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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秋自到法国以来，忽忽间已过了两年又半、步入第三年头了。两年的光阴，虽不为暂，却也不为过久，但以她所经历的忧患和变迁的世事而论，即平常人二十年的人生经验，想也不过如此吧。她初到法国时的几个月，身体虽不甚好，而兴致极高，气概亦极壮，像有无穷美丽的世界，横展在她面前，只等她迈步进去这世界便是她的。她几次梦见自己学问的成功，几次预想将来的幸福而沉醉，她颊边常浮泛笑容，眼中时刻闪射青春的欢乐，她行路时，口里总唱着歌，好像胸中有无穷愉快，非发泄发泄不可。常人之情，每以自己的过去为可爱，儿童时代的赏心乐事，每成为记忆中的奇珍。但醒秋却最不喜提起她的过去，一段段遗弃在她背后的生活，她只觉得都是卑陋的，沉闷的，想起来便令人嫌憎的，（是呀，那种旧时代闺秀的生活，何足系念？何况她的家庭又是那么个家庭？）她只憬憧于她的将来，将来逐渐展开的黄金时代。后来家庭叠生变故，她的精神所受打击甚重，她的生机渐渐憔悴，兴味也渐渐消沉了。她明亮的眼光，变成阴郁，脸上褪尽红润的色彩，时常唉声叹气，视世事无不悲观。她对于儿时的纪念，以及逝去的韶华，居然觉得有无穷的眷恋，无穷如人间之视天上的欣慕，她已经不是初来法国时的她，她已经变为一个多愁善病的人儿了。 但她在法国心境虽这样不顺，读书又这样无甚成绩，家里又常写信来劝她早日回去，她却还恋恋于兹邦，不忍作言归之计。 一到法国，便不想回家，这不是醒秋一人如此，实为留学界普遍的现象。有钱的子弟，浪迹巴黎市上，出入金碧楼台，拥抱着明眸善睐的舞女，酣饮美酒，醉倒于浓烈的花香中，他们说“此间乐，不思蜀”，也还合乎情理。但也有些人，穷得不名一钱，以借贷做工度日；或家庭像醒秋一般多故，函电纷驰的叫他们回去，他们还是一再淹留；即勉强言归，而三宿空桑，犹有余恋，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据醒秋个人心理而推测他人，留学生之爱恋法国，一半为学问欲之难填，一半为法国文化的优美，实有教人迷醉的魔力。法国教育发达，又为先进的国家，高中学生，其智识程度，都堪与我们大学生相比，甚或过之；相对之余，不免使我们自惭浅薄，对于学问，遂更抱一种热烈的研究心。而且图书馆中书籍浩如烟海，博物院或陈列所，杰刻名画，满眼琳琅，美不胜收，且都有深长的历史。时时有收得美感的机会，处处是可以吸收智识和获得优良教训的环境，只要这个留学生是一个真心求学的人，不是想骗一张文凭或一个学位回去欺人的人，而对于文艺又有特殊嗜好的人，置身于这样的国家，自必自视赧然，抛去速成的观念，而建设长时期读书的计划；自必沉酣陶醉，流连忘返；这是一个原因。至于风俗是这样的优美，人民道德是这样的高尚，社会组织是这样完密，生活又是这样的安定，不像中国之哀鸿遍野，干戈满地，令人痛恨的罪恶，层出不穷，惊心动魄的灾变，刻刻激刺乎神经，两下一相比较：一边不啻是世外仙源，一边不啻阿鼻地狱，或血腥充塞的修罗场，谁不愿辞苦就甘？谁不愿身心宁谧？将来回到阿鼻地狱或修罗场讨生活，是无可如何的事，但能够在世外仙源多住得一天，也就算多享受了一天幸福啊：这又是一个原因。 不过留学生一面迷恋法国，一面又觉得作客况味，孤寂可怜。法国人待客优渥，颇有高卢民族的遗风，而平等博爱，又为他们立国的信条，无论红黄棕黑，一视同仁，不以国势的强弱，生出待遇的差别。虽然有点做面子，不尽出于至诚，但“宾至如归”四字，他们真可受之而无愧。留学生旅法久者，游于英德等国，归来辄大骂彼邦人之无道。因为法国女居停，款待异乡客人，极其周挚，主客之情，有如母子，而英德民族，一则傲慢自大，一则狂暴无礼，对于黄面皮黑头发的中国人，尤其欺侮得厉害——虽然我们中国人，不知发奋自强，有召人轻视之道，但他们也未免过于可恶。比较之余，法国人之厚客，真可在各种民族中首屈一指。醒秋居于伯克莱宿舍，享尽优待，受尽爱抚与慰安，也是一种证明。但留学生处于这等环境里，“思乡病”仍然剧烈。故国在我们想象里，成了一种极奇怪的东西，一面怕与它相近，一面却又以热烈的爱情怀慕着它。法国人虽与我们亲热，而以风俗、文化、种族，太不相同之故，我们心灵仍有一种不知其然的隔膜；我们在此邦作客时，一方面似乎乐不思蜀，一方面又日夜怀念家乡，留学生大都有一种烦闷病，留学愈久者其病愈深。这种心灵上的矛盾，非常令人痛苦。 醒秋的朋友陆芳树女士是一个思想极透彻的哲学者，情感极不易动，但她到地雄进了一年中学，偶然遇见一个略曾相识的同国女士，她高兴得像见了亲人般，对她诉说许多客中的苦闷，对她流了无数的眼泪。暑假时回到里昂，有如久客者之归故乡，全身心得了一种解放的快乐，大家取笑她，说童养媳逃回娘家了。 “法国人虐待了你么？”大家问。 “不，她们待我优渥异常，但我只觉得孤寂，一种说不出来的孤寂。”她回答。 是的，作客异邦的人，都感到这种孤寂，这种说不出来的孤寂。醒秋在伯克莱宿舍，白朗像母亲一样的爱她，而她思家之念，岂惟不能消灭，反而日益深固。她时刻盼望故乡给她的消息，虽然那些消息是偏于坏的方面多，但她总是要听。姊姊写给她的信，不是说母亲又有些不适意了，二哥才诞生几个月的小儿子夭亡了，三弟成了极怪异的神经系症，医生断定终身不治的了；便说父亲失掉差使，或春间故乡发大水，将门前石桥冲塌，坝塘工程，毁损大半；或今秋久旱，收获大为减色；或家里失了窃，偷去不少东西……这些话都是姊姊东拉西扯来做写信材料的。时过境迁，在写的人，已觉其平淡无奇，然而醒秋读了仍然会发生重大的不安。她每次接到家信，心先跳跃，手先发抖，有时候竟很无道理地痛恨家人不知体贴作客人的心理，将这些话来刺激她。但家人将事隐瞒了些时，被她发觉，她又大生其气，说家人不将她作为家庭的一份子。在她信里，家人都觉得她国文退化，信写得拉拉杂杂，不大清顺，而性情却变得比从前难缠，越发不放心她之在外国了。 法国饮馔精美，冠于全世界，点心更为有名，醒秋却时想吃中国的食物。她想念故乡的茶叶、香肠、香料腌制的鲫鱼，盐菜和酱萝卜；甚至辣椒和臭腐乳，都变成想象中顶好吃的东西，恨不得教家人寄给她。但寄费极贵，而且不易邮传，家人也无法满足她这种欲望。她极爱中国丝织品。哪怕中国绸缎，易皱、易褪色，她弄到几尺材料，也视为至宝。她把从中国带来的旧绸衣，改为不三不四的短衫，听人赞美一句，不啻九锡之荣。又喜从中国饭店，买一点中国茶叶送法国朋友。可怜的中国，除了丝茶而外，还有什么能和人比呢？即以丝茶而论，也不过徒有虚名而已，原料已不比从前了。但人在外国，爱国之心，极为浓挚，只要能为祖国争一点光荣，心里便觉得有无可比拟的快乐。这种心理是要到外国后才知道的。至于中国新出版的书报、杂志，大家简直想得做梦。偶尔中国寄来一本书，同学们便抢着借看，每每将一本新书，看得像旧钞票般的破烂和污秽。 醒秋略为知己的朋友，都已离开里昂，回到中法学院，也觉索然无味。她虽与法友同游，仍感到踽凉吊影的寂寞。天天在温柔的笑靥和真心的抚慰之中，还像置身于茫茫荒岛之上，“寂寞呀！寂寞呀！”她的心灵，只是这样呼喊着。她想有一个知心的伴侣，那须得是一个同国的人，最好是一个亲人。 一个同国的人，一个亲人，谁能合得这种资格呢？母亲么？母亲若能到法国来，固然是千好万好，但这是永远做不到的事，她也不去妄想。自己的兄弟姊妹么？他们若能来，亦未常不妙，但好像这还不是她所想念的。她所想念的，究竟是谁？她也不能回答自己，但在这时候，那秀眉广额的青年影子，却又无端浮上她的心灵！ 渐渐地，她自己寻出烦恼的原因了。家庭的不幸，客中的孤寂，固能使她忧郁；思想的混乱，人生观之茫无标准，也足使她陷于所谓“世纪病”之中。但她心灵为什么总感着一种填补不满的空虚？为什么常觉有一种无名的烦恼缠纠着她？呀！她明白了，上天造人，给了他们以血肉的躯体，同时赋以爱情，无论男女，虽有迟早之不同，都有一个烦闷的时期须得经过。她现在的人生旅程是正走到这个关口上。这原是自然之理，无从讳也不必讳的。 醒秋的知识的启发，本较他人为迟，而求学的野心，又异常强盛。两年以前，她对于爱情，岂惟毫不理会，而且还视之为极端的无聊。她每见同学之辍学结婚，辄大为惋惜。她以为人一结婚，什么都完了。人想在学问上成名，或干一番事业，最好是独身，她每每想抱独身主义。 如前文所述，她为想升学，抵抗家人的逼婚，曾害过一场大病，她就是这末好胜，除了学问，什么都不放在心上。她每闻人家向她提起何时结婚的话，辄赧然不答，她有一种处女的尊严，一种自由的骄傲，一种远大前途的希望，决不为什么结婚而断送。 初到法国，她还是无爱无憎，翛然物外。虽有几个异性朋友，除讨论文学之外，不常交谈。她也曾遇着重大的诱惑而能不为所摇撼，这样看来，所谓爱情也者，似乎永远不会同她发生交涉了，谁知道她也有做爱神俘虏的时候。 她若能用心读书，使情感变为升华作用，她的情绪也不会如此扰乱的。自丹乡到里昂中学那几个月的勤奋，她曾得到书中三昧。只觉“读书之乐乐无穷”，那就是一个经验。不然，若叔健同她通通热烈浓郁的情书，使她的一颗心有所寄托，她爱情的源泉，有了正当的发展，她的心境也会比较舒畅些。但愁和病不断的牵掣着她，使她不能发奋用功；而那位未婚夫又是永远的冷淡着她，“万种风情无地着”，这一句好诗，正可为她那时咏。 她对着春花秋月，遇着良辰美景，辄怃然兴感，惜共赏之无人。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她躺在如茵的芳草地上，樱花的残瓣，随风飘堕，缀在她肩上、鬓边、衣衫间，夹带着一股醉人的清芬。流泉潺潺，催送她似锦的年华蝴蝶双双，如挑如逗的在她面前飞舞，她心里每忽忽如有所失。这时候她觉得有一种散漫的轻微的温柔感觉，弥漫于整个心灵，她一缕袅袅的情绪，如不可见的游丝一般，随风飘去，消失于泬寥的苍空，渡过碧漫漫的大海，要在太平洋的那面，寻找一缕同样的不可见的游丝，同它缠绕在一起！ 也是合当有事，自从上一次叔健拒绝来欧后，两下都有些介介，通信比从前更稀，措辞愈觉敷衍，他们的感情，已介于将断未断之间，所维持他们的，不过是名分问题而已。但有一天，叔健忽来信说自己病了，已在工厂请假数星期调养。醒秋身在客中，深知作客的苦况，听了这话之后，引起人类的同情，而未婚夫妇的爱情，亦因之而热。她接连写了几封信去慰问。叔健覆书，常述病中寂寞心理，语气颇觉温和。过了半个多月，叔健又来一封较长的信，说一病之后，不禁引起思乡之念，自念游美以来，星霜忽已五易，学业已成，淹留无益，已打算整装作归计了。又说他的大哥生了两个孩子，寄来相片婉娈可爱，他本来喜欢小孩，见之爱不忍释。而且大哥家室和谐，极人生之乐事，也令他有无穷之歆羡云云。 醒秋一读那封信，心里顿时慌乱起来，叔健一回国，不出三个月，她家庭召她回国的金牌，是要联翩飞至了。她原不敢久留法邦，但法文才弄清一点头绪，总想再留一两年，将学问告一段落。她不敢希冀什么硕士和博士的学位，但至少也须混得一张文凭或一张大学修业的证书，以为将来活动于社会之地。 叔健来信素不作一温柔语，于今却有些不同，他也会感觉客中的苦闷，他也会爱怜小孩，可见他未常没有感情；而且他居然歆羡大哥的室家之好，这难道是没有深意存乎其间么？ 醒秋一则怜念叔健之病，一则见这样一个木强人居然有动感情的时候，以为难得，就不免误会了他的意思。再者见他东归即在目前，深恐自己学业受累，事机紧迫，未免来不及深长考虑，更来不及讲什么矜持。她立刻写了一封快信给他，开诚布公地同他谈了自己求学的苦衷，劝他回国时，取道欧洲和她相见一面。如他肯在欧洲再读一二年书，那末她更为欢迎。因为她在这里没有一个朋友，未免时常感着寂寞…… 醒秋想叔健之来欧，固然为的要解决一切的问题；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她和白朗的友谊，须趁此一为结束。白朗对于醒秋，用尽心机，想劝她信教，醒秋总是不肯，白朗失望之极，只有趋向祈祷之一途。她近来脸色更苍白得可怕了，饮食更减少了，她暗地里还有许多牺牲，为醒秋所不知道的。有一次，一个同学泄漏了一件事，使醒秋十分过意不去。白朗有一个朋友，患病五年，白朗护持她胜于骨肉，两人交情，真是如胶如漆。但白朗一日忽去见那女友，说她将求天主感化一个中国女郎，她已经行了许多祈祷，现在愿更以她们深厚的友谊，付之断绝，以后永不相见，永不通信，这痛苦在她是很大的，但她愿将这痛苦贡献于天主，以为祈求的代价。那女友也是一位信心坚固的人，随即允许了她，两人很亲热的拥抱了，挥泪而别，从此两下果然不相闻问了。醒秋在马沙修女及白朗的口中，也渐渐知道了一点“祈祷”和“牺牲”的意义，但她是个中国人，唯物思想似乎是与性灵以俱来，成为一种先天性。她总觉得这类事没有什么意思。不过白朗的至诚，却使她非常感动。她想留在伯克莱宿舍里，既不愿信教，徒使白朗为她受苦，问心实不能安，不如辞去之为得计。但她一提要走的话，白朗辄百计挽留，甚至汪然欲涕。醒秋原也是一个多情的人，又委决不下来。 叔健若来法国，她一定陪他到巴黎等处旅行，就此结了婚，那么她可以脱离布克莱宿舍了。 她写信给叔健后，以为这一趟再也不会失败。只要叔健是个男子——至少是一个人，他定能鉴她苦衷而成全她的。他到欧洲来有什么损失呢？哪一个留美的学生回国时不顺道到欧洲一游，以扩眼界呢？ 她的精神又有些活泼起来了。她预想叔健来欧，她如何的招待他，如何同他去旅行。她更要揭开神秘之幕，看看叔健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人物。平常读书时，偶投一瞥的眼光于叔健的照片，辄为停睇不瞬，她心里每觉怀疑，这样一个青年，竟不解柔情么？天既赋之以俊秀的容貌，难道会给他一颗木石的心么？他对她的冷淡，或者是报复从前拒嫁之仇吧？但叔健之去美国，全在她之一激，不然他在本国大学还不能卒业呢。求学是好事，叔健应当了解她的心的；况且他不是浮薄儿郎，想不致恶作剧至此。或者面皮生得过薄，对于女子未免怕羞吧？是的，他好像是一个极怕羞的人，他写的信，字里行间，常含腼腆之态，他常说怕与新式放纵的女子周旋，都足为怕羞之证。总之，叔健到法国后，她要一一问他，不许他更掩饰。 她既预备和叔健结婚，不得不置几件衣服。她对于服饰素不注意，所以不知应当如何选办，只得跑到中法学院，请同学指导。那同学见她忽然讲求衣服起来，深以为异，问其所以，醒秋性情本极浅薄，胸中藏不得芥子大的一点事，而且这次断定叔健之必来欧，未免得意得过了分儿，也不管这件事可以宣布与否，竟微笑说道：“你不要去告诉人，我就说给你听，我不久要结婚了。”随又扯了一个谎，说：叔健自己来信说要来欧一游，她已几次覆信推托，但推托不掉。 她缝纫衣服时，弥漫于她心灵中的温柔情感，一缕一缕抽出来，又深深密密的纫入衣服里。她的心微微跳荡，每忍不住要在衣缝上轻轻地亲一个吻，回头再将叔健的相片仔细端详一下。 他们将手握手地坐在锦幄银镫之下，互相倾吐了灵魂深处最神圣最秘密的话言。月廊边，花榭畔，将时见他们的亭亭双影。再到公园，见了那绿荫深处，情话喁喁的男女，她也再不羡妒了。他们要贯彻及时行乐的宗旨，为最愉快的蜜月旅行：到湖山明媚的瑞士，到阳光灿烂，花香鸟语的意大利，到森林广野的北欧……这个期待，在她是很久的了，现在是要成为事实了，她天天盼望叔健的信来，几乎上课都没有心思了。 过了二十多天，叔健才来了一封信。拆开一看，笔迹很潦草，语亦简短，好像是不耐烦而勉强写的。信里的话，真是出乎醒秋意料之外。他大约是这样说：我早告诉过你，我对于旅行，是不感一毫兴趣，到欧洲去做什么？至于结婚，我此刻亦不以为急，你想在法国继续留学，我再等待你几年，亦无不可。 这是第二回被叔健拒绝了。她万不能忍受了。她拿着叔健那封信，气得手足冰冷，浑身打战。你看吧，这寥寥数十字内，不是充满了一片烦厌、一片奚落、一片冷笑之声么？他不是似乎这样说：你不能等待了么？我却偏能等待。你几次想我到欧洲，我偏不来。其实我并不想和你结婚，请以后不要再缠我。 第一次的事，醒秋心上已经留了一个伤痕，这一次更痛楚万分了。叔健这种不近人情的行为，果然做得太过，她的高傲，她的尊贵的女儿身分，她的温柔的情感，是太受伤损了。况且叔健这种行为，岂但伤损了她的气节，还蹂躏了她的爱情，这爱情是她所视为生命一般重要的。她是为了叔健，为了他是她的未婚夫，冒多少危机，受多少辛苦，方得以保全的。她虽然不过是一个平凡的女青年，别无可夸的奇材异能，但她这颗心，如玉之坚、如月之皎、如珊瑚之红、如天使白衣之纯洁，原是很可贵的。她本想有一天郑郑重重地将这颗完全的，无玷的心，赠于叔健，以为定情时珍贵的礼物。谁知道呢，她竟冷笑着接过来随手抛掷了！王尔德童话里有一个故事说：青年诗人挹取自己夜莺啼月般的心血，染红一朵玫瑰花，贡献于他的情人，他的情人却嫌其不如宝石的珍贵，将它丢在大路上。车轮从花上辗过，那一朵可怜的花，化为一片香尘，随风飞去；诗人的心，也随之而碎。现在她的心也碎了！ 醒秋虽然好幻想，爱诗和艺术的趣味，但她的思想到底不离实际的范围。她理想中的男子和事实的距离，还不过于悬绝。她知道那些为取媚于爱人，而到悬崖之下取紫罗兰，结果为澎湃洪涛所吞噬；或者跳身如山的火焰中，拾取情人抛进去的戒指的那些男子，都是诗人理想化的人物，事实上是不会有的。但醒秋和一班女同学，无事时戏论选择男子的问题，她理想中最高男性的标准：须有学者冷静的头脑，诗人热烈的性格，同时又有理学家的节操，为爱情固可以赴汤蹈火，牺牲一切；为事业，也可以窒情绝欲，终身不娶。比喻得有趣一点，一个十全的男子：要有春水样的柔情，磐石般的意志，春花似的烂漫，大火般的热烈，长江大河似的气魄，泰岱华岳似的峻严。 男子的性情大都是猛烈的，进取的，自动的，而女子则比较的冷静、保守、被动。男女之互相爱慕，就系于这相反的情性上。男子爱女子的温柔，而女子则慕男子的豪爽。一个男子一味儿女情长，英雄气短，像贾宝玉型的人物，醒秋在幼年时代不是便认为一无可取么？而且男子向女子只管粘粘搭搭，知进而不知退的用情，也容易引起对方的烦厌而遭失败，醒秋从前之不爱秦风，或者就是因秦风用情的方式不为她所喜。须知女子之所以倾倒于男人者，是要他像个男人，这就是醒秋自幼所拟的男性标准：要有堂堂丈夫的气概，和充分男性的尊严。 不过像醒秋理想的男子，固然可爱，而自己能否相称，也须先问一声，攀高妄想，徒贻人以笑柄，她也是不愿为的。退而求其次而又次者，至少也须合得上“意志坚刚，感情深厚”八字的批评。 她从前将叔健的冷淡，常作意志坚刚的表现，后来听父亲说他拒绝美国女郎的一件事，以为更足证她猜度的不误。她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叔健之淡，或正是爱情能持久的好处，所以对他还存着三分敬意，虽然她对他没甚爱情。 现在叔健给了她这个大大的精神伤害，她似乎认得叔健的真面目了。他并非什么意志坚刚，不过是个天生木强人，天生没有感情的人罢了。你看他对于人生种种乐事，都不感兴味，那末，他将爱情当作可有可无，无足轻重，又有什么奇怪呢？他不见得是一个女性憎恶者，但他与女子周旋时，缺乏男子本来的进取勇气，所以对女子从来不敢吐露真心——因为他怕引动了对方的感情，使他无法应付——大凡怯弱的人，总喜作为严冷之态，以掩饰他周章失措的举止，久而久之，习惯成为自然，便变为一副冷心肠，或成为兀傲自大的人了，叔健或者就是这一类型的男子。至于目不邪视等美德，适足证明他是一个不解风趣的鲁男子罢了。女子所爱的男子，却又并非鲁男子之流，喔！女子的心理真不可了解。但这些都还可恕，最可恶者，他不该不体贴女子的心理，说出这种教人难受的话。她以为男子对于女子总须有相当的礼貌——不怕是出于虚伪的——有些事男子可以忍受，而女子却不能忍受，有些话男子听了付之一笑，而女子则会引起伤心，女子的神经较为脆弱，心思较为灵敏，男子是应当注意的。 叔健两次用斩截的话拒绝她的爱情的表示，分明是一种狂妄的举动，是一种故意加于她的侮辱，她愈这样想，愈把叔健恨入骨髓了。而且这事在同学方面，久已传开，人人都知道叔健要到欧洲来和她结婚，现在忽然成了虚话，同学虽未必耻笑于她，她总觉得惭愧，只觉得大大地丢了脸。 她写了一封信，回覆叔健，写完自己一读，竟成了一封极决绝的离婚书。 但在这时候，她的理性，还没有完全失却作用，她怕叔健将她这封信寄给她的家庭，惹起轩然大波，所以她只好将那封信撕了，另写一封。不过无论她怎样的撩定心性，激烈的言辞，仍会像泉水一般，从笔尖喷涌而出，结果那第二封信写成后，又付之字篓。 “我太像个荏弱的女性了，这算得怎样一回事，不理它得了。”她有时失笑着对自己说。理性教她平心静气，将事理考察清楚而后落笔，感情却像一个恶兽似的在她心里乱踢乱咬，发狂般呼喊，要她先把叔健大骂一顿，报复两回的耻辱，然后一刀两段地和他断绝。她也知道在气头上写信，是不会写出好话来的，所以想定一定心再写；可是，不行，这股气决不是这样容易消得了。她在家时曾和姊妹兄弟吵过嘴，在学校时也曾和同学呕过气，无论怎样的委屈，过了几天，就忘记了；和叔健闹意见时，她偏偏不是这样。读书，出去看电影，似乎暂时忘记这灵魂的创痛，但一想到这件事，又觉得心里有芒刺在戳。胸中的野兽被理性的鞭子，制得暂时服帖，一个不留心，又被它狂噬起来。这愤恨如此厉害，真是她平生未有的经验，连她自己都禁不住深为诧异。 她写给叔健的信，写了六七回，撕了六七回，结果是理性略为迁就，感情也略为宁贴，才写了一封极短的信给叔健道： “你的行动，有你的自由，你不愿来欧，我也不便干涉，不过从此我们不要再通信吧，老实说，我同你通信实不感一毫趣味。” 这样一封文不对题的信发出去后，醒秋心里才略为舒畅了一点。 不多时叔健又来信了，他说自问并无开罪之处，何故她要不同他通信？至于欧洲之行，他实不能从命，只有请她原谅。又说中国朋友已替他在上海工厂觅得一个位置，机会不可失，他数日内将即束装东归了，信后附着中国通信的地址。 醒秋已决意不和叔健通信，他之归国与否，她也不在意中。但她自从这次事故发生后，心里更觉烦闷，更为孤寂。以前自觉此身如在茫茫荒岛之中，但海波尽处，仍有灯塔的光，不时闪耀，现在连这点隐约的光明都不见了，海天如墨，她已沉入死的境界里了。 她所预期的事实，不久实现，她的家庭闻叔健回国，竟写信叫她回去。醒秋想趁此机会，解除这项婚约。她写了一封信将叔健冷酷不近人情之处，详细报告于父亲，结尾则表明了她要离婚的意见。 父亲素知醒秋脾气倔强，又因她身在海外，管束有所不到，怕她做出什么与旧家庭冲突事来，所以每次写信给她，总是带着温慰口气；这回却惹起怒火，回信把女儿严厉训饬了一顿。并说离婚之事，有辱门楣，她若不听从家庭命令，他是要强制执行的。即她自己轧死于电车之下，他还要将她的一副残骨，归之夫家的陇墓！ 这几句话将醒秋气得几乎发疯，她大骂道：“老顽固，你要做旧礼教的奴隶，我却不能为你牺牲。婚姻自由，天经地义，现在我就实行家庭革命，看你拿什么亲权来压制我？！” 她本想剧烈地反抗她的父亲，争回她的自由。她终身的幸福，关系于此一举，这是万万不可随便放过的。子女为父母牺牲，是东方吃人礼教的意见，她不能服从；而且她还仿佛看见一本外国生物学的书说：只有父母牺牲自己，保全幼者，幼者不能牺牲自己，保全父母，因为这是自然的法律。 但是大姊代母亲写的信，接接连连地来了。母亲并没有呵斥她半句，只是拿极伤心的话，哀求着她。她说：女儿，我愁病交缠，看来是不久于人世的了。你若顾念我，请听从我一句话，与叔健言归于好吧。你以为他不愿到法国来，就算是侮辱你么？那末，你从前的拒嫁呢……叔健不肯来法，原不能算是侮辱她，他的信也没有什么显明的侮辱言辞，醒秋也承认的。但是这种微妙的精神上的创痛，母亲哪能了解？非但母亲不能了解，恐怕连叔健也不了解吧。她还想同母亲抵抗，但一想到她那饱经忧患的病躯，又不禁凄然泪下。 醒秋虽是旧家庭出身的人，但她的头脑经过五四运动的大解放，成了个唯理主义者，前文已曾提过。什么主义，什么学说，她都要先拿来搁上她那理性的天平，称量一下，与理性平衡者从之，否则置之。至于什么权威，什么教条，她一听便先引起莫大的反感，别说接受了。这时代的知识份子都是偏于否定性的，也是充满破坏性的，醒秋自亦不能例外。 不过醒秋是个富于美感的人，文学、绘画、雕刻、建筑的美，她颇能领略，德行之美，她认为更在这些以上。她不是曾在自己日记里写过：“道德之美，原是世界上最高之美；”及孟子“理义之悦我心，如刍豢之悦我口”那些话么？其实理义之悦心，何止刍豢悦口不能譬拟，世界上什么美的东西都不能相比。她虽不敢遽尔相信“人为万物之灵”的那条定理，不过道德观念，她认为恐怕也只有圆颅方趾的种类有，飞走潜跂之类是不足以语此的。她并没有研究过宗教，不信物质世界之处，还有神灵的世界，也不信人有灵魂——马沙修女虽说一个人的灵魂，大过整个的宇宙，她总觉得那不过是宗教家的说法，在她看来，实觉不可思议——不过她却从文学上得知“灵”与“肉”的对峙，“灵”与“肉”的斗争一些话。在文学家写的时候也许只是一些口头禅，醒秋却真的把这两者看成截然不同的事物。她把“肉”当作一切物质的代辞，“灵”当作一切精神的代辞。 物质欲望人与禽兽所同具，而人类则更有要求上进的愿望。这要求上进的愿望，醒秋在为升学问题那场苦斗里已经深切体验过了。人类要求上进的天性，包括高深学问和卓越才能的追求，光华圆满人格的创造，促进文化利济人群事功的建立，醒秋以前也曾分析过，研讨过了。不过人性贤愚不等，后天的教育环境又多不同，秉性善良者加以好的教育环境，他的要求上进之心，得到顺利发展，便成了豪杰圣贤人物，反之则成盗贼小人一流。 处艰难险阻之境而仍不屈不挠，淬厉奋发，终于完成其学问事功与德行者，其可钦佩更在环境优良者之上。 现在舍学问事功专论德行。醒秋认为德行有如真理，是永久存在的。它的意义容或随时代而改变，它的价值则历劫不磨。正如晦明风雨，气候变迁，明月一轮，清光万古！ 她对中国旧道德虽多否定，对旧时代的德行人物，却乃给予相当的敬重。她常说以现代眼光和准绳来看过去的人物，决非尚论古人之道。譬如忠孝节义这类道德，女虽嗤笑为封建产物，但对忠孝节义的人，她却从不敢菲薄。她最爱忠贞之德，对历史上的忠臣贞士，每仰慕异常。而异族凭陵，中原板荡之际，一些挺身出来的孤臣义士，赴汤蹈火，百折不挠，挥鲁戈之颓阳，捧虞渊之落日者，则更为喜爱。所以当她读文天祥、史可法、张煌言、郑成功这类英雄的传记，热血每为腾涌，流下来的眼泪，每每沾湿了书页。 她的家庭份子虽只是些平凡人物，但谈到忠贞之德，却也有几个令她起敬的人。 她的祖父不过是满清末代的一位州县官。在浙江各县经历二十多年，虽无特别政声，在那普遍贪污舞弊的空气里，他力自振拔，也算是个起码的循吏。辛亥那年，黄鹤楼头飘起了革命的大旗，满清皇朝倾覆，祖父头上那顶乌纱也随之飞走了，他携带一家大小十几口男女，避入上海租界，租了一幢弄堂房子住了下来。他多年积蓄的宦囊，为了一个钱庄的倒闭而化为乌有，手中虽有点现款，以食指过于繁浩，不免弄到典当度日的地步，生活过得颇为拮据。 民国成立，气象一新，他旧日的同僚，渐渐从隐伏的角落钻了出来，一个个混进了新政府，仍旧做他们的官，捞他们的钱。醒秋的祖父呢，辫子虽然剪去，却立志要做遗老。当他困居上海时，那些旧日同僚每到他家苦口劝他“出山”，并对他说道：像梁节庵、清道人之流，文采风流，照耀当世，做了遗老，将来历史上也许还会留个清名，你我则不过是些风尘俗吏，不会写文章替自己吹嘘，便真的饿死首阳，谁又知道？老兄这么固执，又何苦来？“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劝老兄还是随和些好。祖父听这些话，每笑而不答，送客后，他对醒秋的父亲说：这些人满脑子填塞着名利观念，做遗老也以名为条件，得不着名，他们便不愿为，竟不知什么叫做“良心”什么叫做“人格”——祖父也懂得一点新时代流行的名词——未免太可叹了。况且听说这些家伙在新政府做了官以后，贪污如故，鱼肉小民如故，甚或搞得比从前更凶。因为他们总觉得新政府是他们从前“主子”的敌人，对于敌人，可欺骗则欺骗，可拆台则拆台，是用不着讲什么忠实的。共和政府让这些腐败份子混了进去，我看民国的前途，怕难得稳固呢。 祖父的话，后来果然应验。革命成功未久，变故叠生，内部初则有袁世凯帝制自为，继则有北洋军阀的混战；外部则帝国主义者的经济侵略，日益加紧。战火不息，遍地痍伤，民生凋敝，膏血尽而竭，大好的中华民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岌岌不可终日，这难道不是由于腐败势力，未曾彻底涤除，而腐败势力之不能彻底涤除，又由于腐败官僚混入新政府的缘故么？ 不过这都是后来之事，祖父并未目击，他自沪返里，未及二年，便因贫病交迫而逝世了。 醒秋记得在故乡时，祖父经常穿着一身粗布短褂裤，灰白的头发和胡子，经常不甚修理，任它长得很长。每日天色微明，全家尚在梦乡，他已独自起身了。他慢慢走到厨房的灶下，自己点火发柴，烧一锅水，洗脸，泡茶，便开始磨墨练字。黄糙的裱心纸，陈旧的报纸，都是他练字的材料。他的字极有工夫，但从来没见他为人写过春联楹对之类，不过借此消磨岁月而已。 有时，旧日同僚写信到乡间邀他出山帮忙，他读过以后，一声不响，将信纸捏成一团，向字篓一扔。祖母为这件事曾同他争论好多次，有时老夫妇为此反目，多日不交一言。 革命以前，醒秋浑噩无知，革命后，她在上海读了些满清入关时罪恶史和历代惨酷的文字狱，对满清皇朝，才开始发生仇恨。但对于她的祖父之忠于故君，却认为值得钦佩。祖父那种沉默寡言，眼光凄黯的“暮年烈士”的印象，镌刻于她心版，永远不能模糊。 她只觉得这是美。到底是怎样个美法，她也说不出个究竟，因为那时她年龄尚轻，学力不足。后来她学了点美学，才知道这是美学上所谓崇高悲壮之美。 她的母亲不也是这一类型的人物么？她对于祖母的竭忠尽命，数十年如一日，不是常人之所难么？也许我们可以这样批评她：她没有读过书，心地单纯，自幼桎梏于旧礼教莫由摆脱；甚至我们可以说她的孝行是迫于积威之下，不得不然。但她的妯娌也是同一时代的人，何以偏不向她看齐？况且她除了对公婆的孝以外，还有无数的淑德懿行呢？所以醒秋认她母亲正是属于那排除物质的障碍，达到精神上完全解放的一类人。她的本质原如一块佳璞，自己又朝斯夕斯，琢磋磨砻，终则使得那方美玉，莹洁无疵，宝光透露，成为无价之珍。 在旧时代贤孝女人的典型里，“一代完人”的考语，醒秋的母亲，确可当之而无愧！ 就像这样，醒秋对她母亲，天然骨血之爱上，再加上平日对她的崇敬，她们母女的情感，自异乎寻常。现在她面临这样的重大的问题，她当然是要考虑的。 假如母亲的地位换了她的祖母，则醒秋家庭革命的旗子早扯起来了。假如她母亲是寻常庸碌自私的妇女，或对子女惟知溺爱，不明大义的为母者，则醒秋也顾虑不到这么许多。不幸的是她现在家庭革命的对象，偏偏是这样一个母亲，那么，她牺牲母亲呢？还是牺牲自己呢？ 有时她想母亲礼教观念虽强，对女儿究竟慈爱，她解除婚约之后，母亲虽暂时不快，将来母女见面，母亲还是会宽恕她的。不过祖母的咕哝，叫母亲怎受得下？这一位家庭里的“慈禧太后”对于这个饱受新思潮影响，满脑子充塞革命观念的醒秋，固毫无办法，对于那多年绝对服从她的媳妇，则仍可控制自如。她是要透过她的关系来压迫孙女的。醒秋又想起了母亲南旋的“预兆”，和摩尔老修女发病之夕的“噩梦”，她又顾虑横生了。 “我终不能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我终不能为一己的幸福，而害了母亲！”她喃喃的念着，但羞辱和愤恨，像赤铁似的烙着她的心，愈烙愈痛，她也誓不再嫁叔健。 到后来她忽然想着一条退路了。她说白朗想我信教，我就去信教，信了教之后我就跟着她出家。这于旧家庭名誉无损，而自己却可以免得受以后爱情的魔障。本来情场退步，便是空门，人到心灰意冷时，便想到宗教中寻求安身立命之地，左先生之想出家当教士，父亲从大哥死后，长斋奉佛，不已给了她以很明显的暗示么？而且芳树那几句冷隽的话，又像在她耳边响：“我想获得一种宗教信仰，不然，就堕落于一个恋爱命运中……” 她于是复信于她的父母，仍说了不少怨恨的话。到后来，她说： “解约缓议可也，与叔健言和，则万万不能。儿宁可披纱入道，亦不委身此人，家人若更强迫，或有甚于此者，幸勿后悔！” 过了几天，她忽然自动地对白朗说道：“我现在决心领洗入教了，以后还和你一同去出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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