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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编者来访，先是闲谈，随即吐露来意，要我开一份书目。我一听说“开书目”，也不用问他开什么书目，立刻敬谢不敏，另请高明。因为开书目的事，我有过惨酷的经验。你开一个书目，指导读者去阅读这些书，这里就有严肃的思想问题。你这些书的思想是消极的，就是想麻痹读者的积极思想；你这些书的思想是资本主义的，就是想否定社会主义思想；你这些书的思想是封建主义的，就是想宣扬封建主义，否定读者的反封建进步思想。一份小小的书目，可以招致大大的罪名。所以我不再应报刊编辑之命，开任何一种书目。这个决心，已拿定并实行了五十年。 开一份书目，为青年人作治学指南，这个设想的始作俑者，大约是张之洞。他提供了一本《书目答问》，在晚清数十年间，曾是一部畅销书。“五四”运动以后，文化思想起了大幅度的改革、开放，《书目答问》嫌旧了。于是梁启超推出了他的《国学用书必读书目》（？）。这个书目，开了风气，接踵而来的，就有许多“必读书目”，文学、史学、哲学、文字学，各方面都有。有的称“必读”，有的称“基本”，总之是强调这些书非看不可。三十年代中期，开书目这个风气，被报纸副刊编辑看中了。不知是谁，首先想出化整为零的办法，定好专题，请许多人开“必读”或“基本”书目，每人只要开列十种书，这样就便于组稿，也便于在副刊上发表。 开书目的本意是指导各种学科的初学者，使他们知道应该从何处入门，如何渐进。但发展到报刊上每天发表十种书目的阶段，这些书目就含有为出版商做广告的意味了。有些书目中会出现新出版的，还没有定评的某些著作，居然已被推荐者认为“必读书”，除了为书店或作者做义务广告外，还能有什么意义呢？三十年代，英国《鹈鹕丛书》中有过一本《读者指导》，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指导书目。其每一项下，开头是一些公认的经典著作，以下便是各大小书店的广告书目了。这本书出版后，被学术界批评得很凶。 任何一种学家，研究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两位史学家，或两位经济学家，从初学到成为专家，他们累积知识的方法和过程，都不会相同。为初学者提供一份“入门”、“基本”或“必读”书目，这是前辈学者帮助后进的好心。但接受这份书目的初学者却不能“照单全收”，无论是程序或品种。例如，开一份古典文学书目，一般都从《诗经》、《楚辞》开始，但学习古典文学，就不能从《诗经》、《楚辞》开始。全部书目，也不是全部“必读”，这里就应当按各人的情况，作出自己的选择和安排。所以，我以为，书目仅仅是一个学习起点的参考资料，在学习过程中，你会需要阅读不少书目中未列入的书，而是开书目的人无法想到的。 我常常从各种书目中，研究开书目的人。他开的书目，反映着他自己的学习方向和兴趣。如果他开的书目中，列入一部出于你意外的，与众不同的书名，这就大可注意了，应当研究一下。你如果说：这是开书目的反作用，我则以为是它的很好的正面作用。 一九九一年二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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