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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第二天刚吃过早饭，我正一边在长满杂草的院子里散步，一边想着怎么给上海局方面起草那份《关于谭宗三一案的最后处理意见》，从敞开着的窗子里，传来急促的电话铃声。电话是上海局方面打来的，说有关领导对谭案的久拖不决，已经感到很不安了。为此他们派出了一个检查组来检查“谭案”的复查情况。让我做好充分准备，接受检查，认真汇报。而且特别强调，这个检查组是代表上海局的。让我一定要服从他们的领导，配合好他们工作，执行他们就谭案所作的一切决定。最后还反复告诫我，一定不要跟检查组“顶牛”。 放下电话，好长一段时间，我心里都感到不舒服。这个电话表明上边对我前一阶段的工作不满意。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不满意。他们曾一再指出，形势发展迅猛，战局急速扩大深入，被我俘获逮捕在押急待处理的“伪县职以上的行政官员”越来越多，而且肯定还会更多。稳准狠地处理好这一类案件，已成了稳定新区局面，进一步团结新区广大人民群众，彻底粉碎旧的统治机器，发展人民战争胜利成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我尽快从中摸索出一整套正确处理“县职以上伪行政官员”的经验，办法，为上边制订相关政策方针，提供翔实的依据。而各地区也急需这方面的工作“样板”。并多次提醒我，千万不要死抠住“谭宗三究竟为什么一定要放弃上海如此优越的条件，到通海地区去另辟蹊径”这一类细微末节不放。因为谭宗三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来通海（盛桥），对最后的判决（定性量刑），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最后起作用的，还是要看他到底犯了罪没有、犯了多少多大什么样的罪。 从理智的层面上说，我承认，上海局有关领导的这个指示是正确的。我一度也是想这么做的。但是，随着与谭宗三接触的渐多、渐至深入，我越来越没法抑制自己的这种愿望：想全面地搞清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越发觉得这个人跟我们以前接触过的那些“伪县长”的确有某种程度的不相似处。的确不能等同类比，而以此及彼。他在盛桥的初期和中期只是办厂办店。参与某些社会活动，也只是办学搞商会。后期担任盛桥商会会长一职，兼任了县参议院参议。频频来往于通海县城和盛桥镇之间，主办了好几次颇有政治色彩的活动，显得相当的活跃。自从踏出大学校门以后，很少再出头露面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大发议论的他，居然又经常地在这样的大型集会上，发表一两个小时的“演讲”。从市镇建设谈到反共勘乱。在此期间，他甚至捐了一大笔钱给八监”和“女子模范三监”，让他们从国外订购最先进的警报系统，以防范和镇压在押犯的“暴乱”。这时，应该说，他走到了他人生的最“高峰期”。突然……的确是突然，他又萧瑟了。沉闷了。灰暗了。称病了。卸职了。不出门了。脱下了笔挺的黑哔叽中山装。换掉锃亮的黑牛皮皮鞋。三月不食肉。半年不见客。我访问过当时给他看过病的医生。调阅过他的病历。一切证据都证明，他当时并没有病。他只是不想干了。但他的不干，又绝非出于政治的原因，因为不久，他就接受了“县长”的任命，去了通海。据说（后来我也查实）就在他将去通海而尚未去通海的那一段时间里，黄克莹频频从上海来劝阻他。最多时，一周之内居然来三四次。据提供旁证的老倪说，她到盛桥来，真是比上海人跑南京路还勤快。老倪还证实，到最后两次，谭宗三便闭门不见。他们之间因此也彻底“闹翻”。“唉，其实现在看来，黄小姐这个人还是蛮好的。一直劝三先生不要去当这个伪县长。被三先生关在门外，还不肯走。敲门啊敲门。不断地问，侬到底为啥。到底为啥。我伲在盛桥做得老好的，侬为啥又扔下那里的一切要去做这个短命的啥‘县长’。侬自己也不忖忖，侬是这个做‘县长’的人？到底发生了啥事体，侬跟我讲呀。侬不要闷在心里作践自家。侬不相信别人，还不相信我？我晓得侬一定又碰到啥为难事了。侬这副样子还要去当啥县长，叫人哪能（怎么）放心？宗三。宗三。侬听见(口伐)？”黄克莹真是为他呕心沥血。 黄克莹在门外几乎叫喊了有一个多小时，最后把手都敲红了，嗓子都叫哑了，又叫了一声：“谭宗三，侬真是叫我失望！” 据老倪说，黄克莹刚走，谭宗三就把他叫进房。他看见谭宗三躺在藤榻上，泪流满面，手边放了一封刚写好的长信。问老倪：“黄小姐走了？”老倪唯唯道：“走了。”“东西都带走了？”（他说的“东西”，是指黄克莹在盛桥生活期间置备的日常生活用品。）“统统带走了。”老倪答道，并递上一把热毛巾，待谭宗三擦过，便轻声问：“阿要我去把黄小姐追回来？”谭宗三听后，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说了句：“不要再让她失望了……”老倪这时赶紧说了句：“啥失望。我看黄小姐这个人就是不懂事。三先生去做县长，有啥不好？要她在这里罗里啰嗦……”他本想顺便讨好一下谭宗三，说完后，还得意兮兮地斜过眼去看谭宗三的反应，却见谭宗三正狠狠地瞪着他，吓得他拿起湿毛巾就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又被谭宗三叫住，让他赶紧去码头，把这封信送给黄克莹：“一定要寻到她。把信交到她手里。”他反复关照。但等老倪小心翼翼地把信藏进内衣口袋里，出门叫了辆“二等车”，急急赶到码头，还没在熙熙攘攘的旅客群中找到黄克莹，他却又派人截住了老倪，把信要了回去。 “你不知道他信里写的是什么？”我问。 “那我哪能（怎么）会晓得呢？当时就是三先生允许我看，我也看不懂。我……嘿嘿……不瞒侬首长……我不识字……嘿嘿……”老倪哈着腰，一边说，一边凑过来拿起热水瓶，替我把茶杯里的水续满了。 谭宗三在通海县政府里，只是个“傀儡”。实际政务由两位年龄要比他大得多、在通海已呆了许多年的副县长操作着。而他在通海两年不到，留下的人缘还不错。过年过节常叫县政府的厨师傅做上一桌菜，把大院里做杂活的那些下人，叫来吃上一顿。这样的事，在提倡和争取人与人之间平等相待几十年后的今天，似乎已并非罕见，但要是想到这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当时，应该觉得是不太容易做得到的，是要引起哗然的。他还会亲自去拜访属下的科长科员，尤其关注县城街道的清洁。常常大清老早的就站在县城那个唯一的十字街心，亲自督察晨起的洒扫事宜。下午四五点，他会带着一两个秘书人员，逐条街巷地检查垃圾的堆放和清倒情况。凡是随意堆放和不按他的规定清倒垃圾的，他的处罚也很简单：打扫公共厕所三天。通海县县城在他治理下，虽然别的方面一无建树，但的的确确变得十分干净。他被拘留后，也是这样。自己的拘留室，总是收拾得十分整洁。衣物用品，陈放得井井有条。被带进拘押室后的第一天，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就提出，一是要几根钉子，钉在墙上，以便挂他的大衣和外衣。第二，是多给两瓶热水。他每天要擦洗。一天不洗就不得过。一开始，这两个要求都给驳回了。钉子和滚烫的热水都是危险品，是绝对不能给的。他居然激动起来：“没有钉子，你叫我怎么挂衣服？衣服总是要挂起来的嘛！不给热水，给点温水行不行？请你们上峰来，我要问问他，我这点请求是不是算最起码的？！”后来经过特批，同意每天给他两瓶温水，但关于钉子的请求，还是坚决驳回了。 从这个人住拘留室居然还提出要钉子挂大衣、要热水天天擦洗，可以看出他的“幼稚”。“天真”。事到这一步，他似乎还不太明白自己处境的严峻（或险恶）。但除了这“钉子”和“热水”，他在别的事情上却又从来不计较，没听他提出过任何异议和请求。他总是穿得十分整洁，很温和地笑着，很平静地在特地“圈”给他的那个小院里默默地走动。一圈。一圈。又一圈。砖缝里冒出来的每一点杂草，随时发现便随时都拨净。说话仍是那么的缓慢和轻柔。有一次他这样对我说（他能说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您知道吗，我有几个最要好的大学同学，踏出校门这些年，居然都失去了一条臂膊。有一次，他们对我说，你不要笑，总有一天，你也会失去一条臂膊的，跟我们一样变成一个独臂人。当时我真笑他们怪，笑他们痴，笑他们幼稚可笑。现在看来，怪的痴的，幼稚可笑的，大概还应算是我了……说着，他用右手拍了拍自己的左胳膊，好像即将就要失去的便是这条左胳膊似的。 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这一回他可能失去的，将远远不止是一条胳膊。 140 关于如何处置谭宗三的最后争论发生在检查组到达通海县城的当天下午四点五十分左右。助手进门来告诉我，他们到了，请我马上过去汇报。我拿起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汇报提纲及盛放有关材料的一个厚厚卷宗，向外走去的时候，特意地看了一下表。这完全是下意识的动作。但我有这样的预感，即将发生的争论，不仅将最后决定谭宗三的命运，也将决定我自己的命运。参加任何会议，在踏进会场前，我都没有临时看一下时间的习惯。但那一天我的确留心地看了一下。我好像特别在乎这个时间似的。 四点五十分。走进小会议室那个红漆大门时，我又止不住地看了一下。 141 检查组一共十二个人。四个是正式成员。其余八个中，除一个负责检查组的日常生活交通联络后勤供应外，那七个，是警卫。配的一式的汤姆式冲锋枪。最近连续接到加强内卫警戒的紧急通知。滨海地区已发生多起国军残部和流窜的海盗土匪袭击残杀我政府工作人员的恶性事件。通海县县城里也从昨天起实行宵禁。并加强了武装巡逻。 小会议室原先是这大宅里的西餐厅。保留了那张硕大的椭圆形橡木大餐桌，而把那两个做工尤其精致的玻璃酒柜抬走了。现在一边墙头贴着中国革命领袖的像片，另一边墙头贴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像片。既然是汇报会，按惯例，与会的同志应围着大会议桌坐一圈。但今天的气氛却有点特别。检查组和地区军管会的那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靠里坐在一边去了，而把靠外的那一边，留给我一个人坐。这情景似乎有点像是要“审讯”我，又有点像十几年后发生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排座位。革命的领导同志在主席台上自动坐左边，而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保守的”“反动的”，则一律坐右边。 也许是无意识的。 但我还是跟他们开了个玩笑，放下手中的汇报提纲和那一厚本卷宗后，笑着问道：“怎么，看这架势，今天好像开的是审判会？审谁呢？” 有几位同志不无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但很有几位同志却依然声色不动地坐着。 倒是那位检查组组长扫了自己身边的那几位一眼，泰然地笑了笑道：“是啊，都挤一边干吗？我这边又不发糖。散开散开。” 于是有人拿起自己的茶杯和记事本钢笔，坐到了我这边来。于是气氛顿时松缓活泛了许多。点烟的点烟。沏茶的沏茶。有了动静。但低哑的笑声里却依然渗透着弥漫着笼罩着某种不自然。 当天的汇报会，就在这样怪异的气氛中，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四十分。整整开了六个小时左右。 大食堂把已经热了好几次的晚饭送到小会议室里，已是十一点差十分。 我说我胃不舒服，不想吃，想早点休息，便拿起笔记本和那个厚厚的卷宗，头都不回地走了。小会议室里的气氛刚刚由于“包子”和“麦牺粥”变得祥和活跃起来，我这一走，又突然寂静了尴尬了，继而又忿忿了。我知道我不应该走的。我知道无论怎么样，我都应该留下来陪他们一起吃完这顿饭再走。我知道我这样“感情用事”，丝毫无补于问题的解决，而只会加重其严重程度。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走。在这六个小时中，除了一开始的那三十分钟因为要听我汇报，必须让我来讲以外，后来的五个多小时几乎再没容我讲一句话。我几次用眼神暗示那位主持会议的“副专员”，希望能容我对某些关键性问题，作一些必要的解释。但这位老练而又年轻的“副专员”却只当没看见。 我离开上海前，政法委和上海局的首长都召见了我，就如何处理“谭案”，给了一个总方针，那就是既要从快，又要慎重。强调了要在慎重的基础上从快。要通过处理谭案，不仅要给新解放区各阶层人民一个震动、一个振奋和一个教育，还要切实有利于团结新区的最大多数，孤立和打击最少数。有利于巩固稳定和发展那里的新局面。我觉得我在通海期间是努力贯彻这个方针的。是衷心拥护这个方针的。我作为受命来全权处理此案的人，在没有被褫夺这个处理权以前，应该有权决定我自己的工作方法（比如多次找当事人或相关人员单独谈话），有权决定相应的工作进度和工作侧重点。即便工作过程中出现了几分偏差和迟缓，绝非有意对抗，更非阴谋破坏。况且，谭宗三的问题，的确有它的特殊性。他任伪县长时间不长。即便在职，也没被当心腹使用。对此他是不满的，痛苦的。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有一定的认识。一九四七年盛暑，昆明发生国民党特务枪杀民主人士李闻二教授事件后，他在盛桥和通海的一些公开场合，多次慷慨陈词，提请有关方面应广开言路，深纳民意，以求政清人和。他一度甚至还筹划着要在县政府院子里立一个闻一多的塑像，受到过伪省府和南京最高方面的严厉训斥和追查。 慎重对待一个，就能团结和瓦解一片，其威力可能比动用一个师一个军的兵力还要大。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不是曾多次传达推广过吗？ 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能这么做、做了就好像犯了大罪一般？ 我没直接回房间。我不想回房间。我直接走向海堤。我听堤外的大海匐匐作响。漆黑一片的海面上什么也看不见。我只能感受到大海发起冲击时引发的震撼。颤动。 不一会儿，我觉得身后有人走了过来。 “不吃饭，观海景，好雅兴。”是那个年轻的“副专员”。 “……”我没有回答。我也不想回答。我怕我一张嘴，就会跟他“顶”撞起来，而上海局有关领导的指示十分明确，不许我跟他顶牛。 “走。上我那儿坐一会儿。”他发出邀请。 “太晚了吧。要处分，也等明天吧。” “谁要处分你？你这情绪不对。” “我知道我不对。” “你不知道！”他的声音突然严厉起来。 “……”我不作声了。我知道我不能作声，不能张嘴。 “走。”他几乎在下命令了。 他没住在军管会大院里。我们原先为他在这个大院里准备了一个套间，地方还算宽敞，找人谈点什么也方便。他不要。偏偏提出要住南城的“文香阁”。军管会的一个副主任笑着对他说道：“朱专员，看来您对我们通海城的情况是熟透熟透啊。”他没正面回答这位副主任的调侃，只是打听：“原先收藏在文香阁里的那几部线装书，像《四部备要》、《四部丛刊》，还有《纲鉴易知录》、《古文释义》、《白话四书》、《清史稿》、《唐诗全解》……都还在吗？”那位文化程度并不算高的副主任对这个什么《备要》。《知录》的，可太不在行了，便只得回头去问身边的秘书：“在不在？啊？” “文香阁”是当初江南名士文征明建来送给金陵城里一位通海籍名妓的。此阁建来十分精妙。东西宽不足两丈，南北却有三四十丈长。纵向依次布置了厅堂榭园竹石池林，真可以用得上石涛的那句话：“搜尽奇峰打草稿”。其间自然少不了还要布置一座专供那位名技居住的闺楼。闺楼虽非镶金嵌银，通体只用楠木雕镂而成，却显得尤其华贵而淳厚。楼早改作藏书用。园子则被荒草野荆所累。副专员看中这里的一种意味，只让人收拾了最后一井那月洞门门楣上题有“宛在”两字的小院住下。三小间平房一间做了卧室。一间做了会客室。一间住了警卫员。并把检查组其他的同志，也安排在相邻的小院里了。 房间刚用石灰水粉刷过。一桌一椅一个老旧的板箱式书柜，再加一个带蚊帐的大床。没有一件是多余的，没有一处不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军管会送来的那床大红团花锦簇绸面的新棉被，连同那条八斤重的新棉褥，都让他叠起来放在床脚边一张大方凳上了。他用的是一套他自己带来的被褥。一条套在军用黄布被套里的褥子，极薄极薄。一条铁灰色的军用毛毯。落雪天，最多也只允许再压上一件军棉大衣。他从来不许自己喝热水。从来不许自己在晚饭时吃荤腥。即便在允许自己吃荤腥的中午，也从来不许自己吃两只以上的荤菜。一般总是在炒青椒或炒葫芦瓜片时，稍稍地放进几片肉，或者蒸几条小成鱼。他从来不允许自己在十二点以前上床。上床前，他总要做一篇日记。日记本是他自己用毛边纸装订起来的。早上五点三十分准时起床。二十分钟跑步。五十下俯卧撑。还有一套独到的健身操：拍打全身。噼噼啪啪拍通了全身的经络血脉。切实贯彻中医的一个基本理论，通则盛。然后是一个冷水澡。拼命用干毛巾把全身擦红。再雄纠纠气昂昂地去吃早点。一杯冷开水。两个蒸山芋。或一杯冷开水，一大碗老麦牺粥。尽可能地再吸一个到两个生鸡蛋。他觉得鸡蛋里所包含的营养，用两个字便能说尽，那就是：全部。他还有一个习惯也是别人难以想象的，每月都要在月尾的那两天里，吃一点大黄，让自己彻底地泻一下。攻下泻火。清理。排毒。因此他总是感到非常通畅。非常兴奋。非常“自以为是”。不管是谁，只要跟他一起工作上几天，就会感觉出他身上自有一种非凡的魅力。的确吸引你。同时也让恨他忌他的人更恨他更忌他。非常想不理睬他但又常常想偷偷瞄他一眼。注意他一切动静。 我走进他房间时，他已经让我的助手把我的晚饭送了过来。然后他挥挥手，把我的助手打发了，也把他的警卫打发了，让这寂静到不能再寂静的“文香阁”“宛在”小院东偏房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 142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来向你们讲述随后一个小时里，在我和他之间发生的那一场我想激烈、但却怎么也没激烈起来的争论。这的确关系到一个人的生死。但他始终取兵临城下之势，有力地有效地控制了这场争论。让这场争论在一边倒的情势下直至结束。 在这一个小时零八分钟的争论中，只有十八分钟是用来谈谭宗三的问题的。也就是说，他只用了十八分钟时间，就在这根本问题上，把我“搞定”了。搞得我哑口无言。目瞪口呆。心如刀绞，却又无奈。他早在十多天前，就秘密派人来到盛桥和通海，调查谭宗三的问题。他单刀直入。开门见山。很快就掌握了某些我至今都没能掌握的重要情况。“人渣。”这就是他对谭宗三那样的一类人的最后评价。结论。“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你的问题要害就在，一直在同情着这个谭某人。你至今还没摆脱你身上那一点‘上海学生味’。你要明白你现在已经不是上海小弄堂里的学生仔了。不要总是让自己身上的那个‘上海学生味’左右自己。不要老是摆脱不了‘上海屋檐下’那点霉朽味儿。把你年轻的头颅伸出这个旧屋檐。太阳就在你面前。一定要明确，我们面对的是中国二千年来制造的一切污泥浊水。我们要清理。清理。不断地清理清理再清理。”然后他问我最近读些什么书。他告诉我，有两本书是一定要反复读的。一本是《联共（布）党史》。“这是我们唯一可借鉴的经验。所以得一遍又一遍地读。还有一本小说。读过《怎么办？》吗？” “读过。” “谁写的？” “车尔尼雪夫斯基呗。” “呗什么呗？不少人读书不记作者名。这是个很不好的习惯。你总算还不错，记住了这个作者的名字。这是个值得所有的人记住的名字。这本书你读了几遍？” “一遍。” “一遍？”他笑着叫喊了起来。“那我就郑重相劝，你一定得读一百遍。至少也不能少于九十九遍。” 然后，他就从他随身带着的那个小书箱里，取出他那本开明书局出版的《怎么办》。书精心地用牛皮纸做了个新的封面。凡是破损的地方，也都用一种很薄的近似半透明的“米花纸”细心地粘贴平整。缺行掉句的地方甚至都用正楷毛笔小字一一补上。十几分钟后，他又突然把话题转向了他自己（而我这时，依然还着急着那个“谭宗三”。我想立即去找他）。他那么有兴味地激动地讲述着他自己。使我感到很多时间里，他其实是很寂寞的。特别内心是很寂寞的…… 这样，他整整讲了四十分钟。 最后我唯一记住的是，他家原籍山西霍州府。那是个出煤、出羊羔馍、流行吃莜面饣合饣各的地方。也是当年黄帝大战蚩尤确立华夏胜局的主战场之一。那里的人习惯把“几个人”，说成是“几位人”。把“这个孩子”，说成“这颗娃”。把小女孩统称作“圪爪女”，把小男孩戏称作“夹尻的”。那里的乡民喜欢擂鼓。他们说黄帝打败蚩尤后，留下了一大批带血的战鼓，日后便化作了这里无数的“塬”和“峁’。也许还有那种叫作“岗”的东西。他们祖祖辈辈在这塬上和峁上种下了无数的小麦和莅麦。还有养麦开着连片的白花。淌过那清澈的汾河湾。又翻越那绵亘的西山吕梁。那年他父亲随着他祖父从山西来到上海。后来为什么再没回山西，他就说不清了。他也不想说清。 143 后来我就走了。送我出门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叮嘱道：“汲取教训。”我犹豫了一下，问：“组织上准备怎么处分我？”他笑了笑反问道：“你想要什么处分？”我没回答。他沉默了一会儿，尔后说道：“处分的问题，相信组织吧。”接着，外边便下开了小雨。 我没回宿舍。我那个助手还一直在门厅的暗处等着我。见我嗦嗦地走出，他竟喜出望外地扑来，连声问：“没事吧？没事吧？”我吱愣着反问：“什么事？”他一时间居然都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只是眼眶湿润了，直直地看着我。我知道他担心的是什么。在当时斗争的环境下，也曾发生过那样的情况，谈话谈到最后，立即下令隔离审查接受谈话的那一方。简直比住院治疗还要简便，不用办任何手续，就可以立即把人带往拘留室或禁闭室。而刚才我走进“宛在”，看见在院门口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警卫时，心里并不是没这么预料过。但那时我只想去力争。我所要力争的，似乎还不只是那个“谭宗三”，还为了一种潜在的意愿。一种惶惑。久久未能抹去的惶惑。 但此时，我却只想赶快走出“文香阁”，见一个人。我想直接责问这个人，甚至大声喝斥、痛骂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谭宗三。 朱“副专员”刚才告诉我，谭宗三在通海期间，曾奸污蹂躏了十多名劳动妇女。在县长任上，他还多次签署了搜捕我地下工作者的命令。小张岛上那个“省八监”用他捐助的钱，从美国进口了一台专门用来处决人犯的电椅，宋邦寅用它杀害了十多名我被俘的高级干部。 你知道吗？ 朱副专员问。 电椅的事和签发搜捕令的事，我都知道。命令和行动，都是别人筹划起草好了，只不过让他签一个字而已。买电椅，他事先并不知情。事后用它干些什么，宋邦寅也不会跟他商量。这两件事我都讯问过他。他也都如实招来了。但奸淫那么些妇女，而且又是劳动妇女……我不知道。他也没交代过。 但……我直接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个，可能吗？谭宗三？他？ 但我没问出口。我知道，这时我得越发谨慎才是。千万不能再给人造成那种错觉：我仍顽固地在为谭宗三辩护。我知道这个办事极精干实在的“副专员”，手中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会轻易这么说的。我等着他拿出证据来。果不其然，几分钟后，他便从那只上了锁的铁皮保险柜里，取出十二个卷宗。一个卷宗里记录着一个受害女人的材料。 这些材料以它无可辩驳的强大的真实性，告诉我，确实是十二个。妇女。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这十二名女子，没有一个是稍有点身份的。十二个里边有七个几乎是半文盲。有两个读过半年初中，当时在县府文秘室做誊录抄写文印等极一般的差使。但那已是十二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了。还有一点也很特别，这十二名女子几乎全都是这个“县衙门”的低级差役。或者是厨子（还是白案上的助手），或者是洗衣工（只管洗大件粗作），或者是清洁工（属于她的管理区只到前堂和前院为止），或者是只管烧水灌热水瓶的（谭宗三用的开水还不归她供应）。或者是她们的姐妹、连襟或……有一对甚至是母女。他把人家母女俩都占用了！ 我真的有点不敢相信了。 这真的是连“禽兽”都不如了！ 这些女子，有好几个我是见过的。不仅说不上有什么姿色，有的甚至连五官都没搭配匀称。翻起的厚嘴唇和往外龇出的长牙和过多的生发油雪花膏。绝对让人惊疑。”（当然也有长得还算是匀称的。但也仅此而已。根本谈不上气质和修养。）而且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也要比谭宗三大两岁。最大的已经比他大了七八岁。而且她们平日里根本无法接近“县长大人”。前面已经说过，她们的工作范围最接近谭宗三的也只能到达前堂。而前堂离谭宗三的办公室和卧室，还隔着一个很大的中院。中院两厢排列着一系列县府最重要的科室机构。这些只做粗活的女人要想在众目睽睽之下穿越这漫长的中院，去接近“谭县长”，不是几乎，而是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他怎么把她们“搞上手”的？ 他为什么要只盯着这样一些女子？ 通海县城虽然只有八九万人，在规模上绝对无法跟上海相比。但它建城的历史却远比上海悠久。地处长江口。可以说代有名人雅士涌现。也出过不少足以传世的名女子。当时谭宗三即便因为跟黄克莹失和，心里烦恼；退一万步说，按男性社群中的惯例，要找“精神寄托”，县城里也并不缺少各种有品位的女子包括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有洁身自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千金，也有十分开通开明、在交往中绝不会以结婚来要挟对方的职业女性。还有那种自认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而又不甘如此、继续在四处出击的“红颜知己”。如此这般，以谭宗三的一切，何至于要在那样的女人中浪掷自己？ 难道真的像北京人说的那样，嗨，您就别想不通了。人家好的就是这一口嘛。难道……他真是某种心理变态狂患者？ 是我把他看得过于简单了？还是过于复杂了？ 是我过于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了，还是我还没有在足够细微和深入的程度上，把他当作一个“人”来看？！！ 我顿挫。迟疑。并迎着越发密集的雨点走去。 144 谭宗三是那天下午五点得到通知，要给他更换监室的。没有了单独的小院。单独的铁门。没有了带盖的马桶。双倍的温水。也没有了写字桌和温暖的煤油灯。新监室只有一个七平方米的窄长的空间。他不知道应把自己的那些衣物放在哪儿。特别是他还写了一些东西。他自己视之甚为珍贵的东西。押送他到这边监室来的几位班长都走了以后，他还抱着那一小包东西，呆呆地坐在黑暗中，久久地没能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回悟过来。我不知道，各位看客是否有这种“被拘留或被感化或被隔离审查”的经历。只要有一次这种经历的，我相信就一定会记起，在这种情形下，人的某一部分神经会变得异常地敏感、脆弱。提讯的人脸上多了一丝温和还是少了一丝温和、在某一个问题上是多问了一句还是少问了一句、问的时候是抬起头问的还是低着头问的、听的同时是作记录的还是没作记录、作记录时是认真记的还是只不过勾勾划划在做做样子的……甚至当天的晚饭是早十分钟送来的还是晚十分钟送来的；你都会十分在意，并都会引发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心理涟漪和排阔而来的情感震荡。况且，几位班长带他过来时，给他上了手铐（这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后来走的时候，却又没有替他取下这铐子。一开始他还以为他们忘了。他叫了他们一下。（他以为还像前一阶段似的，甚至还可以跟班长们开开玩笑。）他们没回头。他以为他们没听见。于是他又叫了声：“张班长……”这一下，无论如何是应该听到了的。因为“张班长”的脚步突然停顿了一下，还以非常快的速度回过头来斜瞄了他一眼，尔后，却以更快的速度，走出门去，并以从来没用过的大声，碰上了铁门，并“咔嚓”一声上了锁。 这就很清楚地表明，他们不是忘了，而是奉命把这副铐子“留”在他手腕上。 这说明什么？ 什么？ 什么？ 他呆住了。 事后我得知，年轻的朱副专员一到通海，一下车，首先就奸污那十几名妇女的事，提讯了谭宗三，几分钟之内，谭宗三就全部承认了，并在口供笔录上签了字。副专员拿到这签字后，立即以加急电的形式，向上海局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并下令马上把谭宗三转移到看管更为严密的监号里。然后才带着他那一个组的人，到小会议室来听取我的“汇报”。而我那时候，却还什么都不知道哩！ 我失职。的确是严重失职。 我怎么没想到，他还干了那样一种混帐事情呢？ 可是…… 可是什么？ 还有什么“可是”的？ 我匆匆走进谭宗三的新监室。助手在我身后端着一盏煤油灯。陪同我走进监室的还有那两位大胡子值班看守。谭宗三慌慌地站了起来。脸色显得格外地苍白。怀里还抱着那一小包东西。即便是这样，他也没忘了惶惶地拉一下袖口，想在我面前遮掩一下腕子上那副黑黢黢的熟铁锻打的手铐。 “坐……”几秒钟后，他稍稍恢复了一点平静，又本能地显露出他那股“文静的”和“绅士的”风度气派，淡淡地。（虽然多少已有了一点尴尬）笑了笑，先把那个小包安放到地铺上，然后挺直了一下上身，用友好的（虽然也已多少带上了一点讨好的）目光，去跟其他那几位打了个招呼。新监室里连一张板凳都没有。坐什么坐？他很快知道自己说漏了嘴。歉疚地看看我。但看到我一直板着脸，他脸上那勉强流露的微笑也立即收敛去了。 寂静。大约有几秒钟时间。 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匆匆赶来这举动，实在非常可笑。我难道还要责求一个已被拘禁在押的“人犯”对我完全“真诚老实”？难道我还要对谭宗三说，我对你如此宽宏大度，你却待我如此不仁不义？我还要责问他什么？他从来没有向我保证过他在这一方面是“干净的”。只是我从来没想到要从这方面去追查他。 不知是因为新监室长久未住人，故而格外阴冷，还是因为当时气氛过于紧张，我看到他瘦高的身于在昏黄的光影中，嗦嗦地颤栗着。 我知道，这时我说什么都不适当。都可能被多事的人认为我在暗示谭宗三一些什么，因而汇报到检查组去。还有一点也不是不重要的：不能让这种沉默保持得太久。太久的沉默也可能被认为一种暗示。于是我什么也没说，赶快退了出来，出了院门，才回头去对值班看守说了句：“一切都要严格按检查组吩咐的办。不要疏忽了。” 这时我看到我那个助手终于松了一口气。大概他也一直在为我担着心，至此才认为我总算把这一件本不该做的事弥补了过来。 第二天一早，还没到开饭时分，那两个值班看守中的一个匆匆来找我。替谭宗三带来一小包东西。我定睛一看，就是昨晚他一直抱在怀里的那一小包。我一面拆包，一面问：“他还说什么来着？”刃 “这家伙昨晚一宿没睡，一直坐在拘留室那张硬板床上，一声不哈地面对着高高的小窗户发呆。后来又趴在木板床上写了很长时间。今早，天不亮，他就要我把这一包东西送到你这里来。话嘛，倒是有一句。他说，他实在是对不起您。真的是非常非常对不起您。” 看来，他已经敏感到，可能要对他进行最后的处决了。这种时候，他会把什么东西交给我呢？我赶紧拆开了包。 包里大致上是两件东西，一件是他近些年来写给黄克莹、却又不知为什么并未寄出的几十封信。还有一件，是一封写给我的信。 一定要看。无论如何也要看。紧急中，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我看完这小包里的东西前，不许助手和那个看守离开我跟前。由他们两个人作证，将来在任何人面前，都能说得清这件事。迨我一看完，立即再让这位看守把它送给检查组。 好主意。 就这么办。 我原以为看完这一小包文字性的东西，最多也就一两个小时了。但实际上最后看完，却整整花了我一天的时间。有些信是工整地写在信纸上的，有些却是写在旧报纸字里行间的空隙处。字极小，极紧密，看起来极吃力。但从中毕竟能看出一点谭宗三这个人最后几年经历的一段心路。 我想全部摘抄是没有必要的。还是择其要，摘一点吧。 145尊敬的陆先生阁下： 提起笔，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写完这封对我来说应该是今世最难写的一封信。我知道，留给我的时间无多。对于像我这样一个为这个世界留下太多缺憾和罪孽的人来说，我无法面对你今晚的责难，更无法面对你包含在这些责难里的惋惜。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接受你们对我的最后惩罚。最后走向毁灭。但我还是觉得有这个必要给你写完这封信。我不是要求得到谁的宽恕，更不是要为自己作什么辩解。我知道，任何辩解对于我来说都已经是多余的了，也是不足取的了。我之所以要这么做，只是要求得一个倾诉权。说一说我最想说的一些话。以我几十年来如此富有显赫的家境身世，要说我从未得过充分的真正的倾诉权，也许谁也不会相信。是的，几十年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你不拥有这样的权利。更没有人对我说，闭上你的嘴。但是，在我生存的环境中，的确没有人需要别人的倾诉，更没有人愿意倾听别人的倾诉。人们不把倾诉和倾听倾诉当作活得更好更和谐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我就在这种没有倾诉的絮叨里长大变形。以至到今天，以一个戴罪之身、将被凌迟之人来要求倾诉，实也是可悲之至。可笑之至。 几年前我二度离开上海来到盛桥。我当时唯一的目的，是寻找一个合适的环境，从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当时我真的只是想做一个有用的人，能真正做成一两件事的人。起码也要证明，我能像我的某一位先祖那样，是个有勇气做事的人。也想以此证明，我是能够有别于谭家其他男人的。我到盛桥通海，的的确确没有政治方面的企图。更不想自陷于堕落。如果是为了政治，或寻找堕落，我完全可以留在上海。以我当时在上海已拥有的那些，无论是搞政治，还是搞堕落，怕都要比到盛桥和通海方便顺当百倍千倍。所以说，不管你们相信还是不相信，后来发生的这些种种既让人忿恨、又让人难以启齿的事，的确不是我原初的本意，也非我一向孜孜以求的。后来之所以发生这样的“灾变”，的确是有它必然的原因。这个原因我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我不是有意隐瞒。我只是怕人嘲笑，”也怕伤了那些真正亲近我、而又有望于我的人的心。 说起来，事情还是在盛桥的后期发生的。前期，我做得还算一顺利。计划在盛桥办的一个纱厂一个酱坊一个花纱布门市和一个珠算讲习所，除了那个纱厂的规模不似原计划的那般大，其他的应该说都还算如意。于是我准备趁热打铁，按五千吨级码头的规模扩建盛桥的木堡港，并筹建一个股份有限的轮船公司，兼搞客运和货运。我以为事情应该比我刚到盛桥那会儿更加地顺当，但没料想，各种障碍却铺天盖地般涌来。后来我才搞清楚，在初期，盛桥方面的人和上海方面的人都不给我障碍，是因为他们双方都以为我到盛桥来，无非是像上一次那样，在上海闲得太久了，上苏北来花点钱，玩一把。玩够了自然会回上海去过他们所要我过的那种安生日子。对他们既构不成威胁，更谈不上危害。盛桥方面的人不了解情况，甚至还以为我当时仍掌着谭家的实权。他们想通过帮我的忙，日后从谭家的其他生意中得到更大的回报。一直到让我当上盛桥的商会会长。后来他们双方一看，事情完全不像他们想的那样，我真要在盛桥扎下根来了，真要脱离上海的那个谭家门了，他们双方的打算都要落空了。于是开始对我用真功夫了。处处为难我。不要说新建中的码头举步维艰，连已建成的那几爿厂店作坊，用电用水用人用料都成了问题。连我这个当会长的召集个例会，一度都无人问津。应该说，这时发生的一切，才是正常的。才是我要做事的真开端。我只有冲破了这一层障碍，才能说真正奠定我自己做事的基础。也才真显示我要独立做事、能独立做事、真有别于谭家那些只会依赖别人、看别人脸色过日子的男人。白天、在人前，我也是这样鼓励我自己的。但到了晚上、到了人后，我却无法控制自己了。我惶恐。我忧虑。我思前想后翻来覆去。我吃不下饭。我设想种种方案，怎么去让那些对我不高兴的人重新高兴起来。我受不了周围的人对我不高兴不满意。我怕看到他们对我板着脸。我又一次堕入以往的那种困境：每做一件事，都要不由自主地想到别人会怎么看我。我整大捉摸着周围人的脸色。我不敢出门。我甚至都怕接电话。我忽然开始怀念起我在谭家时非常痛恨的一个管家。我总在想，要是他在我身边就好了。他一定能解决这些难题。我命令自己不要这样想。我知道我这样想，就显得我太无能太软弱也太不是个东西。但我还是制止不住自己。连我一个最好的女友（就是您知道的那个黄小姐）也劝不住我。为此我们大吵了几场。我所有的老毛病都开始泛滥了。这一点尤为甚。关起门来，在自己亲人熟人面前，显得特别厉害，也任性，但在外人面前，却又显得特别软弱无能怕事。而且我控制不住自己。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你不知道我过去是多么恨我们谭家的那个总管。没想到我一旦开始独立做事，我却会那样地在潜意识中期盼着他祈求于他。发现这一点后，我觉得我这个人真的没指望了。我对我自己真的失望了。我真的发觉，我改变不了了。我谭宗三说到底，还是一个谭家人。一个不折不扣的谭家男人。我无法改变我这个姓了。我无法换尽我血管里的血了……它们来自我那根弯曲的脊髓。那根谭家为我制造的脊髓。我甚至觉得我要再在盛桥待下去，我马上就要像我的那位大侄子一样，止不住地大出血了。我又不好意思打退堂鼓回上海，这才求助于我那两个政界的朋友，把我安排到了通海……克莹： 明天你那位远房姑夫将派一艘专船来接我去盛桥。他本来打算亲自来上海接我的。但不久前，他接到通知，南京方面已决意要调他去司法部任职。这件事酝酿已久，但中间几经周折，历时不短，持异议的也不少。现在高层总算有了决断，就得赶快把该办的手续办了，以免夜长梦多再生变故。其实对于他的能不能来接，我实在是并不在意。我真正在意的是，你能不能理解我此次的行动。你应该明白，放弃上海，对于我来说，绝对是一件非常不得已的事。而要到苏北那样一个地方，去说一声从头开始，也绝非易事！这一次我不是任性。不是在耍少爷脾气。不是。莹，你一定要明白，我从来没有这么激动过。我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生的冲动。行的向往。我真的我觉得我非常想做事。向往船。向往风。向往跟水手聊天。在风浪三四级、又下着中量雨的情况下，坚持在甲板上散步，了看望远镜……按原先的计划，船先到小张岛，当晚就住在你姑夫家，并由几位副典狱长出面为我接风。第二天，把盛桥、木堡港和“省八”和“女三”以及小张岛小镇上所有名流士绅都请来，搞一个大型聚餐会，还要为我举行个盛大的舞会。把前几年刚办起来的盛桥护士学校高班女生，请一二十个来，助助兴。但我都拒绝了。不是担心你因此会“吃醋”。不是的。我想尽快去盛桥。我在盛桥的那位老朋友萨重冰，也于本月接到新的委任令，将奉调通州专区行署任专员。我必须在他离开盛桥前，仔细地跟他谈一谈我在盛桥的打算。有一些事，比如未来新建工厂的厂址、地皮购置的价格、厂内一些重要办事人员的推荐等等，都还需要他的大力协助才行。 你什么时候到我的身边来？ 我想你……想你……我想我们的那一天…… 那天我走近一道多刺的篱笆 金红的矢菊竟然开满了那小小的花园 那天我走进那座古老的磨坊 石磨下转动的竟是耀眼的钻石 那天我回眸，回眸高地的起伏 黑色的云团却像黑天鹅撩动的涟骑 那天我祈祷风的漩涡雨的泪滴和绿叶的连续 郁金香竟然焕发出玉液琼浆的气息 那天我闭着眼睛 看到的却是太阳 那天我低着头 却走出了百世不逮的无何有之乡 那天我拥抱的是你娇小的足迹却不必再追忆梦的缠绵 那天我无须痛恨的是固有的“遥远”和“猜疑” 却不怕依赖“期待”和“渴望”来标志那分分秒秒中的自己 哦，那天……一个再造的我 那天……一个被你再造的世界……尊敬的陆先生 阁下： ……再造的幻灭，对我自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打击。由宋邦寅和萨重冰安排，我到通海县当了个伪县长。这样的安排虽然把我处于“傀儡”的境地，但由于它毕竟免去了我“逃回”上海、在我那个庞大的谭家家族面前出丑的尴尬，我还是心甘情愿地接受了，于是在那两位副县长的挟持下，过起了某种心安理得、却毫无激情的日子。如果说，前些年，我在谭家时，还有挣扎，还能知道恨。那么到这时，经过这又一次跌宕，我已经没有了任何挣扎，也没有了任何恨。但因此，我也分裂得越发鲜明。人前，我是文质彬彬一个拥有着英国留学资格的县太爷。我衣着得体，举止有节。煞有介事地似乎也“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监事有折衡千里之势”。况且进退有度。但到人后，我躁动。我自卑。我绝望。我靠睁着眼睛做白日梦来满足那所有一切达不到的愿望。我无法面对任何一个稍有一点头脑的女子。我既怕她们的不理解或不愿理解，又怕她们种我无法满足的计较，更怕她们患有似我一样的“分裂”痼疾。我知道她们的内心比我充实。她们对人生比我有更圆详的安排。我怕在与她们长久的接触中，暴露了我的贫乏、苍白。我怕她们终究会瞧不起我。我想念黄小姐。她来了，我又气她前一段的不来，执意不见她。她真的不来了，我又躁动得无法安生。后悔得无法安生。我从来没有像那一阶段似的体会到人那么深重的焦虑……厌倦……克莹： 今天你走了。五点半。我看着表。也看着窗外的浓雾。我想我听到了那一刻把你带到远方去的轮船发动声。它带走我全部的奢望。我奢望这一刻电话铃会响起。她说，船抛锚了。她说她不走了。明天。后天。或者永远不走了。但是电话没等到。你终于还是走了。我不知道今后在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将等待什么。盼望什么。没有雾的木堡港。没有雾的夏天。没有雾的梦乡。我不愿问你为什么一定要走。我知道应该让你走。你是那么向往无拘无束。阳光。山谷。瀑布。那么向往绿茵高坡和大河落日。我知道你是属于它们的。你应该是林中的小鸟。是那个巨大的睡莲。是那条久久没人走过的林中小道。那个长满青苔的大树。那个永远也不会生锈的铁皮烟囱。那根弯弯的鹿角。如果有可能，你会光着脚走遍所有那些没人的角落。比起你这一种年轻，我的确感到我很老很老了。我被这世界尘封得太久太久了。我的骨骼涩涩地生响，仿佛那辆停留在巴音格勒草原上的太古老的木轮车。 现在我能对你说的，就是你走了以后，我将只能靠回忆来过日子。靠追问来填充……克莹： ……你走后的这几天，我遭遇着从未有过的烦恼。真是无可奈何。但的确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它逼得我不得不静心下来想一想看一看我们两一起走过的这一段奇异的路。我让自己处在一个最挑剔的“坏老头”的位置上反复想，我的结论还是，我做了一回最幸运的男人。她的确是上帝一次完美的创造和最大方的恩赐。在认识你以前，我从没想过我还要去争取什么。该有的我都有。该有的，别人都会替我安排。即便我不想要这种安排，他们也不会允许我不要。我学会了不去争取。我学会了等待和接受。我终于厌倦了，逃到盛桥。这时，上帝偏偏把你派到了盛桥。从那以后……是的，从那以后，我猛然觉出，我还要争取。我还缺少着什么。我需要着什么。我才开始仔细地想，怎么才能得到我不能缺少的。怎么才能去争取我必需的。我才深切地感受到，内心具备涌动，才是人最大的快乐。其实，有很多次我生过你的气。生气时，我也曾想做一桩什么事来报复你。但是，每每地一听到你的声音，一见到你的身影，我便不能自持，就无法进行报复。出现在我面前的你的任何一个举止，都会立即融化了我。我只有悉心地去注视。谛听。去补足多日来的缺憾，再也想不到别的什么，而曾有过的怨忿、龃龉、不快，都抵不上这一刻的满足。惬意。为什么？难道这就是我该得到的？哪怕受她的“欺凌”、“虐待”，也心甘情愿？年轻的女子千千万。温情的女子也千千万。娇小的女子同样千千万。为什么我独丢不开她？难道只是一种新鲜感？几年的徘侧缠绵，按说已经谈不上“新鲜”了。但那种思念那种盼望那种融化那种沸腾却还跟那年的四月一样！一切都仿佛刚开始一样。真是美妙无比啊。这究竟是什么？你能告诉我吗？你能告诉我，你身上的这种魔力到底是什么？ 也许只有这时刻我才能冷静 我需要冷静地自问 是什么使我燃烧了一千个日日夜夜 化成了浓郁化成了清淳化成最原始的图腾 我自问，我曾有过那样的一生吗 在陌生的马路上夜晚拥有了一双弱小的手一颗滚烫的。心 我自问，我经历过那样的丛莽吗 从不计较后果也不计算前程只奉献一件旧衬衣 我自问，面对无数个低矮的窗户我真的无须自卑 我自问，我是否就是那个生活在图画里的人 我自问，从此我果然将自诩为宙斯那般的至尊 凯旋的罗马勇士也不会有如此闪耀的生命 没有承诺，无须约定 一起轻轻地向前移动便引发了山背后的电闪雷鸣 无须约定，没有承诺 远远地翘首从这一年的冬夏到再一年的秋春 于是轻轻地轻轻地隆起 于是煌煌地煌煌地弥漫 于是消退下千百年的眷恋 于是在晨雾的清新中我们拥有了最古老的甜蜜和艰难 于是我只求你闭上眼 你闭上眼的时候我行走在蔚蓝色的交响乐里 于是我只求不要拥有另一个清晨 我心头最美的诗句便是你每一片脚印 我没法想象你曾经叹息 假如真的叹息我将把它编织成一个笨重的摇篮 养育我从未有过的儿女 ……（这中间有两行被涂抹掉了） 哦，不要，不要让我匍伏在你娇小的脚下 不要 不要 不要 不要让我再度变得那样地贫瘠 不要让我拒绝未曾到来的思念 不要让我每日地编织第一千零一个遥远 不要不要不要……尊敬的陆先生 阁下： ……请你相信，我在写下这最后的几行字的时候，丝毫没有要开脱自己的打算。但后来，我的确只有在和那些粗俗至极的女人一起时，我才是平静的。又是疯狂的。我不必担心什么。不必计较。不必失去。但又完全不是了我自己。请你相信，我此刻的心情是悔恨的，我不能再活一次。我对不起那些被我玷污了女人。我真的是禽兽不如。但我并不能向新政府说明我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这表示我依然愚鲁蠢笨。没有觉悟到应该觉悟的东西。船漏了。很长时间了。我的确不是一个好水手。我感到极度的疲乏。她们自己走向我。当我召唤的时候。这是一些污浊的瞬间。真的不堪回首。但是人又怎么能K期地麻木呢？他们总在东张西望。总是需要的。我曾经回顾过许多，也翻阅过一些精装的外文原版书籍。有时真的是她们自己来敲门的。当然，先得有我的暗示。一切的丑行在进行之中都是说不清楚的。但我的确感到了极度的疲倦……对不起，我写得太乱了……太乱了……克莹： ……有时我一个人默默地呆坐着，又回到那最初的日子去。我在问我自己，人们常说，人是不应该执著于索取的。是吗？我回顾我自己。我其实是个贪得无厌的索取者。我需要。我渴望。我空白。我燃烧。我需要抓住一双小手。我不能没有它。我其实是很软弱的。有时我很累。我太想听到有人真切地说我两句好话。（哦，莹，我这一生，说来也许你不相信，只有太多的训斥，太多太多的“不”……）我要甜言蜜语。我要有人用清纯的气息吹拂着我，让我合上那酸涩的眼皮。我常常想躲进一个人的怀里。她知道什么时候该对我说，躺下吧。你够了。什么时候又能轻轻地叫醒我说，你该走动走动了。雨已经停了。我需要这样一双小手。这样一口清纯的气息。带着绿色的清纯。我们在火海中同行。也一起去洁白的沙滩。我是一个粗鲁的人，不善于深思的人，一个想到要做什么就得做什么的人，一个任性的却又常常自卑的人。一个不能离开那双小手的人。我怎能不向她索取？我怎能不把她整个地融进？ 莹，你又走了十来天了。在这些日子里，我仍然像以往一样，不想问自己为什么要如此地思念你，而只想找个地方，让自己悉心地去想念那个“野孩子”想念她的真诚她的任性她的热烈她的痴心她的“臭美”……还有她的那一双小脚脚她的那双小手手她的羞涩她的呻吟她的缠绵她的呢喃她的狂热她的直入她全部的颤栗。她总要我闭上眼睛，可我每次都没有闭上眼睛。我怎么能闭上眼睛呢？我怎么能回避这上帝的赐予？我思念你每次向我的敞开。那是一种全身心的敞开。它使我每每想到这样的时刻，就激动不已。我感动的是一个人的信任。一个人（我不想强调是“女人”）。这是最可珍贵的。我为什么会值得她那样的信任？我对得起她吗？她那样向我敞开了她自己。这是她的血肉灵魂精华意气欲念真元……这是大自然。这是人。这是世界。这是生存的本身。这是极至是阴阳太极……我屡屡地被人所需。我能有一刻不被所需而纯粹是我自己吗？我能拥有一种绝对富有的空白吗？请给我空白。给我一个苦丝德梦娜。我是一个自私的摩尔人。 （这里又夹着另一张纸片，好像写得更早一些。甚至都没有抬头称呼。但从上下文的口气看，依然是写给黄克莹的： …… 谭雪俦这两天病情又恶化了，又不能下床了，好不容易止住的血，又开始滴滴嗒嗒了；便血便得他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一段日子总是有人来送各种各样的补品，送得连我都心烦了。房门吱吱呀呀地响。你总可以看到在他小书房那个阴暗的角落里，一张长长的条桌。条桌的一头，堆满了别人送来的人参阿胶黄芪龟板鳖甲龙眼黑芝麻和一盒盒九福药房的“补力多”、“百龄机”，中法药房的“赫力王”、“普健龙”和南市导授堂的“艾罗（Yellow）补脑汁”。还有一瓶瓶乳白色的滴剂鱼肝油，把这些统统加进去，还是止不住他的血。这些日子，谭家充满了中药汤剂的气味。呼进的……呼出的…… 可惜你从没看到过他伸出一支细长苍白的手指，在我面前哆哆嗦嗦地摇晃的样子。一个一米八几的大个子男人，没有多少时间，就缩成了一米五几的干瘪小老头。 站在他的病床前，我常常想哭。 我不是要吓你。因为我必须让你知道，这就是我将来的样子。我必须让你知道谭家的男人没有一个是能逃过这一关的。 我一直想知道，当我也这样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来看我呢？ 我害怕你的厌恶……）尊敬的陆先生阁下： ……也许我根本就不该用这封信来打扰您。您是我的法官。您将决定我的生死。除了将来在最后的审判面前相对，除了陈述和申辩我的案情，我知道我与您不该再有什么别的来往。我觉得我一直是遵守了这个“规定”的。但经历了昨天下午的变化后，我知道我最后的时刻已经到了。对我的最后的审判，在你们内部已经进行过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可以对您说一句案情以外的话，那就是我十分地感谢您。感谢您在这一个时期长达几个月的交往中，在最后的结论做出来以前，您一直保持着那样一种姿态，即：把我当作一个“人”来了解来理解。从没有随意地对我说过一个“不”字。这种待遇，我一生中，即便是在极荣华富贵颐指气使的往日里，也是极其难得的……克莹： 我在所有将要倒塌的小街巷里寻找 寻找那烤红了的屋顶和屋顶的烤红 你说你再也不离开我 于是我在那块冒火的大地上种下一千年后的忐忑和躁动 而意并没有那么浓 我曾经想凝固白云苍狗绿肥红瘦 也曾想笑煞吴山前越山后江潮的无谓汹涌。’ 不堪频听的离鸿相应，须信道的是情多必病 酒未斟到却偏偏的愁肠还醒，一夜苏堤蒙霜冻 雨意并没有那么浓 你说你再也不离开我啊 可我还是找不回我要的那一分钟 你说你从此后再也不让偌大一个夜留下那样一个亘古的空 可我又怎能追随古北口外那不再回头的朔风 要知道，雨意并没有那么浓 …… …… 146 虽然情况紧急，（头一天晚上截获情报，称，长山东泗以外海面上，发现有十几艘来历不明的“渔船”在聚集。）第二天一早，还是按惯常的做法，在东门外临海大堤内的大荒场上召开了万人公判大会。只是浓缩了各项程序。加快了各枝节间的节奏。而高大的主席台。深蓝色的侧幕条。海风鼓动。还有事先准备好的麻绳和“斩条”。还有绑在高高的细木杆上的高音喇叭。还有老式的真空管扩音机。这都与以往的公判会相同。唯有一点，今天的会场特别安静。黑压压的人群分片地坐满了大堤上下坑洼漫延的土坡，都把棕红的芦芽和黑褐的荆条坐在了屁股底下，都想看“县长市县长”。（根据上海局指示，今天的大会，由通海县出面召集。由该县我方新任县长主持。老百姓说“县长审县长”。） 谭宗三自然是知道要开公判会了。自然是紧张。虽然前两天他就觉得会有这样的结果，但一旦真的要来临，他还是想到，自己依然还不满五十二岁。但又觉得也不一定。昨晚，军管会主管司法的首长“接见”了他。肯定了他这一段时间来的“认罪态度”。鼓励他到明天的公判大会上还要以这样的态度“接受人民的判决”。要把“最后的陈述”讲诚恳了。甚至还说到了“你在盛桥当商会会长和后来到通海当伪县长时期所做的也不全是坏事”。这样的肯定，又来自这样的高层，在整个被拘押期间，还是第一次。军管会领导走了后，他足足有两三个小时平静不下来。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这位领导说过的每一句话。想从这里寻找到充分的迹象来判断明天最后的判决是绝对的死，还是可能的活。 当然，最让他意外的是，居然让他会见来自上海谭家花园的人。他非常慌张。在接见室足足等了有半个多小时。一直止不住上身的颤抖。但仍要求自己坐得笔直挺拔。他听见军管会的首长在隔壁房间里跟“来自上海谭家花园的人”谈着什么。声音是温和的，时而才有那么一两句高昂的话，突然让他惊俱兴奋。他没有去猜想那个“来自上海谭家花园的人”到底是谁。现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上海谭家花园来人了。他这时才忽然恍悟到，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自己是那么的想念这座“花园”。在这段时间里，自己一直说不出口的一个心愿其实就是想回一次上海，再去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谭家花园”，看一看“迪雅”。希望再站在“迪雅”身边，倾听院后高大的毛竹林在风中轻声絮语。为什么从前对曾拥有过的这一切都那么地掉以了轻心、不以了为然呢？他责备自己，甚至轻轻地摇了摇头，眼眶竟然湿润起来。这时，隔壁的谈话声中断了。尔后就有脚步声向这边响来。他的心急剧地跳了起来。一瞬间他又不敢去看那个“来自上海谭家花园的人”了。他想回避。躲避。慌慌地站起。想低下头去。转过身去。想请求看守和管教为自己去掉手铐。想大声喊叫，我谁也不见。不想见……但他没叫。呆呆地站着，直瞠瞠地望着接见空那扇早已斑驳狼藉的木门，害怕而又焦急地等待着。那个人。 人终于出现了。竟然是经易门。他心里一阵哽咽。一阵酸涩。差一点掉下眼泪来。是经易门使他镇定了下来。经易门穿着一套灰蓝色的斜纹布中山服。很少穿布鞋的他，今天穿的是一双旧的布鞋。手里提着一个小包。人依然是那么的瘦长，但非常奇怪的是一点都不显老，仿佛还是当年三十多岁那时的模样。稍稍有点不同的是，临来通海前，把日常戴着的那块“欧米茄”金表摘了下来，换上了一块老式的泰国表。进门以后，他很平常地看了谭宗三一眼，好像他们天天见面似的，只平淡地说了句，这里条件蛮好嘛。然后就回过身去对陪同他来探视的一位工作同志说，谢谢政府关照。然后坐下来，对谭宗三说，侬气色不错嘛。听说侬这里的伙食也不错。我对谭家门里的人讲，用不着带啥吃的东西的。侬看，老太太就是听不进去。真是多此一举。一边说，一边把那个小包打了开来。小包里果然都是些吃食东西。是些腌腊和谭宗三平日里用早饭时喜欢吃的皮蛋。腌腊和皮蛋当然都是检查过的。皮蛋一只只都切开了。然后经易门又说了些开导的话，大意是让谭宗三接受政府的教育，好好地交代自己的问题。不一会儿，那个陪同的工作同志就走了。说，你们谈。然后对经易门指了指墙上那个挂钟。意思大概是让他掌握好时间。经易门忙站起来点了点头。一直目送着那个工作同志走出了门，听到门“呕”地一声关上，接见室里只剩下他和谭宗三两人时，才回到座位前，木然地坐了下来，神情也顿时大不似刚才那样的自然。平淡。只是看着谭宗三。久久不语。忽然伸过手来一把抓住谭宗三，眼泪竟刷刷地流淌了下来。谭宗三有点惊异了。只觉得他不断地抚摸着他冰凉的手背，尔后就摸到他的手铐上，就一直停留在那铁做的硬环上，用力地抓着，微微地摇晃着，轻微地哽咽着。这样大概有一分钟的时间。他突然收回了手去，忙掏出那块雪白的手绢，擦去泪痕，哆哆嗦嗦地从小包里掏出一点零碎小吃东西，甚至还有两只乔家栅的双酿团，说了句：“侬吃(口伐)。” 谭宗三不动。 经易门又说了句：“侬吃一点(口伐)。” 谭宗三还是不动。 经易门眼圈便又红了，说了声：“老太太的身体都蛮好。侬放心。” 谭宗三微微点了点头。这时他只想问问上海大面上到底还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谭家门里最近又哪能（怎么样）了。他想知道，自己的拘审给谭家门里的其他人带来什么影响没有。他推开那些小吃东西，刚想张嘴问，只见经易门忙做了个手势，让他不要多问。并慌慌地蘸了点茶水，在那张旧桌面上写了“最后”两个字。 “最后”。 脑子已有一点木耷的谭宗三一时间不明白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露出满脸的疑惑看着经易门。 经易门接着又写了同样的两个字： “最后”。 再一次直直地看着他。 这时，谭宗三似乎有一点明白了。脑子里一下嗡嗡地震响起来。一股寒气从下腹部涌上。蜂拥到全身。直至指尖。眼前即刻间便有一点模糊了。他只听见经易门在他耳边用一种非常非常轻的声音在不停地说着什么。说着。说着。说着。说着。甚至抽泣着。又说着……并一直紧紧地握着谭宗三的手。但谭宗三一句也没听清。尔后，经易门赶紧从桌面上抹去了这几个字。赶紧站了起来。离谭宗三远一点。再远一点。因为这时，他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响过来了。并最后热切地看了谭宗三一眼，用力向他点了点头。 回监室后，谭宗三还在想着那“最后”两个字的意思。解释仍可能是多样的。晚饭挺正常，只多给了一份菠菜豆腐汤，并没有临终餐的丰盛。饭送来时，看守们还“破例”地为他取下手铐。半个小时。用这点时间洗漱，还可以余一点时间抢圆了双臂，甩甩手，松一松筋骨，活络活络血脉。 当然，细细一想，也还是能觉出一点不祥的征兆。那个主管司法的首长，都快走到拘留室的门口了，又回转身来问了一句，你还有什么要求吗？谭宗三当时没反应过来，只是连声回答，没有没有，我一切都蛮好。现在想起来他为什么突然要问我还有什么要求呢？什么叫“还有”？我提过别的要求吗？没有。那他为什么要说“还有”？好像我已经提过许多许多，现在最后……最后……再宽容我一次，最后允许我再提一次要求。 是这个意思吗？ 最后。 骤然间他有点心慌起来。他突然想起，今天是星期三。是看守老唐去码头接儿媳妇的时间。老唐的儿媳妇在南通大生纱厂上班。星期四厂休。星期三晚上回来。老店总归要到长途汽车站去接。星期四晚上再送她走。老唐的儿子在朝鲜打仗。接送儿媳妇的事只好有芳老店了。看守管教喜欢跟老唐寻开心。星期五上班时分，大家总要摁住老唐，在他头上脸上手上脚上，寻出些“伤痕”，然后就逼他“坦白”，星期四在家里做了啥。为啥挨打、挨了谁的打。极端老实的老唐，总是憋红了脸，喃喃地回答，还有谁，吃你娘打呗。于是大家就大笑，说，老唐什么时候把儿媳妇升格当娘了？但今天他为什么不走？为什么总在自己的号于门口转悠？还有其他几位看守管教，好像都到了下班时间都应该走了为啥还不走？是告别？这几个老看守都是“留用人员”。都曾偷偷跟他讲过，政府不会对他怎么样的。难道今天他们得到了什么恶讯？ 死倒没有什么。就是五十二岁……还是有点心不甘……就是能让我再回一次盛桥就好了。他想起自己那个小旅馆。二楼拐弯角上那个空房间。推开落地窗，走上木板大阳台。能看到许多人家的后院。后院里长着五月槐。远处便是麦田。青的紫的。五月里还会有那沁香的薄荷。他要把黄克莹接到小旅馆里。他要再一次紧紧地抱住她。走过那长长的红地毯。走过那闪亮的铜管乐队。走过徐家汇天主堂。唱。唱。耶稣救救我。耶稣救救我。同时走过十六铺那充满成鱼味道的“弹阶路”（卵石路）。走进那个雅静小咖啡馆。周存伯考进了华丰航空公司当会计主任。鲰荛跟小红结婚后三年，病发而不治。三月跟一位亲戚去了香港。张大然好像重新开了一爿家具店最后他娶的不是跟他相好多年的房东太太女儿，而是房东太太本人。至于陈实，走过去。不知道出了点什么事，被注销了上海户口，迁移到安徽一个茶林场劳动。后来在那儿娶了一个小学教师，自己也做了一个小学教师。但他还经常来信而且只有他还经常来信，经常谈起当年一道收听那未来的躁动的歌曲未来的呼声。那首教导他们不要在意悲哀的摇滚。Let it be。后来究竟是动了一下什么那个钢丝录音机再也收听不到那些古怪遥远未来的声音了呢？他真是怀念那些声音。是的，不为别的，即便只是为了那些属于未来的声音，也应该多活几年。走出上海去试一试自己。几十年来，我从来就没有过未来。Let it be。走过去。穿一件旧衣服。再穿上那件黑呢大衣。再当着那扑面而来的海风，对着那黑压压一片拥挤着的来看“县长市县长”的民众，大声宣布，小生家贫本姓洪…… 走过去……止住浑身的颤栗……止住脚筋的虚软……抬起沉重的眼皮……Let it be，……Let it be…… 尔后，枪声响了。他没听到。只觉被什么猛地击撞了一下。头部哄地一下很热很红地涌上。就有什么东西往外跑。非常嘈杂的脚步声。一扇很宽厚的门开了。一长匹暖流从类似玻璃的一大块天幕上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缓……凝固。 周围真的很美好。天从来没这么蓝过。自己仿佛依靠在一棵翠玉雕砌成的石榴树上。云彩飞快地从枝桠间掠过。还有蓝色的一团一团的风。树上缀满了晶莹的水钻和红蓝宝石。他觉得风正在渐渐地吹散自己，从脚部开始。或者换一种说法，自己正在慢慢地融入这温暖的风团之中，也从脚部开始，并随着这扩散得越来广阔的风团云团，流进那根浮动着的地平线，就像跌落的瀑布或被吸进漩涡眼中的巨流。他看见自已被融化成乳白色的雾霭般的清淡。真的很清淡。他甚至特别的自豪。在风驰电掣般掠过大地上空的时候，他正视了他曾那么熟悉的每一双眼睛。正面地诚挚地恳谈般地说透了所有的遗恨。但似乎又没有谈到恨。只是说了些展望。无言地把百年后的展望闪电般浏览。全都有一双温暖的手。统统举起来、仿佛希腊古剧场两旁的歌队。戴荆冠穿灰袍的男声部和戴桂冠穿白袍的女声部。吟诵一首无字的歌。缓缓行进。但突然间，心区一阵剧烈的疼痛，使他不得不强忍住颠踬，从地平线上抬起头来。这时，他身体的大部都已化成了雾霭，和沼泽草原上的洼地融为一体，他艰难地抬起那颗仅剩的头颅。这是一颗硕大的黑灰色的头颅，支撑在同样变得十分粗壮的颈脖子上。 他看见有两个人向他走来。 模模糊糊地很难看得清楚。他最后一次挣扎。一个看清了，是黄克莹。（为什么不带着她的妮妮？）另一个……就只能凭感觉了。飘飘忽忽的……不知为什么，这时他居然非常非常希望这另一位是……经易门。是的。他想再看一看他，经易门。 147 我离开通海前，曾特地找了城里几位最有名的老中医，就所谓的“五十二岁”问题，作了一次专门的咨询。他们不相信。后来我又找了几个西医。也不信。后来我在人大做“调干生”，跟我们的几个校医也谈过这件事。他们就更不相信了。他们甚至要追问我这种荒唐言论的来源。我就赶紧走开了。事实上，这几十年，我走遍大江南北，也真的再没听谁说过谁家的男人一概地活不过多少岁的事。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是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一直想淡忘了这件“荒唐事”。在大多数的日子里也的确把它淡忘了。只是有一回，那是在北京。下午五点多钟光景。冬日的夕阳像一盆被人放凉了的热水懒懒地散着白光。我走过虎坊桥。当时的广安门内大街还没得到如今的改扩建，依然还是一派北京老城的景象。就像是老上海的南市区或老北门。曹家渡。但我喜欢北京的南城。从来也没喜欢过什么王府井东单西单。因为比起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繁华的商业街区，它们实在算不了个什么。而老北京的南城，确确实实是全世界独一份儿的。我从珠市口大街往西来，经过著名的晋阳饭庄，正要通过虎坊桥十字路口往南拐去，却被一个人重重地撞了一下。我哎哟了一声，回头想跟人理论理论，却见那个撞我的人慌慌地朝我点了一下头便向北拐了。一面之下，我心里一痉。此人脸熟。肯定在哪儿见过。我正在苦苦追思，那人却慌慌地向琉璃厂去了。我忙跟了过去。一路走，一路想。心里突然一亮，是他？“这个人个头虽然不高，穿着固然黯旧，但举止谈吐无一不显示出他内心的清朗和精细……”是当年谭雪俦画下来，让大家侬样去找的那个？是让那位程宝霖先生暗暗惊叫，“忙回到自己家里，从阁楼上翻出一部涵芬楼刻本《北窗吟稿》；拍去函套上的灰尘，拿青蓝细布用心包好，悄悄送到谭先生跟前”，就在卷首画着的那个？“那个头戴花翎、身穿朝服、佩戴朝珠，端坐中堂的”叶大人？这些年，我一直在翻阅《北窗吟稿》。收集著有关中国的地方史料。我熟悉那幅“绣像画”。 拿叶大人的“尊像”和眼前刚见到的那个汉子一比照，简直叫人不敢相信，这二者竟如此相像。甚至可以这么说，让一百多年前的叶廷眷大人摘去顶戴花翎，脱去朝服朝靴，再让他换上半新旧的二尺半短打衫裤，活脱脱就是眼前这个故意撞我一下的“家伙”。 这怎么可能？ 他干吗要撞我？是有话要对我说？是想告诉我什么？ 我定定神，紧紧步子，跟了上去。我想这一回我一定要看个分明，问个清楚。我不愿让“五十二岁”这样的荒唐说法再在心里搅扰一百年。眼见他走进了一家古瓷古砚店。这时，我与他相距也就只有十来米八九米了。一会儿工夫，我也追进了店堂。店堂并不大。他不在。也不见。再回顾四周。仍不见。左找，不见。右找，也不见。女店家甚至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这样的人进过店门，更别说有这样的人出了后门。因为这家店的后门半个来月前就封死了。只等市政府派古建队来做整条街的大翻修。 那……人呢？ 人呢？ 我转过身，突然听到了一种古怪的声音。木凸。木凸。木凸。 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 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 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木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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