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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定的相互信任，人类就不可能存在于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组织得如此严密如此复杂的社会之中，这更是不容置疑。假定这是一条公理，我们去注意一系列的现象，是毫不过分的，尽管这些现象可能会与我们的理论相冲突，但对于那些熟悉了解中国的人来说，却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将要谈到的关于中国人互相猜疑的许多情况，对中国人自己来说并不少见，相反，这是他们与所有东方人所共有的特点。毫无疑问，中国各种制度的本质使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章与业已讨论过的中国人相互信任密切相关。一个人碰巧知道一些与他本人全然无关的事情，其结果可能十分严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危险性更能引起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人类各民族的猜疑。 在猜疑滋生盛行的中国，这种互相猜疑的第一个见证，便是吸引人注意的、高耸于这个帝国各地的城墙。“城”这个词在中文里的意思，就是用墙围起来的城市。这与拉丁文里“军队”一词就意味着训练或操练一样，具有意味深长的含义。帝国的律法，要求每个城市都要按照规定把城区围起来。同其他法律一样，这并没有形诸文字，因为在不少城市，人们听凭城墙坍塌损毁，也不见任何保护措施。我们得知，有一座被太平天国军队包围并占领好几个月的城市，尽管城墙完全遭到摧毁，但在之后的十多年里都没有再修起来。不少城市只有薄薄的泥墙，老百姓的狗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爬上爬下。在所有这些情形中，事情总是从完美状态趋于衰败，这只能说明这个国家的贫弱。一旦事态危急，第一个措施就是修城墙。实施维修时，可以方便地对官员们以及其他暴发户进行罚款。 政府对人民的不信任，这是中国所有城墙赖以建筑的坚实基础。尽管皇帝在理论上是其臣民之父，而他的下属又称作“父母官”，但每一方都清楚，这些都是纯粹的专业术语，就像“加”和“减”一样。而人民同其统治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孩子同一个继父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历史中，农民起义层出不穷，其中大部分举事，只要政府及时采取适当行动就可以避免。或许是政府有为难之处，政府并没有及时行动；或许是政府不想那样做。与此同时，老百姓慢慢地起事，正如政府所知道的那样，而官员们却迅速撤入准备好的防御区里，像缩到硬壳里的乌龟，或者躲在刺球里的刺猬，却把这场骚乱留待军队去慢慢收拾。 同别的东方人的城镇一样，中国人所有房屋都有高高的围墙，这又是猜疑的例证。让一个外国人在与中国人交谈时谈到类似伦敦或者纽约这些地方，就要故意把它们说成是“有围墙的城市”，如果这一点让外国人感到困窘的话，那么，那些对西方有兴趣的中国人也会困惑不解：这些国家的人民何以能够生活在毫无围墙遮拦的地方。尽管缺乏足够依据，中国人也会立刻加以推断：这样的国家肯定没有什么坏人。 中国各地乡村，几乎都是人口密集，它们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微型的城市。这一点，又一次证明了相互猜疑。防的不是外族入侵，而是他们自己人。据我们所知，唯一不这样聚居的一个例外便是山区，那里土地非常贫瘠，只能养活一二户人家，而那里的人又是如此贫穷，穷得以致不怕贼偷。比如贝德禄先生提到的四川省：“农民及其雇工，可以说无一例外地住在田边的农舍里，他们往往是相互分隔，而不是挤作一堆。”如果像李希霍芬男爵①所言，这之所以成为例外，是因为这个偏僻省份的人比别的省份的人更希望和平，那就证明了贝德禄先生的评论，这种希望历经许多痛苦的失望，特别是——尽管在此之前有过长期的和平——太平天国起义的那些岁月。 -------- ①译注：李希霍芬男爵（Baron von Richthofen，1833—1905），德国地质学家。1861年，以地质学家身分随普鲁士艾林波使节团首次来华。1868—1872年得到美国银行的支持，再度来华调查中国各地的资源。后得上海英国商会赞助，在中国内地进行了七次考察旅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包括山东、直隶、四川及华中、华南和东北南部，收集了许多地质和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归国后发表（中国——亲身旅行和据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一书，共三大卷和一部地图集，从1877年开始出版，到1912年才出齐。1870—1872年，他给上海的英国商会写过十封信，谈及中国通商路线，提醒人们注意山东煤矿的重要性，说胶州湾是一个值得夺取的军港。这些信件以《李希霍芬男爵书简（1870一1872）》为名公开出版。此外，他还著有《山东及其门户——胶州》等书。 中国人——也是东方人——的猜疑，在社会生活中的一个最重要例证，就是口头上与实际上对妇女的态度。这些说法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了，整整一章都谈不清楚。女孩子一到青春期，就众所周知地成为一种“危如私盐”的商品。一旦她们订了婚，她们外出走动的时间就比从前更少了，一点点风吹草动，就会引起恶毒的闲言碎语。有一条社会公理，说的是“寡妇门前是非多”。尽管中国妇女的自由比她们在土耳其或印度的姐妹要多得无法比较①，但中国人对妇女的尊重还是不够。妇女普遍不能接受教育，处于从属地位，存在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度——所有这一切做法都不尊重妇女，而尊重妇女正是西方文明的一个特点。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并引用一些通俗的说法，来说明中国人对妇女的一般的看法，这些说法可以视为长期经验的总结。她被说成生性见识短，而又不可信任——是嫉妒的化身，有道是，妇人善妒。这里，“妒”让人想起，或者故意让人想起它的同音词：“毒”。有一首中国古诗，充分表达了这个理论： -------- ①原注：然而，判断这种自由不能看表面现象。一位在印度城市德里住过几年后来又住在山西省会的女士评论说，中国大街上的妇女要比印度少。不过，这个事实与此处正文陈述的事实并不矛盾。 青竹蛇儿口， 黄蜂尾上针。 两般尤为可， 最毒妇人心。 中国语言结构恰当而无意的公正性，随带地例证了这些观点，其构成方式值得注意。一位汉语方面的杰出学者，为回答笔者的请教，仔细考查了一百三十五个部首从女的常用字，发现其中有十四个是褒义的，如“好”、“妙”等等，其余的则是三十五个贬义，八十六个中性。但那些贬义的字，却包含了整个语言中最为可耻的含义。女字旁结合声旁表示“欺诈、诡诈、卑鄙、不忠、自私”；三个女字在一起，表示“私通、通奸、诱奸、阴谋”。 据说，人们之间之所以互相不信任，是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其二，因为他们互相了解。中国人觉得，任一原因都足以引发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他们也就相应地见机行事了。尽管中国人生来就有联合在一起的能力，这时常令人想起化学上原子的结合，然而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途径，就可以很容易地确知，中国人并不想相互信任，哪怕是做点表面工作来表示相互间的信任。同一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时常会成为互相猜疑的牺牲品。这些猜疑是由儿媳们煽起，为了分得共同劳动的收益，妯娌们经常使她们的丈夫之间互相嫉妒。 关于家庭生活，此处不作展开，那会占去整整一章。我们接下去注意一下另一种同样普遍的情况，这些人与家庭生活没有复杂的关系。家里的一群仆人，如果他们不是由同一个负责他们所有人的人介绍来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武装的中立”。如果有什么不利于某个仆人的事情传出来，他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即使这个仆人明知自己已是罪恶昭彰，他的第一个念头仍然认为其他仆人怀恨于他。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中国妇女听到院子里有人大声说话，脸色立刻变了，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间。因为她以为一定是在争论与她有关的事，但实际上只是在谈购买稻草的事，而卖主的要价太高了。 如果一个仆人遭到突然解雇，这种猜疑一定会煽起战火。他会疑心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断定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要知道自己为何遭到解雇，尽管他明知理由十足，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解释得通。他的面子一定要保住，他猜疑的本性一定要发挥。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在中国家庭，以及有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但程度不同，因为一个中国仆人知道能把外国人的好脾气利用到什么程度，但他知道中国主人是不会那么好摆弄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至今还雇用着那些早就该解雇的中国仆人，因为他们不敢解雇。他们知道，只要一提解雇，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也就是惹恼了那位受到指责的“不光彩”的仆人，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们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措施，唯恐失败之后情况更糟。 有一个关于奥地利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纪时，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围攻，而且马上就要被攻占了。关键时刻，一个奥地利姑娘想起自己有许多蜂箱，于是就立刻搬来倒翻在城墙上；城墙外的土耳其人已经快爬到墙顶了。结果，由于蜜蜂的作用，上耳其人一方迅速败退，城市保住了。。中国人的计谋经常是如同这位奥地利姑娘，而中国人的成功时常只是一种标志，因为这种骚扰正如一位拉丁语教授所说的暴风雨，人们宁愿“相信别的什么”，也不“相信它本身”。怪不得有这样一个说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办法只是干脆闭上眼睛，假装没看见，但这个办法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不能轻易做到了。 我们发现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记住，当他们自己在世上独立生活的时候，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而中国人即使在小时候也不需要这种告诫，因为他们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吮进了这种谨慎了。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我们惊奇地问，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走进庙里？回答是，因为和尚可能会趁机谋财害命！而两个人不能一起往井里看，是因为如果他们其中一个欠另一个债，或者有另一个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有可能趁机把同伴推入井里！ 另外有一些互相猜疑的例子，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小事。在西方，有自由而没有压制，而在中国则正相反。对我们来说，对症下药是处理事情的最为简单、最为有效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就得要考虑许多不同的其他因素。凡事都是如此，在涉及钱与粮这两种构成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经纬的东西时，这种感觉最为明显。一笔原本可以交给别人来分给大家的钱，却已经按照既定方案分好了，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信服，因为这种分配他没经历过，而他所经历的许多次分配，总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被扣除了不少钱。同样，很难安排一个中国人去负责别人的食物分配，尽管仔细询问之下，接受食品的人也并不认为主管食物分配的人扣下了一部分以供己用，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可能完全压制了，但没有理由认为表面上看不出来，人们就没有在互相猜疑。的确，只有外国人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中国人早就料想会那样，正如他们有同样理由去肯定凡是机器都有摩擦一样。 中国客店的店小二有个习惯，在客人付完钱即将起身之际，大声报出帐单上的细目，这并不是为了称赞客人出手阔绰——有的出门人以为是这样——而是有更实用的目的；让别的店小二明白，他自己并没有偷偷地拿客人给的小费或者说“酒钱”，而他们却一直希望客人能给一点。 要办一件需要商量和协调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安排妥当，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却不行。主管人员必须亲自出马，去见对方的主管人员。如果对方不在家，就得再去，直到见到为止，因为否则的话，没有人能担保通过他人的中介，而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时常会谈论中国人的社会团结。有些情况下，整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所有成员似乎都去干预某些家庭成员的个人私事。一个异姓人，如果他聪明的话，就不会插手这样的事情，以免灼伤手指。有一句实在是很管用的话：不同姓，难相劝。这个家伙来瞎掺和我的事情，算什么意思？肯定别有居心，理所当然，居心叵测。如果终生为邻为友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局外人或者没有特别关系的人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在中国，“外”这个字的含义，有不同的范围和意义。外国人因为来自外国，所以受到排斥；外村人因为来自外村，所以也受到排挤。如果一个外人，没人知道他来自何处，他又不想让人知道，那么，情况就更受重视了。“谁知道这个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位谨慎的中国人心里总不免这样嘀咕。 如果一个出门人不巧走错了路，到达一个村庄时天色已暗，特别是时辰已晚，他会经常发现没有人肯走出房子给他指一指路。笔者有一次就转悠了好几个小时，想出钱请人带路，问了不少人，可他们甚至连我的这个请求都不愿意听一听。 中国私塾里的所有学童，都要大声诵读课文，极大地损伤了他们的发音器官，也使外国人心烦意乱。这是“陈规旧习”，但如果有人追根问底，就会知道，那是因为假如听不到读书声，教书先生就会怀疑学童读书不专心。而那种让每个学童背对着先生背诵的奇异做法，也是为了让先生能肯定学童没有偷看先生拿在手上的书！ 并不是每一种形态的文明都主张人们有责任款待陌生人。所罗门的许多有关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在与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有了新的含义，但中国人谨慎到了一个令人难以超越的高度。一位受雇于外国人专门收集童谣的中国教书先生，有一次听到一个小男孩哼唱着一支没什么意义的儿歌，恰好这位先生以前没听到过，他便让这个小家伙再唱一遍，结果小男孩吓得赶紧跑掉了，再也找不到了。这个小男孩是中国环境的曲型产物。如果有个人发了疯，离家出走了，而他的朋友到处找他，希望听到一点他的线索，他们很清楚要找到他的踪影，可能性很小。如果他曾经在某个地方呆过，却又消失了，找他的人自然要问，你怎么着了他？这就可能带来麻烦。所以，面对陌生人的问话，人们肯定会采用的最为安全的办法，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从亲身经历中学到，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试图寻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也会碰到同样情况。有件这样的事情：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向人打听到了去他要找的那个人的村庄该怎么走。但当他到达这个村庄之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却不约而同地否认有这样一个人，还说连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众口一词的假话并非事先有意编造，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全村人同时采用此种对策，这是一种正确的本能，就像一只草原犬鼠看到陌生的东西，就会缩进洞里一样。 在所有这类事情中，从一声招呼中的细小方音区别，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大体从何而来。一个乡下人碰到别人，别人就会盘问他，他住的地方离其他许多地方有多远，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没有骗他们。同样，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是秀才的人何时“进学”，还要问他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是怎么作文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揭穿，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个地方的人，因为口音多少有点不同，会让他露出马脚的。一个陌生人不仅会发现自己难以找到某人的线索，这种做法会引起普遍怀疑，而且如同前面的例子那样，整个村子都会这样做。笔者就曾经派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就诊的中国人，能找到的没几个。有一次，终于有个病人大胆地同陌生人说话，但他只说出自己的姓，姓属于一个大家族，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和别人对他的称呼。另外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个村庄查找一个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无所知的白痴一样退避了，最后，所有线索都断了，什么都没找到！这个例子中，这位陌生人在一二英里中没能找到要找的人，感到十分困惑，其实要找的人就住在离他不到十杆①的地方。 -------- ①译注：杆（rod），度量单位，十杆约相当于零点零三英里，约合五十米。 笔者熟识的一位老人，有个十分富有的邻居，以前跟他一样，是中国一个极普通的秘密教派的成员。问起老人这位邻居的事，笔者被告知，两人的房子离得很近，一起长大，并共同度过了大约六十年光阴，却不打交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者了，不太出来。”“那你为什么不时常去看看他叙叙旧？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好了？”这个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笑了笑，摇了摇头说：“关系很好，但他有钱了，我却很穷，我要是去那儿，人家会说闲话的。人家会说，他来这儿干什么？” 中国人本能地承认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猜疑，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不愿意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客人会感到局促不安，赶紧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去，意思是：“不要怀疑我；你也看到，我没拿你的东西；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一个自尊的中国人去拜访外国人，也是这样的情形。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得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最强烈的猜疑了。曲型例子是出嫁的女儿死了。尽管如前所述，她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但她死后，如果对她的死有疑问，父母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局势了。她的自杀是一种机会，使她父母不再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忍气吞声，相反，他们可以昂首挺胸，提出实实在在的赔偿要求。如遭拒绝，两家就会打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烦人的官司，其首要动机是报复，而最终是为了保住娘家的面子。 中国有个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代表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轻轻地走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们却不会这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知道。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一致认为，暂时把事情交由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因为双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做成。如果这件事情有不少内容，有些就得写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银子市场的混乱状况，一部分原因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很有理由。中国南方甚至中国任何地方每一枚加盖印戳的银元，都证明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本性；尽管他们想做成一笔生意时是精明的，但不愿做一笔生意时，他们更精明。一个顾客，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希望天黑之后花用银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难怪城里的每个商家都不断忠告说。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钱庄汇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但这些票据绝非普遍，而且看来也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而且这样做还是挺有道理的。 中国的高利率，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见证。这种过分的榨取，主要不是钱的使用费，而是巨大风险的保险金。中国根本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帝国的资源开发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民无信不立”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期悻离这句话，以致于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利益。 -------- ①译注：语出《论语·颜渊》。 几年前，报纸上刊登了一段有关纽约华人社区情况的报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在商业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同中国人在别的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头面人物做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锁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国式铜挂锁，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箱，就必须十二个人同时到场，每人打开自己的那把。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于是，市政事务陷入了极端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占他的位置，这是因为害怕这样一种迷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让他得同样的病死去。直到一场特殊的选举之后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缺，才会有下文。这件小小的事故的确是一个窗口，愿意一看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互相猜疑、无限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制度和发明的沉默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结构，也同样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就是亚洲所特有的一个例子，中国很早就有；但当今的清室却用十分有效的办法对付了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历朝历代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不和谐的双方，比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在高层次上合作时，必然会有猜疑。而满人和汉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说明他们之间相互猜疑：“六部”中满人担任正职，汉人也许就担任副职。通过这样的互相牵制和平衡，国家机器得以维持。庞大而重要的检查机关同样证明这一点。 那些了解中国政府内部运作情况的人，他们的观点让我们确信，我们所认为的中国人社会生活中的互相猜疑这也是中国官方生活的特点。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样子。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上级官员嫉妒下级官员，因为这些对手令人惧怕。另一方面，下级官员对上级官员也少不了猜疑，因为上级官员可以随时让他调任或免职。看来有充分理由相信：上下级官员都多多少少嫉妒庞大而有力的文人阶层，而官员们又一致戒备着老百姓。后一种心境，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半政治性质的社团，因而整个帝国成了个大蜂窝。一个知县可以压制如著名的在理教①这样的社团的年度聚会，只不过因为这个社团禁止享用鸦片、酒和烟草。知县想把他们预定的宴席让给他衙门里贪婪的“虎狼”。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在理教计划反叛，证据确凿，而是因为官方早就假定他们一定会那样做。所有的秘密社团都是谋反的，这个也不例外。这种普遍的猜疑解决了全部问题，政府随时干预，抓住首领，发配或除去，这一刻的疑心解除了。 -------- ①译注：在理教，又称理教、理门、理善会、白衣道、八方道，清代白莲教的教门支派。创始人羊宰（1621—1753），山东莱州即墨人，教内奉为“羊祖”，订有《羊祖大法》（又称《理教大法》），并订有八大戒律，其中尤以不抽烟（后来包括的鸦片烟）和不喝酒为主。在理教刚创立时，有反清复明思想，后逐步变成一种以戒烟酒、办公益为主的民间宗教团体。第六代传人尹来风兴盛此教，于1765年在天津建立理教公所，从此传遍上海、北京、河北、江苏、山东、河南、安徽、江西、内蒙古及东北等地，社会底层百姓信者甚众。在理教每年有三个节日：农历三月十一、十月初三和腊月初八，但一般只庆祝腊八。腊八“摆斋”，即信徒聚餐，十分热闹。1933年成立“中华全国理教联合会”，各地相继建立分会，全国在理教公所达三千多个，成为清代及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白莲教支派。1949年之后，在理教为反动势力所利用，被政府取缔。 很明显，此处论述的互相猜疑的习性，强化了前面讨论过的保守性，因而使新事物无法得到采用。人口调查，由于政府很少为之，致使中国的老百姓对此感到陌生，甚至连这种说法都不熟悉。因此，这种人口调查总是让人心生疑窦，怀疑其别有用心。这种猜疑的真实性，可以用笔者所住邻村的一个事件来阐明。有两兄弟，其中一个听说已经下令进行人口调查，理所当然地以为这意味着强制性移民。在这种情况下，按照当地习俗，他们中有一人要留在家里看祖坟，弟弟预见到自己肯定要走了，就自杀以逃脱了长途跋涉之苦，这样就使政府的计划受了挫。 猜疑与保守的混合，使那些在美国接受教育的年轻中国人回国至今，一直在荆棘丛生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这一致命的结合，同样也阻碍了中国对铁路的必然引进。而对政府意图的猜疑，将会长期阻碍中国需要的改革。三十多年前，就曾有人向北京某位显赫的政治家指出发行银质铸币的重要性，他非常实事求是地回答说，永远都不能去设法改变这个帝国的货币：“如果尝试着那样做，老百姓马上就会认为朝廷要从中谋利，那是行不通的。” 开采矿藏也障碍重重。如果开采得当，应该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富裕的国家。地下的地龙①，地上的侵吞和猜疑，层出不穷，使得这方面任何最基本的进步都举步维艰。不管好处有多大有多明显，当人人对此猜疑皱眉之时，引进新事物便几乎不可能了。已故的倪维思博士②在芝罘为中国培植外国高级品种水果，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水果明显可以产生巨大收益，但他每做一步，就不得不与这种猜疑作斗争。换一个不够耐心、不够善良的人，早就厌恶地放弃这个计划了。一旦有了好的收成，这种状况就逐渐消失了。但是，当中国海关对养蚕种茶进行调查时，这种猜疑却是十分真切的。那些对这些事情感兴趣的人，何以相信，与以往积累的经验相反，这次调查的目的不是征税，而是促进生产，增加劳动的收益。谁听说过？谁能相信？中国人对这种计划在心里所持的态度，可以用一句古老的荷兰谚语来表达：“狐狸跳进鹅圈里时说：大家早上好。” -------- ①译注：地龙，蚯蚓的别名。 ②译注：倪维思（JOhn Liyingstone Nevius，1829—1893），美国长老会教士。1854年来华，在山东登州传教，1871年转烟台传教，直到去世，共在烟台二十二年。1877年，曾到华北协助“救济”工作。1887年在烟台向教民传授外国品种梨、苹果、葡萄和梅的栽培技术，梨和苹果的培植完全成功。著有《中国和中国人》（1869）、《着魔及类似题目》（1893）等书。其妻著有《倪维思传》，于1895年在纽约出版。 我们还是接着来谈这个话题与外国人的特殊关系。对外国人十分猜疑，时常伴随（或许主要也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认为外国人有能力轻而易举地去干最不可思议的事。如果一个外国人走到一个人们不常见到他的地方，人们会据此推断他在考察这个地方的“风水”。如果他注视着一条河流，那他一定是在探测河里有没有贵重金属。人们认为他有能力看到地下深处，看出有没有最值钱的东西可以拿走。如果他参加赈济饥荒，人们不用仔细思考，就知道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挟持一批这个地方的人去国外。正是由于对“风水”的这些看法，外国人不能上中国的城墙。而在中国的外国建筑物，其高度必须严格规范，如同帝国的边界线一般。中国看来完全缺乏自然界一致性的信念。贝德禄先生提到过四川某山区有一种说法，认为长鸦片的地方，地下就有煤。但这不单是无知的人的概念，因为彭北莱①教授宣称说北京有位高级官员告诉过他同样事情，并将不知道煤的生长速率来作为反对煤矿开采过快的理由。据说，已故政治家文祥②读了丁韪良③博士的《天道溯源》之后，有人问他有何看法，他回答说，书中科学的部分他准备接受，但“宗教部分”（其中断言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实在不敢苟同。 -------- ①译注：彭北莱（Raphael Pumpelly，1837—1923），美国地质学家。1861一1863年为日本调查资源。1865年来华，沿长江上游旅行，调查沿江各省的煤藏。继来京津，最后路经蒙古、西伯利亚到圣彼得堡。著有《1862—1865年在中国、蒙古、日本的地质调查》（1867）、《穿过美洲和亚洲》（1870）等书。1918年，他出版了两卷回忆录，其中有十三章关于中国。 ②译注：文祥（1818—1876），清末盛京（今沈阳）正红旗人。满族。瓜尔佳氏，字博川。道光进士。曾任吏部右侍郎等职。1859年（咸丰九年）任工部右侍郎。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随恭亲王奕（讠斤）留京议和。1861年克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参加棋祥政变。后又统率神机营，镇压东北王达、马傻子起义。历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奉行奕（讠斤）的政治主张，竭力推行洋务“新政”，是洋务派首领之一。 ③译注：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美国北长老会教士。1850年来华，在宁波传教。1858年任美国首任公使列卫廉的翻译，参与起草在天津与中国全权代表签订的《中美友好条约》（即《天津条约》）。1863年由宁波调往北京传教。1869年经赫德推荐，就任同文馆总教习，兼授国际公法，直到1894年，共在职二十五年。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被聘为总教习。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发生时，他避于东交民巷。后曾一度返美，旋即应张之洞聘，在武昌筹备设立大学，后因张内调而作罢。1908年，丁氏复回北京从事传教及著述。1916年12月死于北京、了氏除译惠顿氏《万国公法》为汉文外，还著有《中国人：他们的教育、哲学和文字》（1876）、《花甲忆记》（1896）、《北京被围：中国对抗全世界》（1900）、《中国知识》（1901）、《中国的觉醒》（1907）等书。此外，他还写有不少汉文宗教书籍，其中以《天道溯源》一书最为著名。 外国人来中国，这件事情完全超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目前的发展状况。看到李希霍芬骑马游历乡间，他那副毫无目的信马由缰的样子，使四川的老百姓把他想象成一场惨重战斗之后的逃命者。许多中国人，尽管过后十分了解外国人，但他们第一次见到外国人时，如果这个外国人正巧个子很高，他们都会暗自吃惊。许多中国妇女受到劝告，她们一旦主动走进外国人的房子，要人命的咒语就会起作用，让她们中魔；如果最终硬要她们进去，她们也绝对不会踩外国人的门槛，或者照外国人的镜子，因为那样做就会安全不保。 几年前，来自中国内陆省份的一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到笔者的居所来帮助一位新来的人学习汉语，由于他们那儿对外国人几乎毫无所知，因此他与外国人打交道就不免有些困难。他呆了几个星期之后，突然想到他母亲需要他去孝敬，就走了。他说好某天会回来，但再也没有出现。在我这个外国人家里的时候，这位精明的儒学家从没喝过一口仆人按时送去的茶水，也没吃一顿饭，以免麻醉药下肚。当另一位教书先生递给他一个信封，让他把自己写给母亲的平安家书放进去，并示范给他看只要用舌尖舔湿信封即可封口时，他的心情立刻紧张，转而客气地请那位教师替他封，因为他自己实在不会。 这种心理定势，使中国人对外国人印刷的中文书籍有了一种顽冥不化的看法。他们普遍坚信，书上有毒，而油墨的气味就是小说中的“蒙汗药”。人们有时还会听说，这种书谁要是读上一本，就会立刻变成外国人的奴隶。我们听说的一位小伙子的看法，与之略有不同，他在读了这样一本小册子的开头之后，就害怕地把它扔了，跑回家告诉朋友说，如果谁读了这本书并且说谎，就肯定会下地狱！有的时候，分发宗教书刊的小贩会发现，这些书送不掉，却不像某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因为人们敌视书的内容，其实书中内容既不为人所知，也没什么可在乎的，而是因为人们担心它是以赠书为肇始而进行敲诈，中国人太熟悉这种方法了。 如果一个外国人试图记下中国孩子的名字，据悉这个简单的程序显然成功地弄垮过一所即将兴办起来的学校。记名字这种不明智的做法，所引起的臆测，同样会导致一场惊慌。汉字的罗马化拼音系统，最初阶段肯定碰到过这种反对和猜疑。为什么外国人教学生写的东西家里朋友读不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解释，都不足以向一个满腹狐疑的中国老人交代清楚，因为他认为：多少辈人都认为汉字够完美了，对他的孩子也就够好了，比起不知祖先是谁的外国人的发明来，要好多了。几乎可以说，外国人提出的一切，都会遭到反对，明显的理由是，那是外国人提出来的。“柔顺固执”这个特点，会使你的中国朋友用最为客气和准确的话向你保证：你的提议十分令人赞赏，也十分荒谬。 讽刺在外国人手里是一种武器，但绝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有一位外国人，他对中国人的了解绝没有他要求的那样多，对于一个仆人的失职和过错，曾在厌恶之中用英语骂他是“骗子”。这个仆人一有机会就问一位汉语很好的夫人是什么意思，才知道这个字眼是说他的，“这致命的刺痛深深地激怒了他”。那些读过罗伯聃①先生《伊索寓言》中文译本的官员，他们的心态与这位北京仆人一样。这些官员不禁悟出这些会说话的鹅、老虎、狐狸和狮子的隐晦含义，为防患于未然，他们竟查禁了这本书。 -------- ①译注；罗伯聃（Robert Thom，1807一1846），英国领事官，生于苏格兰。1834年来华，抵广州后很快学会汉语，于1839年用“Sloth”（懒惰）为笔名，发表了一个中国故事的译文。不久，他把《伊索寓言》译成汉文。1840年进英国领事界，在厦门、舟山、镇海及广州等地任翻译。1841年10月至1842年5月任镇海民政长官，1843年10月任英国驻宁波第一任领事。编有《汉英字汇》（1842）及《汉英会话》（1846）等书。 中国人对外国人的猜疑，最为顽固的，要数发生在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和诊所里的事情了，如今这样的医院和诊所已经遍布中华大地。在广大的病人之中，的确有不少人对外国医生的好心和技术，表现出的信任既含蓄又令人感动。还有其他不少人，他们的感受我们所知甚少，除非仔细询问，才知道他们还在相信那些十分荒谬的传言，比如把人的眼睛和心脏摘取制药，外科医生具有把病人剁碎的癖好，外国人在地窖里可怕地处置中国小孩。一二年之后，这样一个医疗机构的好处广泛传扬，云开雾散，这类谣言不攻自破；但是，这些谣言还在数以万计地一次次成功地使人相信，就像八月间的霉菌繁茂地生长在温暖湿润的土地上一样。 外国与中国交往的全部历史，在中国一方是猜疑和推诿，在外国一方也无疑有不少严重失误。这段历史回想起来令人厌倦，而那些负责那种出力不讨好的谈判的人，却没有吸取这段历史教训。在中国，个人自己常常就得充当外交家，中国人应该明白该怎么办。我们下面的例子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事情是：有位外国人想在某个内地城市租一些住宅，而当地的官员却摆出各种理由来拒绝。在一次事先有安排的会见时，这个外国人一副中国装束，带着不少书写用品。初步交谈之后，这个外国人慢条斯理地打开了他的书写用品，放好纸，看看钢笔里面有没有墨水，一副专心致志的神情。那位中国官员极有兴致并十分好奇地注视着这个过程。“你在干吗？”他问道。这个外国人解释说他只是理一理书写用品——仅此而已。“书写用品！用来作什么？”“记录你的答复。”外国人回答说。这位官员赶紧向这个外国人保证说，没必要记了，可以满足你的要求！这个官员怎么能保证，那份他不可能知道内容的神秘文件，下次他会在哪里再听到？ 中国是一个谣传四起的国家，人们生性怕事。前几年，旅居新加坡的华人中，就有这样一种谣传，使苦力们坚决拒绝天黑之后去走某一条路，因为据传那条路上会有突然砍掉脑袋的危险。这个帝国也许永远不能从这种恐怖的时代里走出来，这种恐惧就像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人所感到的一样真切。无限的轻信和互相猜疑，是这些可怕谣传诞生和滋养的土壤。当这些谣传与外国人有关时，长期而又痛苦的经验表明，绝对不能轻视，而应该刚传出来就赶紧辟谣。如果当地官员能认真制止这些谣传，也就没什么大碍了。如果不加制止，任其传播，结果就会导致天津大屠杀那样的暴行。中国处处都适宜迅速传播此类谣传，几乎没有一个省份没有这样那样地传播过。为了彻底制止那种事件的爆发，极有必要抓紧时间着手于此，这如同地质学的结果一般重要。避免那种事件的最好办法，是用无可争议的实例教学，让中国人确信：外国人是中国人真诚的祝福者。这种简单的命题一旦牢固地确立下来，“四海之内皆兄弟’才会第一次成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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