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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前，有一个学生来问我，要写小说该看什么书。当时我叫他放一眼去看人家的小说，以明白小说是一种怎样的文体，但这决不是习字时所临的碑帖，千万不能摹写，所以同时还得放另一眼去观察社会，把社会上种种现象的代表的片段截取下来，加以组织，这才是练习做小说的人所当首先注意的。 不久这学生到开明书店去买了一本《茅盾短篇小说集》，朝夕揣摩，因为茅盾有一篇《春蚕》，他就做了一篇《秋收》，茅盾有一篇《当铺前》，他就写了一篇《小押店》，拿来给我看。他并且告诉我，开明书店门前竖起了一块《茅盾短篇集》的广告牌，写着这本短篇集是“创作的典范”，所以他去买来研究的。 当下我对他说，创作是从来没有什么“典范”的，茅盾先生的短篇虽然写得好，但他自己决不肯承认是可以做文学青年揣摩用的“典范”的。一个文学青年，倘然要写出他自己的作品来，即使对于茅盾先生那样的小说，也只能放一眼去看它，知道茅盾是以何种方法来处理他的题材的，而真正的“典范”还得向社会上去寻求。否则，徒然捧了一本《茅盾短篇集》，奉为“典范”，依样画葫芦的来那么几篇，即使写得好，写得活像茅盾，也还不过是一种好的摹仿品，而不是“创作”。 “创作”与“典范”是死冤家。如要“创作”，决无“典范”，如有“典范”，则决非“创作”。 因此，我又连带的想到近来一些出版教科书迷了心的书贾，往往喜欢把文艺书当作教科书用。一本纯文艺书的广告，大多是“已有某某等学校采作教本”，或“可为学生补充读物”，或“已有多篇被采选入某某教科书”之类，这种思想，正与开明书店把《茅盾短篇集》称之为“创作的典范”这思想一样。一方面是想把文艺书教本化，好多卖几本，多赚几个钱，一方面也自以为可以抬高这文艺书的价值。——而这一点却连大多数的作家都犯了同样的误解，以自己的作品被选用为教科书或补充读物为荣幸。 文艺的目的与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好的文艺作品未必便也是好的教本。福劳贝尔的《鲍华荔夫人》是一部文艺杰作，但如果作为中学教本，却不配了；狄根司的许多作品，有很好的伦理教育意味；而且又极少猥亵的地方，但是欧美学校里所采用的还是删净本（expurgatededition）。郁达夫先生的早期作品，如《沉沦》，《秋河》之类，当作学校语体文教本是很不适宜的，但这无损于它的崇高的艺术价值。反之，茅盾先生的短篇，原来很有艺术的价值，社会的价值，现在却只称之为“创作的典范”，似乎只承认它有碑帖的价值，教育的价值了，我想，这恐怕不见得是推崇了茅盾先生，反而是贬薄了他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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