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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我认识了曾医生，虽然还不曾知道他的名字。 那是因为几天前由北平来了个穷友，一个危险人物，危险到什么人都不敢惹，没饭吃没衣穿，也没屋子住。 在革命成功以后，忽然发现这位十年不见的老友，竟还活着，我是多么高兴啊！我想在僻处赁间小房好使他安身，也想以九牛二虎之力随时接济他一点生活费。我替他找了两天的房子，在一天傍晚，找着了一个挂眼科牌子的医生家的一间后楼，即刻就叫我那朋友搬进去。当时，我虽然是和那医生讲的房价，又交给他房钱，又向他担保我那朋友是十分靠得住的，但在暮色中，匆忙的我实在没有暇豫的心情去注意他，我不过记住了他的前门两边的白墙上写着，“照原眼科”，也仿佛记着这医生是姓曾而已。 翌日，我那朋友走来和我谈天。 “昨晚那个房东走到我房里向我借一块钱买米，吓吓吓！我说：‘我也是靠朋友维持，实在穷得很，如果有，块把钱是不算一回事的。’他不知道要怎样才好，空了好久，他说：‘你那个朋友倒是个好人噢！’末后，他又说：‘今晚我难过得很，夏先生，我们到小酒馆子里去喝两杯酒吧！’我说：‘不必吧，我不会喝酒。’他说：‘我们喝米酒，不伤人的，十四个铜子一斤。’我一个人也很无聊，好，我就同他去了，在街尾上一个小酒馆里，他要了两斤酒，又买了三个子一包的黄豆，于是两个人喝起来。他讲他的近况，讲他的历史，他说他是瑞征的学生，瑞征是前清两湖总督，吓吓吓！这个人谈起话来很有味。” “噢，刚认识就向你借钱，这样的冒昧——哼，总是穷得没有办法喏：——借不着钱倒还请你喝酒，在这一点上我觉着这个人倒是真有点味——现在这块钱不知道有了没。如果我有一块钱，我可以送给他的——明天晚上我们请他喝两杯酒好吗？仍然在那个酒馆里。” “好，好，明晚我在家等你就是。” 第二天，我到曾医生家里去，我在微光中找来找去，不知如何始终找不着“照原眼科”几个字，我很骇异，但是看见前门的墙壁两边有白粉的一幢房，“大概这就是的吧！”我想不管一切，我就走进去。不消说，我是怀着“连一块钱都得向生朋友告贷，贫穷到这样子！”的心情去的，但进门一观察，也不怎样使我失望。那客堂间也点着洋灯，灯下也有两个老妈子似的顾客请他看眼睛，靠窗也陈设一张只开了两道裂缝的桌，东边墙下也摆着小圆台，台上也搁着好几瓶药水，台边还有两个一只脚都不短的藤椅，点缀在壁上的暗黄的字画虽然都往下卷起来，也还勉强粘得住。至于他本人，也戴着遮阳帽，颈上虽没有领带之类的东西，身上却穿着呢大衣，旧靴子上也盖着呢布，一见还知道他是穿穿西装裤的，他手中拿着揩眼睛的棉花，一见有人推门，就脸色苍白起来，知道是我，才浮出微笑，轻着脚步走近我，低声的温和的说： “夏先生在家。” 我微笑着颠颠头。便往前面走，眼睛从板壁缝里看进那后房，看得出那里面有木板搭成的床，床上坐着一个老太婆，也还有一座旧藤床，床边有个三脚椅，除此以外还有许多数不清的家具，总之，决计没有一件是应该丢到垃圾桶去的。上楼时，我循环的默诵着：“难道真一块钱没有吗？——这江湖医生——这骗子。” 在后楼，我不耐久坐，我们就下楼，走过客堂间时，老夏指着我对那医生说： “曾先生。我们又到那个老馆子里去喝酒吧！这位黄先生他请你喝酒。” “不敢当，不敢当！”他像没骨头似的连忙鞠着躬，还不停的欢笑：“好的，好的，我马上就来，请先走一步。”他送我们到门口，口里叽咕着“好的，好的！” 我们走到街的尽头，那里不大有人走，老夏站住一望，退回好几十步，才发现那酒馆。不过他虽指示给我了，我还是不能一目就了然，因为那酒馆不仅小，而且很模糊，里面两个桌，全用灰尘装饰着。铺台上是两盆不大令人垂涎的发芽豆，和一只不知那天杀的干瘪了的鸡，还是整个的，柜台里竖着四个大酒坛，不，其中有一个是不大看得见人的老太婆就是掌柜的，旁边还有一个鼻眼不分明的半大孩子。她们没有招呼我们，我们也就不客气，从外面桌旁的车夫身边挤进去，占了里面正中的优座。 那孩子终于走拢来问我们要什么，我就要了两斤酒。一面计算着：“十四个子一斤，二四如八，一二如二，来八个子的花生米。身上的四毫钱够开消的。再来点……”再来点什么呢？我的眼光到处一寻找。那真不能使我一下就决定。老夏说：“等曾先生来了再说吧。”好，我们就坐着等。我听见那孩子凑近老太婆叽咕着：“他们是曾先生的朋友。”于是，我向老夏：“他们怎么知道曾先生的；”老夏说：“曾先生是股东，这个店他有五块钱的股。” 不久，曾先生笑嘻嘻的擦着手走进来了。三人就了座，我叫孩子拿酒来，又叫他买了八个子花生米。又叫他设计来了一盆白菜炒肉丝。曾先生又擅自在柜台上弄了一碟发芽豆，又弄了一碟海蜇皮。于是我们交谈着痛饮起来。 “在夏先生那里听说先生差了一块米钱，心里很过意不去，现在可有了？” “不要紧，已经赊了一块钱的米，那米店还放心我，我答应明天还他。”曾先生自得的说：“那晚不是有五块房钱吗？因为欠了人家的，人家知道，马上就要去了，唉，没有饭吃，肚子里很难过——我们喝酒吧！”他筛了酒，举起杯来喝。 “哈哈，你说话真有趣！没有饭吃不仅是肚子难过，那简直是要命的事啊！”我说。 “喝酒吧，喝酒吧！”曾先生又举起杯来：“不要紧的我有鸿运酒楼的一张五十块钱的股票，这酒店生意很好。我托朋友押三十块钱；明天晚上可以成功。我还了二十，加了五块利钱，还有五块好多，这是借的印子钱，每月六分的利息。”他又喝了一大口酒，拣了一颗发芽豆。 我们没有说什么，我只全神倾注他的举动。他筛了酒，搔了两下头，把肩耸起来，搓着手低声的苦笑着说： “没有办法。我们喝酒吧！——喝酒真是好事情，夏先生没有钱，我也没有钱，我们是好朋友——这地方真好，我们要常常来的！”他说着，回头望望后面的老太婆：“这老板是好人，很可怜的！——她常常到我那里看眼睛，我不要她的钱。她钱不够，我就入了五块钱的股。所以，我在这里很随便的，常常来！” “酒倒是少喝的好，曾先生，我看你的神经刺激得太厉害了，说话也没有条理。——你何不好好生生把你的行业振兴一下，把生活维持下去？”我说。 “不行！”他摇着头说：“我倒霉，连这个都没有！”他用手摸着披散的领子两端的窟窿，“不知那一天掉了，我上了一个螺丝，梗在颈子上把肉都刺破了。现在螺丝又俏皮，逃了！”他笑了又喝了几口酒，忽然把脚举起来：“你看，我这个皮鞋，底穿了，前面开了口，走起来，他冒烟。” 我们不禁笑起来。 “你每天也有多少收入喽？”我问。 “没有一定，两毛，四毛，有时还倒贴。穷人多啊！一块钱看一回的。一个同难得有几次。” “像你这样是不行的。你越是那幅倒霉的样子，人家越瞧你不起。上海这鬼世界是全靠外样子，不怕你本事怎样好。”我愤愤地说。 他只温和的笑。 “是呀，你看姚佐顿花柳病医生，从前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哼，现在，爱多亚路口上半天云里挂着他的招牌，到处张贴了他的广告，随便什么人，只要见了这广告，他不要知道底细就会‘啊，这是个著名的医生！’如是，个个上他那里去，三百五百送给他，花了钱诊不好病，也还是去找他。为的是他的声名大。于今他发财了。曾先生，像你，据前楼的人说，你的手术很不坏，你只要好好的把诊所布置得像个样，把身上弄整齐点，在门口挂个招牌，在弄堂口还挂个更大的，也定一个章程，门诊几何，出诊几何，架子一挺，人家自然不会小看你，像你这样两毛四毛，有时还送诊，有时还……那是……”老夏也说了一大篇。 他只顾喝酒，起首连忙替我们筛，后来就只筛自己的，一定要等干了杯才说话。 “这是没有办法的！”他摇头坚决的说：“他们都是穷人末！顶多只能收点药钱，总而言之，是阔人就没一个肯上我的门的。我会看像，我会外科，有些人我知道是流氓，绑票匪，我常常白给他们治伤。他们呢，诊好了，去啦，还用片子介绍别人来，也是不给钱的。我有什么办法呢？——你们以为我是好人吗？其实我也很坏的，是穷人，到我这里来，他们都是别处诊不好的，他们没有钱谁给他诊，是这种人，我是欢喜给好药，一次二次就好了，阔人就不同了，一次诊得好的，我给他分做几次诊，多弄他几个钱，其实我是很坏的。” “你这样待人家，人家把你当呆子，像你这样的人，是不能存在的。我劝你以后还是把牌子挂出来，好好的干一下，免得受苦！”我说。 他还是温和的笑，连连把酒往口里送，酒完了，又再叫两斤。 “是的，牌子原先挂的，在弄堂外头，因为警察要捐钱，才取下来的。” “哈哈，假使人家说你不该吃饭，你就把自己的颈子割了吗？这是太笑话了！”我说。 他也笑，已经很醉了，话便滔滔不绝。 “原先我生意很好，每月赚二百多块，那不是现在这个地方，这是去年搬来的。我赚了钱就把门面扩充起来，我没有老婆，订是订的，因为她要八百块钱办嫁妆，我没有，她就另外嫁人了。我把老娘由乡下接来住，请了两个听差，有一个不能做事。这听差原先有田在乡下，给人家骗了，很可怜，我就把他带到这里来，他是个呆子——那时候，我的日子很好过，门诊是一块二，没有钱的就减半，看人说话。不料去年革命，我的诊所烧得干干净净，好，没有想到这个革命把我打倒了。搬到这里之后，起首还敷衍得过去，凑巧，闸北办市政，一条马路修上大半年，交通断绝了，简直没有人上门。好，这个市政又把我打倒了。光修马路还不打紧，三四月间落起黄霉雨来，你想谁肯爬过烂泥堆里走过丈多深的水沟到我这里来呢？这里又这样偏僻！好，这个黄霉雨又把我打倒了。房钱欠七个月，生意没有，我吃的是身上的衣服，是老娘的皮袍子，是木器。有一次听差的走了，后门口扒手进来把老娘的棉衣也偷了！——是的，我牌子是有的，弄堂外有块大的，前门的壁上写着‘照原眼科’四个大字，但是我给不起捐钱，警察天天来要，起首我就把外面的牌子取下了。昨天他又来了。我就把墙上的字也粉了，省得他来麻烦。可是牌子一取消，就简直更没有瞎子能找得着我了。好，这个警察捐又把我打倒了。这就可以太平了吧，但是那个印子钱逼得很紧，所以——我近来不快乐，睡不了觉，头痛，有了钱就喝酒。我想把牌子挂在这酒店的楼上，夏先生噢，我们两个无论如何在一起。这地方真好，慢慢的我们会发达起来的！——不过，现在，唉！——我还有两个好朋友，都死了。我晚上眼睛一闭，就看见他们两个。唉，好人。——阔朋友我也有的，那是姓何的，从前和我很好。如今有几十万，白克路有洋房。上次我买点东西去送他，他不见，他怕是绑票的。——是的，我是要饭的，你们看这幅样子，——我常常半夜里……”他说到此地，眼睛朝天，两手合拱着：“爬起来，打开眼睛，是的，我是晚上才喜欢打开眼睛。因为我不愿看不见什么，我对天说：天啦，你把我的寿命减少二十年吧，切莫再使我是这样子啊。” 他不再笑了，两手撑着头，慢慢的伏在桌子上。我们全都沉默着，忽然他又抬起头来说： “这地方真好，我们每晚都要来的噢，夏先生！” “不来了，明晚我请你到鸿运楼吧！”我说。 很晚了，曾先生还要酒，我们不承认，我叫孩子来算帐，曾先生就立起来用手一挥，好象这应该归他出，我也就不客气，给了二百四小帐就往外走。我回头向柜台一看，看见那孩子仿佛用蝌蚪文在簿子上写着： “曾先生欠……” 走到街上，我拒绝他送我，他说：“不要紧的，我们通晚不睡觉不要紧的，睡觉是受罪，在外面走走很快乐啊！”到了我自己的弄堂口，我和他告别。我在十二步之外还听见他的声音：“夏先生，我们再到那酒馆里去坐坐吧！”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曾医生了。 第二晚，我原打算请他到鸿运楼去的，不知怎样我忽然变了计，只随便买点干牛肉之类的下酒菜请他到家里喝。他起首不肯去，后来虽是去了，但是不再多说话，只低着头在房里徘徊。我问他： “股票押了吗？” “没有，要明天听回信。” “今天有生意吗？” “有的，一块假洋钱。”他掏出那洋钱来后，笑着说：“铅的，分量轻，放在手里就知道。” “上海人真坏，看病的钱也给假的！——那末，你不能叫他换吗？”我老婆不平的说。 “马马虎虎，那个人送我假洋钱当然也是没有钱喽！” “是没有钱就送诊也可以的，给假洋钱你不妨责备他的！”老夏很反对他的态度。在我家里，酒也喝得不少，但他不多说话，话里也没有惊人的句子。不过我们都觉着他的神经的确纷乱了，每句话是牛头对马嘴的，因为我知道他昨晚送我回家后又在酒馆里去喝了一顿，又因为被窝放在别处去了，只伏在椅子上看书，度过这寒宵。他呢，也知道自己这次是一个不小的失败，所以不高兴多说话。不过，他也不十分沮丧，他还有无穷的希望呢，他有一张五十块钱的股票，明天那张股票总会押了的！ 第二天晚上，天下着毛毛雨，我走到他那里，我看见那替他押股票的人说，事情又变了卦，要过一个礼拜听回信。总之，这是推脱的话，这股票肯有人要，五十元只押三十元，六分息也没有人要，而且那印子钱别人不肯再放了，非马上收回不可的。我很替这医生不平： “二三十块钱的事有这样难吗？又不是凭空讨人家的，曾先生，你给股票我，我明天去试试。” “好，谢谢！”他将股票给我，深深的一揖。 天还是下着毛毛雨，很冷，我一早搭车到江湾，想找几个朋友，因为那些朋友起码赚二三百元一月，又没家眷，就是一人力量不够，几个人总可以凑足的，如果不放心，就由我负责，然而结果是： “我也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如果囗囗在这里，那就没有问题啦！” 我回到曾医生家，走进他的寝室，把这消息告诉他，把股票退给他，答应再想法，可是他睡在床上起不来，因为房里有个姑娘，我听他说过有个朋友介绍一个女人给他，他曾因为自己没有钱，关照那姑娘别再上他那儿去的，现在她又来了。 “姑娘，请你出去一下。”他说着，那姑娘就走了。 于是他抬起身来，掀开盖在身上的唯一的外套，把那件窟窿累累的绒绳褂扯得很周正。披上外套，伸出穿着无底袜的脚来，费了许多工夫，才穿好靴，因为不如是，那袜是不容易就范的，此外我还发现他腿上失去了那条西装裤。 我们同在客堂里坐，他还是笑，鞠着躬说：“对不起你，这样的雨天，害得你跑江湾！”我和他谈了很久，我没有坐，因为他的藤椅也不见了，圆台边只剩了那原先摆在后房的三脚椅。 我回家了，下午又向另一个有钱的朋友打主意，更不成，他说他并不干这样的生意。我只好回曾医生一个信，就再没有到他那儿去了，老实话，我不敢再见他。 过几天，老夏又来了，我问及这医生，他说： “近来他再不喝酒了，脸也肿了。山东人天天来吵，要那笔钱，很凶的。这两天他没有在家，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大概是害怕这山东人吧。” 我不敢再问了，我只尽量的沉思：为什么不藏在黑暗的破屋里，却走到外面去呢？怀着忧伤，到荒野徘徊去了吗？到山顶怆地呼天，向北风求助去了吗？到黄浦江边痛饮去了吗？他欢喜孤独，连好友老夏也不要了吗？连…… “这个人很可怜。老黄，你是欢喜把自己妻子儿子都上小说的，也把他上一上小说吧。哈哈！” “但是——唉，在这年头，这玩意早已不时髦了，这事情，太平淡了，上了小说不会有人看的。” 我禁抑着奔放的热情坚决的这样回答。 一九二八，一二，二五，于上海 （选自短篇小说集《平淡的事》，1929年5月，上海大东书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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