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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劳的定义是：对任何工作出于本性的勤勉——终关注工作。当今世界，勤劳是最受称赞的美德之一，一直得到尊敬。 大体上说，一个民族的勤劳由三维构成：长度、广度、厚度；或者说，其中有两维表示范围的大小，另一维表示强度的强弱。长度是辛勤劳作所持续的时间，广度是指辛勤劳作者的人数，厚度是指在“出于本性的勤勉”和“始终关注工作”中所显示出的精力。这三个要素的产物便是综合的结果。无疑，偶尔到中国的旅行者与长期定居在中国的人、他们的印象是不同的，但他们都会认同中国人出于本性的勤勉真是广泛。刚到中国的人所得出的第一印象，会使他认为中国人正在社会生活中实践着约翰·卫斯理①的名言，他认为一个成功教会的规律是：“完全投入，永远投入”。游手好闲在中国极少见到。每个人都看来忙着什么。当然，也有相当数量的富人，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可以不工作也过好日子，但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像外国人从表面上看上去那样的平庸。中国的富人并不是不干事，而是仍像受穷时那样关注他们的事业。 -------- ①译注：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基督教新教卫斯理宗创始人之一。生于英国林肯郡。1720年入牛津大学基督学院。1725年受圣公会会吏“圣职”。1726年被选为牛津大学林肯学院研究员。后取得牧师职。在牛津大学期间，邀集同人组成“圣社”，以研讨《圣经》和社会、伦理问题。因标榜应循规蹈矩地为人行事被称为循道派。后曾去北美殖民地传教，又回英国，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等工商业大城市和工矿地区向劳苦大众甚至囚犯传教。后脱离国教，建立独立的卫斯理宗教会。宣称能取得“内心的平安喜乐”即是幸福。曾著书反对美国独立战争。死于伦敦。遗有《卫斯理日记》。 中国人把自己分为士、农、工、商四类。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些社会阶层是怎样辛勤劳作的。 西方人很难去同情中国这样的教育模式，其各种弊病不容忽视，但有一个特点却始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勤奋才有回报。为有钱人出钱买学衡而开的后门，极大地挫伤了考生的热情。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所有的省份都在抱怨的是候补的人要远远多于有待填补的空缺位置。从最低级别到最高级别的所有考场，看来都挤满了，每一个职位的竞争者常常达上万。我们设想一下每次晋级考试中考生所倾注的心力，我们就会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勤奋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了。《三字经》中提到的人物，他们勤学不辍的传统精神，比如借助萤火虫的微弱光线读书，比如把书拴在牛角上边耕地边看书，至今为中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所模仿，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与传统事例相类似。在很多情况下，一旦获得最低的学行便不再勤奋了，但中国人不把这样的人看做学者，而是把在狭窄而又荆棘丛生的小路上坚韧不拔最终获得成功的人看做学者。除了中国，还有什么地方会有这样的事例：祖父、儿子、孙子在同一场考试中竟争同样的学衔，经过长期努力，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荣誉。 1889年春天，《京报》①上有几篇奏折谈及参加省试的老年考生。福州官员说，那里秋试中有九个应试者年过八十，有两个年过九十。他们通过了考试，文章实属佳构，字也写得老成。他说，老年考生过去六十年来已经参加了三次考试，第四次即使不通过也会授予名誉学衔的。河南的地方官也同样报告说，那里有十三位八十多岁的应试者，一位九十多岁，他们全部“通过了为时九天的严峻考验，文辞准确完美，全无暮气”。令人称奇的报告来自安徽省，有三十五个应试者八十多岁，十八个九十多岁！此情此景，别的国家会有吗？ -------- ①译注：《京报》，原为“邸报”，是中国古代官府用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汉代的郡国、唐代的藩镇都在京师设邸（即办事处），用以“通奏报、待朝宿”。其所抄发的皇帝谕旨和臣僚奏议等官文书以及有关的政治情报，称为“邸报”。也称“邸抄”；并有“朝报”、“条报”、“杂报”等名称。大约始于宋时，有人抄卖牟利，发展成一种手抄的类似报纸的出版物，通称“京报”。明崇祯年间开始有活字版印本。清兵入关后一报房京报获准继续出版，以清末为盛，已出七八页至十数页一小册，总发行数达一万余份。 如果说中国学者的生活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勤奋生活，那么中国农民的生活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中国农民的工作如同一个管家的工作，永远都干不完。北方各省的农民，除了相当短暂的隆冬季节之外，总有活要干，而且是大量的活。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地方的农民多多少少都是这样，但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很难超过的。 农民是这样，扛活的人就更是如此了。他们长期勉于饥饱，生活永远是苦差使。农民要殚精竭虑，细心照看每一棵白菜，抓小虫子和毛毛虫，扛活的则要去找寻更琐屑的活计，他要想尽办法弄点吃的养活自己，养活他那一大家子人。有事外出的人，即使那些地方通马车，也常常不得不半夜一过就上路，因为有人告诉他们这是习惯。但不管你几点钟上路，都会有身材矮小的农民在路上拿着叉子，背着筐子，四处巡视，寻找拾粪的机会。如果没有其他非做不可的事，拾粪是件持久不变永远也做不完的事情。 经常有一些人不得不寻找两种工作来互相调配。比如天津的船工每当河水结冰无法行船时，就拉起冰撬，这个方法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最短的时间拉东西。同样，有些地方的大部分农村人口忙里偷闲地做帽子、搓草绳，至今还有不少东西拿出去卖钱。你看到中国的妇女，她们的手很少不在纳鞋底的，即使在巷子口聊天，她们也是这样边纳边聊；或许你看到她们在纺线，总不会闲着。 最不知疲倦的阶层便是商人及其伙计。即使在西方，店员的生活也不是挂闲职领干薪，不过要比中国的同行轻松多了。中国店伙计的工作是永无尽头的。他放假少，任务重，只有在忙得木头木脑的时候才能稍歇片刻。 中国的商店总是开门早，关门迟。双重记帐制度十分细致烦琐，帐房先生总是忙到很晚，以记录销售和收入情况。实在没事可做，伙计们便会从营业款中挑钱币，找出个稀罕的好卖钱。 令人惊讶的是，中国人中工作最辛苦的阶层是官员，这个阶层最让人嫉妒，也最让每一位雄心勃勃的中国人趋之若骛。中国任何一级官员所处理公文的数量和种类也是同样令人惊讶，他要对那些公文的成功处理负责，理论上实际上都是他负责。不知我们为每天工作八小时而奋斗的工会看了这样一张时间表之后作何感想。这张表是一位显赫的中国政治家的。北京某外国使团的一个翻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情：“我有一次询问中国一位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劳累和超负荷。他回答我说，他每天凌晨两点离家去皇宫值班到六点。作为内阁大臣，六点到九点要履行公务。九点到十一点他在兵部，他管着兵部。作为刑部成员，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在刑部办公。作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高级官员，他每天下午两点到六点要在衙门里度过。这些就是他每天的日常工作。另外，他还被经常要求出席各种特别会议，这就要他抽空去安排了。他极少能在晚上七八点钟回家。”毫不足怪，据说这个官员在那次谈话之后六个月便去世了，死于工作过量和极度疲劳。这也断送了中国许多官员的生涯，他们对政府都是极有价值的。 广度，我们已经说过，是指勤劳者的人数和辛勤劳作的时间。我们看到，中国人这两者都非常了不起。中国的白天开始于天色微亮之时，常常刚过午夜便开始新的一天。中国皇帝早朝时分，欧洲的每一个宫廷尚在睡梦之中。对西方人来说，这简直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世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天子的做法多少为这个帝国的各地子民所模仿。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人，以及北方各省的棉纺工人和磨面工人，听说都是干得很晚才睡，清晨又在一个十分荒谬的时分起床工作。离天亮还很早，旅行者就会碰到赶了许多英里路的农民，站在黑暗之中等着天亮卖白菜。西方人用完早餐，中国的集市就快结束了。假如你在一个夏季的清早五点半漫步上海那条最主要道路之上，你会感到没有什么事情会有更大的反差了。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在江边建造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气派十足的欧洲人，而亚洲人已经在街上活跃了很长时间了。要等几个小时之后，西方人才会与中国人一起挤在人行道上，轻松愉快地开始上班，此时当地人已经干完半天的活了。 德庇时爵士①对中国人的“愉快劳动”所作的评论真是正确。他认为这是一种标志，表明他们的政府成功地使他们极其满足自己的条件。这种劳动品质是最突出的特色，要理解它，就必须好好遵守它，好好掂量它。。 -------- ①译注：德庇时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一译为德俾士、迪孛士、爹必时，1795—1890），英国外交官和汉学家。1816年随阿美士德勋爵使团来北京，为汉文正使。后回东印度公司任职。1833年被派为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署第三商务监督，不久升为第二h商务监督。1835年退职。1844年任驻华公使、商务正监督、香港总督兼总司令，1848年去职。著有《中国诗歌论》（1829），《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两卷，1836）、《中国见闻录》（两卷，1841）、《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1852）、《中国杂记》（1865）等书。还译过几部中国戏剧和小说。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厚度，我们再谈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干起活来也像亚洲人。如果按照我们的模式去改造这个充满活力的民族，那肯定是徒劳无益。对于我们来说，他们当然是缺乏热情，而我们却十分看重热情。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不需要《圣经》的暗示，就能知道用心工作的重要性，但尽管多年代的宗教与哲理的结合影响了中国人，但却不能改变他们的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的经验积累，像荷马①笔下的诸神，向来从容不迫，不慌不忙。 -------- ①译注。荷马（Homer），古希腊诗人，著有《荷马史诗》，即《伊利亚特》和《奥值赛》。 人们不禁会预想，如果有一天白种人与黄种人进行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当这一天不可避免地到来之时，谁将会败北呢？ 的确，如果所罗门所说勤劳的双手可以致富的那句经济箴言①正确的话。中国应该是地球上最繁荣昌盛的。如果中国人能在自己的种种美德中找到一种平衡，无疑就可以弥补他们显然缺乏的一些基本素质，尽管这些素质被列举为“常德”，却时常缺乏。不管通过何种途径，只要诚实和信义恢复在中国人道德中的理论地位，不久之后，中国人就会获得由他们无与伦比的勤劳所带来的全部回报。 -------- ①译注：所罗门的这句箴言是：“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语出《旧约·箴言》第十章第四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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