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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以来，文坛真寂寞得可以；多产的变成了少产，少产的变成了绝笔。我想作家们生活不安定，当然是第一原因；而身处后方，想描写抗战情形，则苦于无话可说，想再照从前草木虫鱼，吟风弄月，又觉得太“有闲”，为这个时代所不许；想写点后方生活罢，则不适意者多，适意者少，写出来也觉乏味，于是大家只好沉默。我到四川乐山以来，整整过了两年半，只写了一二篇文字。除了上述三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属于我私人的：那就是我的文章原来要催才有。抗战后出版事业不如以前昌盛，案头没有编辑先生素稿的信，出了货，没有商店代你推销——有些店又拒绝牌号不同的货品，——于是我这个小小文艺工场，也只有关门大吉。 自从去年秋天，乐山遭了敌机的轰炸，有一个时期，市民是无日无夜生活于空袭警报里。一听汽笛呜呜吼起，我们这些吓破胆的市民，就各自拎了个小小衣包向城外狂窜。正吃饭时丢下碗，正睡在梦里也须一骨碌滚下床。黑夜里在荒郊旷野间摸索走着，踏进烂泥潭，跌在荆棘窝是常事。一家大小受了风寒雨露，回家发冷发热，还床债，增加医药费的支出，又是常事。尽管这样眠食无序，奔波劳碌，还不得不强打精神到学校上课，每星期替学生批改百卷以上的作文，你想我们过的这个日子。 时代既这么艰苦，生活的麻烦偏偏更比从前多，一会儿屋子漏了，一会儿烟囱又不通烟，一会儿女工来报楼梯霉烂了半截，恰才害她栽了个跟头。请匠人来收拾难于登天，而且发誓不替你好好地干，一件小小活计，定要故意挨上两三个工，教书之余，自己还得兼做木匠、泥水匠。中国家庭原少不得一个女仆，何况在一切都不方便的内地。但我到乐山两年，就换了两打以上的女仆——不是我换她，而是她换我。身体不好的借你的家养病，歇了工的借你的家歇脚，等她拣着了高枝，就毫不踟蹰地飞了过去。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大学教授也只好自己提了篮子上街买菜，太太只好穿了围裙，淘米煮饭、洗菜、煎豆腐。幸而抗战期内，那些所谓“身分”、“威仪”，大家都放马虎了，不然，这些粗人的勒掯更受不完而许多同事的家庭，的确为了这个问题，闹得焦头烂额。 物价扶摇直上，几乎一天变个样儿。从前同事们相见，还谈谈闲天，现在除了“米价”没有别的。家口众多的更叫苦连天，三月不知肉味的很多，全家吃粥吃杂粮的也有。况且生活上涨的事，是没有限制的。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最富于战争痛苦的经验，想起幼小时听见父老所谈的洪杨故事，和自己所读的历史上许多乱杂的记载，觉得这悲惨的劫运就要到来。在时代的罡风扫荡之下，能站得住的是另外一些人，我们这一类无用糠秕，是迟早要被扬弃被消灭的。但这些痛苦还是易于忍受，只须有希望在，便真到了我们所想象的痛苦最高峰，也心甘情愿。然而传来的战况，都很叫人灰心，敌人的刀锋，一天一天由四肢逼近心脏。虽说“最后胜利”的光明，仍旧隐约在我们眼前闪耀，而四周黑暗之日益浓厚，也无所用其讳言。我们所受战时生活的痛苦有两层：一层属于实际，一层属于精神。所以我们的神经个个都有点失常，非性情变成暴躁，则生活流于颓废。我既不能别寻娱乐之道，而让一颗心日夜搁在滚油里煎熬，也就不知不觉失去了从前的好脾气，变成一个毫无涵养的人了。 于是我想，若不想出个法子骗骗自己，混过这些讨厌的岁月，不死也得发疯。我从前就曾用“幻想”麻醉自己，屡次把自己从失望的环境里救回，现在何妨再来试试？今年春季，恰有某刊物来征稿，写了一篇《青春》，自觉文思尚不蹇涩，第二篇写的是《炼狱》，把两年以来我们这些教书匠所爱的琐琐碎碎的生活痛苦，发泄了一个干净，心里果然就服帖了许多。暑假三个月，除了休息个把月以外，差不多天天钉住那张小书桌写文章，长短共写了十余篇——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不过四五篇左右。写作的技巧虽还是没有进步，但十几年以来，写作的兴趣，却以这一季为最浓，朋友们都说我的作风改变了，一派幽默风味洋溢笔端，可以继承林大师的衣钵。这称赞颇使我有受宠若惊之慨。夫幽默虽为今之前进作家所痛骂，然在文艺境界中地位最高，岂予所敢望，况林大师亦非常人所能企及，我之所能写者亦不过插科打诨而已矣。不过说也奇怪，我觉得生活愈痛苦，写起文章来愈要开玩笑。这才知道老杜遭天宝之乱，饥寒颠沛，作诗更令人解颐；苏东坡谪贬惠州，常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那一类调侃自己的话，是具有拯救自己性灵和生命的作用的。不然，这两位诗人就很不容易从那不幸命运的掌握中挣扎出来。然则，幽默并非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倒是实际生活的必需品，于此可证，要骂还得先考虑一下才对呢。 半年以来，常常写文章，说笑话，不惟矜平躁释，百虑皆空，失去的信心也完全恢复转来，我坚决地相信，中华民族绝对不会灭亡，侵略者的失败，也是命运注定的。我的“预感”最灵敏，25年所写的那篇圣诞前夜三部梦曲，就预先替那猖狂的毒龙画出了它悲惨的结局。 搁开国家大事，再来谈谈文人们最爱称说的人生问题。前日偶读宾头庐为优陀延王说法经，有人为恶象所逐，逃入井中，下有毒龙，傍有长蛇，上又有黑白二鼠啮其所攀缘的细树根。在这样生死存亡迫于呼吸的当口，这人发见树上有一蜂巢，巢中有蜜，他竟忘其一切以口啜取。这段故事也见于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不过文字略有不同，毒龙不以喻“三恶道”，而以喻“生命”，又说是若翰圣人所述而已。故事所象征的意义很动人，但说这故事的东方圣人和西方圣人同样讪讥故事主人啜蜜的举动，我就认为有些不该。照他们之所叙述，则那个可怜人身陷于这险恶环境，确已逃生无路，他啜蜜固不免于死，不啜蜜也不免于死，以瞬息即将归于幻灭的生命，而啜取树头数滴之蜜，聊以自娱，我们似乎不忍再责备他吧。现在，我要把毒龙比作“生命的烦闷”，写文章等于“啜蜜”，我们要以蜜的甘露味，暂时忘记毒龙的压迫，佛家所谓“降龙伏虎”，也无非是象征着这个意思，这在我个人又算是一个小小“屠龙”的快举。 1940年11月25日原载《大风》82期，后由作者收作《屠龙集》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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