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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莫言的《红蝗》（载《收获》1987年第3期），是一件十分难受的事情。这么说，也许莫言本人会窃窃高兴，因为他曾经说过，他无意去表现美的东西。从《红高粱》那里，人们就开始感觉到他那表现丑恶的强烈欲望。而到了《欢乐》以至《红蝗》，这种欲望更得到了尽情的发泄。可是，文学决不仅仅是发泄，这也许便是莫言的失策。 他变得毫无节制，毫无节制地纵容自己的某一情绪，毫无节制地让心理变态，毫无节制地滥用想象，毫无节制地表现主观的意图。 再精彩的思想或艺术感受，如果毫无节制，也会令人难以忍受。这道理大概同《红蝗》中的九老妈所嘲笑的一样：“大个的糊涂蛋！猪肉好吃，让你连吃一个月，你还吃吗？”比方说，莫言在《红蝗》开头没多久，突然虚晃一枪，大肆描写起九老爷九老妈的淤泥之战，洋洋洒洒两大页，犹不解恨。当九老妈从淤泥里拔出来，躺在草地上，还要来一段这样的描写： 从头到尾九老妈被不同层次的彩色淤泥涂满。白色淤泥涂在她的小髻和她的脖子上，这种白色淤泥主要成分大概是鸭屎；黑色淤泥涂在她的肩膀到臀部这一段，黑色淤泥的主要成分是不是十年前的水草呢？绿色淤泥涂在她的臂部到膝盖，绿色淤泥的主要成分是不是三十年前的花瓣呢？从膝弯到尖足，这是卧在草地上的九老妈最辉煌的一段，象干痴的血一样的暗红色的淤泥，厚厚地沾在九老妈的腿上，那种世上罕闻的臭气就是从这一段上发出的。 这不能说是过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了。 对于不再用过滤的眼光去对待生活和艺术的当今的读者来说，开始习惯了在文学作品中容纳丑恶的内容，他们满可以接受波特莱尔的“恶之滤”、卡夫卡笔下那变成大甲虫的人、尤内斯库的“秃头歌女”，并且从这些对丑恶的深沉开掘中获益匪浅。因此，我们挑剔莫言的《红蝗》，倒不在乎作品中对丑恶的大量描写，（当然，还有一些仍希望得到纯粹美的读者或评论家会这样来指责的）而是要强调表现丑同表现美一样，同样需要一种严肃认真的写作态度，也同样需要依循一些最起码、最基本的艺术规范，并非摆脱了美的拘谨约束，进入丑的王国，就可以漫不经心，随意敷衍。尽管莫言的《红蝗》不能轻率地断定为是随意敷衍出来的，但整篇作品的确显得庞杂，任意性太大，缺少一种内在逻辑。就象上面提到的“淤泥之战”吧，作者先是絮絮叨叨地讲述“我”在马路上疾走所遇到的事情，仿佛要讲述一个女人为什么要打“我”两个耳光。可是写到“我”要扔碎砖头时，却由“我曾经干过两次投石的事”突然引出一场“淤泥之战”，如此随意地把两件毫不相关的事情组合在一起，顶多只会使读者获得一种受骗的感觉。 出于对历来被尊为正宗的纯粹美的反叛，莫言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情感倾注在丑的上面，这一举动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尽管近年来已有不少作家采取类似的举动，冲破美的樊篱，把丑纳入艺术视野，然而恐怕都还比不上莫言那么大胆，那么彻底，以至那么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此，我们固然十分钦佩。不过，在步入审丑领域的同时，还应迈出更为重要的第二步，这就是：怎样去表现丑。作为读者，随意猜度作者的创作意图，似乎意义不大，但由于阅读活动的介入，使我们不能不从《红蝗》的文章中，感受到叙述者的一种强烈的夸张，一种漫无边际的敷衍，一种极端的缺少节制。 表面上看去，极端地丑化是对过去那种极端地美化的彻底否定，而实际上，这两者又是殊途同归，带有相同的毛病，这或许是作者始料不及的吧。 毛病之一便是堆砌。过去那些极端美化的作品常常是把美的词藻、美的意向无休止地堆砌。这大概是人类的天性，那些刚刚启蒙的小学生，就热衷于把自认为最动听的形容词一古脑地塞进作文本里，因而常常得到老师一句“堆砌词藻”的评语。至于曾经辉煌一时的“三突出”原则，恐怕也应算作这种天性的登峰造极的发挥吧。莫言的《红蝗》也是一种堆砌，不过不是美的堆砌，而是丑的堆砌。他恨不得把所有被人们认为是丑的东西在这里都写到，诸如屎尿、尸体、污垢、伤口、死亡等。当然，这些内容构成了《红蝗》的基调，通过对丑的强调，能够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心理效应，但是，如果毫无节制地堆砌，就只会适得其反，使读者麻木。因此，有些本来也许有意义的情节或意象就变得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比如几个企图糟踏四老妈的兵被锔锅匠打死的情节，就被关于撒尿的描写冲得不伦不类了：“那个兵嗓子里哼了一声就把头扎到毛驴背上，如果四老妈要撒尿恰好泚着他的脸，温柔的、碱性丰富的尿液恰好冲洗掉他满脸的黑血和白脑浆，冲涮净他那颗金牙上的红血丝。……他就一头栽到驴肚皮下去了。假如这不是匹母驴而是匹公驴，假如公驴正好撒尿，那么粘稠的、泡沫丰富的驴尿恰好冲激着他痉直的脖颈，这样冲激能起到热敷和按摩的作用，你偏偏逢着一匹母驴，你这个倒霉蛋！”把人的温柔的尿液和驴的粘稠的尿液一古脑地堆砌在这里，除了让人拼命记起厕所里的骚味以外，还能有什么作用呢？这样说当然过于偏激，但这种毫无节制的堆砌对原有的情节所产生的意义的破坏则是毋庸置疑的了。同样，性的内容本来会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沉，象四老妈骑驴仙化的描写，四老爷与红衣小媳妇的恋情、锔锅匠的遭遇等，假如有所节制的话，一定会更加光彩，但现在被性的堆砌所破坏了。从黑纱裙女人屁股上的鲜红的裤衩，到小男孩用铅笔刀把生殖器割得鲜血淋漓；从说花朵散布着漂亮女人才具有的肉欲的香气，到发出关于城市里只有两个女人没有情夫的议论，便使性行为变成了堆砌在作品中的无聊的笑料而已。 毛病之二便是做作。尽管这两个字比较刺眼，但一个作者假如对自己的情绪毫无节制的话，则难免要坠入到这个陷阱里去。从文学艺术的发展来看，现代审美意识主要是针对文学艺术中越来越严重的美饰、虚假的风气而重视起对丑的表现，因此，丑的加入，往往使作品增加了真实的力量。如同罗丹的著名雕塑《欧米哀尔》一样，这尊丑陋不堪的老妓女的雕像在卢森堡宫展出时，许多女性观众因感到不堪入目而掩面而过，因为她们看惯了通过艺术家精心修饰而充满了曲线、圆润而富有弹性的裸女雕像，一旦罗丹将她们干瘪的乳房、松垮的腹部真实地展示出来，她们的心便不能不感到颤栗和恐怖？罗丹的这件作品显然是对当时矫揉造作、因袭模仿的官方艺术的大胆反叛。罗丹对丑的态度给二十世纪初带来一线现代审美观的曙光。我们还记得他的格言：“永勿矫揉做作，哗众取宠；要简单，率真！”因此，如果作者笔下的丑显出做作的姿态的话，也就失去了卫本身的震撼力。 《红蝗》的做作表现在作者过分地强调某一点，显出故意为之。例如描写大便吧。作品中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描写大便，以不同的方式赞美大便。作品中常常发出这样的议论：“我们的大便象贴着商标的香蕉一样美丽为什么不能歌颂，我们大便时往往联想到爱情的最高形式、甚至升华成一种宗教仪式为什么不能歌颂？”这种议论太多，便好象暗示人们去想起一位伟人的一段关于大便不能入艺术的话，好象要标榜自己敢于离经叛道，无视权威的大无畏精神。人们也许会得到这种暗示，但也因此而觉出这是一种做作。莫言的想象丰富、奇特，思路异乎寻常地敏捷，跳跃性很大，这使得他的小说纵横恣肆如天马行空。然而有时他不大珍惜自己的这一长处，象《红蝗》就显得泛滥成灾了。特别是在情节的自然发展进程中，突然插进一些跳跃性的意象，表达某一与主题并无内在关联的思想，这种泛滥更为明显。诸如莫言是不是疯了的故意造成胡言乱语的随写，诸如编造一段毛主席关于神仙的话，诸如知识渊博的女学者说你们村的抗蝗斗争就是抗日战争的缩影，都使人觉得是一种欲速欲扬的发泄，这种发泄固然酣畅，但同时却陷入了做作的囹圄。 小说结尾有一段话：“总有一天，我要编导一部真正的戏剧，在这部剧里，梦幻与现实、科学与童话、上帝与魔鬼，爱情与卖淫、高贵与卑贱、美女与大便、过去与现在、金奖牌与避孕套……互相搀和、紧密团结、环环相连，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作品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位女戏剧家的庄严誓词。我们勿宁把这看成是作者构思《红蝗》的宏大主题。尽管这一主题的确含有丰富的内涵，从作品的构思也能看出作者在尽量实现这一意图。但遗憾的是，由于作者的毫无节制而破坏了这一主题的实现。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所谓节制，实际上就是指艺术描写中的分寸感，意味着作者对“度”的把握，尽管目前还很难用科学的语言对所谓“分寸感”和“度”作出严格的定性、定量分析，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文学作品总是要通过读者的阅读，也就是说要在和读者的交流中才能产生意义，因此，作为作品的创造者，就无法摆脱所谓“大众语言”而一味地去精心构建自己的“私人语言”，奥地利语言分析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对此曾有过精辟的分析，这或许是我们从《红蝗》的毫无节制中获得的一点重要启示，即尊重读者！尊重“大众语言”！ （原载《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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