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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刚开始的20世纪一道来到中国的是最屈辱的辛丑条约（1901年），是八国联军占据当年北京的城下之盟。国势愈颠危，清廷的弱点愈暴露；民众愈失望，革命的潮流愈澎湃。1905年，国父在东京将兴中会扩大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各地的志士，望风而从。在潮州、在惠州、在钦州、在安庆、在镇南关，在云南边境的河口等处，不断地看革命军的义旗，同时也洒遍了革命党人的鲜血。 当这前仆后继的英勇挫败以后，党内的元气，当然受到损失，海内外支持革命的人士更不免有部分感觉失望。这是不利的现象。革命的总部自不能不领受失败的教训，变更起义的方略。所以在1908年这一年中，军事行动暂时沉寂，于是愤慨的同志，多谋以个人的热血与头颅，和清廷的大官一拚，以寒民贼的鼠胆，而振全国的人心。所以此后继续发生了这类感动人的事件。但总部考虑大计的结果，是放弃在边地或险僻地界争取据点的战略，而拟集中全力攻下重要的都会，因其既可获得大量的人力物力，且可号召全国，得其响应。于是广州自然成为革命的第一目标。 不幸得很。经倪映典烈士等历尽艰辛，在广州新军中播下的革命种子，一部分业已成熟，而且实力相当雄厚，若能按预定计划起义，本不难收获伟大的成果；可是因为少数部队的“小不忍”竟“乱大谋”。在1909初，新军起义整个企图竟失败了！这一次失败打击很大，使失望者灰心，反对者乘机造谣诬蔑，尽情讽刺。这不但使热血的革命党人在情绪上受不了，而且是革命运动致命伤，所以大家决定重鼓勇气，采取更积极的行动！ 于是国父约集革命中坚分子赵声、黄兴、胡汉民等在庇能（即槟榔屿）开会，一面筹商新军之役的善后事宜，一面讨论卷土重来的计划。更召集当地同志黄金庆等，联合开会，共商大计，就在这年（1909年的7月4日）日俄成立协约，划分他们侵略我国东北的势力范围，以对抗美国要求参加英、法、德合组的银行团，联合借款中国建筑铁路的计划，这个国际的形势发展引起了新的瓜分恐惧，又给我国志士们一个很大的刺激。所以槟榔屿会议结果是：由国父往美国，各侨胞纷赴南洋各地筹款；把军事交给黄兴、赵声、胡汉民主持，准备集中力量，攻下广州；然后由黄兴统率一军出湖南取湖北，赵声统率一军出江西取南京。这次计划宏大，所以筹备也不厌其周详。国父当时致侨胞信上说：“主动各人，决意为破釜沉舟之举，誓不反顾，”真是最确切的形容。 1909年旧历十二月赵声即返香港，保存新军起义时的机关；黄兴、胡汉民随即赶到；其时长江各省及福建、广西和留日的同志，一听到这兴奋却是对自己很危险的消息，都踊跃地前来效命。于是大众举黄兴为统筹部长，赵声为副，分设调度、储备、交通、编制、调查、出纳、秘书、总务八课，展开了攻下广州的军事准备。至于内地的布置，则宋教仁等担任长江一带，居正、孙武策划湖北，焦达峰等暗图湖南，陈其美则运动上海。同时地方军队中，如吴禄贞等，也是有力的同志，若是广州得手，自可连成一个大有可为的格局。 原定起义计划，是组织先锋队（即敢死队）十队，每队一百人或五十人，由队长一人或二人率领。攻占督署及重要军事机关，并占领高地，其中并指派一部分人担任各种破坏工作。总计人数约为八百到一千人。为容纳和隐蔽这大量的人数，乃租赁了三十八处房屋，分置机关；有些假借某某公馆的名义，并请女同志居住，以资掩护。又开设两家米店，藉米堆来藏军械。运输工作，以女同志徐宗汉、庄汉翘，宋铭璜、卓国兴担任最多。名义上是用嫁娶的方式，实际上所运的是军火。一切的部署，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妥善和严密。 经过了两三个月积极筹备，时间已到辛亥（即1911年）旧历的三月；起义这件事已经像箭在弦上。原定发难日期是三月十五日。因为美洲的汇款，尚未到齐；荷属一宗汇款二十日后才到：最重要的还是从日本和安南购买的军械，多数还未运到，事实上不能不延期。不料在三月初十日同志温生才为对于时局不可遏止的悲愤，竟采了个人单独行动，刺杀清廷广州副都统孚琦。这虽然是一件豪侠快意的事，却唤起广州当局的警觉性，使他们调兵戒备，以致遗害了大局。又因运来的一百多枝枪和若干子弹，被清方的间谍破获，更增加他们的防范。到二十六日风声很紧，延到二十八日起义，已经使人感觉到迫不及待，何况已经决定再延一天，到二十九日呢！ 按照当时人和械两者都未到齐的实况，和当时清吏已加戒备的情形，再度延期，等将来予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出击，也是很合理的。延吗？不延吗？这项重要的决定，不是专凭利害的考虑，乃是在利害之外，甚至于在生死之外，以另外一种超越世俗的伟大精神，就是“知其不可为而古之”的精神，才能达到的。黄兴本不赞同延期，但为征求同志的意见，乃于二十八日召集会议，对延期问题加以讨论。在这会议中，喻培伦、林文诸烈士热烈主张义无反顾，决不改期。像这样自己明知必死而视死如归的精神，真是这次起义中最足以感动人心，照耀千古的一幕史实。 二十九日起义的日期决定了，可是以前因风声紧急，曾去电嘱其暂行留港的同志，仓促如何能来呢？分散在近郊各处隐蔽着的同志，如何都能得到通知，这些都成了问题。但是大计已定，任何困难危险都不在革命党人眼睛里。因为人数的骤减，不能不把十路进攻的部署减为四路。一路由黄兴率领进攻两广督署；一路由姚雨平率领进攻小北门占领枪炮局，并引导巡防营和新军进城；一路由陈炯明率领进攻巡警教练所，以期与该所二百多学生相结合；一路由胡毅生率领较少数的人把守大南门。发难时间定为下午5时半。原推定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因赵声不及赶到，改推黄兴担总指挥。我们看黄兴遗墨，便可注意到他的绝笔书早于二十五日写好了！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也就是1911年4月27日的下午5时半，两广总督张鸣岐正召集他部下的文武，商议如何对付革命党人，哪知道革命党人已经到了！强烈的炸弹声音和交织的手枪火花，正由辕门、大门，逼进署内。张鸣岐仓皇向后门逃命。这正是黄兴一路进攻督署开始。黄兴这队共约一百七十位志士，因为他个人的吸引力，青年俊英随来的独多。当时他以从小东营出发的一百三十余人为进攻督署主力；以从莲塘街吴公馆出发三十余人为侧面的掩护和支援，这正面的主力又分两队，一队由林文率领进攻督署卫队，一队由何克夫率领进攻督署正门。那侧面一小队的任务是进攻督练公所并把守莲塘街口，以防堵由观音山、龙王庙来救督署的巡防营。党人均臂缠白布，脚穿黑面树胶鞋，手持短枪和炸弹。这股青年的革命锐气，哪个能敌！林文、何克夫等号角一鸣，枪弹齐放，当即攻入大南门，击毙卫队督署管带（即营长），卫兵四散。有退伏在大堂和两厢的卫兵，凭栏倚柱，实行狙击，于是杜凤书、黄鹤鸣殉难了。黄兴在大柱后面还枪，击伤一个卫兵，并截住其余的退路，他们乃弃枪投降，并引导黄兴、林文、朱执信、李文甫、严骥等深入署内，四处搜索。搜索者发现张鸣岐等早已逃避，自然感觉到在空署中久留无益，乃放火烧署，以壮声势而乱敌方的军心。大队随即退出督署，在督署战死的还有徐广滔、徐进炤、徐礼明、徐临端，在署外战死的有朱日全；出署时黄兴的两指也带枪伤。本来黄留喻培伦等一小队人在督署大门口防护的，退出时这一小队已经不在。可是不但英勇而且沉着的黄兴，就在督署门前，重行部署；把当场集合的同志，再分三路：一路由徐维扬率领数十人出小北门，要想得到新军的接应。一路由刘梅卿、马侣等，川闽及南洋各同志会攻督练公所。黄兴自己则率领方声洞、罗仲霍、朱执信、何克夫、李子奎、郑坤等十人，出南大门，拟得防营接应。 现在请分别一叙这重行部署后三路的战况。（1）徐维扬一路前往小北门，走不多时即见敌军分头而来；徐乃分兵两股应战，其中一股转战到小北门高阳里口，突遇防营的大部队，乃退入源盛米店，藉米包来作工事抵抗，激战一昼夜，敌军对他们无可奈何。嗣因弹尽，张鸣岐未下令放火烧街，乃越后墙退却。另由徐维扬自己率领一股，曾在路上与敌激战，迫敌退守水师行台，进攻不克；乃谋攻飞来庙夺弹药，以寡众悬殊，又不能攻下。这两部分沿途死伤甚大。被捕后成仁的很多。花县十八烈士的牺牲，尤表现农工同志为革命苦战的英勇。（2）派往攻督练公所的一路，走到莲塘街口，即见一队党人与防军正在酣战，遂加入共同作战，这队党人，就是上面说过由吴公馆出发，堵防观音山敌军应援督署的，还有那在督署大门防护的喻培伦部，于撤离后即来此加入莲塘街的战斗行列了。支持到夜间九时力竭弹穷，乃随战随走，沿途牺牲亦复惨重。（3）最后说到黄兴亲自率领出大南门得防护营接应的一路，黄兴和方声洞走在最前，走到双门底，遇防营数百，由哨官（连长）温带雄领队，另一哨官陈辅臣殿后，温、陈都是革命同志，适奉提督李准命，进城攻打革命党人，彼等正庆幸得此千载一时之机，准备到达督署时立即反正，故不佩与党约定的白布臂章，以防沿途发生阻碍。而党人筹备此次起义，为秘密计，均采取纵的联系办法，以致同志间多不相识。两军相遇时温正大呼兄弟们勿走；方声洞见对方无臂章，又误以为彼举枪相向，乃发枪将温打死，防营士兵还击，方亦死难。防营死伤十余人，旋即退走。这严重的误击，实使党丧失了转败为胜的良机。何克夫、李子奎，郑坤随黄兴出大南门，又遇防营约百人，再度引起激战，李子奎阵亡。黄兴于攻督署时，右手本断两指，至此足部也受伤，不得已乃退内一小店，仍开枪抵抗，中敌七八人。后也易衣改避河南，遇女同志徐宗汉为他裹伤。不意在死亡线上遇着的同志，以后竟结为终身的伴侣。第二天得见赵声，他与胡汉民等二百余同志都是二十九日夜间由香港动身，前来赴难，可惜仅仅的迟了一天，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黄、赵一见相抱痛哭，英雄的热泪不是轻流的，其为国家，为革命，为死难同志所抱的悲痛为何如！一代雄才的赵声不到三星期悲愤呕血而死。受伤而疲乏的黄兴，相见时也晕过去了！他坚持自己去和清吏一拼，经赵、徐劝阻，国家还需要黄兴。不到半年，武汉革命军的义旗，又要他高举着！ 回头说到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的三队。当黄兴一队发难的时候，未能同时动作确实是一件遗憾。但当时因改期问题，不免引起了少数人观望的心理，又因方言的隔阂，传递转运的困难，以及军火数量的不足，都是构成这遗憾的成分，并不能说凡是参预这三队的人都甘心落后。不过当时的同志，对于陈炯明多不原谅，因为他为自己打算太周密，但当时却并无其他情事。就时论事，虽为遗憾，但不因此而有损黄花冈整个的光荣。 可是这次的损失太大了！国父于事隔十年后论到此役犹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则可见悲痛和惋惜久存在他的心灵深处。这次死难的烈士不惜肝脑涂地，血染原野，为国家民族而牺牲，自应有青山以埋忠骨，正在这时候有党人潘达微因姓名不为清吏所知，乃挺身出与广仁善堂商量葬事。收得各处阵亡和处死刑的烈士遗骸七十有二葬在红花冈。此地因烈士葬后，改名黄花冈。自此黄花冈之名，在中国历史上永垂不朽。潘达微义士的风范，也留为千秋的佳话。 烈士忠骨葬在黄花冈的虽然是七十有二，但这只是指当时当地就义者而言，至于以后被难或因伤而死者不在此数。民国成立以后中央在广州经过多方的调查和审核，在黄花冈建立烈士纪念碑，详列七十二烈士姓名。以后继续调查又发现十四位确在这次革命战役死难，而名字不曾列在七十二烈士碑中的烈士，所以曾经确定者，共八十六人。 我从烈士名单中，就知道的他们的身分作一统计。计留学生九位，工人十二位，农人十四位，侨胞二十八位（这个侨胞数字中，应包括上面所列工人中的十位，下面所列教员中的一位，还有一位是华侨学生，其余十六位大约都是商人。），新闻记者三位，教员二位，还有军人十四位。我认为这个统计的启示，非常重要。它明白指出国父领导的伟大革命，是工人、农人、商人、新闻记者、教员及其他知识分子和武装同志的大结合。他们都为民族、民权、民生的共同目标，不受任何阶级性的划分，而轰轰烈烈地牺牲在一起！这是全民族的大结合！这是革命成功的要义。 但是笼罩各位烈士心灵和躯壳的，不只是民族意识，还有一种最强烈的青年精神。他们除了是学生、工人、农人、军人而外，还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他们都是青年。我研究他们的年龄，当时黄兴不过三十七岁，赵声三十一岁，林觉民二十四岁，喻培伦二十五岁；若把所知道的烈士年岁平均起来，只得二十九岁！他们有理想，有信仰、有热忱。我们现在重读黄兴在发难以前写下的绝笔，真是坚绝悲壮，心雄万丈；林觉民留别他父母和爱妻的遗书，则情文并茂，一字一泪，这都是千古不磨，光芒万丈的文学。这种热忱的情感，最蕴蓄在光明纯洁的青年胸中！ 这些先烈燃起的火炬是不会熄灭的，当时后死的人，在国父领导下接着继续前进。国父从不知道什么是灰心。当这次起义的时候，他正按照槟榔屿会议所定计划，在美国筹款，兼作外交活动，起义的经费，有一半就是他由美国汇来。这次失败，自然给他重大的打击，无限的悲痛！可是这样壮烈的牺牲精神，却唤醒了全国，感动了侨胞，震动了世界。大家对于革命力量，陡然刮目相看。因一时不容易在广州再举，国父乃一面在海外奔走运动，一面指挥同志将革命的主力，转移到长江流域，于是这年的夏间，中部同盟会成立在上海，发展到武汉。辛亥八月十九日，就是1911年10月10日，一声霹雳，石破天惊，黄鹤楼上的义旗，展开了中华民国的新命。全国军民的望风景从，清廷文武的胆寒失措，以及国际间的能迅速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正是由于辉煌的黄花冈一役，树之风声！ 罗家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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