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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抗战以后，许多新文学作者都感到他们的文章不够下乡，不够入伍，于是乎“此路不通”，便纷纷“碰鼻头转弯”。这个弯儿，一转便转到一条老路上去，叫做：“利用旧形式”。 所谓旧形式者，是些什么东西呢？这里边包含着三字经，千字文，平戏脚本，弹词开篇，章回体小说，大鼓书词，五更调，四季相思之类的俗文学。当然，对于一般民众和士兵，一出套袭“失街亭”的“枪毙李服膺”平剧比一个独幕新话剧更易于接受，一篇抗战大鼓或弹词比一篇抗战新诗更易于接受，一篇“精忠说岳全传”式的小说比一篇“柏林之围”或“爱国童子”之类的都德式的小说更易于接受。所有的新文学家，在平时，只会得写作他们的小说，诗歌，戏剧，杂文，这些东西，出于意外地，一到了服务于抗战的时候，全失去了作用。文学家之爱国抗敌，不敢后人，然而他们所有者只是一枝笔，他们所能者只是以写文章尽其宣传之责。然而写出来的文章竟尽不了宣传之责，这当然是一个大悲哀。于是抗战后的新文学家分走了三条路：一、搁笔不做文章，从别的方面去作抗战工作。二、改行做战地通讯，完全变成一个新闻记者。三、即刻放弃新文学之路而迁就俗文学，写那些弹词，大鼓，五更调之类的能够被民众和士兵所接受的东西。 走这第三条路的文学同志们的勇气也许是可以佩服的，他们所写的这些充满了新内容的旧式俗文学的宣传效力也许是相当大的，但在这里，我想提出的一个警告，乃是：“不要把这现象认为是新文学大众化的一条康庄大道！” 文学到底应该不应该大众化，能不能大众化，这些问题让我们暂时保留起来，因为“大众”这一个名词似乎还没有明确的限界。但若果真要做文学大众化的运动，我以为只有两种办法：一是提高“大众”的文学趣味，二是从新文学本身中去寻求能接近“大众”的方法。这两种办法，都是要“大众”抛弃了旧文学。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是要“大众”抛弃了旧形式的俗文学而接受一种新形式的俗文学。新酒虽然可以装在旧瓶子里，但若是酒好，则定做一种新瓶子来装似乎更妥当些。 我们谈了近二十年的新文学，随时有人喊出大众化的口号，但始终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途径。以至于在这戎马倥偬的抗战时期，不得不对旧式的俗文学表示了投降。这实在是新文学的没落，而不是它的进步。我希望目下在从事写作这些抗战大鼓，抗战小调的新文学同志各人都能意识到他是在为抗战而牺牲，并不是在为文学而奋斗。 一九四○年八月二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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