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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替陶渊明说话 读了曹聚仁先生的《从陶潜到蔡邕》，使我想起陶渊明。 我觉得因周作人而牵连到陶渊明，未免有点厚诬古人。在两年前我曾写过一篇短文，题曰《杂谈三则》：一 、检陶，检讨陶渊明也；二 、贬庾，贬责庾信也；三 、呵周，呵斥周作人也。在“检陶”里面，我的结论是：“像陶渊明那样的诗人，我们生在千载之下而又值社会亟变的今日，要学像他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觉得，如果看到现在某一作家的几篇小品文，因为里面不谈国家大事，文章也做得平淡而隽永，便恭维他，说他也很像陶渊明，那未免厚诬古人了。”但我得声明，这几句话并非对曹先生而发，我那时候并不知道曹先生曾说过“周作人从孔融到陶潜的路”这句话也。 不过我对于陶渊明的看法，多少和曹先生有点不同。这里我又要提到鲁迅先生。鲁迅先生说：“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 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的政治的。……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然而曹先生却不曾用别一种看法来研究陶渊明，所以他六年前说周作人要从孔融走向陶潜的路，而现在又说周作人“从陶潜转到蔡邕的路上去”了。其实周作人假使真走向“陶潜的路”，他是不会再转到“蔡邕的路上去”的。所以者何？因为真正的陶渊明，不是曹先生所说的陶渊明也。 现在让我们用别一种看法来研究陶渊明罢。 朱晦庵曾说过，“渊明诗人皆说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龚定庵也说，“莫信诗人（指渊明）竟平淡，一分梁父二分骚”。我们且把“陶集”翻开来看看，除了《咏荆轲》一篇已有人说他“露出豪放本相”者外，其他如赠《羊长史》诗，是在目睹北方失地收复（太尉刘裕灭后秦，时当公元四一七年）时候写的，诗曰：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十载外，正赖古人书。圣贤留余迹，事事在中都；岂忘游心目，关河不可逾。九域甫已一 ，逝将理舟舆；闻君当先迈，负■不获俱……。 你看他多么兴奋！又如《感士不遇赋》序云：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怀廉退之节 ，市朝驱易进之心。怀真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悲。悲夫，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吾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也。 又如《杂诗》云： 岁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感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又如《读山海经》云：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又如《荣木》第四首云： 先师遗训，余岂云坠！ 四十无闻，斯不足畏。 脂我名车，策我名骥， 千里虽遥，孰敢不至！ 从这些诗文里，都可以把渊明看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朱晦庵说，“隐者都是带性负气之人为之，陶欲有为而不得者也”。这句话说得有点对。 陶渊明做过镇军参军，那位镇军将军，有说是刘裕，有说是刘牢之，且不去管他，总之，后来渊明的归隐，是看不过军阀跋扈，自己又没有什么能力，不得已而出此的。正如焦循所说的，“自知不能益人家国，托迹于山溪林莽，以匿其拙”，“宜于朝则朝，宜于野则野”。在那一个时代，像渊明一 类人物，也有他的立足之点，我们正不必在千载之下多所非议。 是的，“我们欢喜陶潜之为人，多少由于爱好他的诗篇而来”。然而陶渊明的诗篇之所以千古不朽，到现在还为我门所爱好者，正因为他的高尚的人格与和平的性情，充分表现在他的诗篇里之故。王静庵说：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济之以学问，助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此屈子、渊明……等所以旷世而不一遇也。 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 以此之故，曹先生说“假使淝水之战，晋军败绩，东南半壁，毕竟不保，陶潜一流人是否依然隐逸下去，不做异族的臣仆，我实在不敢替他们写包票”。我却敢替陶潜写包票的。 我凭着什么敢写包票呢？除了上述种种，还有一个大保证，那就是陶渊明在刘宋篡晋以后，但用甲子纪年，不写刘宋年号这一桩事。你想，你看不起欺人孤儿寡妇的新朝，连新朝的年号都表示不承认，他会去做“异族的臣仆”吗？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桩事，就是有人以长沮桀溺比陶渊明，例如章太炎说：靖节自知饥寒相捣，然不肯变故辙以求免。……靖节 ，沮溺之伦也。于慧远之事佛，周续之之说礼，犹有所不满焉。 而陶渊明亦尝以沮溺自况，如说“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不幸长沮桀溺一流人，因为和孔子立异之故，一向就被所谓“儒者”所非议。然而我们如果看清了长沮桀溺所处的是什么时代，也许会得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结论来。那时候“君子”和“小人”两大身份阶级相对立，自厕于“君子”阶级的“孔夫子”，逢衣浅带，矫言伪行，游列国，于诸侯，在以劳动为生的“小人”们看来，是可耻的，所以长沮桀溺之流，有机会就要讥讽他一下。我们如果不站在统治者方面打官话，则沉溺之伦也何可厚非！ 话说得远了，赶快带住罢。总括说来，我以为我们尚论古人，千万不可以一时的好恶来评短长。如周作人之流，即使在六年前，也不能和陶渊明相比的。就是拿现在的周作人来比蔡邕，我也觉得对不起中郎。董卓诚然是一个跋扈军阀，然而他不是异族，中郎“以身殉卓”，不过是“遗玷千古”。玷者白圭之玷也。白圭之玷，尚可磨也。若为异族臣仆，而沾沾焉尚以倪元镇自况如周作人者，斯乃大辱，终身莫涤。 汉奸周作人之流且不论。但目前我们也不需要有陶渊明一流的人物，这一点我和曹先生意见相同。我在那篇《呵周》的短文里曾说过：“处于现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做保卫民族的斗士和出卖民族的汉奸，还有夹缝可钻，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吗？”然而事实上有许多知识分子尤其自命为京派教授的，却在到处找夹缝，找第三条路，他们有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不过在他们屡次表示瞧不起《抗战文艺》这一点上，一副尴尬的嘴脸，却有点令人讨厌。我以为与其有这种人，毋宁有几个陶潜，因为他至少对于世事还有点热情，不但“猛志固常在”，而且有时“终晓不能静”的。因为他只是“托迹于山溪林莽”，不是跳在半空中，肩起导师的大旗，挂着知识分子的标识，来向青年们说教。 选自１９４２年９月桂林文献出版社《骨鲠集》初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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