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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启无先生有一篇记王谑庵的文字，大是精妙。若与周作人先生的《文饭小品》一文参读，对于王谑庵那个人及其文，多少可以有相当的认识了。前几天读江阴余武祥的《粟香随笔》，有两则关于王谑庵的云： 《击筑余音》明末王筑夫撰，其开首绝句云：“谱得新词叹古今，悲歌击筑动余音，莫嫌变征声凄咽，要识孤臣一片心。”结尾亦有句云：“世事浮云变古今，当筵慷慨奏商音，宫槐叶落秋风起，凝碧池头赋此心。”作歌后遂不食而死。 王筑夫，名思任，字季重，山阴人。万历乙未进士，出为兴平、当涂、青浦三县。监国守越，起为正詹礼部右侍郎。事已不可为，自号“采薇子”，架一庐曰“孤竹庵”，不食七日而死。性疏放，好谑浪，尝制《弈律》，避兵犹负一棋局以往。诗才情烂漫，入鬼入魔，有句云： “地懒无文草，天愚多暗云。”其险怪多类此。 这两条记录得奇怪。《击筑余音》一向传为归玄恭或熊开元所著，两诗亦具在，从来没有“王筑夫撰”之说。又王思任另外有一个“王筑夫”的名字，亦不见其他书志，不知金氏何所依据也。意或熊开元曾号檗庵，金氏遂误为谑庵乎？ 王谑庵让马士英书，义正辞严，当士气沦亡的时候，有此一棒喝，真足为我越中文人张目。周作人先生据张岱所著传引转录，似亦未为全豹。清王元勋程化騄辑《明贤尺牍》则载其全文，兹抄于此： 阁下文采风流，才情义侠，职素钦慕，当国破众疑之际，爱立今上，以定时局，以为古之郭汾阳，今之于少保也。然而一立之后，阁下气骄腹满，政本自由，兵权独握；从不讲战守之事，而只知贪黩之谋；酒色逢君，门墙固党；以致人心解体，士气不扬；叛兵至则束手无策，强敌来而先期以走；致令乘舆播迁，社稷邱墟，阁下谋国至此，即喙长三尺，亦何以自解也？以职上计，莫若明水一盂，自刎以谢天下，则忠愤节义之士，尚尔相亮无佗，若但求全首领，亦当立解枢权，授之才能清正大臣，以召英雄豪杰，呼号惕厉，犹当幸望中兴。如或消摇湖上，潦倒烟雾，仍效贾似道之故辙，千古笑齿，已经冷绝。再不然，如伯嚭渡江，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也，职当先赴胥涛，乞素车白马，以拒阁下。上干洪怒，死不赎辜，阁下以国法处之，则当束身以候缇骑；以私法处之，则当引领以待锄霓。 李莼客题王季重山水画迹诗云：“画江一檄足锄奸，孤竹庵空鹤不还，一样首阳干净土，蕺山终胜采薇山。”读此一札，真觉得谑庵之谑，直是忧国之士之以谑自隐于世者，然而终于不能不绝食而死，则谑庵仍有其不谑之处，亦是昭然若揭了。但是这乃是一个有气节的文人的本分，而不是什么独特的行为，张岱著王思任传，不及其死事，周作人先生谓“张宗子或尤取其谑虐钱癖二事，以为比死更可贵，故不入之立德而列于立言，未可知也。”我以为这意见是不错的。 王谑庵有二女，皆能诗词，长静淑，字玉隐，号隐禅子，嫁孝廉陈树襄，早寡，著《清凉集》，《青藤书屋集》；次女端淑，字玉映，嫁永平司李丁睿子，著《玉映堂集》。《国朝闺秀香咳集》录静淑诗两首，端淑诗一首，又《众香词》录静淑词三阕，端淑词八阕，均极隽雅。钱谦益有赠王大家映然子十截句，其一云：“季重才名噪若耶，缥囊有女嗣芳华，汉家欲采《东征赋》，彤管先应号大家。”可见两姊妹的文才，亦颇足以继谑庵也。 一九三五年 毗陵庄莲佩《盘珠词》，昔曾在国学扶轮社出版之《香艳丛书》中得之，词一卷，即名《盘珠词》，共八十八阕，无诗。后读金武祥《粟香随笔》，因知如皋冒氏有诗词汇刻本，并由金氏补入佚诗及断句，并附以金武祥祖捧阎《守一斋笔记》之关于庄莲佩者一条。但去年我在上海来青阁书庄买得冒氏刊本《秋水轩集》，缪荃孙旧藏本，计古今体诗五十七首，诗余八十八阕。无金氏补辑之佚词及断句，亦无《守一斋笔记》，且并序跋亦无之。很失望，后得光绪初盛宣怀刻本，即所谓思补楼聚珍本，诗词并刊，与冒氏刊本校，字句略有出入，但诗亦只五十七首，词亦只八十八阕。惟有一盛宣怀跋文，云： 庄莲佩名盘珠，阳湖庄有钧女，同邑孝廉吴轼妻，颖慧好读书，幼从兄芬佩学诗，出笔凄丽，词尤幽怨，入漱玉之室，毗陵女史能乐府者，莫之先也。嘉庆间，病绝复苏，谓家人曰：“顷见神女数辈，迎侍天后，无苦也。 卒年二十有五，吴德旋《初月楼稿》、李兆洛《旧言集》 俱有传。阳湖盛宣怀识。 最近又购得光绪乙未可月楼刊本《秋水轩词》一卷、补遗一卷。有跋语云： 吾郡庄莲佩女史《秋水轩词》哀感独绝，脍炙人口，惜抄录流传，不免讹脱，道光中费氏刊本仅止二十八阕，光绪初，思补楼聚珍本诗词并刻，而词得八十八阕，亦未能悉为校正。兹以诸家所藏钞本参校盛氏本，改其讹涣，补其缺逸，付诸手民，以广其传焉。光绪乙未闰端午，无闷居士跋。 无闷居士不知何许人，但可知必亦是毗陵人。我们从这一节跋语中，可知《秋水轩词》的最早刻本当为道光中的费氏刻本。可月楼刊《秋水轩词》卷首仍转刻费氏原序，署名费瑄，其辞曰：《秋水轩词》，吾师吴承之夫子德配庄孺人著也……犹忆癸未岁，瑄负笈从夫子游，手录孺人小词一帙授瑄，越今几二十年矣。”可知吴轼字承之，费瑄乃其门人。费氏所刻只其师手录之词二十八阕也。 可月楼刊本《秋水轩词》一卷，亦八十八阕，附补遗一卷，凡词十一阕。庄莲佩词似乎当以此本为最完备了。 关于庄氏的生平，《初月楼稿》及《旧言集》中的传，我都未曾见到，但《守一斋笔记》却在《粟香室丛书》中找到了。兹一并抄录于此： 吾常才媛颇有，而以庄莲佩为最。佩名盘珠，庄友钧上舍之女，余姊丈蒋南庄刺史之外孙女也。幼娟好颖慧，父母钟爱之。女红外，好读书。友钧故善说诗，莲佩听之不倦，每谓父曰：“愿闻正风，不愿闻变风。”友钧授以汉唐诸家诗，讽咏终日，遂耽吟咏。稍长益工，将及笄，已裒然成集。古今体凡数百首，古体如《苦雨吟》，《牧牛词》，《养蚕词》，逼真古乐府。今体清新婉妙，佳句颇多。五言如“霜欺残夜月，虫碎一庭秋。”“浮云一片来，庭树忽无影。”“水寒鱼窟静，叶落燕巢空。” “庭院忽疑月，溪桥欲断人。”“山容怜雨后，秋色爱霜前。” 七言如“雨意暗滋三经草，鸟声啼破一溪烟。”“展卷却如人久别，惜花又值梦初过。”“凉生池馆因秋近，润遍琴书为雨多。”“霜华欲下秋虫觉，节序将来病骨知。” “叶声满院秋扶病，花影半栏人课诗。”“嫩柳似波春欲动，薄烟如雾月初生。”此类皆可传诵。立庵，其外叔祖也，曾有《早春十咏》，莲佩属和《咏月》，结句云：“一样闲亭清影里，梅花含笑柳含颦”。《咏草》一联云：“一线柔香初见影，几茸嫩绿远成痕。”结句云：“无数楼台遮不住，暗拖烟雨出城根。”《咏鸟》一联云：“唤雨梅梢闺梦断，弄晴雪后晓寒清。”尤脍炙人口。嫁中表吴生，字承之，翁远宦，姑早丧，仍依母家。育子女，兼操家政，吟诗稍辄，时填小词，亦新隽可爱。体弱多病，年二十五，值清明，填《柳梢青》云：“风声鸟声，者番病起，不似前春。苔绿门间，蜂喧窗静，剩个愁人。隔帘几日浓阴，才放出些儿嫩晴，薄命桃花，多情杨柳，依旧清明。”其父见之，惊谓不祥。对曰：“伤幼弟耳。”盖有弟甚慧，方数龄，昨岁殇也。是秋，莲佩竟患瘵疾夭亡。属纩时，念父母不置，惟合掌诵佛而已。有才无命，惜哉！ 《柳梢青》一词，大概是这位女词人之死的忏词了。但盛氏本冒氏本可月楼本所载此词，“苔绿门间，蜂喧窗静。”两句均作“针又慵拈，睡还难着。”似较胜也。 关于庄莲佩的死，崇明施淑仪女史《冰魂阁野乘》中亦有一节记载： 莲佩字盘珠，阳湖庄友钧女，举人吴轼之妻，幼颖慧，好读书。既长，习女红精巧，然暇辄手一编不辍，尝从其兄受汉魏六朝人诗，读而好之。因效为之，辄工。其幽怨凄丽之作，大抵似昌谷云。年二十五，以瘵卒，垂绝复醒，谓其家人曰：“余顷见神女数辈，抗手相迎，云须往侍天后，无所苦也。”其姊适蒋氏者，亦工吟咏，善吹箫，所居春晖楼，有佣能视鬼神，指其姊妹曰：“是皆瑶宫仙子，我见绿衣丫髻行空中耳。”未几，盘珠卒，未几，其姊亦卒。临终索妹所画箑为殉。先是日者推其姊年当得七十二，至是才二十七耳。 其说虽无稽，但盛氏施氏均作此说，似乎这位女词人之死，也颇有点李长吉的味儿了。至于她的诗，诸家均谓其似长吉，似亦并非虚誉，兹录集中《春晓》、《春晚》二曲，以见一脔： 琤琮铁马东风冷，乱落樱桃糁幽径，梦里黄莺听未真，绿雾如烟隔花影。美人日午恋红衾，绿云香滑堕瑶簪，海棠夜雨愁春老，唤婢钩帘看浅深。（《春晓曲》） 垂柳堤，春风短；游线十丈牵难转。落花委地愁红 浅，燕尾分香留一翦。细雨拖寒期散满城，冷烟腻树莺无声。细草得意娇暮春，横阶当路历乱生。（《春晚曲》） 一九三五年 茅盾先生的散文集中，有题名为《邻一》、《邻二》的两篇，是他早期的作品了。一九二九年秋，我和戴望舒、刘呐鸥创办《新文艺》月刊，那时茅盾先生方从“牯岭到东京”，潜心于文学的创作，因此也给《新文艺》月刊写了三篇散文，即现在集中所收的《樱花》、《邻一》、《邻二》是也。 《邻二》那篇散文发交印刷所排印时，被印刷工人遗失了最后一页原稿，于是有三四行文字无从排版，作者又远在东京，一时也来不及补送原稿，只得由我胡乱地加上了几个字，让它结束了。现在《茅盾散文集》中《邻二》那一篇的末一句是：“美妙的眼睛惘然望着辽远的池里的绿水。”这“池里的绿水”五个字乃是我加上去的。说是“辽远的池里的绿水”，实在加添得不高明，只是因为急着杂志的出版，也就顾不得了。 那篇散文印出来后，茅盾先生曾经就他的底稿上补抄了遗佚的字句寄来，但因为《新文艺》已经停刊，就没有机会把他的来信登载出来，让读者改正。不久之后，连那封信也找不到了。 在茅盾先生那方面，似乎他的底稿也早已遗失了，所以收在他自编的散文集中的《邻二》，还只是当初《新文艺》月刊上登载出来的那样子，并没有把我胡乱加上去结束了的文字改正过来。 前几天整理旧书，出于意外地，却在一本《万人丛书》的《亨利·爱思蒙传》中找出了茅盾先生的那封信，《邻二》的最后一节原文宛然仍在，真是一种可贵的文献了，故为刊录于此，使读过那篇散文的，或买了《茅盾散文集》的读者，能把它改正过来，还它的本来面目。那原文是这样的： ……美妙的眼睛望着辽远的不知所在的地方，小脚踏车的寂寞的孩子又沙沙地跑过又回来了。 这寂寞的孩子！这寂寞的少妇！然而他们又无法互安慰这难堪的春的寂寞。 在春静的明窗下看到了这诗一样的小小的人生的剪片，我们的心不禁沉重起来了。 一九三五年 从前读弥尔恩（a．a．milne．）的那篇著名的散文“名贵的水果”（golden fruit），觉得他虽然首先赞赏橙子，要不是隔靴搔痒，定是顾而言他的态度。他的赞赏这水果的理由，是因为它干净，手握的部分并不就是嘴吃的部分，因为它味道好，这正与看了人家的诗稿而称赞他的字写得好一样，未免被这“名贵的水果”齿冷了。 橙子这个东西，我以为，是具有色香味三德的。我们看了它那明快而温和的颜色，不必想起迷娘（mignon）的歌：connais tu le pays d’orange……也就会得想象得到那阳光明朗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果树园中，累累然的闪耀着黄金之光的被太阳所吻过的（sunkist．）嘉果。关于它的味，甘甜中间带一点刺激的酸，是它的胜于一切其他果物的美味，亦即是日本的橙子广告家所谥之为“初恋之味”者也。 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延誉橙子的颜色与美味，因为这还不是它的独有的德行，虽然我也喜欢它们。我所要说的，乃是关于它的香气。 水果中间，具有美妙的香气者，并不只有橙子一种。香蕉也好，酥瓜也好，我可以随意举出例子来。但橙子的香气却有异于此。香焦酥瓜之类的香气，只是附属于它们的美味的一种德性。而不是能与其色味抗衡的一种独立的德性。橙子的香气则不然。我常常想，即使不玩赏它的色泽，即使不咀嚼它的美味，只是在擘开其表皮而闻闻那一阵刺鼻的芳香，也就可以算是已尝试过了这“名贵的水果”了。 橙子的香气并不是一股虚空的气息，而是一阵喷溅的濛雾。是的，我们古来的诗人早就用这个“雾”字来形容它了。除了这个“雾”字之外，我们还能选择什么更恰当的字眼来称呼它呢？ 也不须得“纤指擘新橙”，就是用我这十个擂槌似的手，或童子军的万用洋刀，那一阵濛雾喷溅在你的须眉唇吻之间，一定是有着比最好的香水更实感的韵味的。 “宜春令，消夜图；锦橙开噀人香雾。梅花月边同笑语，不寻思灞桥诗句。” 这是张小山的曲子，我们倘与那伏在李师师床下的周邦彦的小词参详起来，就可以觉得中国诗人对于橙子的欣赏毕竟比西洋诗人高明了。李日华《紫桃轩杂缀》中有一节云：“摘梅取其恬韵溢鼻，擘橙喜其香雾噀手，荐樱赏其朱彩耀目，若沾沾以齿颊从事，无论必作脏腑之楚，兼与儿曹何异？”岂不是对于欣赏水果深得三昧之言吗？ 在蟫隐庐书庄看到了廖柴舟的《二十七松堂集》，才知此书早已有了铅印本，遂以银六元买了回来。此书一向只知道有廖柴舟自刻本及日本文久二年刻本，两者俱不易得，今无意中忽获此本，觉得非常高兴。此本表纸题有“廖景黎家藏”字样，想是柴舟后人的家印本了。卷首有《重刊二十七松堂全集序》一篇，张日麟撰，说是“取邑中千钧一发之钞本，暨日本绝无仅有之刊本，互相磨勘，录成全帙，再付检（？）板”的，则虽然是铅印本，似乎也不可小觑了它，其价值之为“千钧一发”，一定是“绝无仅有”的了。 序文虽然不高明，可是原作者的文章之妙，却实在当得起“绝无仅有”之评。至于究竟如何妙法，我不想在这里多说。我所要特别提出来谈谈，同时也是我认为是廖柴舟的卓见者，都是他对于八股文的一些议论。 廖柴舟作《明太祖论》，是明亡以后第一个对于八股文提出反对的论调。他说“治天下可愚不可智”： 故吾以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故秦始皇以狙诈得天下，欲传之万世，以为乱天下者皆智谋之士，而欲愚之而不得其术，以为可以发其智谋者无如书，于是焚之以绝其源。其术未尝不善也，而不知所以用其术，不数年，天下已亡。天下皆咎其术之不善，不知非术之故也，且彼乌知诗书之愚天下更甚也哉。诗书者，为聪明才辩之所自出，而亦为耗其聪明才辩之具，况吾有爵禄以持其后，后有所图而前有所耗，人日腐其心以趋吾法，不知为法所愚；天下之人，无不尽愚于法之中，而吾可高拱而无为矣，尚安事焚之而杀之也哉？明太祖是也。自汉唐宋历代以来，皆以文取士，而有善有不善，得其法者，惟明为然。明制取士惟习四子书，兼通一经，试以八股，号为制义，中式者录之。士以为爵禄所在，日夜谒精敝神以攻其业，自四书一经外，咸束高阁，虽图史满前，皆不暇目，以为妨吾之所为，于是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矣。非焚也，人不复读，与焚无异也。焚书者，欲天下之愚，而人卒不愚，又得恶名；此不焚而人自不暇读，他日爵禄已得，虽稍有涉猎之者，皆志得意满，无复他及；不然，其不遇者亦已颓然就老矣，尚欲何为哉？ 故书不可焚，亦下必焚，彼汉高楚项所读何书，而行兵举事，俱可为万世法，诗书岂教人智者哉？亦人之智可为诗书耳。使人无所耗其聪明，虽无一字可读，而人心之诗书，原自不泯；且人之情，图史满前，则目饱而心足，而无书可读，则日事其智巧，故其为计更深而心中之诗书更简捷而易用也，秦之事可鉴也。故曰：明巧而秦拙也…… 这一段议论，真是既新颖而又精到。在我们今日读之，尤其可以得到现成的印证。现在世界上恰有两个国家，正在分头摹仿秦始皇与明太祖。一个是采取焚书政策的，虽然其民愚了没有不可知，但“恶名”却已传布了全世界；另外一个是用一种变相的制义来取士的，写文章的人只要能中了程式，就不惜用种种美名来荣宠他，或甚至用爵禄来羁縻他；虽然将来的成功如何不可知，但那些不在制义之列的文章，却实实在在早已被唾弃了。“秦拙而明巧”这个评断，我们是可以承认了。 不过说到这里，我觉得廖柴舟也有一点未能见到的地方。明太祖虽然以制义牢笼了文士，但亡明者却是不识字的农民；廖柴舟明白了汉高楚项未尝读书，亦足以亡秦，而忘记了明太祖在对付不识字人这一方面，也还是失败的。所以，我以为，焚书也好，制义取士也好，只要是文士，总是容易对付的，无论用的是软功或硬功，威胁或利诱，总有法子使他们造不起反。生问题的倒还在于那些虽不识字而“心中之诗书更简捷而易用”的人们。这些人是无从“愚”起的。因为他们本来也不曾“智”过。秦始皇即使不焚书，他们也不会读书，明太祖即使提倡普及教育，他们也不见得有工夫来上钩。他们所需要的只是生活。能使他们生活的，皇帝也；不能使他们生活的，干脆就揭竿而起了。此事与八股文实在并无多大关系。 一九三五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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