓”的意义是什么，人人心中都清楚，我的东林是“老百姓”，我明白这个。若是一切平静倒也罢了，可是一切闹到这个程度，大家对我就更加“刮目”。我知道，在医院，在岛上，大家都曾对我印象挺好，可是我和东林的相爱使一切都失落得很远，大家都以异样的，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不理解我到底是中了什么邪，有母亲这一闹而我又矢志不移，大家就更是摇头连缀着叹息，说可惜了可惜了，一个挺好的小姑娘给毁了。于是乎我以一个“毁了”的角色存在在大家中间，怜悯，同情，费解，更多的还是疏远，因为我把大家都“得罪”了。沿着一条幽暗的路，我从今越发走入孤独。 而恰恰在这时候，我唯一能说说话的小昕又转业回大连了，一时间我几乎成了情感上绝缘的个体，一切话都没人说，与谁说谁都劝我“算了”，说这样付出太多了，太不值了，若不回头，将来付出得还会更多，并且都是一副真心关心我的样子。我与任何人也讲不明白一切，任何人也都觉得与我讲不明白一切，我和大家好像不同直径的轮子，无论如何也转不到一起。这就是孤独，人不遇到特别的事件，是不会陷入这种孤独的，一旦陷了进去，就会知道孤独是怎样可怕的东西，尤其在寂寞的岛上，一切就愈加不可思议，你看到四面环海，上面是空空的天，风在海面上来来去去，你一个讲话的人也找不到，这时候你觉得世界孤独的中心就是你，你连哭也没有意思了。 曾经看到齐白石的一枚图章：门人知己即恩人。当时不理解，现在理解了，这是孤独灵魂上摘下来的珍言，没有经过刻骨铭心孤独的人，是不会把知己当作思人的。此刻的我，别说门人，哪是个乞丐，他只要是知己，能理解我，我也会把他当作恩人的。 值夜班时我常常给东林挂电话，值班室里有一部电话，总是宁静无声地摆在那里，电话也是寂寞孤独的。给东林的电话从来没有挂通过，太远了，我得先从部队总机转到地方总机，再从岛上挂下去，转到大连，大连转到沈阳，沈阳转到合肥，再由合肥的总机转到乌州邮电局的总机，最后才能转到东林的文化馆，东林一定在那里空空地等过了许多晚上。他也说要给我挂的，可也一直没有来，我想他与我同样是挂不通的了。 一夜，电话铃声却突然响了起来。 我箭似的射过去，一把抓起话筒，我听到一个浑厚的男音喂了一声，然后叫出了我的名字，我激动得发抖。 “东林……” “喂，我不是……” 一语未了，我就听出了对方口音中的“海蛎子味”，而且声音非常响，显然是从附近的什么地方打来的，问是谁？有什么事？ “我是何晓鲁……是这样，前几天回大连，我去看了首长，首长让我给你捎一小纸箱东西，我明日去大长山，顺便给你带去，就这事。” 电话挂上了，我的心却跳得非常厉害，不是为何晓鲁。何晓鲁从军区调回来我知道。已经近半年了，调在獐子岛当连长，獐子岛是长山群岛中最富庶的岛，过去曾是全国闻名的“海上大寨”，现在仍然有许多可观光的，他调去后曾给我过信，让我去玩，我礼貌地拒绝了，也就这些，后来就再没联系了。我是为爸爸激动，何晓鲁说的“首长”就是爸爸，他总是管爸爸叫首长，我和蔼可亲的憨厚的爸爸，我已经好久没有见他了，我的爸爸啊！在我们家中，爸爸绝对是我们的中心，我们只要见了他，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有了主心骨，母亲生我们气的时候，只要他一回来，就哈哈地说算啦算啦，一扭开收音机，屋里顿时又是欢乐了。但母亲在任何地方总是要爸爸的强，爸爸气极了时也只说一声“操蛋”，就忍让了，爸爸是他们那一代人中最好的人，他胸怀装得下人世间的任何事情，熟悉爸爸的人，没有说爸爸不好的，即使在文革的动乱中，他也没做过一点过分的事，“支左”时他保护了大批好人，那些人至今对他感激不忘。有时候我想，中国的家庭稳定性这么好，大概就是因为爸爸这样的好人太多了吧？我和东林的事，当然，爸爸也是反对的，他在参军之前也是孤儿，人生的艰辛也使他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个舒适美满的生活，可是，面对我的坚定，他就大大地让步了，只是在这宗事情上母亲包揽了一切，几乎不让爸爸有插话的余地，爸爸一筹莫展了。 然而，爸爸永远是我的爸爸，他不忘记我，给我捎东西！ 第二天午后，海上老牛船的汽笛响过，不久，接船的车就回来了，何晓鲁果然准时来了，他一身是汗搬了个纸箱子——可不小，看样子至少有三十斤，他见了我有些尴尬，我也有些窘，毕竟有那茬事儿在那参照着，好在有个大纸箱子，我们就以它为话题把气氛缓和了。我是在医院门口接他的，我想自己搬纸箱子，他说太重了，他帮我搬上去，把纸箱子搬到我的宿舍，我见他的整个身背都汗湿了，他手向脸上一掠，一把汗水捋了下来。 “这是苹果。首长让你好好的，家里也挺好，首长和你母亲身体都很好。”他说，“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走了。” “要不——少坐一会儿吧，喝点水，我给你打点水来洗洗。” 他思索了一下的样子。说：“好吧，就少坐一会儿。” 其实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想马上走，不管什么原因，我也不想让他马上走、他去我家了，我想从他这儿多问问家里的情况，我给他打了洗的水，又给他泡了茶，屋里的女兵按惯例给客人让了空，她们出去了。他看样子很拘谨，洗脸时用自己的小手帕洗，我拿毛巾给他用，说没关系的，他犹豫一下才用了；洗过之后，他坐厂来，很有分寸地给我讲了些家里的情况。 “其实这一趟我很不想来，”他说，“以前那些事给我弄得掉老价了，若不是首长之托……” 我没想到他会触这个话题，顿时又有些窘。 “有些话，本来是不该给你说的，”他说，“可我想了又想，还是给你说吧。其实这一次我给你捎东西，实际上只是家里的一个借口，我是说，首长确实想给你捎东西，可你母亲却想让我和她结成个统一战线，磨掉你嫁到南方去的念头……你不要打断我，听我说……这个差事我实在不想干，又不能拂你家里的面子，心里很矛盾。我比较喜欢你这是真的，请你不要生气，可我～个大小伙子也有自己的尊严，掉价的事情也不愿干，为此，我最后决定给你讲开算了，这样既对你家里有了交待，也不会使以后有什么误会” 我看着他，转瞬之间就觉得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我有些脸红，不知道该说什么话才好。他见我这个样子，就笑了，说老同学嘛，别想得太多了。我也笑了，彼此自然起来，气氛也轻松了。 “你很不容易，”他说，“看你这一副柔弱的样子，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说来话长，”我说，“一言难尽。” “说到这个我就有些收不住，他的样子也很想听下去，不时插一两句话鼓励我说或提问些什么，但基本上是听我说，他听得很认真，很专注，不时点头表示赞许，我难得遇到这么专注听我叙述的人，我不假思索，很自然地就叙述了与东林相识并到如今的一切。干吗说这些？我一时也想不清。 “很不容易，”听完了他说，“你是一个很有追求的人，比我原来想象的还有追求。这是对的，人就是应该要有自己的追求，不能流俗。我理解你，也祝福你，只是建议你尽量采取缓兵之计，别与家里闹得太僵。” 送他走时，时间已过去两小时，而我们已是真正的朋友了。从我的直感来说，他仍是爱我的，我能非常明显地感到他压抑自己的那种情绪，但他通达，开朗，在看清了我的心境之后，他就不强人所难，而且还有了那种难得的理解和关照，他是真的长大了，不再是中学时代那个何晓鲁了，他变成真正的男子汉了，从他这儿，我感到了男人们宽阔明朗的世界，换了女人，换了我自己，就肯定做不到这一点。男人的世界，拥有那么崇高和神圣的东西啊！ 此后联系就多起来，每逢我值班，他的电话就来了，我们在电话上谈论一切，并且常常忘却时间，有一次竟然谈到日出，一夜时间也不知是怎么过去的。谈什么？好像什么都谈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谈，这种友谊的情感，以不能明白不能控制的速度发展起来。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要从漳子岛调到哈仙岛上来了，哈仙岛是南山上一眼就看见的小岛，上面只有一个连，他到那儿当连长，很有“占岛为王”的意思。调妥的第二天，他上大长山办事，到医院来一趟，笑嘻嘻地送给我一个望远镜，说站到南山上可以把哈仙岛的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走后我拿了望远镜到南山上去，果然如此，隔海看他，他也拿了个望远镜向这边看，我们笑着，打着手语，觉得开心极了。 许许多多的日子，我的隐藏的神经告诉我，有人在注意我和何晓鲁的关系了，尤其是我们过多的电话引起了总机的注意，我们来往的信件也引起了院里一些人的注意，他有时到院里来，我也发现有人拿异样的眼光看着他和我。他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把行踪变得像个影子似的，给我的信也用上其它地址，但在交情上却不打任何折扣，我说一声请他来玩，他会丢开一切过海来，没有机船，他能找个理由让战士划木船送他过来，我们见面的地点多不在宿舍，而是在海边，马尾松林或山上的什么地方，我们把常见面的地方都起了名字，像“西湖”“上甘岭”“大酒店”等，我们很为这些隐秘的东西而遗憾——干嘛不能光明正大坦坦然然地进行一切呢？社会干涉人的爱情，也干涉人的友情，无形中把明净纯洁的东西压进了某些隐私的成分，真是可悲极了。不过我知道自己的分寸，和东林的事情的经历使我有了一种信念，就是人要把握自己，不要太为周围的东西左右了，自己的世界自己心中有数，有理解的暖风柔和地消融着孤独，你还过多地计较干什么呢？一个人，可以不要惧怕世界。 遥远的声音铃声和近在咫尺的铃声应该有所区别，那天晚上我竟没有区别出来，我值夜，电话铃又响了，我以为当然是何晓鲁，抓起话筒，却听到里面一片杂音，女话务员细小遥远的不停地在里面说着什么，过了许久里面才出了一声“喂——”，我一下子听出来是东林。我下意识地把话筒握紧了，这种一环扣一环拉了几千里的长途，我生怕在哪个环节上突然断了，我紧张得有些发抖。 “我是大连，我是南妮，喂，我是南妮！”我听到东林在几千里路的那一端哈哈大笑了。 “我找的就是你这个大连的南妮，”他说，“你听我说，你调过来的决心动摇了吗？” “没有，怎么会动摇？自从山上那个遍体是伤的晚上起，我从来就没有动摇过，这个我们不是说过多次了吗？我认命啦！” “你听着，大连的南妮，为我们的事，我们这儿最近要有人去你那儿了……” 电话通了十几分钟，挂上了，我坐在那儿一动不动，新事旧事，全在心里一齐打散了。早前我并没有真下过调往南方的决心，我热爱我所熟悉的大连，我在这儿守着，东林他早晚会调过来，可是，自从那个母亲让我丢尽名声的日子起，我就下了决心了，调走，调过去，按照我的选择奔我的东林，别的我不再管了，后来岛上压抑的一切和无底的孤独更使我坚定了决心，而且在那压抑和孤独中我也更加明白母亲为什么对我那样，那是唯我独尊的“干部文化”对我这个出轨者的嫉恨，即使我的东林调过来，也难磨掉那种嫉恨，我还是调走的好。那边的部队也联系好了，就是乌州东面的那个南京军区陆军学校，然而这边却不放人，不放人的理由很简单：医院需要人，而我和东林只是朋友关系，不是夫妻关系，医院不照顾朋友关系就让调人。并明言：只要是夫妻关系就让调。这当然是借口，医院并不需要人，调出十个八个也没什么影响，医院为什么不放我，这显然是我家里的意思，人人都知道。于是我就和东林申请结婚登记，早晚要办这个的，既然一切没有再变的可能，不若早一点用这个给众人一个宣布。然而这个也办不成，部队要对东林进行外调，那边来了多次函都没有用，不是说章盖得不符，就是说内容写得不详，反反复复，无休止地拖下去，正像东林说的，这是一种游击战术的延续：胖的拖瘦，瘦的拖瘦拖死。为这个东林找了那边的书记，书记说，是这样？我给你办。书记一句话，那边就来了两个人，一个地方人事局的，一个陆军学校人事处的。 他们来的人我见到了，他们先找了院领导，然后来到我的宿舍。两个都是很周正细致的中年人。 地方人事局的说：“我这次来，带来了几个空白介绍信，部队要的外调材料，需要怎么写我就可以怎么写。” 部队人事处的说：“这一次我直接把调令带来了，按规矩，应是这边商调，先发商调函，我们同意后再发调令，可现在调动多数都是自己先联系单位了，这边若是同意，这一次就可以把手续办妥。” 面对这种“组织出面”的方式我有些恍惚，可现实很快就证明中国的“组织”也不是一家子，有时并不相互友善，那边的“组织”对这边的“组织”没什么效用，这边的态度仍然是不理茬，理由是不用讲了，总之是来的两个人文质彬彬地走上走下走了好一阵子，事情没有办妥，他们面面相觑，好一番商量，结论是一个：“事情不那么简单。” “这儿是别人的一亩三分地，”两个人都说，“各人头上一方天，我们没有办法。” 他们走了，回去了，临走时感叹：“大连是个好地方，我们真为不是大连人而遗憾。” 是的，大连是个好地方，可是，鱼和熊掌，只可择其一，人生厚大的遗憾往往就是不能两全其美或请全其美。面对裸露在面前的一切，我得想清楚我该怎么办，这边也像乌州一样有了铜墙铁壁的味道，我摇不动这边，就如同东林摇不动那边，许多事情都阴差阳错了。社会真像一个巨大的计算机，人只是一个小小的软件，输在里面，只能按照它固有的程序处理你，你的意志往往是不生效的。譬如乌州，为一个青年人个人的事可以不惜动用财力人力北上远征；譬如岛上，对南来的远征可以不当一回事儿，冷冰冰，礼貌安静地就把它碰回去了。然而，地球是宇宙中的尘埃，人的心灵则是尘埃中的尘埃，它的自由的飞翔是青天高岭上的境界，无声，无形，无休无止，阔大或者渺小，卑下或者崇高，进入浑浊的流俗之河还是飞向碧澄无边的大海，那绝对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在心灵自由的领域里绝对是你的上帝。我想我面对这样的现实是不容回避的，我已为它付出了许多，我看出来我必然还要付出更大的一笔，这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我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还是那句话，这是我的方式在生活中兑现的结果，没有任何可埋怨的东西，这时我的走向不是别的，只能是继续向前，彻底追寻自己方式兑现中的一切，我把这个意思想清楚了，就并不觉得一筹莫展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得保证精神的振作看那路到底在哪里。 天上的飞机给了我灵感，是直升飞机的声音，军长要来视察了。下面操场上战士的方阵喊出震天的操练声，大家都出来看飞机，我也出来看，尽管都是军人，这儿的直升飞机还是很少见的。全岛驻军都动了起来，医院也要求人人着装整齐，并且忙着突击打扫卫生，院长和政委脸上挂满汗奔忙着，一副紧张的样子，生怕军长突然过来把他们克了。面对这一切，一个想法就突然在我心里形成：直接找军长。对，直接找军长，这事就这么定了。 军长的直升飞机越过海面，蜻蜓似的飞过来，渐渐降低，在下面司令部的操场上空停了一会儿，就降下来，大家都紧张地希望看到点什么。我找了个借口下到司令部那儿去，见军长正在检阅战士的方阵，他是个很瘦的高个子，我们的师长走在他的旁边，比他矮一个头。检阅完了，他们走进了司令部。我也走向司令部的大门，以前进出这个大门，我们女兵从来没人问，长驱直入，站岗的战士见了我们都不好意思的样子，今天我要进，一个小战士就要拦我了，我说我是给师长送药的。师长有时要点药，就让医院的人送。小战士有点犹豫，警卫连长过来了，他与我面熟，笑了笑就让我进去了。我知道军长肯定在司令部的会议室，就走向会议室，警卫连长也向里走，看了我的走向就喊住我。 “你把药送到师长家里去吧，”他说，“要不，给我也行，师长这会儿正接待军长呢。” 我说：“我就是要找军长的。” 他说：“咦，你不是讲给师长送药的吗？” 我不理他，一直向会议室走，他上来拦住我，不让我去，我就很生气。 “你干什么？”我说，“我找军长有事，你管得了？” 我知道他不敢把我怎么样，推开他就过去了，几步走到会议室门前，他上来就拉我，我用力甩开他。 “你怎么能随便拉人？” 他的脸一下红了：“你……这是……” 里面的师长已经看到了我们，就说：“怎么啦？什么事？” 我非常不喜欢师长，他也是爸爸的战友，平时和我们的院长政委一个鼻孔出气，什么事儿找到他，他哼哼啊啊说找医院领导嘛，一推了事，好像什么都不过问的样子，实际上是很支持院领导向着家里的，岛上之所以会成为摇不动的铜墙铁壁，与他有很大关系。 我说：“我找军长，有事要找军长……” 我丢下警卫连长，两步走进会议室，我也顾不得里面那么多人了，我就喊军长：“军长，我要找你，我有事要找你……” 师长非常不高兴地叫了我的名字，喝道：“你还要胡闹，你有什么事，去去去！立正。向后转！” 我不立正，也不向后转。一屋里人都看我，军长也看我。 “这是谁呀？”军长问，“怎么回事？” “是我们医院的，”师长说，“没什么大事，是她自己的一点小事。” “不，军长，这不是小事。”我非常激动，“军长，我非找你不可，这个事非找你不可。” “呃？非找我不可？有这么重要？你能等一会儿吗？” 我被叫到一间房子里去等，等了大约两小时，会议室多数人出来了，警卫连长来喊我，说军长叫我过去，我很不客气地剜了他一眼，他把脸转向别处，装作没看见。进了会议室，见了军长，我的话直打悫。 “军长，我……请原谅我打扰您……” 军长指指沙发：“坐下说吧。” 师长也在旁边，我不看他，简单地把我的事儿说了，虽然简单，却非常压不住感情，这一找，胜败就是一个决定，我非常紧张，一边说一边眼泪往下流。说完了，军长一时没作声，师长却有些讪讪然。 “你看，就这么个事儿。”他说。 “是这么个事儿，”我说，“可是军长，除非你主持公道，这个事我就永远办不成，有时候，我真想死了算了。” “死了算了？不要胡说。”军长说，“我的军里还没出过自杀的人哪，你不要胡说。”军长转向师长，“这个事，我看就这么办吧？啊？还是应该尊重本人意愿嘛，你关照一下怎么样？”军长又转向我，“你可不要想死。你是人民的战士，想到死，多丢人，这个事你就找你们师长吧，我明天下午才走哪，办好了你给我回个话。明天上午半天时间够了吧？” 出了司令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却毫无兴奋，而是空落落的，我感到四肢无力，我回到宿舍，一下就倒在床上，我觉得我散架了，就像在险峻的山坡上冲上了一道关口，那巍峨的关口挡住了我人生的去路，我冲击它的时候忘记了一切，现在我冲了上来，站在这个关口上，禁不住一阵茫然，落日孤烟在关口的前面织成苍茫荒凉的景观，而对着它，我禁不住就问自己：我的人生就将从那里穿过去吗？这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软弱，我理解自己，也很为自己惭愧。 晚上政委又找我谈了一次话，这一次他的领导口吻不强了，军长的意思给他很大震慑，他只是以一个长者的面目出现，苦口婆心，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 “你过去对我的顶撞，我一点也没计较过你，”他说，“我和你母亲是战友，也算是老一辈人了，我的女儿也差不多和你同龄，我和你说的一切话，都是为你好，你还年轻，许多事情没经过，不知道利害，现在还有最后的机会，你若还是坚持己见一，就只好把你办到那个地方去了。” “就办到那里去，这没有什么，”我说，“我不会后悔的。” “可是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啊，”他说，“你从大连调到那么个地方去，离开父母，离开大城市，离开一切你能有的优越条件，你为了什么呢？你应该知道人往高处走的道理啊。” “我当然知道，”我说，“可是，人生在世，各有各的高处，每代人有每代人的高处，你所看到的高处和我所看到的高处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互相不能明白，也是都没法子说服对方的。” “但总有一个客观标准吧？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信奉唯物主义，看人生看社会都应从唯物的角度去看，高处总归是高处，这是个约定俗成的价值尺度，你不能连客观的东西都不承认。” “政委，我们陷入辩论的局面了，还是不要辩了吧，人心的标准和精神的标准并不是唯物的，假使说它们也有约定俗成的尽度，那就是说常常有人打着自己的旗子从这个尺度里走出来，这个我们还是不要说了吧。” 政委最后留下他的摇头叹息，走了。 第二天是我的早班，我向院长请假，想和政委一起去办我的事，可政委说不用请，他让人九点半去办，一个小时准办好，让我等着就是了。我就等着，心里空落落的，想填点什么，电话静静地不响，我希望何晓鲁能来，心里的那些情绪，那些转折中落下的话，我很想有个人说说，这个人只能是何晓鲁，我第六感觉上的直感觉得他会来，心中的灵犀，谁点得通呢？只要走廊上有脚步声，我立即就去看，以为他来了。看到第六次，也许是第七次，来的却是政委。 “你回去一趟吧，有人来找你。”政委说，“你的班我找人给你替。” “是谁？” “何晓鲁。” 我头脑嗡然一声，本能地意识到事情坏了。 我不知我是怎样回到宿舍的，进门时只见何晓鲁神色不安地坐在那里。 “我们之间有过什么吗？什么也没有。”我见了他就说，“我们虽是异性，可我们之间只是纯洁的友谊，谁要想在这上面做文章，都是妄想……” “南妮你不要想那个，不是那么回事。”他看着我，“事情是这样的——这样的，我听说你真的要走了，就来看看，是政委通知我的，真是突然。” “政委？政委是什么用意？” “南妮，你听我说，有些事情，你至今不明白。”他好像是激动得有些词不达意，“在重庆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始终没告诉你，那时在军校，有个同班同学，各方面条件都和我差不多，样子肯定是要一帆风顺的，可突然间他爸爸死了。他爸一死他就失了依托，为了入党入不上，他就拿枪把指导员打死了，自己也死了，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可以说刻骨铭心，我就想一个人一定要自强，不能依靠父母……” “何晓鲁，你在说什么呀？到底是怎么回事？” “南妮，”他看着我，“你告诉我，你南调的决心定了吗？不能改了吗？为了谁也不会动摇了吗？” “当然，这个是当然的。何晓鲁，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就知道是这样，我就知道我来也是无能为力的。”他好像是喃喃自语，“你终于要走了，永远地走了，我爱你。” 我突然倒退一步，直愣得地看着他，真不敢相信这几个字眼是从他嘴里吐出来的，地面在我的脚前突然裂开了，我裂到了一边，他裂到了另一边，我本能地向后退。 “何晓鲁你……” “哦，我？真对不起。”他说，“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面对你说话了，这真是一个错误，这几年来，我……你知道吗？我和你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你家里本来就是这么安排的，为了我们能成，我被从湾子岛调到哈仙岛，很快又要调到这个岛上来，位置都搞好了，就在山那边的574，任副营长……可是，对你的了解越深，我就越觉得你不可能回头的，你是个不会改变自己追求的坚定的姑娘，我……”他眼角有些发红，声音也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南妮，你知道吗？我之所以从军区调回来。一方面是为了靠近家，更重要的还是为了你，我知道你很看重个人的本身价值，因此，我下决心从基层往上干，可是……” 他有些说不下去了，此时此刻，有关何晓鲁的一切含糊的细节都突然明亮起来，像一条挂在天空的练子，使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它的每一环节，我面红耳赤，心抖个不停。 “何晓鲁……真对不起，有些事情我不知道……” “没有任何地方可怪你的。”他说，“有些事情，甚至连我都不知道。中学的时候，有一天课外活动时我看到太阳红红地落下去，天那么蓝，晚霞那么红，我一下就流了泪，好像天边有我终生渴望又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为了什么，回到教室，我看到你穿了件红毛衣在弹琴，流海黑黑地一颤一颤的，鼻梁上那个小疤痕隐隐的，我的心就轰地炸了一下，从那时起，我就……当然，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离你的要求很远，也不知道一身破衣没人看得起的‘青泥洼人’正把我比得很低……不说这些了，我本来是没有勇气再见你的，可是，去年冬天马蛋——也就是杨军告诉我你没有领章没有帽子的样子，我就……不说这些了，这一次来政委的意思是让我挡挡你，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我来是为了和你告别，这是最后一面见你了。” “不，何晓鲁，即便我调走了，我们还是好朋友，我们还可以通信，还可以联系，将来我回大连，我还可以来看你，你有机会也可以到南方去玩……” “不，南妮，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交往不可能再持续下去，这种交往不公平，因为我始终爱着你，而你是不可能爱我的，我堂堂的何晓鲁在你这儿连一点尊严都谈不上，这种错误的旅程必须到此为止，也就是到今天为止，从今以后我不再来了，你走时我也不来送了，今天就算再见，我祝福你和东林和谐美满，终生幸福。” 他伸出手，再无话可说，泪水转在他的眼里，我伸出双手把他的手握紧再握紧，直到走，他也没再说一句话，走出房间，走下楼，走上岛上的山路，头也不回，我站在楼边，忽然止不住叫了他一声，他站住，飞快地走回来，面对着我，我说不出话，只掏出手里的钢笔递给他以作纪念，他接过笔就走了，走了几步转过头来，深深地在笔上吻了一下，然后迅速地走进马尾松林子，飞一样地消失了。交往至今，这是他第一次涉及到“那个”的动作。我的心泪流不止，我伤了多少人啊！ 揪心时刻的到来浸透了我的全部依恋，滑过起起伏伏的一切和喜怒哀乐的一切，我真的要走了，任何和家里融洽相会的愿望都已落空，任何离别前温馨告别的机会都已断绝，生活骨髓中的电网扯到了我和家的中间，我真的要走了，一个刚刚成熟起来刚刚看见人生的女儿，就要失却父母，失却大连，失却把我吹大成人的海上的微风，我恋心牵扯，汪汪的泪水盈满眼眶。 最先告别的是岛。我的行车打成了捆，医院派车把我送到码头上了军舰，我站在甲板上向大家挥手告别，我没有眼泪，在所有送我的人面前我表现了一种坚强，但我意识到这就是告别了，这个岛，这个托过我几年青春的海上的绿洲和我的军营，我就要离你而去了，我心里铺满了惜别的惆怅，尽管岛上真正理解我支持我的人不多，可我依旧依恋，我知道我未来的一切历史都要从这儿衔接下去，岛上的岁月，就是我青春和人生的底色了，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的一切征兆都写在了这里。 何晓鲁真的没有来，为了他男子汉的受伤的心和尊严，他明明知道我乘这一艘军舰下岛却没有来，他断然地从我的生活里拔出去，转进了新轨道。船开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他。 我听到一阵驴叫，就在开船的那一刻，我听到一阵驴叫，这中国土地上独特的风情，十五分钟它们叫一次。‘我看着徐徐离岸的海岛，在那里正跑着小战士驱赶的“驴吉普”。我的隐在两座山峰后面的医院已经看不见了。青天下岛上的山峰很绿，长山群岛的中心镇四块石正被海风和阳光洗得明明净净。沿街的鲜花开得一片灿烂。船渐远，岛岸也渐远，船绕过岛的南侧驶向大连，我看到了医院南面的那一道南崖，海浪正击打着崖根，在那里作着白色的飞扬，那里是我常去的地方，也是东林常去的地方，我紧紧地盯着它，把它看在了心里。南崖，人生一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再见了。我的心在宁静无声中从南崖翻过去，顺着山坡走下了两峰之间的医院，医院白色的建筑正宁静在绿意浓郁的草木里，阳光照在它的上面，那里的人们仍然按着自己的程序持续地生活，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故事，对我来说都已属于另一个世界，我很难再知道了。 船过哈仙岛，东林碰碰我，把望远镜递给我，说：“你看！” 我接过望远镜，看见蓝天绿水之间的哈仙岛山脊上，一连战士笔直地站在那里，何晓鲁一身戎装站在队列的前面，正一动不动地看着驶过的军舰。我知道，军舰是从他的心上驶过了，不回来了，我的泪水莹莹地落下来，船渐远，我看到了他行给我的军礼。 东林紧紧地搂着我。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好样的男子汉到处都有，”他说，“好样的姑娘总是能够得到好样男子汉的敬意，别难过，南妮。” 大海在前，快速的双体军舰两小时就到了大连。海运大队认识我的人出了一辆军车，把我的行李托办了，就剩了我和东林空空地走在街上。 大连依旧，我走在它的马路上，周围的一切都是熟悉的，可清醒的意识提醒我，作为大连人，我是最后一次走在它的上面了，我慢慢地走着，让轻轻的脚步丈量着我的依恋。东林走在我的旁边，他理解我的心情，也慢慢地走着，默不作声，依顺地跟着我走向任何一个地方。船是晚上九点的，六点在大哥家聚会，六点之前的时间，我就把它分给对大连的依恋。我当然很想回家，可是我知道不能够回，只要回去，不可避免地又是一顿骂和吵。我和东林漫无目的地走着，竭力回避着有关家的话题，将近六点，我们要去大哥家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这一半天走的路，基本上是以家为中心的一个圆，这个发现使我非常难受。我的家，它永远在我心里。 六点的聚会是非常热闹的，大哥，大嫂，二哥，二嫂，小四和他的对象，还有小昕，都来了，菜也很丰盛，大家喝酒，说着开心的话，还为我的远行唱了两支送别的歌和祝福的歌，大家笑着，我也笑，可我笑着笑着泪水就下来了，这里和岛上不同，我面对的都是亲人和朋友，我控制不了自己，我对大连的依恋，一大半还是为了他们吧？大家都劝我，心肠柔软的大嫂和我一起下了泪。 饭后，大家先到码头等我们，我和东林由小四开车载我们回去看看家，这是最后一次看看家了。在我们生活区的路边，是母亲和爸爸为了消除寂寞而开的小铺子，那是一个三面都是玻璃的小房子，电灯明亮，每天晚上，母亲和爸爸总是在那里一边看电视一边卖东西，或者根本不卖东西而坐在那里。我告诉小四把车开近点，我要好好地看看爸爸和妈妈，我是他们的女儿，我想他们，我舍不得他们，哪怕有一千个反方向的理由，我还是想他们，舍不得他们，因为，我要离开大连了，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 小铺里竟没有灯火，爸爸妈妈竟没有来，车到小铺前停下来，我下了车，摸摸小铺的门是锁着的，隔着玻璃朝里看，隐隐可见里面的物品，还有一件爸爸的军大衣，我回头看看小四，小四示意我上车，我上了车，他把车开到我家的楼下停下来，仰面望上去，我家的灯光照亮窗子，爸爸妈妈肯定在屋里，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下来。 “姐，我们走吧，”小四说，“爸爸妈妈九点前不会下来了。” 小四慢慢启动了车子，车子向前滑行了，我回过头，看着我家窗子的灯光，它越来越远，车子拐过一个弯路，它不见了。 我的家，再见了，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爸爸妈妈，再见了，从今天起，你们的女儿已经远行。 车到大连码头，我忽然听到爸爸妈妈的声音： “南妮，南妮——” “爸爸妈妈在叫我。”我说。 小四停下车：“什么，姐？” “我要回去，”我说，“爸爸妈妈肯定下来了，就在那个小铺子里，小铺子的灯已经亮了。” “姐，你怎么啦？” 东林抓着我的手，对小四说：“你再转回去一趟吧，让她再看看……” 车子再转回去，小铺子的灯果然亮了！ “看，灯亮了！看，爸爸妈妈在里面！快把车开近点！” 小四把车停下不动：“不能再近了，他们认得我的车。” 我远远地看着爸爸妈妈，看到他们在小铺的灯光里说着什么，我看到妈妈的脸正对着我这边，她很平静，她绝没有想到离她而去的女儿就在近处的暗影里看着他，也没有想到他的女儿正在为他和爸爸而流泪。此时此刻，我又回到了童年时温柔无边的母爱里，一切有关妈妈的不快都已消融，更别说爸爸了，我眼前看见的都是他们爱我和把我抱在怀里的情景，我爱爸爸，也爱妈妈，我是你们的女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永远是，你们走过漫长的旅程已经进入人生的深秋，而我却要离你们而去了，原谅我，爸爸，原谅我，妈妈，原谅我在自己的年龄上选择了自己的方式，我不能迁就你们，就像你们不能迁就我一样，可我是你们的女儿，你们是我的爸爸妈妈，我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而切断这种骨肉之爱，我就这样和你们再见了。 已近九点，没有时间了，小四启动了车子，远远地加速，箭一样地从小铺前掠过，爸爸妈妈没有反应过来车就过去了，而我却近近地看到了他们。我冲着车窗外用力地叫了一声： “爸爸——妈妈——再见了——” 下车，告别，上船，船一开，我就正式告别了大连 我仍旧穿着军装，我的泪水往下流，船上的人都看我，我顾不了那许多，我依在东林怀里，相互听着对方的心跳，我知道，在轮船螺旋桨启动的那一刻，我就失去了旧有的一切，而去开始获得新的一切，我和东林将要用完美的结合和共同的力量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丰富的人生。事业的成功和生活的成功，我们将证明这一切，这是我们的旗帜。轮船乘风破浪向前而去，这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生活的处女地了，在船的后面，是大连万家灯火的辉煌；在船的前方，无边的大海正在宇宙的翼下托着漫天的星光。 再见了，我的大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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