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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发达文明中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现代生活的复杂安排，使得一个做事的人上班时能够完成的工作，其分量和种类，如果让一个世纪前的人来干，肯定要用更多的时间，蒸汽机和电力完成了这个变化，盎格鲁十散克逊人在体质习性方面早就作好了准备。不管我们的祖先除了吃喝和打架斗殴便无所事事的时代有什么习惯，我们发现难以想象会有一个时代，我们这个种族不被自己的旺盛精力所驱使，去一件接一件地做事情。 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在问候语上的不同是很有意思的。前者碰到熟人时说：“吃饭了吗？”后者说：“做得怎样了（HOW do you do）？”一方的通常情况是做，另一方则是吃。由此可见，时间就是金钱，这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一般连最后一秒钟也不会放过；而中国人则与大多数东方人一样，却出奇地空闲。中国人的一天只分为十二个时辰，这些时辰的名称却不明确，只是指称一天的十二分之一。这样，“午时”是指十一点钟到一点钟的整段时间。“现在是什么时辰？”一个中国人用英语问，“月亮的中午叫做什么时候？”用稍微明确一点的话来说，他应该这样问：“晚上月上中天之时叫做几点钟？” 日常生活用语中的时间也是模糊不清，“日出时分”与“日落时分”在中国话里还算是个确切的说法，与经纬度有不少关系，但“午夜”与“正午”却是一样含糊。通常由“打更人”来确定的夜晚的时间也是同样模糊，只有最后一更例外，因为打这一更总是在晨曦初现之时。城市里“打更”的时间间隔甚至也长短不一。关于我们的便携式计时器，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对此一无所知。也有少数几个中国人拥有手表，却不用手表去安排日常活动，尽管他们过几年还把表擦洗一下，让它保持正常走时。普通人十分满足于靠太阳高度来定时间，日上一杆，两杆，或者三杆，没太阳就观察猫眼的张缩，这个确定的时间对于日常生活而言已经够准确的了。 中国人利用时间，与他们对时间流逝的度量有关。根据西德尼·史密斯①的划分，世上有两种人：大洪水前的人与大洪水后的人。后者发现人类的时代在历经近千年之后，已经不能再持续几百年了，因而学会了在短时间内更多地工作。以适应这个环境。相比之下，大洪水前的人无法意识到玛士撒拉②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似乎生活是由长老安排停当的。 -------- ①译注：西德尼·史密斯（Sydney Smith，1771—1845），英国国教牧师，《爱丁堡评论》的创办人。 ②译注：玛士撒拉（Methuselah），《圣经》人物，生活在大洪水之前，人都很长寿，他本人活到九百六十九岁。见《旧约·创世纪）第五章第二十一至三十一节。 中国人可以算作“大洪水前的人”。像受雇于茶馆用来吸引和挽留顾客那样的好的说书艺人，使人想起了尼生①的长诗《小溪》。顾客出出进进，他却一直在讲。唱戏也一样，有时要一连演上好几天，尽管与曼谷的戏剧表演相比要略逊一筹。有人告诉我们，他曾在曼谷熬过一场长达两个月的戏！中国人的杂耍技艺，如果演得好，是非常巧妙而有趣的，但有个致命的弱点——开场之前有一段漫长而无趣的话，于是，不等表演结束，外国观众就直后悔。更为可怕的是中国的宴席，菜肴的数量和种类都超乎想象，经历过这种宴席的所有外国人都有感到惊恐绝望，尽管中国人还感到这种享受太短了。“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是句最为忧郁的格言，尽管对于那些中了这些圈套的不幸的“蛮夷”来说，这个让他们看到一丝希望的一般规律在每次筵席中总是绝望的例外。 -------- ①译注：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曾被封为“桂冠诗人”。长诗《小溪》作于1855年，共二百多行，以农村为背景，记述一段失恋故事。故事中有十几节描写溪水的歌谣体小诗穿插其间。作品中有一个爱说闲话的老农菲利浦，是农庄上的佃户。 中国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习惯于按照大洪水前的方式行事。上学时，他一去就是一整天，从日出到天黑，中间只有一两次间断。吃点东西。学生和先生都只知道这样。科举考试要持续几天几夜，每一级都很难考，而大多数应试者经历了这种不合理性的考试，却意识不到这种智力测试的内在荒谬。 这种教育所造就的人，会让人联想到他们所经历的学习过程。中国语言本身，在本质上也是大洪水前的，需要玛士撒拉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学习。公平地说，古代中国人与古罗马人一样，如果强迫他们学会自己的语言，他们就永远不会阅读和写出有价值的东西！中国人的历史也是大洪水前的，不仅试图从远古开始写历史，而且在这条冗长。混浊而又拖沓的历史长河里，既有历朝历代的大树，又有数不清的枯木烂枝。只有一个完全缺乏时间观念的民族，才会编写和学习这样的历史，只有中国人的记忆，才会把这样的历史贮藏在宽大的“肚量”里。 中国人的漠视时间，也体现在他们的勤劳上。我们已经说过，其劳动的紧张程度与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有极大的不同。 那些曾经与中国的承包人和工人一起“享受”盖房子的“乐趣”的人，有几位渴望再重来一次呢？工人来得晚走得早，还时不时地停下来喝茶。他们走很长的路，而从很远的石灰坑里搬运来的只是一布袋石灰浆。假如用独轮车来推，一个人就可以干三个人的活，但这却不是他们想要的结果。倘若下起小雨，他们就会停工。事情经常是这样的：尽管人们很卖力，但进度却很慢，很难去计算这些人每天的“工”。我们听说有一个外国人，不满于他请的木匠钉板条的速度，在他们吃饭时自己干，结果干了他们四个人半天的活。 维修一下工具，对中国的工人来说是件需要很长时间的大事情。不过，如果是外国人的工具，那就不客气了。工具神秘地坏了，却说没人动过它。“我没去过那里”，是句恰当不过的适辞。椽杆和小檩条往墙上一架、中间买点儿绳子一扎，脚手架就搭好了。整个工期里，每天都是危机四伏。以往的所有经验，如今都不起什么作用了。沙子、石灰和本地的泥土，原先可以用的东西，如今都不能用。外国人真是无助。他活脱脱地像格利佛①，被一根根线操纵着，这么多根线一起拉，他实在招架不住了。一个广东承包商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记忆之中。他的诺言和金钱一样地消失在烟雾里，因为他不幸地成为鸦片的牺牲者。最后，我们实在忍无可忍，只好把他做得不好的事情桩桩件件在他面前摊开：“早就告诉你玻璃的尺寸，窗户你量了三次。你全都做错了，这些玻璃没用了。门关不严，一点胶水都没用，地板太短，太少，全是节疤，全都没法用。”过了一会儿，这位温文尔雅的广东人满脸愁容地盯着说话人，很和气地说：“别那样说！别那样说！这太有失中的船长，曾周游小人国、大人国、飞岛国和贤马国。绅士气度了！” -------- ①译注；格利佛（Gulliver），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著名寓言小说《格利佛游记》 对于中国人来说，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缺乏耐心，不仅不可思议，而且没有道理。有人明智地指出，他们讨厌我们缺乏耐心，正如同我们不喜欢他们缺乏诚信。 在任何情况下，很难培养中国人意识到快捷的重要。我们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整包外国邮件在两个相距仅十二英里的城市间延误了几天时间，因为邮递人员的驴子得了病在休养！中国电报总局①的管理，与它应该成为的样子相比，只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歪曲。 -------- ①译注：中国电报总局，1884年成立于上海，官督商办性质，前身为津沪电报总局。 外国人最气恼的是，中国人在一般社交访问中的漠视时间。这种访问在西方是有时间限度的，不能超过。然而，在中国没有这种限制。如果主人不安排住宿，客人再累也得一直讲话。拜访外国人时，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意识到有宝贵的时间这个因素。他们会坐上几个钟头，该讲的全都讲完之后，也没有主动告辞的意思。有一位优秀的牧师有条名言：“想见我的人便是我想见的人”。如果他在中国多少呆过一段时间，他一定会彻底修改这句话。只要有过此种经历，他就会像另一位繁忙的牧师一样，在书房里挂出一句经典的话：“主保佑你走好！”这种直言相告，会让一个即使有火爆性子的中国人的心灵大受挫伤。他会长时间不说话，长得让十个欧洲人都失去耐心。最后，他开始讲话，他意识到“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的道理。如果外国人能像不久之前刚刚去世的马根济①医生那样，就会感到高兴。中国客人不断地来到，朋友又“只来不回”，浪费了医疗时间。马根济医生对他们说：“请随便坐，我现在很忙，请原谅。”如果他能模仿一位学中文的学生的率真直言，他就会更高兴。这个学生刚学会几句话，想用它们试一试，结果让老师不知所措，因为这个学生在下课时对老师喊道：“开门！出去！” -------- ①译注：马根济（John Kenneth Mackenzie，？一1888），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来华后在汉口传教施医。1878年调往天津。他曾经成功地为李鸿章治病，1888年他死后，李鸿章捐款在天津建立“马大夫医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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