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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君武先生与我相识远在1917年北京大学西斋四号房间。这号房间里共住四人，为傅孟真、顾颉刚、周烈亚、狄君武。我因为同孟真、颉刚都对文学革命运动有很大的兴趣，故常到四号商讨编撰和出版《新潮》问题。君武此时虽在哲学系，却爱好“选学”，常常填词作曲以就正于黄季刚、吴瞿安两先生。烈亚则治佛学，后来做西湖某大丛林的住持。“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当时的气氛。 到了“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波涛汹涌，君武见外患日迫，军阀专横，于是一变其文人积习，而投身于此一运动。如营救五四到六三间陆续被捕之同学一幕，他和我在晚间带了些食品和内衣等到警察厅内的看守所去“探监”。一进厅门，卫兵均以刺刀相向。我要和他一道进去，他力阻我同去。他说：“他们认得你，不认得我。”又说：“你会同他们争执，让我单独去罢！”我不肯，终于同进去。他以和善口吻，说太仓人学讲的北京话，对方看他是一个十足的文弱书生，态度也就和缓下来了。这是他在“秀才遇到兵”的场合中，能应变的一幕。以后几次类似的交涉，同学们都推他去办。 以后他应吴稚晖先生勤工俭学的号召，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我则先赴美国再到欧洲，大家都忙，只通过两封信。一直等到国民革命军打下了南京，他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与叶楚伦先生共朝夕，为楚伦先生左右手；我在总司令部服务，兼理文化教育事项，大家才旦夕相见。当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战争之时，中枢迁到洛阳；直到七七芦沟桥事变掀起了中日全面战争，中枢建立战时首都于重庆，君武均先后紧守中枢政治会议与国防会议秘书处等岗位，不稍疏忽，而且能认清大局与维护大局，不计个人恩怨，常与楚伧先生商酌，消除若干人事磨擦于无形。君武亦行若无事，认为不足与外人道。此种功成不居的襟怀，非受之者所能尽知，却是君武潇洒出尘之处。至于间有吟风弄月之篇，故作多情之什，不过传统的名士结习，若以此责君武，君武九泉有知，必不以为忤，而将报之以微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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