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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梦麟先生逝世，使我感受到很深的悲痛。治丧委员会命令我写一篇短型的传略，我又何敢推辞。若是我按平常传略的写法，依照年次，填入事略；那也只能将其较为重要的事项分列在某一年份中，稍加按语；像这样一篇记录，恐怕也难表现逝者的重要学术主张和功业成就。为此我以沉重的心情，略变时例，尽就先生生平的重要学术主张和功业成就，简单分为数项，作重点的叙述，以表现其思想的渊源、事功的推进，对近代文化演进的认识，与临危不屈、临难不苟的精神。此篇还是用语体文字写成，惟恐先生英灵暗笑这“五四”时代的北大老学生没有长进！ 梦麟先生在1919年7月23日“五四”运动后，受蔡孑民先生的付托，代表他于危难之中处理北京大学校务。他在这次北大学生欢迎会中发表的演说，也就是他开始办大学的第一篇演说，并且我认为这是他生平最重要的一篇演说。在这简短演说里，他叙述蔡先生的学问人格，具备了中西文化里三种最好的精神：“（一）温良恭俭让，是中国最好的精神；（二）重美感，是希腊最好的精神；（三）平民生活及在他的眼中个个都是好人，是希伯莱最好的精神。”凡国家民族的地位，均系累世文化积聚而成，非旦夕所能致。“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种博大精深的见解，是蔡先生毕生学术救国的理想，也就是梦麟先生以后在各种不同的教育岗位上所遵守的办学方针。 梦麟先生虽然受过西方高深的教育，为期很长，但是他也曾受过中国农村的薰陶。两种的耳濡目染，在他下意识里自然而然的发生一种化合，何况他从实验主义的名师杜威博士受教多年。他在美国时期也为侨报撰文，深知侨胞为缺乏科学知识而不能得到高等职业的痛苦。我国学人动辄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的问题太大，暂且不论；但是为生民立命，则生民的衣食常常要成问题，又何从为他们“立命”。为了解决这迫切的难关，所以他再度主持北大以后，费了很大的力量，发展理学院，希望从基本自然科学为骨干，进而发展其他有关部门。 他自己到了台湾，和若干专家作环岛考察以后，发现民间的疾苦太多了！如衣不足暖，食不够饱，灌溉的水量不足，动植物病虫害的到处传染，家庭愈穷而生育愈多，生育愈多而贫穷愈甚，婴儿死亡率愈大。这种悲惨的情况，断非丰衣足食、子孙满堂的封翁太君们所能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的古训。梦麟先生由农复会来提倡节育，也不过是根据这个原则行事。可是农民家庭生活，已显著的改进，许多农民因农复会而感觉到所受实惠良多。 自从“九一八”日军侵占沈阳以后，东北与华北也被他们有计划的侵入，并且分区制造汉奸的傀儡政权，做日军帐下的走卒。爱国的民众和青年常被绑架失踪。日制项下的“自治运动”伪政权，纷纷沿长城线内外地区出现。平津一带的汉奸及残余军阀，自然也为日阀所利用，可能随时变生肘腋。此时梦麟先生与胡适之、傅孟真及平津各校诸先生，在公开场合中，对于任何敌伪企图，莫不尽情打击，毫不计自身安危。惟其敢于如此，才愈足以坚定守土将领的信心和激发军民的敌忾，继续在华北拚命挣扎一个时期。 因此北大更被日本军方认为抗日中心，梦麟先生既然是北大校长，当然也就是教育界抗日的首脑。于是日军驻防北平的高桥大佐派兵将他“请”到东交民巷。梦麟先生对于这件不平凡的事，有以下这段不平凡的记载；这是值得任何一位研究他生平事迹的朋友们浏览一过的： 我把这件事（按即高桥大佐派宪兵来“请”事）通知家里和几位朋友之后，在天黑以前单独往东交民巷日本兵营。我走进河边将军的办公室以后，听到门锁咔嚓一声，显然门已下了锁。一位日本大佐站起来对我说： “请坐。”我坐下时，用眼角扫了旁边一眼，发现一位士官拔出手枪站在门口。 “我们司令请你到这里来，希望知道你为什么进行大规模的反日宣传。”他一边说，一边递过一支香烟来。 “你说什么？我进行反日宣传？绝无其事！”我回答说，同时接过他的烟。 “那末，你有没有在那个反对自治运动的宣言上签字？” “是的，我签了名的，那是我们的内政问题，与反日运动毫无关系。” “你写过一本攻击日本的书。” “拿这本书出来给我看看！” “那末你是日本的朋友吗？” “这话不一定对。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敌人，正像我是中国军国主义的敌人一样。” “呃，你知道，关东军对这件事有点小误会。你愿不愿意到大连去与板垣将军谈谈？”这时电话铃响了，大佐接了电话以后转身对我说：“已经给你准备好专车，你愿意今晚去大连吗？” “我不去。” “不要怕，日本宪兵要陪你去的，他们可以保护你。” “我不是怕，如果我真的怕，我也不会单独到这里来了。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 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 他的脸色变了，好像我忽然成一个棘手的问题。“你不要怕呀！”他心不在焉地说。 “怕吗？不，不。中国圣人说过，要我们临难毋苟免，我相信你也一定知道这句话，你是相信武士道的，武士道决不会损害一个毫无抵抗能力的人。”我抽着烟，很平静地对他说。 电话又响了，他再度转身对我说：“好了，蒋校长，司令要我谢谢你这次的光临。你或许愿意改天再去大连——你愿意什么时候去都行，谢谢你。再见！”门锁又是咔嚓一响。大佐帮着我穿好大衣，陪我到汽车旁边，还替我打开汽车门。这时夜色已经四合了。我的独自到日本兵营，也有朋友说我不应该去的，听日本人来捕好了。他们敢么？ 第二天下午，宋哲元将军派了一位少将来劝我离开北平，因为他怕自己无力保护我。我向他的代表致谢，不过告诉他，我将继续留在北平负起我的责任。 在这般威吓的情况之下，他仍能态度从容，而且指点敌人的愚蠢及其后果。唐郭子仪冕胄见回纥的情况，也不见得能超过这位文人！ 我认为梦麟先生的性格是外柔和而内刚劲，但对人则“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还是根据道理可以说服他。他用人也专，待人也恕，不以察察为明，所以许多人乐为所用。他不长于演说，谈话时也不作长篇大论，然其简短的词句，常能扼要，而且带点幽默感。他有许多外国朋友，彼此间能建立互信，所以他提出的主张，也容易得到赞助。这种情况，在台湾期间，于商讨农复会及石门水库建设有关等计划时，尤其使人感觉。 读梦麟先生的《西潮》等遗著，好比读白香山的诗，使读者有平易近人的感觉。至于他不曾写完的《新潮》和正拟着笔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两书稿，竟无法让他将若干正在结晶的智慧加入后再放射出来，更是学术界一件很大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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