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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隋炀帝六年,有这样的一段纪事:诸蕃请入丰都市(东都的东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字如一,盛设帏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座: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给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市人惭,不能答。 聪明一世的隋炀帝,这桩事却做得异常笨拙。他不曾把那些“衣不盖形”的穷人统统赶出丰都市,终于留着破绽给那些“黠胡”看出。 但想不到过了一千三百多年,据说还有用着隋炀帝的老法子以欺骗外国人的。去年巴黎出版的《两世界杂志》载有Comte W . Kokovtzoff(姓名很陌生,大概是一位亡命海外的白俄?也许是一个波兰人?)所做的一篇攻击苏联的文章 (最近已经有人把它译成中文了),在《诳骗的宣传》的小标题之下,有这样的一段文章:另外一种宣传的方法,就是使外国人在专门的向导的严密的监视之下,在国内游览。在没有预备好给他们看时,就不容他们看到,不让他们走过可以看到贫困的真相的道路。 像这一类话,我在义愤填膺的英雄们的口头上,笔尖上,领教过不少次数。其实国家的贫穷和衰弱,不能用欺骗方法来掩饰的。一个国家里面如果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饥民,决没有方法把他们关在一起,而使市上不发见“衣不盖形”的穷人。一个贫困的国家,至多只能在招待外宾时拆去几个草棚,决不能建设起许多大工厂大电厂来夸耀他们的工业的发达。而况事实上我们知道,一九三三年俄国农产物的输出,曾搅乱过欧美的市场;而一九三四年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会员,正在鼓掌欢迎李维诺夫人席。我不相信一个“灾情特别严重,死尸就倒在大路上,食人肉是不用说了”(节录原文)的国家,会有资格去干预欧洲的国际事件。 所谓“黠胡”,他的“黠”的程度,原也依时代而进化的。 在一千三百多年前,“胡人之黠者”,只能凭一时的观察,暴露了中国大皇帝的“诳骗的宣传”;一千三百多年后的今日,“胡人之黠者”,便会假揭破“诳骗的宣传”之名以行其“诳骗的宣传”之实。历史究竟是进步的,不是循环的! 原载1934年10月24日《申报·自由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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