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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胡适博士从美国回来，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立即倡导一个文学改良运动。这是一次针对传统的封建文学的革命行动。经过热烈的宣传、辩论和尝试，这一次文学革命结束了中国旧文学，创造了中国新文学。在思想、形式和语言方面，以民主主义思想清除了封建思想，以西方文学形式代替了旧传统文学形式，以人民的口语代替了传统的文言，这就是“新”的意义。 如果以十年为一代，我是这个文学运动的第二代作家。在一九二八至一九三七年间，我在上海投入了文学工作。我写了一百多篇小说、诗歌和散文。我主编了五个文学刊物。主要的，也是最长久的，是一个文学月刊：《现代》，它出版了三十一期。在这个刊物上，我侧重为中国读者介绍了西方新时代文学，包括苏联文学。 一九三七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抗日战争。不久，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文学生活受到了干扰。我不得不放弃文学事业，而在各个大学里担任古典文学的教学工作。 战争和政治变革，使中国新文学的气候一次又一次地改变。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新文学的主题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中国的新文学完全从属于政治，为政治需要服务。 在这三十年间，活跃于三十年代或四十年代的中国作家，一些人下世了，一些人转变了，余下来的一些人，搁笔不写了。我很幸运，早已中止了创作生活。我的文学创作，早已绝版，没有一个文学青年曾见过。因此，我可以平安地度过这三十年，藏身于古典文学书丛中。 我自己知道，我的小说不够好。我只是从显尼志勒、弗洛伊德和艾里斯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我的作品中，当时这是使读者感到新奇的，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开头就指责我的创作方法是唯心论，不能容许它们在社会主义文学中存在。 八十年代，有一些青年作家偶然从图书馆中找到我的小说，他们很有兴趣，要为我重新评价；也有一些青年作家，企图学习我的创作方法。这样，我的小说意外地复活了。不过，只有三四年时间，现在，这个潮头已经过去了。青年作家已经在向前走，探索新的创作方法，不再欣赏三十年代的意识流文学了。 我的小说的偶然复活，对我自己来说，这是意外的好事，因为它们得到了全部重印的机会，而且，文学史家也已把我的名字及作品补入了他们的著述。 现在，中国文学出版社已选择了十篇我的作品，用以供应外国读者。编者要求我自己写一篇序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外国读者说明我的作品在过去六十年间的处境。我的作品，在中国新文学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只能被看作是，在六十年前，一个倾向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中国青年的文学实验，它们没有得到成长和发展的机会，就自杀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八日 中国文学出版社选了我的十篇小说译为英文，编入他们对外介绍中国文学的《熊猫丛书》，书名为“one rainy evening”（“梅雨之夕”）。 此书于今年春季向世界各国发行。一个月前，有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美国博士生来访，他说已买到了我这一本小书。他对我写的序文非常赞赏，他说：“这是一个最简单明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纲要。”这倒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的角度。现在把这篇序文的原稿发表，以留存这一个文献。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一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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