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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四世纪到十九世纪前半期，属于古斯拉夫民族的保加利亚人民一直被奴役在土耳其苏丹的暴政之下。他们的祖国，雄伟的巴尔干山横贯着的美丽而丰饶的土地，是奥托曼帝国的一部分。在十九世纪初期，西欧人民还不很知道有所谓保加利亚人。他们把保加利亚人认为希腊人，因为他们在教堂里用的是希腊文，也有一些人以为他们是土耳其人，因为他们的官话是土耳其话。真正的保加利亚民族语言仅仅活在人民的口头上，而且还限制于同胞们的私人谈话中，所以写下来的就很少。在外国人的观念中，因而就没有保加利亚文，更没有保加利亚的民族文学了。 在十九世纪中叶，保加利亚人民，也正如罗马尼亚人民，希腊人民和塞尔维亚人民一样，发扬了高度的民族自觉，起来与土耳其统治者斗争。一方面，他们脱离了希腊正教教会，创设了自己的斯拉夫式东正教教会。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民族语文，并且运用他们的民族语文，在宗教上摆脱了希腊文化，在政治上摆脱了土耳其文化。许多优秀的作家用这新生的祖国语文写出了不少反抗土耳其暴政、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的作品，保加利亚文学就从这时候起突然大大光辉起来，而为全世界所注意了。 伊凡·伐佐夫（ivanvazoff）是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最伟大的建设者。一八五○年七月九日，他诞生于索波特，这是在巴尔干山南麓的一个大市镇。他从小就在本村的学校里读书。当时在保加利亚境内还没有保加利亚语文的文学书报，所以这位天赋的诗人就不得不从俄文和法文中去饱享他的精神食粮。但是，一批爱国志士在罗马尼亚创办的《定期评论》却每期都秘密运进来流通着，伐佐夫就成为最早的诗的投稿者。 伐佐夫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他不喜欢他儿子的那种诗人态度，而希望他在店里学做商人。看看无法改变他儿子的文学嗜好，他就把伐佐夫送到旅居罗马尼亚的一个伯父那里，希望这个“不通世故”的文学青年会在那里学会一些“生意经”。所以，从一八七○年到一八七四年，伐佐夫住在罗马尼亚。但是，他在罗马尼亚所学到的并不是“生意经”，而是革命的热情，因为他在那儿认识了许多热爱祖国的革命流亡者，其中最著名的有革命诗人及起义运动领袖克列思妥·鲍岱夫（christobotoev）和刘朋·卡拉维洛夫（liubenkaravelov），受了这些革命志士的影响，伐佐夫的诗作开始显出了新的革命的内容，而广泛地博得了国人的赞赏。 一八七四年秋天，伐佐夫回到索波特。像他这一等人，在当时是除了经商或当教师之外，没有第三种行业可做的。踌躇着，经商呢，还是当教师？最后他决定了选取前者，因而就在他父亲的店里做事了。在商业方面，他并没有什么成就，但在革命工作上，他的成就却不小。因为索波特镇上，自从土耳其统治者在一八七三年虐杀民族解放斗争的最前进的领袖华西里·莱夫斯基（vasililevski）之后，人民心里充满了对土耳其统治者的仇恨，革命的情绪非但没有被暴力所镇慑，反而越发激昂了。伐佐夫加入了索波特底一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从事于准备武装起义的实际工作，一方面还写了许多战斗性的诗歌，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那首著名的《战时》，后来成为一八七六年四月起义运动的进行曲，就是妇孺皆知的《巴那乔里希岱起义歌》。 一八七六年这一次的起义不幸失败了。在土耳其统治者的极度残酷的“镇压”之下，伐佐夫不得不越过巴尔干山流亡到罗马尼亚去。他在布哈累斯住了三年，印出了三本爱国的抒情诗集：《旗与笛》，《保加利亚的悲哀》和《解放》。前面两个诗集里的题材，大都是表现着人民对土耳其压迫者的仇恨，而最后那本诗集是歌咏保加利亚人民对俄罗斯的感激的，因为保加利亚终于得了俄罗斯的帮助，在一八七七年推倒了土耳其的羁轭，完成了民族独立的斗争。 一八七八年，伐佐夫回到祖国。他的故乡索波特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他的父亲也已被土耳其志愿兵杀死了。这个残酷的印象后来就被描写在《轭下》的最后几章里。一八七九年，他被选举为省议会的委员，住在当时的首府菲利波波利。 在那里，他印出了最早的散文著作，有短篇小说《不久以前》、《米脱洛番》、《亚喜尔哈只》及《亡命者》；此外还有两本诗集：一本是《田野与森林》，一本是旅行意大利的收获，《意大利诗集》，出版于一八八四年。 一八八五年，塞尔维亚侵略保加利亚的时候，伐佐夫到史列夫尼察、查列孛罗和比罗特等战地去巡视了一趟，非常感动于保加利亚兵士英勇卫国的精神，就写下了许多诗，集名为《史列夫尼察》，以抗议塞尔维亚国王米兰的侵略罪恶。但是，当一八八六年，巴登堡亲王亚历山大逊位以后，史丹波洛夫的资产阶级独裁政权在保加利亚建立起来，被目为“亲俄派”的伐佐夫就被迫离开他的祖国，流亡到俄罗斯的敖得萨，在那里，他把一八七六年的起义经验写成了一部最好的革命史诗，这就是他的著名小说：《轭下》（podigoto一八八七）。 一八八九年，伐佐夫回到保加利亚，住在索菲亚，在那里继承了一个伯父的一些遗产。《轭下》就在保加利亚人民教育部所主办的《杂志》（sbornik）上陆续发表。这个刊物还在一八九二年发表了伐佐夫的又一部著作《里洛大沙漠》，一八九三年又发表了他的《在洛陀普深山中》。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二年，他主持了《晨星月刊》（dennitsa）的编务。一八九四年，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瓦解后，伐佐夫就当选为人民会议代表。一八九五年，任教育部长。一八九六年，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新的大地》，一九○二年发表了第三部长篇小说《卡札拉尔的女皇》。这期间，他还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及诗歌。一九一二年，巴尔干战争爆发，斯拉夫联军击溃了土耳其帝国之后，他又出版了一个诗集《胜利的雷声》。一九一九年，帝国主义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看了反动的统治集团造成保加利亚人民的厄运，在怒愤的情绪下出版了诗集《它不会灭亡的》。一九二○年，保加利亚人民盛大地庆祝了他的七十寿辰及从事创作五十年纪念。一九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他正在写一个剧本《宝座》，以心脏爆裂症突然逝世，九月二十八日，人民非常哀悼地在索菲亚给他举行了葬礼。 在伊凡·伐佐夫这位热爱祖国、反抗土耳其暴虐统治的民主作家一生的作品中，鲜活地反映了保加利亚的最关重要的半世纪的历史。他是这一时期的保加利亚人民的代言人，他的思想和工作都是和他的祖国的及其苦难的人民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至今还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崇敬，而成为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典范作家。 在再度流亡外国的期间，伊凡·伐佐夫的情绪是很苦闷的。一八七七年的全民革命的胜利的果实，不多几时就被资产阶级的独裁者篡夺了去，付出了许多代价的保加利亚人民又陷于一种新的奴役生活中，这是多么可悲的国运啊！伊凡·伐佐夫再三地回忆着当时那些参加革命的英勇人物，而尤其使他不能忘怀的，是一八七六年那次失败的起义。 住在敖得萨，在百无聊赖的心境中，伐佐夫就天天写小说，以减轻他精神上的痛苦。他自己说：“回想到祖国可爱的生活，为了存念这被委弃了的祖国的一切，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工作了。在流亡生活的辛酸滋味中，写小说成为我唯一的安慰了。” 《轭下》就是这些工作中最伟大最不朽的成就。 这是一部近代史的传奇小说，充满了诗意的浪漫气氛，却又是多么现实！十九世纪后半期，中东欧诸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产生了许多文学杰作，使那些向来不为世人所注意的小国文学，成为欧洲文学的一个重点，而以这部《轭下》为典型的代表作。我们不能读保加利亚原文，因而无从欣赏它的文字之美，虽然据文学史家告诉我们，这部小说对保加利亚民族语文有很大的贡献。从故事方面看，我们很容易看出这部小说渗透着浓厚的自传性。故事所集中的地点，倍拉·采尔克伐，就是作者的故乡索波特，奥格涅诺夫这位可敬可爱的民族英雄，也多少有几笔是伐佐夫的自画像。他自己也说过：“我的目的是在于描写保加利亚人民的奴役生活，和革命的鼓舞人心。夜间想起的东西，很快的就把它们写下来。我以热情和兴奋，专心于这部小说，而以创造的想象力工作着。这里有许多遭遇，都是我亲身经历的回忆与观察。其中大部分人物，都是索波特的真实人物，不过用别的名字来叙述罢了。除了个人回忆所及之外，这部小说的材料来源，有些都是革命时参加工作者及目击者的故事，有些是查赫利亚·史朵扬诺伐所著《保加利亚革命别录》和史达耶那·查依莫伐所著《往事集》中所载的事实。” 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保加利亚，有一种被称为“楚尔巴义”（chorbaji）的资产阶级。“楚尔巴义”原是一个土耳其字，直译起来，义为“羹人”，即为苏丹掌御膳的人。后来这个字成为一个官职名，职司军费度支，其阶级大约相当于上尉。再后来，这个名称就被用以称呼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农村中的大户，因为那时还没有客栈这种设备，村中来了不速之客，就由这种大户负责招待。因此，久而久之，凡有钱的地主，商人或工厂主，均被称为“楚尔巴义”，而这个字乃成为保加利亚人的一个阶级称谓了。楚尔巴义阶级，因为是一种资产阶级，当然都是保守的。所以，在保加利亚民族解放斗争中，进步人士都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最有问题。他们不热心于革命，有些甚至为了保全自己的财产，而不惜出卖革命工作者。但伐佐夫在这部小说中却替这个阶级作了辩护，至少他认为这个阶级的保加利亚人并不全是叛背祖国的反革命分子：马柯就是一个典型的进步人物，姚尔丹虽然是个反动的楚尔巴义，但他的女儿和儿子都走了另一个极端。这是由于伐佐夫对楚尔巴义阶级的原谅与推爱，但这种辩护也仅仅限于对异族异教的土耳其统治者斗争的时期，因为在史丹波洛夫独裁政权统治之下，就没有什么楚尔巴义与劳苦的人民大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对于我，《轭下》是一部久已闻名了的作品。早在二十年前，从倍蔻（e．a．baker）的《英文本最佳小说指南》中知道有一个英译本，收在爱德门·戈斯（edmondgosse）给海尼曼书局编的《国际文学丛书》中。出版年月是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查此书的保加利亚原文单行本，第一部出版于一八八九年，第二部及第三部出版于一八九○年，可知英译本是原书出版后第三年就有了，但是这个英译本却多年未能得到。一九三五年，在郑振铎先生所编《世界文库》中，见到沈雁冰先生的译此书的预告，可是一直到《世界文库》停刊，还未见沈先生的译文。一九四六年，我忽然在上海一个旧书摊上发现了这个英译本的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修订新版本，里封面上有沈雁冰先生的签名与印章，这必然是沈先生曾经计划据以翻译的那个本子，不幸在流徙中散失出来的。 我把这个本子买回家，一气读完了，就很想把它翻译出来。但是那时候，一则自己没有空闲，二则出版界正在低气压中，无法实现我的理想。直到去年，我想在暑假里做些工作，就向文化工作社提出了这个计划。由于他们的赞成和资助，我才能从五月中旬起动笔翻译这部名著。 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关于土耳其或保加利亚的历史，风俗，服饰及专有名词，不易了解或不知该如何达意。英译本虽有少许注解，还嫌不够。适巧国际书店运到了一九五○年莫斯科出版的俄译本《伐佐夫选集》，全书两卷，第一卷是中篇小说及短篇小说，第二卷就是《轭下》。这个俄译本《轭下》卷末附有较多的注解，我就请凌渭民先生翻译出来，参考了英译本的注解分别加在我的译文里。 但是，还嫌不够，还有许多地方会引起我们的疑问。由于吕叔湘先生的介绍，我把几条疑问写给在清华大学留学的保加利亚学生祁密珈女士（milkakitavaivanova），承她逐一解释清楚了。七月十六日，祁密珈女士和她的同学贾密流先生（mlilionedjalkovkatsarov）到上海来玩，他们从百忙中分出一个晚上的时间，使我有了晤谈的机会。在这一次的会晤中，通过钟梫同志的翻译，我很感激他们帮助我多改正了几条注解，多解决了些疑问。但是，我们还搁起了一些问题，因为，据他们说，这一代的保加利亚青年，已经不很熟悉当时土耳其羁轭下的社会情况了。 十月四日，他们从北京给我一封信，通知我：他们已给我介绍了保加利亚文化访问团的两位团长：诗人季米特尔·伯列扬诺夫（dimitrpolyanov）和小说家乔治·卡拉斯拉沃夫（georgikaraslavov）。他们听说已有人在翻译这部人民文学的杰作，非常高兴，希望到上海来的时候，有机会看到我。果然，十月十六日，我接到锦江饭店的电话，说有保加利亚文化访问团团长邀我去谈谈。我就把许多问题整理了一下，即晚就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乔治·卡拉斯拉沃夫先生。承周而复先生给我请了一位工作同志来当翻译（很抱歉，我已经忘记了她的姓名），因而我们可以毫不感到隔阂地解决了许多未决的疑问，并且还连带地交换了一些别的观感。卡拉斯拉沃夫先生对于《轭下》这部书很熟，有几节还能背诵出来，我相信他的解释是最可靠的。他对于我翻译这部小说，表示了热忱的谢意，他说这是促进中保两国文化友好的一件切实的工作。我觉得非常当不起他的赞扬，因为我只能从英文转译他们的名著，这已经是一嚼再嚼的哺食工作了。他说这没有多大关系，五十年前有过一个很好的英文译本，是作者伐佐夫所满意的。我告诉他：我现在所用的一定就是这个英译本，因为，据我所知，恐怕这是唯一的英译本了。他说，那就好了，他相信这个译本跟原本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十一月中旬，我的译本全部脱稿了。但注释与润文，直到此刻校对排样的时候，还在增删或改易。也许初版本印出之后，由于读者的指正，我还得加以修饰。现在所有的许多注释，除了上文所提起过的各方面的帮助之外，有一部分是我自己找材料添加的，因为已经分别不清楚，所以也不再逐一说明出处。我希望读者对本书正文的每一句，都不会发生疑问，所以尽可能地加了注释。万一读者认为还有不可解的地方，希望提出指教。 我曾经把英译本、俄译本及保加利亚文原本比对过，发现英译本的分章与俄文本保文本不同，而俄文本却与保文本全同。第一部，保文本有三十五章，而英译本仅二十七章；第二部，保文本有三十七章，而英译本仅二十章；第三部，保文本仅十六章，而英译本却有十七章。这是因为英译本把原本较短的几章并合了起来，内容方面似乎并未有所删节，因为俄译本的注释大部分都可以配合在英译本上，但俄译本注释所指出的章次常常与英译本不同，这就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了。 我在这里把这部小说的翻译经过情形详细地写下来，为的是要向上文提起过的那些人致谢，他们直接或间接地给了我热心的帮助，而我所做出来的恐怕还是一个有很多缺点的工作，这是我又感激又惭愧的。最后，我还要把这个拙劣的译本呈献给沈雁冰先生，因为我利用了他的书，不自量力地替他做了他曾经想做的工作。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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