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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南奎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王先生的灾难，许达伟的危机我们都无能为力。好在我们还比较安全，没有人来抢张南奎的房子。张南奎的房子很小，又与许家大院隔断，门开在百丈街，拐弯抹角地进来像进盘丝洞似的，差不多的人还不知道我们是住在哪里。 备弄的那边，从二号门到六号门都是闹哄哄的，我们这里却很安静，这安静反而使我和张南奎都感到不安，好像我们是在袖手旁观。朱品和阿妹也不常来，他们都沉浸在爱河里。 还好，事情来了，林阿五和朱益老头来了。 林阿五从许达伟家出来之后，想想有点不甘心。许达伟的话虽然也有道理，不能把一个人向死里推，可也不能听凭汪永富为非作歹，胡作非为。要不然的话，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公道可言。他想来想去只有再找朱益老头商议，这老头足智多谋，又懂得三教九流。许达伟也说了，可以再去听听朱益的意见。 林阿五去把朱益叫出来。因为朱益家的门口也围了许多人，不是一个可以商量机密事情的所在，便把朱益带到我和张南奎住的地方。这里是许家大院里的死角，是可以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所在。 林阿五也不避我和张南奎，他把我们三个人拉到一起，把事情的前前后后对我们说了一遍，征求我们的意见。 张南奎听了把台子一拍：“别听许大哥的，这条毒蛇好不容易落到了我们的手里，我们决不能让他滑过去，对毒蛇是不能怜恤的！” 我对许达伟的意见也不大同意，我总觉得许达伟一辈子就吃了心肠太软的亏。他对别人都是人道主义，人家对他却是狗道主义。俗话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对汪永富这样的人只愁抓不到他的把柄，已经抓住了，就得狠狠地揍他一顿，即使不把他打死，也要打得他不能再咬人。 我同意张南奎的意见：“阿五叔，许达伟也没有认为他的意见就对，他是要朱益和我们共同商议。我看张南奎的意见可以考虑。”我的讲话虽然不像张南奎那么斩钉截铁，倾向性还是很明确的。 林阿五当然也有倾向性：“朱老头，你认为怎么样，是不是觉得他们两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 朱益老头想了想：“许达伟的意见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你们两个人的意见也是对的，阿五的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样吧，现在我们谁也不要决定，让汪永富自己来决定。那小子如果答应今后不再兴风作浪，我们就遵照许达伟的意见执行，如果他还是不识相，那就休怪我们手下无情。走，各位跟我去当一趟红卫兵……” 朱益老头当下就替我们每个人都分派了角色，还回去拿来了红袖章，要大家戴在右面的膀子上。别看这块三寸阔的红布条，那时候是革命的象征，是权力的象征，革命者戴上红袖章，可以打人、抓人；牛鬼蛇神要戴黑袖章，可以随意地被人欺凌，像德国的法西斯对待犹太人。 我们几个人打扮停当，记住了自己的角色，便走出百丈街，踅回前远巷，再进石库门，到一号门里去和汪永富作斗争。 到了石库门前，林阿五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不行，我不能当造反派，我还是居委会的主任，是走资派，戴上红袖章要被汪永富看出破绽来的。” 朱益想了想，这话也对，谁同意林阿五当造反派的？他说：“这样吧，你把红袖章脱掉，就说是被我们查出来的，你当年没有执行公安部门发来的文件，你要负责任，你要低头认罪。对不起你了，阿五，你又要被我们训一顿。” 林阿五毫无意见，这事情反正是演戏，“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场戏，一场大悲剧、大闹剧，一场恶作剧。 林阿五立刻摘掉了袖章，并且调整了队形。我走头一个，算是上级司令部派来的。汪永富不认识我，如果他还有些印象的话，我来的时候曾经在备弄里见到过他。张南奎曾经为我介绍过，说我是上级司令部来的人，是到苏州来养病的。由我扮演上级派来的人是很恰当的。张南奎也算是造反派，汪永富是知道的。朱益老头是老年战斗队的队长，他了解当年前远巷里的各种情况，包括汪永富是怎样被陶金根收留下来的。林阿五成了走资派了，他是被我们押来作证的，所以他必须走在后面的第二位，不能走在最后，走在最后的人容易溜，那不符合押人的规则。 汪永富是住在一号门里。这一号门也是后人为了方便造出来的，它原来的名字叫“迎春”，有一方砖刻为证。名字虽然叫“迎春”，实际上却是要把春色关在门外面。一号门内没有楼房，因为若有夫人和小姐站在楼上，她们就可以看到围墙外面的一切，那就满园春色关不住了。所以一号门内只有一排边五章平房，外走廊。夫人、小姐、妯娌、阿姨都不愿去住，因而也就年久失修，破破烂烂。现在是林阿五家住了三间，少门缺窗，到处糊着报纸，钉着木板，不像个居委会主任的家，倒是像一家捡破烂的。 东面落底的一间住着汪永富。汪永富西面的一间实在是太破了，无门无墙，连屋面上的椽子都露在外面，只好堆放煤球和引火的柴爿。 汪永富当了司令之后，他的那间破房已经进行过一番修缮。他不像林阿五那么傻，仍住三间破烂房；他是一有点权势就要把自己的住所改善改善。历代如此，当了官儿就要修缮府第，汪永富这才开始，宏图大略还在后面。 我们的敲门声惊醒了一对鸳鸯，汪永富和陶伶娣已经上了床。他们现在也无所顾忌了，如果从那年屋檐下的偷情算起，他们已经是老夫老妻，实足婚龄已有六年。只是往年的日子很不好过，双方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现在，汪永富称心满意了，他日日喜庆，夜夜春宵，沉浸在温柔乡里爬不起来了。他的革命已经成功，老婆有了，位置有了，房子也快有了，家具等等也不用愁，管理抄家物资的小兄弟已经对他拍过胸脯，给他一套红木家具，总共是五十件，只要他象征性地付五十块钱。汪永富和陶伶娣已经去看过那套红木家具，陶伶娣简直是看呆了，当年她那开绸布店的未婚夫家也算是个大财主，财主的家里也没有这么漂亮的红木家具。如果把这一套红木家具都摆得各得其所，那真的需要拿下许达伟住的那六间房子。 汪永富已经不大去参加那些危险的游戏了，特别是夜间不肯出去，一是要和陶伶娣上床，二是害怕有仇人在暗中捅他一刀，打他一枪。革命已经成功，保命最最重要，革命的果实如果没有命享受的话，那还革它做啥？汪永富革命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就是要从众人之下爬到万人之上去。爬不到万人就爬千人，爬不到干人就爬百人，当个前远五金厂的厂长也可以，前面办厂，后面住家，陶伶娣到厂里来当个保管员，什么事都不做，照样拿薪水，小日子也可以过得有滋有味。 猛地听到有人敲门，汪永富吃了一惊。他听得出，这种敲门的声音有些不对，太响，太急，不仅是有手敲，好像还有脚踢，来者不善！汪永富立即爬起来，一面穿衣服，一面关照陶伶娣：“快把衣裳穿好，躲到床后面，没有什么危险你再出来。” 陶伶娣连忙穿衣服，吓得嗦嗦抖，短命的司令夫人也不是好当的，睡睡觉也会出危险。 汪永富穿好衣服之后，就到枕头的下面摸出他的防身的武器，一把锋利的尖刀。他打开了所有的灯，手执尖刀，拉开大门，随即向后一退，弓步，猫腰，两眼闪着凶光，大声喝道：“你们是那一派的？” 我在灯光下突然见到一个手执尖刀，人不像人，猫不像猫的凶神恶煞，倒也吃了一惊。因为我从年轻时起就害怕那种动手动脚，动刀动枪的斗争，那一年和史兆丰到阊门外去找女佣的时候，那流氓才捋起袖管，我就吓得魂不附体，直到爬上马车时腿肚子还在颤抖。不过，近些年来也有点进步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到处都在武斗，有的动手动脚，有的舞刀弄棍，有的动用了机枪大炮，谓之曰“文攻武卫”。文攻武卫实际上是只有武的没有文的。比如说我现在是文攻，汪永富不明来意，只有手执尖刀进行武卫；我一看大事不妙，文攻不行了，只有武卫，于是我们两人就只有交手，动手动脚，动刀动枪都可以。我认定了这一点之后，对打架就有所准备。说老实话，我从四川到苏州来时，在路上就和红卫兵一起和人家打了几架，成绩还是不错的。打架本来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能，是满足各类欲望的原始手段，要教化它需要几千年，要恢复起来十分容易。我只是在途中偶尔打了几架，如今见到打架也就不太慌张，何况我们来的时候朱益老头就料到此种场面，教了我们应付的几手。 我双目圆睁，右手一点，大喝一声：“放下你的武器，你这个恶霸地主的孝子贤孙，还想翻天？！” “汪永富一听到恶霸地主四个字首先就软了半截：“你……你……你是谁？” 张南奎连忙在旁边介绍了：“他就是从上面，从核心局保密司令部来的。”张南奎临时发明了一个狗屁不通的机关名称。在这个世界上，越是狗屁不通，越是莫名其妙的词语，越是能把人吓得一愣一愣的。 汪永富果然被镇住了：“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的。” “说对了，我到许家大院来就注意到了你，现在我要问你一句：‘你是谁？’” “我……我是汪永富” “不对，你为什么要在王字旁边加上三点水？说，老实点！”我把声音提高了八度，吓得汪永富向后退了一退。 “没……没有水。”汪永富语无伦次了。 “还没有水？那个王山仁是谁？” “不知道。”汪永富回答得很干脆，这是性命攸关的。 “不知道，你连你老子都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出来的石猴？林阿五……”我转身喝叫林阿五。 林阿五也装得像低头认罪的样子，弯着腰，双手垂在膝前：“是是……” “林阿五，你为什么要包庇王永富？1964年山东古泉乡就来文，要你查找王山仁的狗崽子王永富，你为什么扣押了文件不清查，让王永富成了漏网之鱼，还钻进了我们的革命队伍，你该当何罪？” 林阿五又把腰弯得低点：“我该死，我有罪，我当时一时糊涂，深怕王永富被押回山东之后性命难保。我有活命哲学，我有温情主义。”林阿五也学会了许多新名词。那时候反对活命哲学，只要革命，不要活命，活命就是不革命。 “好吧，现在给你一个革命的机会，你把山东发来的文件读给这位先生听听。”我叫汪永富先生，那时候的先生不是尊称，是对右派分子或地主、资产阶级的一种轻蔑。 我有点得意忘形了，忘记了林阿五是不识几个大字的，这样的角色应该由张南奎来扮演。直到林阿五支支吾吾地读不下去，我才想起了这一点：“张南奎，你替我把它读下去。” 张南奎接受了任务，把那份公文有板有眼地读到底。 汪永富脸色大变，手中的那把尖刀也咣啷一声掉下地。老实说，我看见那刀光一闪时头皮也有点发麻，我怕他铤而走险，一刀捅进我的心口。 汪永富没有敢动刀，他现在倒真的信仰活命哲学了，舍不得再用性命来作为赌博，而是用一种乞求的眼光来把我打量。 我进一步发挥了：“快收拾收拾吧，让我派人把你送回山东老家，或者是打电报，叫古泉乡来人把你押回去。回去好好地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你还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嘛，总是要给出路的……”我打着官腔，好像是作最后的总结。 想不到汪永富却扑通一声跪到了朱益的面前：“朱老老，你救救我吧，你不知道，我要是被押送回家，会被打死的；不打死也得饿死，我们那里穷得要命，做一天拿不到一毛钱。” “胡说，你污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不会饿死人的。”我继续打官腔，好像真是从什么上面来的，是有水平的。 朱益老头倒也不习惯有人跪在他的面前，连忙把汪永富拉起来：“起来，起来，有话站起来说。” “朱老老，你帮我说句话，我到苏州来时才十一岁，我父亲在老家到底做过什么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没有罪……” “那……那……”朱益老头“那”不出来了，说句良心话，汪永富的话是对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又有何罪？ “你长期隐瞒家庭出身，这就是大罪！”我经历过各种运动，知道隐瞒家庭出身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也是不允许的，何况这小子还冒充工人阶级。 “是是，我检讨，这是我的不对。不过，朱老老，你是看着我在前远巷长大了的，我从小吃苦耐劳，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参加‘文化大革命’，那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革命的行为。”汪永富想用革命的行为来封住我们的嘴。 朱益反驳了：“你没有做过什么坏事？不见得吧，你从小就不规矩，睡了人家的黄花闺女，有伤风化！” 朱老头到底是老脑筋，有伤风化的事情算不了政治问题，吓不死人的。反而让汪永富有了喘息的机会。 果然，一提到男女之事，这气氛就不那么紧张了，汪永富的嘴角还咧了一咧，好像要笑似的：“朱老老，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我们俩是情投意合，只不过是睡得早了一点，现在我们要结婚了，更加合情合理。” “你……你这是先奸后娶！”朱益老头还在那里翻老皇历。 “先奸后娶的人多着呢，算不了什么犯罪。”汪永富抓住了一点就反攻，口气也硬了一点。 我连忙发动进攻，用那时的话来说，就是打掉他那嚣张的气焰：“你还没有犯罪？你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参加武斗，搞打砸抢，毛主席号召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两派已经大联合了，你还把刀握在手里！”我指着地上的那把亮闪闪的尖刀，继续数说汪永富的罪行：“你伙同尤金在报纸上造谣言，把王知一抓进去，至今也不知道关在哪里；你还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许家大院里发起抢房运动；你还想一人独占，把许达伟家的房子抢到手……”我连忙刹车，自知说漏了嘴，暴露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容易被汪永富看出破绽，弄清楚我们的来意。 汪永富也不傻，一下子就明白过来了，知道我不是什么核心局保密司令部来的，是帮着王玉树和许达伟说话的，是抓住了他的把柄来做交易，此种尔虞我诈的事情他比我们熟悉。 汪永富的脸色活过来了，吓得出窍的灵魂又回归本体，摆出一副江湖上的豪爽和义气的嘴脸：“各位的来意我明白了，大家都是一条巷子里的人，早不见晚见，掀开窗子说亮话，你求我，我求你，大家摆平，从此以后谁也不惹谁。你们把我的事情忘掉，我也可以让许家大院平安无事，还可以告诉你们王先生关在哪里。” 张南奎喜出望外了：“你快把王先生放出来。” “不行，这事情我没有办法，尤金那小子要把王先生当垫脚石，爬上去。这个狗日的，他早已把我撂在一边。6汪永富大骂尤金了。是的，这一次尤金写抓特务的文章，根本就没有提到汪永富，把功劳一口独吞，好像一窝特务全是他尤金一个人挖出来的。 “你还没有办法？实在不行就抢嘛，这是你的拿手戏。”张南奎要通住汪永富把王先生救出来。 汪永富直摇头：“不行，现在已经是大联合了，不能随便动手，何况王先生是关在司前街的监牢里，有解放军把守，有机关枪架在岗楼上，谁敢闯！” 我心里也明白，那监牢是不能闯的，可却装着什么也没有听清，两眼直瞪着汪永富：“我不管你是上刀山还是下火海，你要做到两点，一是不能在许家大院里挑动群众抢房，二是把王先生放出来。你做到一点我们就把你的事忘记一半，做到两点我们就全部忘记。”我也知道汪永富做不到第二点，只是故意拖个尾巴，必要时再抓得住他。 汪永富倒也爽快：“第一点我保证做到，第二点我尽力而为。要是你们还不同意的话，我也就顾不了那许多了，天下大得很呢！”汪永富把地上的尖刀拾起来，握在手里，不知道他是想远走天涯呢，还是想和我们拼到底。 我向张南奎和朱益老头使了个眼色，觉得不能再逼了，狗急也会跳墙的：“好吧，说话算数，反正你辫子是抓在我们的手里，你若不守信，那也就休怪我们无情！” 汪永富呆了，他第一次尝到了所谓“历史问题”的滋味，这和无期徒刑是差不多的，辫子是抓在别人的手里，想到要整你的时候就拎起来掉两记。他呆呆地望着张南奎手里的那份文件：“把……把它烧掉。” 我从鼻子里哼了两声：“烧掉了也没有用，我们只要花八分钱的邮票，你山东老家的革命群众就会找到你！” 汪永富叹气了：“好吧，各位，大家说话算数。”他双手抱拳，揖了两揖，那把尖刀也抱在拳中，在灯光下闪了两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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