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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一词，具有三个截然不同的含义：它是一种能够长期等待而不抱怨，不生气，一切随它去的行为或品质；它又是一种默默而镇定自若地忍受一切苦难的能力或行为；它还是“坚忍”这个词的同义词。显而易见，此处提及的这些素质，对于具备这些素质的人们的生活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对中国人的各项特点进行分别考察时，遇事忍耐这个特点最为明显地成为一个不利因素。中国人遇事忍耐的特点，同他们的“麻木不仁”和“漠视时间”紧密相关，尤为相关的是“辛勤劳作”，正是通过“辛勤劳作”，才明显地、有效地体现了遇事忍耐这个民族性格。我们先前就这些话题进行过的讨论，有助于表明“遇事忍耐”是中国人的一个主要素质，但先前星星点点的偶然提及，需要补之以更为全面的展示。 在类似中华帝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生活水平很低，实为“为生存而斗争”。要生存就得有物质，得拼命去获得这些物质。有人说得好，中国人已经“把贫穷化为科学”。极端的贫穷和艰苦本身并不会让任何人勤劳起来，但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具有勤劳的天性，极端的贫穷和艰苦便成了一种条件，能最为有效地使人们勤劳起来。这种条件也会促使人们节俭，正如我们所见，节俭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素质。这种条件也同样能够磨练出忍耐。猎人和渔夫，明白自己是靠暗中行事和小心翼翼来谋生的，而他们等待时机所用的耐心，是偷偷摸摸、谨慎小心而又不厌其烦的，不管他们自己是属于“文明人”、“半文明人”，还是“野蛮人”。中国人多年以来经常在最不利的条件下谋求生存，因而学会了把最为文明的民族的积极的勤劳同北美印第安人消极的忍耐融为一体。 中国人愿意为了一点很小的报酬，去干很长时间的活，因为报酬再少总比没有好。多年的经验已使他们明白，勤劳并不能成为通向更多的机会的进身之阶，但这在我们西方人看来，勤劳自然能带来那样的结果。之所以是“自然”结果，是说只要有合适的条件，那样的结果就会如期而至。不用看就知道，每平方英里五百人，这肯定不是一个理想条件，无法验证“勤劳和节俭是能够带来财富的双手”这样的格言。但是，中国人满足于为这点报酬而苦干，正是这种满足，体现了中国人忍耐的美德。 据已故的格兰特将军所述，在他环球旅行即将结束之际，有人问他：在旅行中所看到的最值得一提的事情是什么？他马上回答说，所看到的最不寻常的事情，便是一个中国小贩用精明的竞争赶走了一个犹太人。这番话真是意味深长。如今谁都知道犹太人的素质，正是这些素质使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犹太人毕竟只是人类的一小部分。而中国人，却占了这个星球总人口的相当大的比例。那个被中国人赶走的犹太人，或许在本质上与其他犹太人没有任何不同。哪怕换个人，竞争结果恐怕还是这样，因为可以肯定，那个胜利的中国人与千百万可能碰到这机会的其他中国人是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的。 至于“默默坚持”这个特性是举世无双的。如前所述，它驱使着中国的考生年复一年地前去报考，要不就考到九十岁获得名誉学衔，或者为此死而后已。除了表明自己非凡的执著之外，看上去没什么回报，或者根本不可能有回报。这是中国人天赋的一部分，好比鹿具有飞快的奔跑能力、鹰具有敏锐的视力一样。相似的素质，也可见于商店门口最卑微的乞丐。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出现，但人们还是不欢迎他，但他的耐心丝毫不减，他的执著总会让他要到。一枚铜板。 有一个阿拉伯人的故事，说他的头巾不知道被谁偷走了。丢了这个重要的饰品，失主立即奔向这个部落的墓地，坐在进门的地方。别人对他的这一举动感到疑惑不解，问他怎么不去抓贼？他的平静而典型的东方式回答是：“他最后肯定要来这里！”这个消极坚忍的夸张故事，让人时常想起，不仅中国人个人行为是这样，其政府行为也是如此。康熙皇帝的长久辉煌统治，从1662年一直持续到互723年，这使他比亚洲任何其他君主都要名声显赫。不过，这个伟大的中国统治者在执政期间，一个名为“国姓爷”①的爱国海盗在广东、福建沿海横行霸道，政府的战舰都奈何他不得。面对这一情况，康熙想出了一个好计谋：命令住在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一切居民，向内地退回三十里（约合九英里），这样，那位前朝的维护者就鞭长莫及，无法再来骚扰了。人们普遍服从了这个命令，结果很是成功。“国姓爷”后撤了，他失算了，转而满足于驱赶台湾的荷兰人，最后被封为“海澄公”，因而被安抚和消灭了。每一位读到这段奇妙叙述的外国人，都会被迫同意《中国总论》一书作者②的评论：既然一个政府强大到足以驱使这么多沿海的臣民离开自己的城镇和乡村，承担巨大损失退向内地，那么，他就应该有力量组织一支舰队，借以结束海盗对荒芜家园的袭击。 -------- ①译注。即郑成功（1624—1662），明清之际收复台湾的名将。明朝隆武帝赐姓朱，因此号“国娃爷”。隆武二年（1646年）因反对其父郑芝龙降清，在广东一带起兵抗清，后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连年出击粤、江、浙等地。1659年围攻南京失败，被迫撤退。1661年率数万将士起兵厦门赴台湾，于1662年（康熙元年）二月一日正式收复台湾，五个月后病死。康熙皇帝（165一1722）时年八岁。作者此处关于郑成功的不少说法，均有悖于史实。 ②译注：指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一译为卫廉士，1812—1884），美国外交官，传教士出身。1833年来华，在广州为美国公理会创办印刷所，研究汉语和日语，并协助裨治文编辑《中国丛报》。1853年和1854年辞教会职，任美国驻华公使馆头等参赞兼翻译。1858年随美国公使列卫廉赴天津与中国全权代表订立《中美天津条约》。1862年携眷到北京居住，从1856—1876年，凡二十年间，曾七次代理馆务。1877年辞职回美，任耶鲁大学汉文教授。著有《简易汉语教程》（1842）、《中国地志》（1844）、《中国总论》（1848年初版，1883年修订再版，两卷）、《我们同中华帝国的关系》（1877）以及《中国历史》（1897）等书。《中国总论》把中国研究作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来进行综合的研究，它是标志美国中国学开端的里程碑，该书与他所编《汉英拼音字典》（1874），过去一直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 还有一个同样值得一提的例子，可以表明中国政府的坚持不懈，在华外国侨民对此仍然记忆犹新。1873年，中国将军左宗棠在巴里坤和哈密①安营扎寨，朝廷派他去平息伊斯兰教徒的大暴动②。这场暴动起先只是星星之火，后来像野火一样燃遍了西部中国并贯穿中亚地区。所面临的困难是大得看来几乎无法克服。此时，在中国出版的外文报纸经常刊载文章，嘲笑左宗棠的使命，嘲笑清廷的昏庸，嘲笑他们试图用贷款的办法去支付沉重的军费。左宗棠的军队到达暴乱地区一年之内，就进军高耸的天山两侧，驱赶暴动者。他们到达一个供应不足的乡村之后，就转而军垦，围垦荒田，指望种出粮食以备后用。边垦田边进军，左宗棠的“垦田大军”终于完成了使命，它的功绩被认为是“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历史记载中是最值得一提的”。 -------- ①译注：巴里坤，新疆地名，在北纬四十三度四十三分、东经九十二度五十分。哈密，新疆地名，在北纬四十二度五十八分、东经九十三度十四分。 ②译注：指西北回民起义。 在我们看来，中国人的忍耐力最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有能力毫不怨言地等待、泰然自若地忍受苦难。有人说过，测试一个人真实素质的真正办法，就是去研究他在饥寒交迫而又浑身湿透之时的表现。如果他的表现令人满意，就“温暖他，烤干他，喂饱他，这样造就出一个天使”。如今的文学常常表达这样的看法：碰到一个被剥夺了一顿饭的英国人，如同碰到一头被抢走幼子的母熊，两者同样危险。不难看出，为什么隐含其中的道理不适用于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不适用于英伦三岛上的居民。尽管我们拥有值得吹嘘的文明，但我们仍然受制于我们的肚子。 笔者有一次看到大约一百五十个中国人，其中大多数人已经走了几英里路，他们是来出席一次宴会的，但却让他们失望又受折磨。他们原本指望十点钟左右坐下吃饭，这是他们中许多人这天的头一顿饭，但由于许多始料未及的情况，他们只好站在一旁做招待，受招待的人数比他们还多。看着受招待的这些人津津有味地吃着，这种从容是中国文明的一种特色，比起我们来要先进许多。长久而耐心地等待的这顿饭终于就要开吃之时，又出现了同前面一样的始料来及的情况，这一次要令人恼火得多。这一百五十个被怠慢的人怎么办？如果他们是大不列颠群岛的居民，或者是“基督教之乡”的居民，我们很清楚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一定会怒容满面一整天，在下午三点最后一轮宴席上坐下来之前，就会对他们的遭遇抱怨个不停，不住地怒骂。他们会一致通过一个激烈的决议，并且“给伦敦《泰晤士报》写封信，信中包含五个‘Now，Sirs’（现在，先生们）”这样的激愤之辞。这类事情，这一百五十个中国人没有做，他们不仅整天脾气很好，并且用明显的诚恳和真正的礼貌，不断告诉主人：等一等没关系，什么时候吃都一样。读者诸公谁能知道哪一种西方文明足以承受这种突然而又沉重的压力呢？ 我们已经表明，中国人的神经与我们全然不同，但这并不说明“神经麻木的图兰人①”是像北美印第安人那样以苦为乐的禁欲主义者。中国人忍受苦难，靠的不仅仅是毅力，而且是耐心，后者常常更难。一个双目失明的中国人找一个外国医生问视力还能不能恢复，接着又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如果不能恢复的话，他就不用再为眼睛烦心了。医生告诉他已经一筹莫展，这个人听了之后说。“这样我就心安了。”他不是像我们所说的放弃，更不是绝望的冷漠，而只是使我们能够“忍受病痛”的能力。我们已经认识到，忧愁是现代生活中的祸根，它就好比铁锈咬噬刀锋一样，比狠命使用还要伤刀。中国人生来乐天安命，这对他们是好的，因为就这个种族整体而论，很少有人不是因为非常实际的原因而深深地忧虑着。这个富饶帝国的广阔天地、时常遭受旱灾、水灾，以及由此产生的饥荒。而像打官司这样的社会灾难，还有别的令人恐惧的灾难，威胁着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不知何时祸从天降，观察者无从发现。我们经常问中国人，如果他的土地、房屋，有时甚至还有妻子，被人夺走怎么办？“再也不会太平了！”他们通常这样回答。“事情什么时候变得严重呢？”他们经常回答说：“谁知道？或早或晚，麻烦肯定大着呢。”生活在这种状况之下，只有无限的忍耐力，舍此岂有他哉？ -------- ①译注：图兰人，又称“图兰人种类型”。蒙古人种北亚类型和欧罗巴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之间的混合类型。体质以蒙古人种基本特征为主，略兼欧罗巴人的特征。主要分布在中国新疆、前苏联的中亚和阿尔泰地区。包括维吾尔、乌孜别克、哈萨克、柯尔吉孜、卡拉卡尔帕克等民族。作者此处泛指中国人。 给外国人留下强烈印象的是：当所需忍受的巨大灾难袭来之时，中国人展现了忍耐力。不幸的是，经常可以在这个帝国的所有地方看到这种展现。外国人最为熟悉的那几个省，很少能全都幸免于旱涝及其带来的饥荒。1877—1878年的饥荒，波及几百万人口，种种惨象，目击者尚记忆犹新。那时，黄河泛滥，突然改道，给广大地区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灾难。有几个省，最好的地区遭受破坏，肥沃的土壤被埋在一英寻①深的沙砾之下，造成一片荒芜。数以千计的村庄毁于洪水，村庄里幸免于难的人被迫四处流浪，没有家园，没有希望。许多人并非由于他们本身的过错而突然间家破人亡，陷入绝境。在任何政府看来，这都是不好办的。自我保护是第一自然法则，这些人毫无防备就陷入饥荒，如果他们联合起来，迫使那些有食物的人分一点给没饭吃的人，这不是再自然不过的吗？ -------- ①译注：英寻，英制长度单位，主要用于测量水深。一英寻相当于六英尺，约一点八二九米。 的确，有些大城市也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了救济，那里集中了饱受贫困的人。救济的数量也的确有限，救济的时间也很短，对于缓解最为严重的灾情，丝毫不起作用。对难民今后的生活，朝廷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对土地重垦、房屋重建、新环境下的继续生活，朝廷无能为力。如果朝廷能免去税赋，就等于为老百姓做了他们所期望的一切，但朝廷常常不免税赋，于是，地方官员一再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无中生有。对一个来自西方的外国人来说，“要么面包，要么流血”的革命呐喊耳熟能详，但却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无家可归、饥饿而又绝望的大批难民，会在遭受洪水与饥荒的省份游荡，却不抱成一团去向灾区的地方官员要求救助。尽管地方官员的确也无力让他们如愿以偿，但他可以被迫做些事情，这就可以为今后更多的事情开了头。如果他不能“安抚”百姓，他就会被撤职，由其他官员接任。反复追问饥荒中的中国人，为什么他们不实施这个计划，我们听到的一个不变的回答是“不敢”。为了反驳他的说法，你徒劳地争论说：死于起义与饿死一样，都是不得好死，尽管起义也许不怎么说得过去。但回答也还是：“不敢，不敢。” 看来，中国人不采用这种做法，是基于两条理由。他们是最实际的民族，凭借一种本能就可以认识到这个计划会枉费心机，因而几乎不可能去试图联合起来。然而，我们相信，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无限的忍耐力。正是这种无限的忍耐力，使中国出现了最悲惨的景象：成千上万的人默默地饿死，而装不下的粮食就近在飓尺，伸手可得。中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以至于心肠变硬了，好比一名老兵对打仗的恐惧已经熟视无睹了。受这些苦难折磨的人，一生都受着折磨；尽管他们与这些苦难还是有一定距离的。灾难一旦降临，因为好像不可避免而又毫无办法。便只有承受了。如果这些遭灾的人还能用手推车载着他们的家庭去尚能以乞讨维生的地方，他们就会这样做。如果整个家庭不能在一起，他们会带上所能带的东西各奔生路，如果能度过饥荒，他们就会再聚。如果附近弄不到救济，所有的难民便会在仲冬时节千里乞讨，去别的省，他们希望那里的收成要好一些，也更需要人干活，活下来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如果洪水退去，乞讨的农民重回家园，尽管土地还松软得无法承受畜耕，他们会在泥里刨出一些小沟，然后熟练地播上一些麦种，重新走上他原不应该走的乞讨之路，直到有一点小小的收成为止。如果上苍有眼，他就能再做农民，而不是乞丐，但他确切地知道：倾家荡产与饥荒可能就在不远处徘徊。 相信灵魂不灭的人，总认为有这样一个有力的论据：最有能力的人总是终其一生无用武之地。如果这个论据成立，我们是否有理由推断：中华民族这种无可比拟的忍耐一定是用来从事更为崇高的使命，而不只是咬紧牙关，忍受一般的生活之苦，忍受活活饿死的苦难。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可以肯定，他们这个民族有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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