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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佐娃同志： 杨燕杰教授转来您的信已收到。承您关怀我在四十年前的翻译工作，并惠以赞扬，使我很感激。现在，我首先向您致敬，请接受我的谢意。 我们中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到本世纪四十年代，一百年之间，多次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民族灾难激发了民族意识，提高了我们的爱国主义觉醒。我的前辈翻译家，一向注意于东欧国家的民族革命文学，尽可能介绍给我国的读者。现代伟大的作家鲁迅和茅盾，都曾翻译过东欧文学作品。 我是在这样的文学翻译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在三十年代，我已经通过英文书报，熟悉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文学史和重要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名字，我也早已熟悉了。不过，那时候，我没有机会得到他的著作的任何一个英文或法文译本。 一九四八年，我在上海的旧书店中，得到了《轭下》的英译本，是茅盾先生的藏书，在战争中散失出来的。我读了那个译本，立刻决心把它译出来。费了两年时间，才全部译完。 但是，这本书中有许多名词和历史事实，我不知道该怎样译。因此，虽然翻译完毕，还不能作为定本。 一九五一年七月，有北京清华大学的两位保加利亚留学生贾密流先生和祁密珈女士到上海来。我有机会去访问他们，向他们请教。他们帮我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有一些问题，他们也无法帮助我。 一九五二年十月，你们的诗人伯列扬诺夫和作家卡拉斯拉沃夫，在北京参加了国庆典礼之后，来到上海。我在锦江饭店会见了他们。伯列扬诺夫另有客人，没有和我多谈。我在卡拉斯拉沃夫房间里，和他谈了很久。先是他帮助我解决了一些剩余的问题，以后我们便谈了中保两国的文学现状和社会问题。他说，在北京时，到郊外农村去看过。他觉得中国的农民生活和保加利亚的农民有很多相似之处。他还做手势摹仿北京农民叱牛的姿态，他说这和保加利亚农民完全一模一样。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很有兴趣，虽然是通过译员，却像是老朋友了。后来，我听说两位都已故世，我感到非常哀悼。 我的译本《轭下》在一九五二年四月由上海文化工作出版社印出了初版和再版。经过修改后，在一九五四年六月，由北京作家出版社印行了第三版。以后，有二十多年没有重印。一九八○年，由樊石、于景斌、陈九瑛、叶明珍四位同志用保文原本校订、补译，于一九八二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印了第四版。这个版本，可以认为是从原文译出的了。 伊凡·伐佐夫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轭下》是一部伟大的小说。凡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无论是哪一国的，首先必须具有崇高的思想内容，其次，必须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轭下》的思想内容是鼓动人民摆脱土耳其帝国的羁轭，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这是一部发扬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作品。如果说，爱情是人的文学的永久主题，那么，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就是一切被侵略、被压迫民族文学的永久主题。《轭下》非但深深地感动了你们的人民，同样也深深地感动了我和我的读者。这里，顺便提一提，《轭下》的电影片也在上海放映过，片名是《在压迫下》。这部电影也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再说，伐佐夫写这部小说，故事的展开，人物性格的塑造，都处理得很好，几乎每一章都使人心跳的。这样好的一部文学作品，我怎么能放过不译呢？ 我年轻时学习法文，是为了欣赏法国文学，但我学英文，却没有十分欣赏英国文学。我是把英文作为桥梁，用英译本来欣赏东欧文学的。我译过波兰的显克维奇、莱蒙特、斯沃瓦茨基，匈牙利的莫里兹、莫尔那。你们的作家我还译过埃林·彼林、卡拉利切夫等人的短篇小说。这些东欧作家都是我十分钦佩的。 您的信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今的时代，像《轭下》和一切严肃小说还有存在的余地吗？”这个问题，使我稍微有些吃惊。您是不是认为“现代主义”的小说不是“严肃小说”呢？我以为，“现代主义”只是一个时间观念，或一种艺术风格。现代主义的作品，也可以有永久的主题。如果没有，它们便会像时装一样，很容易过时，无法存在。当各种没有崇高主题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过时之后，《轭下》将依然存在，依然是保加利亚伟大的文学，因为，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永久存在的。 您的信，使我有机会对一位保加利亚学者表达我对伐佐夫及其杰作的热爱和钦佩，谢谢您。 附带告诉您，我的译本在一九五二年出版之后，曾收到贵国大使馆的来信，对我的工作表示奖励和感谢，大使以为我的这一工作有利于中保两国人民文化交流和友谊。那封信是由大使馆文化参赞卡尔维拉诺夫签名的，可惜那封信已在“文化革命”时期失去了。 施蛰存 一九九○年五月三日 敬爱的施蛰存先生： 我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保加利亚语专家。我相信巨大的文化事业是不受时间限制的。因此，现在请允许我在约四十年之后，向您表示崇高的敬意，您在一九五二年从英文翻译出版了最杰出的保加利亚作家伊凡·伐佐夫的小说《轭下》，同时请允许向您提出几个问题。 小说《轭下》在一百年前开创了保加利亚长篇小说传统的先河。单单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开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部著作直到今天在我国文学中仍是一个未被超越的范例。在这部小说里，人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历史命运和我们民族的性格，读到优美的保加利亚语言，窥见伊凡·伐佐夫的人格，他深深意识到作家在人民生活中的作用。 但是，在一部书的命运中常常有许多未曾预料到的事情。一本书被翻译多少次，就又获得多少次生命。它的译者就是原书作者的同箸者。您，中国大翻译家之一，也是这些同箸者之一。因此，我们的这部小说在您的国度也当之无愧地“生活着”，这既可以从它的多次再版，也可以从您很早以前就对它感兴趣中看出。但是，除此而外，一些纯属创作方面的问题，也不能不使我们感到兴趣，这些问题的答案可以向我们说明与这部小说在外国，现在是在中国的存在有关的细节。只有您才能回答这些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使您回到翻译这部作品时的那些令人愉快的瞬间，我将感到荣幸，并将把您的回答介绍给保加利亚的文化界。 您在优秀的英语文学作品的海洋里是怎样发现小说《轭下》的，是有人向您推荐还是您自己发现的？您为什么决定把它译给中国读者，您当时相信它会在中国受到欢迎吗？这部小说的哪些特点把您吸引住了？您翻译时是否必须查阅关于保加利亚历史和文学的其他资料，以便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一部作品一旦译成某种文字，它就汇入一个新的民族的文化之中并以某种方式对这种文化产生影响，您同意这样的想法吗？换句话说，如果您同意这种想法，根据您的意见，《轭下》的哪些特点能够使当时的中国人感到亲切和容易理解？而今天，在当今的“摩登时代”，根据您的看法，像《轭下》和一切“严肃小说”还有存在的余地吗？您在翻译《轭下》的时候还从事别的翻译吗，也就是说，《轭下》在您的什么样的创作环境下成为您的注意中心的？ 如果您从您今天的兴趣考虑，认为这些问题不那么重要，我请求您谈谈关于您在翻译《轭下》时的一些其他往事，您的这次翻译对我们保加利亚人来说是十分珍贵而亲切的。 我相信回顾一下近四十年前的创作生活对您将是愉快的事情，我希望您在接到此信时一定是身体健康和创作精力旺盛的，这也是我们衷心祝愿。等待您的回信。 此致 敬礼 茨维塔娜·巴佐娃－迪米特罗娃 一九九○年四月十日于北京① -------- ①此信由苏欣译成中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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