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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作家都有他写作的经验，但每人的经验也许不同，甚至一个作家自己前后经验便大有歧异之处，所以这件事颇值得一谈。我现在且把自己写作经验公开于次，希望能与一般文艺工作者的同志相印证。也许将来又会收得新鲜的经验，那时当再写一篇或几篇。 没有题目不能写文章，所以学生在课堂作文时，宁可由教师出题而不愿自己去寻觅。但出题确也是件苦事，这是每个国文老师都有同感之事，现不必细说。听说西洋某作家要写作而又想不出题目时，便随手翻开一部辞书字典之类的书，瞥见“金鱼”这个字便写篇“金鱼”，或关于金鱼什么的；瞥见“杨柳”这个字便写篇“杨柳”，或关于杨柳什么的。这办法虽颇有趣，但决非写作正当状态。辞书字典包括字汇甚多，难道你瞥见“腐尸”、“粪便”、“硫化铜”、“二氧化锰”也能写出文章来么？——当然我不说这类题目写不出好文章，像法国颓废派诗人波特莱尔便曾借“腐尸”这个可憎字眼，在诗界开出一朵艳绝古今的“恶之花”——再者这样作文与八股之赋得体何异，写文章如此之无诚意，我以为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的。 我个人的写作乃或因为读书有所心得，或获得了一个新的人生经验，或于人事上有所感触，或某种思想酝酿胸中成熟，觉得非倾吐出来则于中不快，而后才能发生动笔的要求。所以我作文的习惯是：脑中先有某篇文字的大意，乃拟定一个题目，再由这题目各点发挥而为文章。你若问我究竟由文生题呢？还是由题生文呢？这就像问母鸡鸡蛋孰为后先一样难于回答。勉强作答，我不如说先有文章，后有题目吧。 题目拟定之后，就要将脑筋里空泛的思想化为写在纸上的文章了。这时候头绪之纷繁大有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之概。为求思想有条理起见，我们应该拟定一个大纲，一条条写在另一张纸上，而后逐节加以抒写。这个大纲拟定后并非一成而不变，我们是随时可以修正它的。 相传作画口诀有“画鸟先画头，画人先画目”之说，有人以为写文章，也非从头写起不可。但据我个人的经验，这倒并非事实上所必需。一篇文章某一段结构简单，某一段结构复杂，某一段只须轻描淡写便可对付，某一段就非运用深湛精密的思想不可；或非用淋漓酣畅，沉博绝丽的笔墨来表现不可，并非自开篇至于终幅都是一样。我们开始写作时，思路总不大活泼，陡然将思想搁在盘根错节的环境中，想寻觅出路，一定要弄得昏头昏脑，撞跌一通，还是摸不出来。这时候作家的神情是很悲惨的，手里提着笔，眼睛望着辽远的云天，一小时，一小时的光阴飞逝了，纸上那几个字还是那几个字。勉强向下写吧，那支笔却拖泥带水，踅又踅不动，转又转不开。经验这样写作苦处的次数一多，他便会感觉写文章是很无意趣的事，而不想再写了，甚至有许多人，竟因此而放弃了他成为作家的机会。我以为思想也像筋肉一般，必须先行操练一下，而后才能使它尽量活动；好像比赛足球的健儿们，每在未开球之前，利用十余分钟的闲暇，奔跑跳跃，以便活动全身的血脉和筋骨。我写短篇文字是每每从头写的。写比较复杂的长文，如觉开头时文思不大灵敏，我就挑选那最容易的几段先写。写了二三段之后，笔锋渐觉灵活了，思绪渐觉集中了，平日从书本上得来那些瘀积胸中的知识，也渐觉融化可为我用了，再去写那难写的几段，自有“騞然而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躇踌满志”之乐。等到全文各段落都写完，再照原定秩序安排起来，一篇大文便算成功了。 一篇文章不是一次便可以写成功的。据我的经验，至少要写两次或三次。起草算是第一次，誊缮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我作文起草尚有相当的容易，因为想这无非是写给自己看的，好坏没有关系。到誊缮时，想到这是要公开于世人之前的，心里便不免感到若干拘束，而态度也慎重起来了。这一来情形便坏了：这一段太枝蔓，得将它删去，那几句话说得不够漂亮，得重新写过；时间不知费多少，纸张不知糟蹋多少，平均缮录的时间，比起草的时间要长一倍或两倍。我们踏勘地理，必须升到高处鸟瞰全局，而后这地点的形势，才能了然胸中，修改文章，也要全部誊清之后，才能着手。这一来情形更难堪了：一篇文章并不是全部需要修改的，那应当修改的地方，我们一面誊缮，一面也感到创作的乐趣，那不需要修改的地方，誊缮时简直令人厌倦之极，啊，这简直是一种苦工！一种刑罚！听说西洋作家每雇有书记或利用打字机，果然便利不少。可惜中文不能上打字机，而书记又不是我们穷酸教书匠所能雇得起的，只有拜托自己的手腕多受点辛苦而已。可是拜托的次数多了，手腕也会发烦，给你个相应不理，这时只有将文章暂行搁置，待兴趣恢复之际再写。“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建筑宫室，必须有良佳的斧斤，要想写作文字，亦必须有顺手的笔墨。照我个人的经验，倔强的笔和粗劣的纸，很足妨碍文思顺利的发展。我替学生批改作文，他们所写潦草的字迹和不通的文理，固足使我不快；而他们所用黄黑粗糙的纸张，磨擦我的神经也颇为厉害。为这种文字改削润色每觉十分困难。文思是世间最为娇嫩的东西，受不得一点磨折；又好像是一位脾气很大，极难伺候的公主，她从你脑筋移到手腕，从手腕移到纸上，好远一段路程，也要你清宫除道，焚香散花，才肯姗姗临降；否则她就要同你大闹其别扭，任你左催右请，也不肯出来了。同公主执拗，是犯不着的，总是你吃亏的，还不如将顺她些算了吧。 写作的环境也不能不讲究，大约以安静为第一条件。孟浩然吟诗时，家人为驱去鸡犬，婴儿都寄别家，我们虽不必做到这个地步，但几个孩子在你面前吵闹，或隔壁劈劈拍拍的牌声，夹杂着一阵阵喧哗哄笑，也很可以赶走你的灵感。西洋作家有特别改造他的书斋而从事某种著作者，可怜的中国作家还谈不到这种福气，但书斋的布置也要雅洁些才好。我的条件很简单，只要合得“窗明几净，笔精墨良”八个字起码条件便够。但创作情感真正酝酿到白热化时，工具和环境之如何，便全不在乎了。古人有在饥寒困顿之中，吟出许多佳句者，有在囚拘之中，用炭枝在墙壁上写出一部戏剧者，便是一个例。 打就全部腹稿而后在纸上一挥而就，古人中不乏其例，像王粲、王勃便是。但我们只是些普通人，我们必须一面写，一面让文思发展。文章之在脑筋，好像矿物质之在地下，它虽然全部蕴藏在那里，你若不一铲子一铲子去发掘，它是不会自己发露于世上的。就说那最奇妙的灵感吧，它有时会在你不曾期待的状况下，教你吟成一首好诗，教你写出一篇妙文，教你悟彻一个真理。但你的脑筋若不常运用，所有脑中细胞组织都长了锈，或者发了霉，灵感也就会永远不来光顾你。灵感是一片飞走无定的彩云，它只肯在千顷澄波间投下它的影子。 古人云“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金圣叹也说文意只现成在你四周间，仅须“灵眼觑见，慧腕捉住”；冰心女士也曾说，“盈虚空都开着空清灵艳的花，只须慧心人采撷”，这三句话都具有同一的意义，也就是一般作家共同的经验。假如你的技巧练习到得心应手时，思想磨琢到遍体通明时，情感培养到炎炎如焚时，你若是个诗人，只将见满空间都是诗；你若是个文人，只将见满空间都是文章——真不啻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你假如想在幽默那一条路上发展，则落花都呈笑靥，鸟啼也带谐趣，大地到处生机洋溢；头上敌机的怒吼，不足威胁你无往而不自得的胸襟，物质的窘乏，生活的压迫，不足妨碍你乐天知命的怀抱。你假如想在高远幽深那一条路上发展，则你的心灵会钻入原子的核心，会透入太平洋最深的海底，会飞到万万里外的星球上面。你会听见草木的萌吐，露珠的暗泣，渊鱼的聚语，火萤的恋歌；你可以看见墓中幽灵的跳舞，晨风鼓翅的飞行，大地快乐的颤动，诸天运行的忙碌，生命生长和消失的倏忽。你的心和大宇宙的融合而为一，你于五官之外又生出第六第七官，别人听不见的你能听见，别人感觉不到的你能感觉到，写作到这时候才算达到至上的境界，才能领会最高创作的喜悦。 文思过于汹涌时，每易犯“跑野马”的毛病，野马并非不许跑，但须跑得好。但若无徐志摩先生的手段，还以少跑为是。思想过多，则宁可分为两篇或三篇。若不能将几篇同时写出，则可将那些多余的材料记录在手册内。以备将来取用。古人作诗每劝人“割爱”，仿佛记得袁随园有这么一句诗：“佳句双存割爱难”，但他对爱还是能割，不然，他的诗哪能首首都打磨得那么莹洁呢？材料得到以后，没有自行记录也没关系，脑子里有了蕴结成形的思想，将来要用之际，它自会不待召唤，涌现于你的笔下。这便是李梦阳所说：“是自家物，终久还来。”总之，我们写文章以条理清晰，层次井然为贵，千万莫弄得叠床架屋；辞藻太富，也要毅然洗刷，千万不可让它浓得化不开。 写作时，除所谓“文房四宝”之外，剪子一把，浆糊一瓶，也少不得。稿子的裁接挖补，就靠这“二宝”帮忙。我一篇文章誊清后，总要剪去几条文句，挖去很多的字眼，一张稿子有时会弄得一件百衲衣似的。况且我写文章又有个顶讨厌的毛病：一篇脱手，立即付邮。寄了之后，又想到某句不妥，某字未安，于是又赶紧写信去同编辑先生商量，请他吩咐校对员负责修改。印出之后，有时是照你的意思改了，有时大约因校对员没有弄清楚改法吧，反而给弄得一塌糊涂，看了真令人哭笑不得。近来稿子誊清后，多看几遍，多改几次，再压上三四天而后寄出，这毛病才让我自己矫正了一些，但说能完全治愈则也未必。 我主张文章应当多改，不但写作时要改，誊清时要改，就是印出后，将来收集于单行本时，还不妨细加斟酌。所谓修辞之学，就是锤炼工夫，那一铸而定的“生金”，有是有的，但不容易获得。 文章写在纸上自己看。像是一个模样。变成印刷品之后，自己看看，好像又另成一个模样。但我个人寻常心理状态是：文章写在纸上自己看时，带一点成功快乐的情绪，印成印刷品公开于世人后，自己看时，则常带羞愧和懊悔的情绪，只觉得这种文章不该草草发表。但当一篇文章用了个新笔名的场合，则觉得这一回的文责不须我负，而由那个笔名的化身去负，又会以秘密的兴奋和欣喜来读它了。对于文艺赏鉴标准甚高的朋友，我总暗中祈祷自己的文章不会落在他或她眼里。但你的文章既已公开，偏偏希望他或她读不到是可以的吗？一时即说读不到，永远也读不到吗？这种心理有个名目，叫做“驼鸟藏头的政策，”说来真可笑极了，但我确乎有这种连自己都莫名其妙的可笑心理。 排印的不美观，错字落句，标点颠倒错乱，可以叫作家感到莫大的不快，往往会叫作家发誓：宁可让文章烂死在心中，也不再寄这样刊物发表。至于有些错误，譬如“君当恕醉人”一句陶诗，印成了“君当恕罪人”；或如拙著《棘心》家书的某段“悬挂着的心旌，即刻放下了”，手民将“旌”字错印为“弦”字，说它通，它其实不通，说它不通，又好像能成一句话，这样则给予作家的打击沉重得更匪言可喻了。所以手民先生的文理顶好是通，或者就完全不通，半通不通的手民，每每自作聪明，强来与你合作，那情形是很尴尬的呀！ 一篇文章写成，可以给你以很大的成功快乐，但惨淡经营之际，那痛苦的滋味也叫人够受。哪一篇比较得意的文章，不牺牲你几晚的睡眠？不夺去你几顿饭的胃口？法文Enfanter一字是指“分娩”，同时也指“创作”。创作果然就像分娩，必须经过很剧烈的阵痛，婴儿方能落地。我们不要看轻了纸上那一行行的墨痕，它都是作家斑斑的心血哪！ 或者有人说创作既如此之痛苦，何以一般作家还死抱这个生涯不放呢？是的，这件事的确有点神秘。我想作家之写作都系受一种内在冲动催逼的缘故：好像玫瑰到了春天就要吐出它的芬芳，夜莺唱哑了嗓子还是要唱；又好像志士之爱国，情人之求恋，宗教家之祈神，他们同是被一股神圣的火燃烧着，自己也欲罢不能的。 选自《读与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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