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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意识到，中国的这个商业中心已经与欧洲有了三百六十多年贸易往来。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欧洲人与中国人打交道时，并没有多少值得自己引以为豪的表现。无论其他民族出于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当初希腊人对其他民族一样，把他们看作野蛮人，并且用对待野蛮人的方式对待他们。只是到了1860年，才在条约中写有专门一款，原先中国人在正式文件中把“蛮夷”视为“外国人”的同义词，现在不再允许了。 关于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族的行为，我们必须时刻记住：中国人的周边民族明显不如他们，多年以来一直受这些民族的奉承。这些奉承虽说是危险的，但因为情有可原，也就十分有效了。当中国人发现同自己有来往的外国人都可以在威胁哄骗之下满足自己的要求之时，他们就更深信自己民族不言自明的优越，依旧我行我素，直到外国人占领北京。从那时起，尽管只有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却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中国人最终认识到了外来文明和外国人的价值。然而，用不到与中国人有多少广泛而亲密的交往，任何一位诚实的观察者就会相信，无论官方非官方，目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都不能说是尊敬的。即使中国人实际上并不轻蔑我们，他们也会在交往中经常无意地表现出屈尊与恩赐。我们目前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象。 服装是中国人首先感到外国人奇怪的地方。其实，我们并没有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么骄人之处。确实，在我们看来，各种东方服装都是臃肿，摆来摆去地限制“个性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灵敏，不同于东方任何一个民族。当我们考虑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否适合他们自己时，应该承认，这种服装式样对他们无疑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但是，当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审视我们的服装时，他们觉得一无是处，可供挑剔的地方却也不少，更不用说嘲笑了。东方服装有个原则，就是宽松，宽松得可以遮住身体的线条。中国绅士不会贸然穿件紧身短上装就出去抛头露面，但在中国的外国租界，许多外国人出来时就穿着紧身短上衣。这种短上衣，还有双排扣礼服（实际上一粒纽扣都用不着扣），尤其是那些可怕的、不成样子的、偷工减料的“燕尾服”，真让中国人弄不明白。特别是这些服装没有遮住胸部，这块地方便成了全身最暴露的部分，而且胸前又莫名其妙地少了一块，露出一缕内衣，这就更使胸前一览无遗了。中国人看到外国人的衣服尾巴上都牢牢地钉着两个扣子，觉得那里又没什么东西可扣，真是既不实用，又不美观。 如果外国男子的服装对普通中国人而言是荒谬而不可理喻的，那么，女子服装就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在许多方面违反了中国的关于恰当得体的观念，更谈不上合乎礼仪了。把西方文明给予两性交往自由这一点联系起来看，就会毫不奇怪，只按传统标准评判合适与否的中国人，可能会完全误解或严重曲解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这种多不胜多的场合，让中国人倍感优越。一个外国人，哪怕会用现代欧洲每一种语言流利地进行交谈，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只要他听不懂一个目不识丁的中国苦力讲的话，这个苦力也会因此而鄙视他。的确，这样做只会更加证明苦力自己的无知，但他那不恰当的优越感却是实实在在的。如果这个外国人正在与这个环境相抗争，试图掌握汉语，他会不断地受到蔑视，甚至他的佣人也会大声用“悄悄话”说：“噢，他听不懂！”而造成听不懂的障碍，却恰恰是中国人没有讲清楚。但是，中国人意识不到这个事实，即使能够意识到，他那天生的优越感也不会消除。所有学习汉语的人，都会一直碰到这种情况，因为一个人不管知道的东西有多么的多，他不懂的东西总还是要多得多。有一种情况虽然谈不上普遍，却也并非不常见，即在中国的外国人，在经历了最初的阶段之后，就发现自己明白的事情，没有人夸奖，而他不知道的事情却让他深感丢脸。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汉语和中国文学知识的评价，通常合适用约翰逊①博士的话来说明。他把妇女唠唠叨叨的劝诫比作狗用两条后腿走路——虽说不完美，但能这样也就令人啧啧称奇了！ -------- ①译注：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曾创办《漫游者》杂志，编纂第一部《英语词典》，编注《莎士比亚戏剧集》并作序。作品包括散文、哲理涛、讽刺文、悲剧、小说、评论等。 外国人对中国风俗的无知，是造就中国人优越感的又一个原因。如果有人不知道中国人一直知道的事情，中国人就会认为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外国人受到中国人的间接怠慢，经常还不知情，这个事实又使得中国人更加有意地轻视他们浑然不知的受害者。我们不把“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当回事，是会带来恰当而足够的惩罚的。 许多中国人会无意识地半开玩笑半蔑视地拿外国人逗乐，就像利蒂默先生看着大卫·科波菲尔①，似乎在心里说：“太年轻了，先生，太年轻了。”并非所有外国人都经历了这些阶段，只有那些敏感的观察者或多或少地积累了一些。同样，不管一个人有多少经历，肯定会有不明白的繁文缛节。原因肯定是以前从未听说过。要弄明白每件事情，总会有第一次。 -------- ①译注：利蒂默（Littimer）、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19世纪英国著名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的半自传体小说《大卫·科波菲尔》（1850）中的人物。 普通中国人都能轻轻松松地做的事，外国人却做不到，这就使得中国人看低我们。我们无法吃他们吃的东西，我们无法忍受太阳暴晒，我们无法在拥挤、吵闹和气闷的地方睡觉。我们不会用橹去摇船，不会“吁、吁”地使唤骡子干活。众所周知，英军炮队在1860年去北京的路上，被当地马车夫扔在河西务①附近，弄得叫天不灵、求地不应，因为英军中没有一个士兵有能力叫中国的牲口挪一步。 -------- ①译注：河西务，地名，在北京东南约一百三十公里处，今属天津。 外国人不能适应和遵守中国的观念和礼仪，也不能适应在我们看来是更为重要的事情，这使得中国人几乎不加掩饰地蔑视我们这个民族，因为我们不会也不可能明白什么是规矩。外国人不是不会鞠躬，而是总的来说觉得难以用中国方式鞠一个中国的躬，身体上的困难与伦理上的困难同样多。外国人无视礼仪，举止轻浮，即使有精力，也不会有耐心花上二十分钟，不紧不慢地踱方步，这样的结果无论正反两方面都可以预见。外国人不愿意用“老半天”时间去空谈。对他来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事情远非如此，因为在中国，人人都有大量的时间，却很少人有钱。中国人应该学会明白，当他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时间是属于他的，还是属于别人的。 外国人倾向于取消令人厌恶的繁琐礼节，省下时间去干其他事情。毫不奇怪，即使在他们自己看来，同彬彬有礼的中国人相比，自己时时刻刻在出丑。比较一下中国官员与外国来访者的服装、风度、举止：前者是长袍飘逸、行为优雅，后者则是举止笨拙、跪拜生硬。出于礼貌，中国人只能拼命克制，不去嘲笑他们。必须注意的是：若要中国人轻蔑外国人，没有什么比忽视礼仪更奏效的了，因为他们是如此看重礼仪。如果中国人得知将看到“伟大的美国皇帝”，并且他们真的看到格兰特①总司令身穿百姓服装，嘴叼一支香烟，行走在大街之上，他们心里会想些什么呢？想象一下这样的情景：一位外国领事，职位相当于中国的道台，到一个省会城市去见巡抚大人，以便解决一项国际纠纷。成千上万的人会拥上城墙，想看一看这位外国大人的随行队列，却只看到两辆马车、几匹马、一个翻译、一个专门送信的中国人和一个中国厨师。看到这样的情形，中国人的看法难道不会由好奇而冷漠，由冷漠而轻蔑吗？ -------- ①译注：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iant，1822—1885），美国南北战争时联邦军总司令，后任美国总统（1869一1877），1879年来中国游历。曾在中日琉球争执中充当调停人，力劝和平解决。 我们认为自己在许多方面无疑比中国人优越，却无法如愿以偿地让他们看到这一点。他们承认，我们在机械设计方面占有优势，但他们看待我们的设计，就好比我们看待变戏法的人——妙不可言，却又无用。在他们看来，我们的成就来自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应该记住，孔子曾经拒绝谈论魔力。许许多多来中国的失望的承包商发现，中国人对蒸汽机与电气化所创造的奇迹，是何等漠然。中国人不想采用外国人的样本，很少例外，但却可能被迫采用。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不关心空气流通，也不关心生理学。他们也会喜欢西方一些进步的产物，尽管不是全部产物，又不愿意采用西方的方法。如果一定要让他们采用西方的方法，他们宁可愉快地放弃这些产物。无论何种进步都有可能让中国进步，能让中国成为他们期盼已久的’、令人敬畏的“强国”。这种趋势是直接而又明确无误的。但其他国家得在一旁等待。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来胜过中国人，其他的进步则还要等很久。中国的一些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是意识到了中国所处的不利地位，声称西方民族只不过是利用了古代中国人积累的数据，而古代中国人把数学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但现代中国人不幸地让西方人偷走了这些秘密。 外国人在实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毋庸置疑的能力，中国人看来并不感动。撒克逊人欣赏“能”人，用卡莱尔①喜欢的话来说，人们视这些人为“王”，并这样称呼他们。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技艺是有趣的，或许还是令人吃惊的。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做什么事，他们绝不会忘记外国人会的这项技能；但是，他们远远不是把外国人作为模仿的榜样，他们压根儿不会那样去想，一万个中国人里大概只有一个会动这种念头。在他们看来，理想的学人应该是咬文嚼字的老学究，博闻强识，得过好几个学衔，刻苦工作，以保不饥。他的手指有几英寸长，却不会做任何事情（除非教书），靠教书保持身心一体，因为“君子不器”②。 -------- ①译注：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散文家、历史学家。生于苏格兰农民家庭，早年深受加尔文教派宗教思想的影响，反对教会的烦琐教义。1821年开始学习德国文学和哲学，著有《席勒传》，并翻译歌德小说《威廉·迈斯特）第一部，后著有《成衣匠的改制》。其基本哲学思想可概括为“神圣的理念”。著有《法国革命》一书。成名后到各地演讲，部分讲稿于1841年以《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事迹》为题出版。还著有《过去与现在》、《克伦威尔》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等书。 ②译注：语出《论语·为政篇》，意思是君于不像器皿那样，只有有限的用途， 西方各国作为一个整体，没有让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感到有什么优越。前任中国驻英大使郭大人①有一个回答。令人钦佩地证实了这个看法。理雅各②博士认为，英国的道德状况要比中国好。当要求郭大人回答这个问题时，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十分得体地听取了这个评价，然后，带着感情，绝妙地回答说：“我深感震惊。”这种肤浅的比较的确不好，至少从外交观点来看是这样。这种比较需要极其熟悉这两个民族的内部生活，并且有能力去欣赏无以数计的原因如何导致各式各样的结果。这里，我们并不打算进行这种比较，那样会大大地远离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深切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界是外国人的主要敌人。尽管外国人心中藏着各式各样机械方面的秘密，却完全没有能力欣赏中国道德的伟大。这种既嫉妒又轻蔑的感情，体现在典型的中国学者身上，“头脑还在宋代，双脚踏在今天”。正是这个阶层的人，写作并传播了竭力排外的文章的洪流，近年来淹没了中原地区。 -------- ①译注：指郭嵩焘（1818一1891），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晚号玉池老人。道光进士。1853年初随曾国藩办团练。1857年授编修，1858年入值上书房。1862年任苏松粮储道，1863年任两淮盐运使并署理广东巡抚，后被黜。1875年署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上行走。1876年首任驻英公使，任内保护侨民和华工，主张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办铁路，兴矿务，曾遭顽固派猛烈攻击。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史记札记》等。 ②译注：理雅各（James Legge，1814—1897），英国汉学家，生于苏格兰。1839年被伦敦布道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43年随该院迁往香港，1873年返英。1875年在牛津大学专设汉文讲座，直至去世。曾把“四书五经”译成英文，分二十八卷于1861—1886年间出版。另著有《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1852）、《孔子的生平和学说》（1867）、《孟子的生平和学说》（1875），以及《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1880）等。 曾经有人认为，西方的发明可能会攻占中国。刀、叉、长统袜和钢琴，从英国运到中国，人们感到这个帝国快要“欧化”了。如果确实曾有一段时间中华帝国这样受到风暴的袭击，那也是十分久远的事情了，并且这样的时候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今的中国和中国人都不是什么风暴就可以吞没的了。要让中华民族对西方民族这个整体保持稳固持久尊敬，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用实例来说明问题，证明基督教文明带来的大大小小的成就，是中国现有的文明所无以企及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实例，那么，中国人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仍然想要展现他们的恩赐和轻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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