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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五年七月，我是上海大学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上海大学是一所新创办的貌不惊人的“弄堂大学”，上海人称为“野鸡大学”。但它的精神却是全国最新的大学。在中国新文学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它都起过重要作用。我在这所大学的非常简陋的教室里，听过当时新涌现的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讲课。时间仅仅一年，这一群老师的言论、思想、风采，给我以至今忘不掉的印象。 刘大白先生也在上海大学兼任过教职。他每星期来授课二小时。他讲古诗，提倡做新诗；他讲古文，提倡做白话文。 这些讲稿，大约就是后来出版的《白屋说诗》和《白屋文话》中的内容。他把桐城派、八股秀才的文章斥为“鬼话文”，但仍很推崇韩、柳、欧、苏等唐宋古文大家。 从一九一七年《新青年》杂志爆发出来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首先受到冲击的是各大都市的大中学校的师生。上海大学的教师，如中文系的沈雁冰、田汉、方光焘，社会学系的恽代英、瞿秋白、施存统等，都是第一代的革命思想家，年龄都不满三十岁。在学生眼里，他们都是最新的人物。田汉讲雨果的让·华尔让，讲梅里美的嘉尔曼，讲歌德的迷娘。沈雁冰讲希腊戏剧和神话，方光焘讲厨川白村和小泉八云，瞿秋白讲十月革命，恽代英讲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学生都很有兴味。但陈望道讲修辞学，胡朴安讲文字学，邵力子讲中国哲学史，虽然是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课，学生却并没有热忱。 刘大白先生当时已四十五岁，在上海大学教师中，年龄最高，加以刘先生的一头灰白头发，一架深度近视眼镜，一副瘦削枯瘁的仪容，尽管刘先生讲古诗、古文都用新的观点，在学生的印象中，他似乎还是一位冬烘老旧的人物，和上海大学的精神不很相称。 那几年，刘先生在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新诗，第一本诗集《旧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和胡适的《尝试集》、康白情的《草儿在前集》、俞平伯的《西还》等都属于新文学史上第一代的新诗集。这些诗集的共同特征是还没有完全摆脱旧诗词的牢笼，读起来还是半解放的旧体诗词。在思想性的表现上，一点人生感喟，一点社会批判，还是从旧诗中某些现实主义作品折射出来的悲天悯人观念，没有超越仁道主义。因此，这一代诗人的作品，要不了三五年，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在诗坛上让位给郭沫若的《女神》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我国的政治、社会、文化，都以高速度同步发展。每一个新思潮掀起以后，来不及扩大，就被后一个浪潮摧散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十年间的作家作品，至今多数已不很有人知道。即使鲁迅的小说，也只有文学史家还在钻研。刘大白先生同样也没有人提及了。 在回忆刘大白先生和第一代新文学前辈作家的时候，我偶尔有一些感想。举个例来说，王、杨、卢、骆，号称“初唐四杰”，但他们的作品，到开元、天宝年间，已经为后辈文人所诋毁。尽管有杜甫出来为他们鸣不平，颂扬他们的作品还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但也不能不承认它们是业已过时的“当时体”。由此可见文学的风尚，不能不随时代为转移。在时代的车轮急剧改辙的时候，一种文学风尚的流行期也极为短促。赵瓯北诗云：“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用这两句诗，验之于我们的现代文学，似乎已有些夸张了。从一九一七年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家不断有新作品问世，蜚声文坛，领袖风骚的，极少有维持到数十年之久的。多数作家，也像运动员或歌星舞女一样，不过占了十年的时运而已。由此又可知，文学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时代和社会。“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我又不免为同时代和下代作家的命运感到悲哀。 萧斌如同志近年来致力于文化史研究资料的纂辑工作，《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是她最初的贡献，对近百年文化史的研究者有很大的帮助。一九八四年，她又编出了一本很详尽的《刘大白研究资料》，使我惊异于刘先生著作方面之广，数量之多。今年她又从刘先生全部著作中选出部分重要作品，编成《刘大白选集》，拿稿本来给我看，要我写一篇序文。这使我重新又回忆起刘先生，他的课堂讲授的姿态历历犹在眼前。一半是由于新文学诗文的风尚转移得太快，一半也由于刘先生过早地病逝，使他的声望和著作没有获得广泛的较长久的流传。萧斌如同志这部选集，不但为新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一份几乎已经晦迹的重要史料，也可能有人由此而对刘先生在初期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新的评价。我相信这是萧斌如同志又一次卓有成效的贡献。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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